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韶荣：像余映潮那样学习余映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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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余映潮那样学习余映潮——走近余映潮老师（1）
    英桥初见余映潮老师，通州再见余老师，大师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耳畔回荡。现在，当我读到余老师的以下文字的时候，我的视线凝滞了：“我用我的耐力，塑造着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二十几年的教研工作；荆州市初中语文五支教研队伍数百弟子的培养，连续16年的荆州市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研讨会的召开；23年的荆州市中考语文命题，千余节的听课记录，几百节课的教学演示；坚持数十年的资料性阅读，无法计算的资料目录索引的积累；几尺高的写作手稿，1200多篇长短论文的发表；《中学语文教例品评100篇》的问世，《余映潮阅读教学艺术50讲》的出版；成百张粘贴在书柜和墙壁上的“任务”纸条，四五双因冬天打字而破损的手套；十几部书稿的编纂，几十个专题讲座的准备；上百套各类语文试题的编拟；几乎没有休息过的节假日，从来不请假的工作记录……这一切都显示了我生命之力的坚韧。坚持着，坚持着，坚持着；学习，工作，创造，这就是‘智慧’。”
    面对这二十来行文字，我除了慨叹就是惊叹，除了敬佩就是敬仰。
    如果能将大师比作一棵大树，那么，我们该是什么呢？可以是蜻蜓蝴蝶，嗅一下芬芳，抑或是小鸟，栖息一下枝头，便匆匆飞去，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也可以是小草，在远处观望，欣赏。最好是当一名松鼠，不仅远观，还走进，爬到树身上去近观、触摸，零距离接触，甚至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如何学习名师呢？余老师告诫我们：“要落实在‘体会’之上，要尽可能地形成一些文字的书面的研究结果，这不仅仅是从理性上提高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学到一些‘真东西’。”他还说：“向名师学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就能解决问题的，他同样地充满着艰辛劳苦。”特别这最末一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说得这么重。看来，我们学习余老师，万不可走马观花，而要下马赏花。倘能如此，方能由走近余老师，进而走进余老师，最终走出余老师,造就一个新我。
转益“百”师是汝师——走近余映潮老师（2）
    每位名师的成长期，大抵都有过广泛求师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非常认真的过程。辛勤采得“百花”，方可酿成佳蜜。余映潮老师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极深的，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自述：“很多年前，我不仅有研究胡老师的专题目录卡片，还有于漪、钱梦龙、魏书生、宁鸿彬的专题目录卡片，还有对张建华、章熊、黎见明、洪镇涛、徐振维、陈钟梁、蔡澄清、陆继椿、鲁宝元等名师的研究纪录。特别是上海的一批名师，可以说是被我“尽收眼底”，即使是上海本地的老师也没有像我这样研究过他们。在我的卡片上至今还有他们的名字：沈蘅仲、何以聪、鲍志伸、周其敏、陈亚仁、戴德英、卢元、钱蓉芬、俞达珍、何念慈、潘鸿新、方仁工、吴侃、陆军、火观民、梁康华、金志浩、杨墨秋、邵愈强、朱乾坤、过传忠、冯志贤、董金明、居志良……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何等雄奇壮丽的队伍啊；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何等才华横溢的队伍啊！”（见《听余映潮老师讲课》华东师大出版社可惜在《余映潮讲语文》一书中将上述这段话删去了。）
    我是先读了《余映潮讲语文》中《名师跟踪式研究》一文之后才读到这段话的，所以感受更深。原来只知道他对胡明道老师有精深的研究，但对余老师如何研究国内整个中学语文界的情况并不了解。当我回味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不仅相信，且坚信肯定他是这么做了，一定做得很细致。
    余老师的这种研究名师的方法，我觉得对一线老师来说还是可行的。我也有一点体会。我与余老师的经历大致相同，都是先当农民再当教师和教研员的，不同的是，他先下放农村5年，再从教（28岁-35岁）7年，后来就一直在教研员的岗位上直至退休，50岁起走上讲台，业余上示范课，研究课堂教学艺术。而我是回乡务农3年，再从教（26岁-37岁）11年，后来一直担任着教研员，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深有体会。我从教的初年，也曾做过余老师所说的类似工作。在我的笔记本上，至今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记录：教育家索引、中学语文名师索引。余老师所列到的名单多半我也有记录，一一标明着他们任教的学校，一共有200多人。这些名单都是平时阅读语文期刊时一个一个慢慢积累起来的。它的好处是让我知道该去追踪谁，可以“少走好多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少走好多羊肠小路，少走好多走进去又退回来的路”（余映潮语）。我曾在《江苏教育报》（1994年7月6日）发表过《我也曾经追过“星”》，在《中国教育报》（1997年2月4日）发表过《收集信息乐此不疲》，二文就是谈的对当代名师的追踪问题。我不知道余老师当年是如何做着每位名师的资料档案的。我的这份档案还做得比较粗，只是在阅读这些名师的文章时格外细心一点，做一些摘录。我当年追“星”运用的是比较“笨”的办法，现在上网搜索，效率高得多了。余老师提出“名师研究是一种前沿研究”，我以为此言极是！
    诗人杜甫有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青年教师而言，这“多师”的数量当然是无可计量的。有了多师的滋润，然后“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我怎样写起小说来》），合成的这“一个”，就是一个“新我”，一个成熟的“新我”，一个具有爆发力的“新我”。
深度地追踪名师——走近余映潮老师（3）
    学习和研究名师，不仅要博采众长，还要由博返约，聚焦几位长期跟踪学习、深入学习。余映潮老师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在众多名师中，余老师自有他的钟爱。他对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几位名师都有深入的研究，尤以本省的胡明道老师为最。他曾说过这么一件事：“1997年春，武汉市教研室在武汉市第14中学召开著名特级教师胡明道老师的教学艺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有一个近两万字左右的长达两小时的发言，话题是‘胡明道老师教学生动的艺术’。胡老师很认真地听、记我的发言并在发言结束后立即问我：‘余映潮，你讲话的这些资料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说：‘我有专门研究您的卡片呢！’事后，我给胡老师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过去了，那上面有她四十多篇文章的目录及出处——这份目录，连胡老师自己都没有。”
    余老师在《名师跟踪式研究》一文中专门以研究为案例，花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如何对个别名师展开研究，他从三个角度予以说明：（1）宏观的评述。他说要研究胡老师，要从她的教学思路、提问设计、品读教学、学法点拨、课堂调动、文体教学、教材处理、思维训练、教学语言等的艺术全方位、立体化地研究；（2）中观的评析。如创设良好的语文学习的心理环境、活动环境等；（3）微观的评点。就胡老师执教的某节课进行剖析，细化到教学环节、教学细节等。在对名师的研究中，余老师还总结了好多有意的经验，比如名师研究贵在深入，贵在品味，贵在提炼。如何去做呢？他总结出了收集、收藏、摘抄、观摩、评点、跟踪、评说、综述、比较等方法。他还提出对名师的研究要落实到“体会”上，要尽可能多地形成一些文字的书面的研究结果，这才能学到一些“真东西”。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向名师学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就能解决问题的，它同样地充满着艰辛劳苦。”
    余老师的这些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去体味和实践。回顾自己的从教历程，许多方面远没能做到余老师那种高度和深度。如果当初能早一些得到这些指点，进步会快得多。我年轻时也默默地摸索过。
    我特别心仪语文教育家叶圣陶老人，他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以及他的传记、年谱都是案头书，有空就翻翻。有一次读到他青年时代写的教学日记（见《新文学史料》）如获至宝，在反复阅读的基础上写成《青年教师时期的叶圣陶》后发表在《语文学习》1984年8期上，这对我鼓舞很大。就因为这篇小文章，后来陕西师大《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的主编还推荐我加入了全国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中心，荣幸地参加在扬州召开的成立大会。
    我对于漪老师非常敬重，她的著作只要能买到我都会设法收藏，如《语文园地拾穗集》（1990年赠书）《语文教苑耕耘录》等。她的激趣法、激疑法对我影响很大。
    我对魏书生老师的日记教法情有独钟，我从一开始教学从成了他的铁杆“粉丝”，不管是起始年级还是毕业班，无一例外都要指导学生写日记，这一教法一直延续到我当教研员倡导全市学生都来写日记。他的《心灵的轨迹——魏书生日记选》（沈阳出版社）和肖琪坤著《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北京教育出版社）成了我的常读之书。
    我对张孝纯老师提出的“大语文教学观”，反复揣摩，心领神会。我这几十年十分重视抓课外阅读和热心文学社团工作，就是受了他的启发，如此等等。
    从余老师对名师的研究中我们获益良多。是的，我们研究名师不仅要了解他的现在，他的课堂教学，他的教育事业，还要了解他的过去（可惜名师的传记太少！），他的“课”外，他的业余生活（名师的教学日记之类书出版太少！），要舍得下苦功夫，这样方能真正学好他，学到“真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