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应当是教育学世纪

教师之友网

21世纪应当是教育学世纪

李泽厚  刘再复

刘再复：在《告别革命》中，我记录下您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下一个世纪需要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一次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其中心主题仍然是重新肯定人的价值，但主要不是从宗教的束缚中而是从机器（工业机器和社会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所谓“告别现代，返回古典”的意思。与此相应，您还提出另一思想，即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应当继续做这个题目下的文章。

李泽厚：这是个大题目。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加速度发展的世纪，是科学技术最广泛、最深入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世纪。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质量，使人类往前跨进了一大步。但是，科学技术也使许多人变成它的奴隶。人变成电脑的附属品，人被机器所统治。这恐怕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刘再复：人的进化与人的异化并肩而行，这是非常重大的现象。人不停地改善工具，二十世纪初人类绝对不会想到二十世纪末竟是电脑的世界，能够发明、使用电脑的人类和比仅能使用打字机的人类当然是一种进化，但是，人们也没有想到，人类制造电脑之后也为自己制造一种异己的存在，人变成电脑的附件，变成机器的奴隶和广告的奴隶。人的异化现象确实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这样，如何摆脱异化现象，就变成下世纪的中心题目。

李泽厚：异化是一个巨大的题目，但又非常具体。如何摆脱机器的支配，如何摆脱变成机器附属品的命运，这又涉及到“教育”这一关键。

刘再复：说下一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便是说，下一世纪应是以人为中心、以教育为中心学科的世纪。对于学校而言，更应当意识到：当今的教育是处于人类被物化、被异化的大环境下的教育。我很欣赏杜威讲的一句话，他说学校对社会潮流应当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即与潮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现在社会潮流是物欲压倒一切，是物欲对人的异化，学校对异化应有一种免疫力，即应有一种批判性的认知。我们的对话正是期望人类能从二十世纪的异化存在返回古典式的本真存在，即不为物欲所统治的存在。

李泽厚：人要返回真正的人，除了必须摆脱机器统治的异化，还要摆脱被动物欲望所异化，这两者是相通互补的，人因为服从于机器，常常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紧张、单调而乏味，因此，一到工作之余就极端渴求作为生物种类的生理本能的满足，陷入动物性的情欲疯狂之中，机器人就变成动物人。这样人实际上成了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就提了这个问题，但未展开论述。

刘再复：既走向机器，又走向动物，现代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可怕的钟摆式的生活，即在机器与动物之间摆动的生活，一面是异化劳动，一面是极端奢侈。中国也正在进入最奢侈的时代。如果只是在这两极摆动，人就不是意义的存在。

李泽厚：我说二十一世纪应当是教育学世纪，也是说应当重新确立“意义”，不能象二十世纪一味地否定意义，解构意义。通过教育，重新培养健康的人性，便是重新确立意义。

刘再复：二十世纪是一个否定的世纪，或者说是一个解构的世纪。在实践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机器便否定和解构了人，这是工具对人的批判；在理论上，则是另一种工具否定，另一种对人的解构与批判，这就是语言对主体的解构，也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真、善、美）的解构与批判。下一个世纪要恢复人的意义和尊严，就应当在理论上批判关于语言的绝对理念，既肯定语言的积极作用，又拒绝语言对意义的剥夺；我们既肯定是工具理性，又反抗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统治。

李泽厚：语言重要，但语言不是人的根本。语言是人不可缺少的工具，离开语言人就无法生存。人通过语言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多彩，但语言不能代替人本体。

刘再复：人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语言的结果。人的存在意义是自身赋予的，不是语言赋予的。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被历史所创造，这就是你所说的历史积淀，语言也是一种积淀，但不是历史积淀的全部。

李泽厚：不是根本。我一再讲的是两个本体，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通过制造工具而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这是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能靠它们的四肢，人则靠工具维持它的生存，这是物质本体。另一个是人通过各种生活活动使得自己的心理成长，人有动物情欲，要吃饭，要性交，这是人的动物本能但人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心理不同于动物的心理。人不仅和动物一样能性交，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会谈恋爱，这就不一样。而人的恋爱有非常复杂细致多种多样的情感，能通过写信、交谈、写诗、写各种文学作品来表达，即弗洛依德所说的“升华”。动物性的要求、感觉都会升华，而且因人不同，这就形成个体差异。这种心理通过文化（如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积淀，使人性愈来愈丰富，而个性差异也愈来愈突出。所以不仅是人的外部世界不断变化，人的内部世界也不断变化、丰富。我以为现代人的感性不知比原始人精致周密、丰富多少倍，所以我不赞成一厢情愿地盲目崇拜原始人、自然人。我不赞成卢梭。复杂并不是坏事。当年批判知识分子比工农的情感复杂，批判欣赏月亮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想，难道看月亮联系到大饼就是高超、优越的工农情调吗？

刘再复：这个世纪的语言哲学应当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们充分地意识到语言的中介作用，充分地意识到语言对人的制约。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人类的思维发展到二十世纪，变得非常复杂，许多新的复杂的精密思想要表达，往往受到语言的障碍。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世界各国、各地方的交流空前频繁，各种语言的翻译也是空前的繁荣。这个时候，就会更强烈地发现语言的误差和表达的困难，以及发现人被语言所支配的现象格外严重，积极的语言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后来他们把语言描述成人的根本，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创立了最后家园，甚至不是人去掌握语言而是语言掌握人，把语言的功能问题取代人自身的意义问题，这就陷入谬误。这就丢失了主体也丢失了历史本体，尤其是丢失了人的目的。人要向语言挑战，从语言的牢房中争取解脱，而更重要的是要向人的根本困境挑战，争取从机器的束缚中解脱。走过二十世纪，我倒感到还是康德的二律背反最深刻，黑格尔的“一”，导致对“本质”的追求和迷信，语言解构主义者竭力打破这个“一”，反对本质主义，把“一”打成碎片，这有功劳，但同时把主体打成碎片，把人打成无意义、无灵魂的碎片，则值得质疑。我觉得把历史、世界、人解释为碎片与解释为“一”的本质世界同样有问题，我们正处在本质被强调到极点与本质被粉碎到极点的中间点上，我想康德的二律背反倒是最有道理的，它分清不同层面，不同场合，在某个场合中，讲本质讲人的主体性是符合充分理由律的，在某个场合中，讲解构讲反本质主义也是有道理的。此时因为反本质反主体已走到极端，所以我们才重新讲人的价值和讲历史的根本。

李泽厚：我们讲主体性，讲人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是讲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在机器面前人失去自由，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去恢复这种自由？这里有一个如何争取自由时间的具体课题。科学在继续发展，人的工作愈来愈难离开机器。我们的办法不是去打碎机器，而是想办法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私人时间、情感时间。现在每个星期工作五天，将来要是能减少到三天，有四天的私人时间，人的价值就不同了。当然这里还要注意如何摆脱、克服社会机器、广告机器等等的控制问题。今天人的自由时间也常常被它们所左右和主宰了。

刘再复：文学艺术很注意自由时间，但这是主观上的自由时间。我们这里所讲的自由时间，应当是客观上的自由时间，即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自由时间。人首先应争取扩大、延长现实的自由时间，然后再在这种时间中展示想象，创造精神生活，创造真正的自由时间。没有现实的自由时间，就谈不上教育、文学，谈不上从容的性情陶冶。

李泽厚：现实的自由时间太少，一个星期有五天或更多的时间要作为机器的附件，这就意味着人还是作为工具本体存在着，或者说被工具本体统治着，只有到了自由时间多于工作时间，心理本体占统治地位，人性才能获得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和出路。

刘再复：学校教育的重心是培养人的健康的优秀的心理本体，而不是工具本体。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学校给学生太多压力，整天评比，整天计较分数，势必会误导学生去追求外在的虚荣和机械的作业，而不懂得从根本上培养学生对本学科的浓厚兴趣和高贵的心灵，那么教育就失败了。美国学校过于自由也过于放任，中国学校则太严太多压力，这真会把孩子们愈教愈蠢。

******************************************

答《凤凰周刊》吴婷小姐问

问：您最关注哪一个问题？为什么？
答：我最关注的是教育问题。因为近十年来，我觉得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在倒退，问题空前严重。首先是教育方针不明确。我一再说，教育的第一目的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性，而不仅是锻造生存技能和职业技能（这只是第二目的）。但近年来教育部门大做表面文章，追逐表面规模，追求经济效益，（现在又有以“投入产出比”来评价学校）盲目扩建，盲目升格，盲目设定各种指标，盲目招生，盲目追求分数，盲目评估，各种“竞赛”给学生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完全不知学生自由心灵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入围各级教育部门设定的“示范”，全校师生动员大搞假材料，到处找关系，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全社会大搞学历崇拜、学位崇拜、职称崇拜，完全不考虑人的品格与真实才能，“假、大、空、躁”四字横行校园，官场习气、商场习气严重浸染教育界。文革时期教育事业惨遭破坏，从“批判老师”开始，造成了一代的破坏性文化性格（目空一切、不知谦卑等）。现在从“弄虚作假”开始，正在形成一代世故性文化性格（善于敷衍，不知正直与创造），甚至连幼儿园和小学生都学会送红包讨好老师，从小就染上恶习，充当风气中人，真是可怕之极！

问：2010年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一个问题？为什么？
答：还是最关注教育问题：因为我把20世纪视为语言学的世纪（机器的世纪），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培养人的世纪）。教育学应是本世纪国家建设事业的中心课题，更是人文科学的中心课题，它决定着中华民族将来的前程与面貌。除了这一大道理之外，我还要特别关注很值得怀疑的“免考推荐”（由中学校长推荐）新政。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曾废除考试制度，改变“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的优良传统，实行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度，结果造成文化教育的灾难。推荐制度势必造成后门交易的腐败之风，势必造成学生的乖巧品格（迎合推荐主体的驯良标准）。势必造成选拔人才基本规范的混乱。教育界重建免考推荐制度，是进步还是倒退，我将拭目以待。

                                          刘再复

2009-12-19于美国

教师之友网

我的教育观

                              ──为安徽铜陵三中师生所作的讲述

刘再复

    我和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曾提出一个观点，说二十世纪是个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个教育学的世纪。教育学将是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二世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心学科，所谓语言学世纪，就是工具的世纪，就是机器的世纪，就是人被异化世纪。所谓教育学的世纪，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纪，以塑造全面、健康、优秀人性为基本使命的世纪。

    现在，全世界的教育共同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便是不知道教育的第一目的是甚么，李泽厚先生和我则明确地指出，教育的第一目的是孔夫子所说的“学为人”，是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灵魂质量，而第二目的才是培养学生的生存技能(职业技能)。可是现在许多学校都把第一目的和第二目的颠倒过来，把生存技能变成教育主要目标，把主次先后搞错了，韩愈在〈师说〉里面提到教育有三个功能，即传道、授业、解惑。现在许多学校忘记了传道(不是形而上之道，而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是教育的第一要义。我在美国二十年，发现美国的教育只有两维，即只有知育和体育两维，没有德育一维，美国人自己辩护说，我们的宗教教育就是德育，但我总觉得没有德育是很大的缺陷。中国的传统教育其好处是具有三维，即德、智、体三维，可惜，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用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取代德育，则仍然不能解决怎么做人的问题。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多次担任客座教授，听课的多半是理工科大学生，他们觉得学文化与职业技能无关，所以兴趣不大，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大学里面读了三年四年的书，毕业后走出大学的校门还不知道人生的根本是甚么。

    我从东方到西方，又从西方到东方，发现教育有两个极端，一种是美国的教育，他们以杜威的教育思想为基石。杜威的教育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学校如社会，所以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大门，非常开放，有驾驶执照就可以到图书馆里借书，课程相当轻松，基本上是上午上课，下午唱歌打球，这种教育的长处是有利于学生身心的自由发展，缺点是往往过于放任，缺少严格要求。另一种极端是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强调的是师道尊严，对学生严格要求，甚至是填鸭式的教育。这种教育的长处是能给学生打下较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做人的基本规范，缺点是往往会压制学生的自由心性，把人教蠢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比较靠近杜威，但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危机。现在则回复到传统教育模式，但因为分寸掌握不好，盲目追求数量的优势，盲目追求表面文章，又给老师和学生造成太大压力，这种倾向也是值得注意。香港的教育恰恰是接受上述两种类型的短处，问题特别严重。

    我个人主张吸收美国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的长处，对学生应当有严格要求，特别注重基本知识(知育)和基本规范(德育)的教育，同时又要注意保护学生的自由心性发展和身体健康。我认为学校的基本使命是培育学生的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健康，而身体健康和灵魂健康是互动的。

    我特别欣赏前辈文学家兼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他的思想核心，概括地说，对学生应当施行农业式的教育，而不是工业式的教育。所谓农业式的教育是自然的、顺序渐进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所谓工业式的教育是过份人工的、刻意锻造的、急功近利的方式。我又特别崇敬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他在德、智、体等三维教育结构中又增加了美育一维，这一维极为重要，他可以给学生提高人生的境界。尤其宝贵的是蔡元培先生又是二十世纪最卓越的“神瑛侍者”(《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前世的名字)，他超越政治地保护各种人才，欣赏各种类型的知识美和灵魂美。好的教育者都应当具有蔡元培先生这种兼容并蓄的“神瑛侍者”的人文情怀。我今天给铜陵三中的老师和同学们讲述“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就是为了倡导这一种人文情怀。

    谢谢铜陵三中的校长、副校长和老师、同学们邀请我来这里作演讲，给了我一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教师之友网

因为近十年来，我觉得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在倒退，问题空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