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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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刘庆昌     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撰《纪念碑铭》，说：“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恩不 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 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段碑文一则表达了清华研究院同仁对王国维先生的尊崇，也为后世的知识分子立下了人格的法律。这个法律，虽然是陈寅恪先生所立，却是历来仁圣气节的写照，正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陈寅恪不只是这个法律的执笔者，更是模范的履行者。1954年，国务院想请陈寅恪赴京任社科院中古史所长。先生回信说，若答应他两个要求就去，否则不去。一个是不学马列主义，另一个是不学政治。不仅是他一个人这样，必须整个所的研究人员全部遵循此原则。结果可想而知，陈寅恪先生最终在广东度过了最后的20年岁月。与不肖而乖巧的人们相较，贤拙的陈寅恪应该说是晚景凄凉。     回顾陈寅恪先生的往事，是因对目前知识分子短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强烈感觉，且以为当代中国学术不兴，学风萎靡，均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品格紧密相联。一说到目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问题，总有人们急不可待地表明种种不良现象皆为时势所造，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要生存、要发展，只好顺应环境，损失点人格，换来生存和发展的资料，他们不应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要指责就指责种种不合理的导向。这样的表白看似有理，实际上不过是为不肖而乖巧的人进行某种辩护。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更是自己的产物，因为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的单一的线路，人既会适应环境，也会与环境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而为了高尚的理想而与环境对抗。仅仅采取顺应环境路线的人，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说是乖巧的，对于群体精神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不肖的。     今日知识界，乖巧而不肖的人，已经不是少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可以见到很多不良文人，他们的共同的特征是，无所谓学术的品位和真理的追求，只要有利益，损失学问，不在话下，表演无耻，也在所不惜。由于我们的学术界存在着滋育不良文人的土壤，人们会发现，“不良”，的确可以换来利益，所以，“不良”也就接踵而来。倒是那些一身正气的学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乖张和另类，好像他们缺乏必要的灵活和宽容，你让他们到哪儿说理去？     最近参加了一个学术期刊的编者、作者、读者通联会，就目睹了以下珍贵的一幕：A先生说，该刊物之所以在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是因为20年来一贯坚持学术至上的原则，不跟风潮，不跟热点，始终注重所刊登论文的专业性和创造性，故而能独树一帜。过不久，B先生发言，认为该刊物在栏目设置上有点死板，对外界的变化反应不大敏锐，进而建议刊物可以设一个“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专栏。这时，A先生激昂地说道，“有这样的想法，纯属学术小人”。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冲突，实际上，A、B二先生并不认识，这显然是两种学术追求和学术境界的冲突。若就事论事，“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是需要纪念的，但一个纯学术的刊物，完全可以不问津这一事件。A先生后来的陈说，让与会者理解了他一贯痛恨那些在学术研究中投机取巧、攫取名利的小人。     若深究一层，A、B二先生的冲突，已经涉及到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问题。独立，并不是把自己从环境中孤立出来，更不是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而是具有不为环境吞噬的自持。这种自持是自尊的底线，而自持的境界随个体内在力量变化会有不同的表现。普通的知识分子能面对名利的诱惑，洁身自好，不失求真的追求，就是一种高风亮节；而那些能为世人典范的学术巨子，不止洁一人之身，还能开一代风气，就是圣人之德了。这样的圣人，一般是对名利淡泊，对权势敬而远之的人。有了足够的自持，说明有了自己的原则，这些原则，有主体性的人是不会轻易丧失的。应该说，一个人能够经受名利的诱惑，能够抵挡来自权势的影响，其人格就是独立的，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独立基本前提。     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主要要体现在他在求真道路上的纯粹性上，这可能是做学问的人最需要的，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最难具备的。我觉得，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会对环境漠然置之，但多会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距离。那些和环境融为一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的学问、人品，一般来说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人必然会从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名利，但他们留给世人的又必然多是垃圾。他们之所以成为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并不是他们的脑袋灌了水，而是他们的人格让驴踢了。不过，这世界也越来越奇怪，先辈们教诲的“要做学问先做人”，似乎在当代失效了，我以为并没有失效。现实中的不良文人，就不是为学问而在的，他们不做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凡大师，在成为大师的过程中，有谁不是人格上的健将，有谁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倒是有些大师因放松了“做人”的标准，从而失去了众人的尊重。     知识分子，以至所有人们的独立的精神，都是一种美丽。失去独立的人格，或有婀娜之态，却不会有挺拔之魂。杨柳之婀娜，在自然中也不失为一种美，虽有媚资，中有温柔；而人之为人，唯有挺拔，才是可敬的。挺拔则俊直，为人简洁而无枝蔓，为学敏锐而无旁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认识的道路上探径通幽。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经验是共通的，我所遇到的一流的学者，在人格上是没有瑕疵的，正如陈寅恪先生评王国维时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现在的人们动不动就称某个人为大师，实在是不谨慎，或者说太随意。不可简单、轻易地把名校的著名博导、教授，称为大师，他们的名，如果来自对于学科、学术的贡献，可以尊敬，如果仅仅因为他们身处名校，身居要职，就不值得尊敬。现实中的很多名人，好像是毕业于大学名人学院、名人专业的，只知其名，不知其贡献，实为可有可无，对他们还需要什么尊敬吗？     我知道，那些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任何时候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耕耘，他们是为学问和真理而在的，这也是他们能够独立自由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