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风:骂骂梁文道，过过七夕节

管季超0712

叶子风:骂骂梁文道，过过七夕节

本来早不想骂梁文道了。前两天，我的炮友揪着我的胸毛说：“你就别骂他了，他长得没你帅，个子没你高，信了佛后也不出去滚，性生活肯定比你少。算了算了。”想想也是，骂多了显得我不大度，真的就像我的某网友的前任炮友说的，“刻薄又太有想象力”。可是，刚才如厕，突然想起梁文道的那番话，实在憋不住了。吾爱形象，更爱真理。反正姣婆守不了寡，豁出去了。     梁文道这篇文章叫《GUANXI》。一开始，他就模仿了我的写作方法，先吹牛。他说自己“很多年前”就预感到了“力拓案”。这语气很明显啦，死左仔，他幸灾乐祸地站在了政府权力一边。然后他假装天真起来，说自己是看了一本英文书《GUANXI》，这才发现原来外国人眼中，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秘诀是“关系”。这话说的太纯情了，就像新郎在洞房时突然说：哇，娘子，原来鸡鸡可以竖起来呀。梁文道在海外央视多少年，就GUANXI多少年，他居然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大陆最重要？！有一次，他还在演讲里说，凤凰卫视不许他赞美党，所以他就一直奉行小骂的路线。一个连“赞美”都能出卖，用来塑造自己客观公正的形象，为组织之“关系”所用的人，他反倒去嘲弄外国人入乡随俗，来中国搞“关系”？     其实，梁文道虽然奉旨不赞，但是也从来不骂。他最爱骂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全球化”以及跨国企业。这都是西方左派最热衷的话题，以此显示自己有良心，处处在为弱势者伸张正义。但左派往往就是这样，为弱势者说话，却在为强权者办事。这是有悠久传统的，像萨特之流，当年“对抗”美帝主义的同时，就站在了苏联的一边，为其罪恶粉饰，煽动学生上街，散布谎言蒙骗大众。这个年代同样如此，那些西方的新左派们攻击以色列，不惜站在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一边。梁文道一样，他的工作单位是国家在海外的宣传机构，他的赚钱场所是受到国家严密管制的市场。无论是电视还是图书，在中国都是强权的势力范围，被完全地垄断，被严格地审查。但这个梁文道，一个已经进入体制的香港人，他自己享受着“关系”的好处，却把矛头指向了那些最多跟他一样有“关系”的人。而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他们是外国人，代表了“跨国集团”，但梁文道顾不得了，他选择了让民族主义者兴奋莫名的批评方式：     “中国商业腐败事件里头起码超过一半是和外企有关的，不少跨国集团都牵涉在那些案件之中。可见外国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外国的商家更绝对不是天使。但是中国人却往往惯于某种对立批判的思维，为了指斥自身的不是，时常过度强调他者之美善。例如新闻报道，大家总以为只有我们的媒体不客观不全面，于是就夸大了他国传媒的独立与求真；最后知道外媒“原来也有偏见”，接着就极端地彻底否定一切外媒的报道。     贪污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近来接连几宗大案让一般百姓大开眼界，发现外国公司一样会贿赂，而且还很懂行情地贿赂公务人员。但是你千万不能简单地推论这是中国把他们教坏了，污染了他们单纯的灵魂。事实上，许多声名卓著的跨国企业都有跨国贪污的丰厚经验，在腐败问题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留下劣迹斑斑的记录，乃至于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这是牟利企业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为了打击对手，为了取得市场，它们一定会见缝插针地寻找一切可乘之机。”     梁文道太蠢了。我想，这是一条基本的常识了：没有政府管制，就不可能有腐败。有了政府管制，企业就必须因应政府的索要而做额外的支付。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支付给政府机关，还是支付给政府官员，都是成本。这是用钱来购买交易机会。所谓行贿，无非就是私下拿出一部分给了官员，为了得到交易机会。这对于政府来说是贪污，但责任不在行贿者、不在企业。因为没有政府官员的索贿，也不可能有企业的行贿。反正，政府都管制了，有了必须支付的成本，企业没有理由更喜欢帮助官员贪污，而不愿意交给政府。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管制本身就是掠夺，而掠夺的制度总是滋生贪污。市场是交换，一手钱一手货，或者货货交换，很公平。但在政府管制之下，市场被设置障碍后，政府成了纯受益者，企业就成了纯损失者。显然，这种情形下的贿赂，行贿者和受贿者的责任大不相同。罗斯巴德曾经非常精辟地说道：“行贿者并无不法之处，受贿者才多有不法。在法律意义上，应该存在支付贿赂这种财产权，但不应存在收受贿赂之财产权。只有受贿者才应该被起诉。”罗斯巴德还批评那种认为行贿者“腐化了”受贿者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梁文道的这套说辞。他说，“如此一来，便否定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每个人须对自己行为承担的责任。”     图洛克也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同样认为赋予“腐败”太多道德含义没有必要。他是从“寻租”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寻租”是政府造成的，要消除它很简单，政府要小，不干预市场。他来过中国，也比较过中国和美国的“腐败”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太大，设置的特权太多，腐败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避无可避。图洛克反对“寻租”，认为这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但是他也发现，在政府干预已经制度化之下，企业用“行贿”等方式获准交易，有效配置资源，降低了租值的消散。可以说，“行贿”的企业有功，因为他们用最节省的方式越过了政府设置的障碍，也有效利用起了正在被政府官僚机构浪费掉的资源。政府一直坐享其成，但这些企业可是付了代价的。     或许有人会说了，这些“行贿”的企业获得了交易机会，就等于挤掉了别人的机会。但是这不是企业的责任，还是政府管制所造成的问题。企业没有权力阻止别人进入市场，只有政府才有。万恶之源，就是政府。政府没钱花了，端着枪，拿了路障往路上一摆，就让人留下买路钱。从这个角度看，行贿的企业同样是受害者。可是梁文道却说，谁让你们企业本性贪婪，为了追求利润，非要通过这条路。这就是好人梁文道？为拦路匪说话的反而是好人？     最可笑的是，梁文道为了证明自己正确，竟然也使出了“外国的月亮总是特别圆”这一招。他说，“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其实，欧美人不是天使，他们的法律当然也不是圣经。政府胡乱立法，恶法丛生，也一直是欧美国家面对的问题。“规管海外行贿”破坏的是企业的财产权，不是正义，而是借正义之名的侵犯。这是恶法，为了制止罪恶而惩罚了受害者的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