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诗人忆明珠手札摭谈

管季超0712

张瑞田：诗人忆明珠手札摭谈


对当代诗坛稍有了解的人，对忆明珠及其作品不会陌生。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诗，在贪婪阅读当代诗人的作品时，我记住了诗人忆明珠的名字。

忆明珠挺独特，他不是那种春天来了唱播种，秋天到了说收获的诗人，也不是怀揣两首政治立场决然不同的诗作，择时抛出，像投机者那样，随行就市，获取干禄。

董桥说“中年是下午茶”，当我的“下午茶”饮至中途的时候，我看到忆明珠的生命乐章再次高奏起来，他以手札集《抱叶居手函墨迹》（青岛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审美的回归和文化的守望。诗歌、散文随笔、手札描摹出的飘逸、深邃、凝重，让我在一位当代诗人的身上，看到了文化的思考和文人的使命。

《抱叶居手函墨迹》是现代手札集，所收录的是忆明珠2000年至2007年的手札，均为白话、毛笔。

何以说《抱叶居手函墨迹》是现代手札集？手札是中国传统的书信，也称尺牍、手简。成熟的手札，是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它建立了一套谨严的长幼尊卑的礼仪，规定了文辞的特殊含义，彼此恪守着心心相印的表述形式和时间概念。传统读书人的精英意识，对传统手札的繁缛格外青睐，于是，我们在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中读到的手札，无不是文采斐然，涵义深致，笔墨精妙，自然成为中国文学与书法的经典之作。

忆明珠作为当代作家，当然依靠现代汉语。那么，忆明珠的语言选择，也自然落实在他的手札写作上，《抱叶居手函墨迹》中的手札采用现代汉语就是他的别无选择了。

忆明珠是作家、诗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他的手札中追寻历史事件，应该耐心、细致地跟随那支倔强的毛笔，深入一个诗人的现实生活和情感深处。《抱叶居手函墨迹》是忆明珠近年来手札的总汇。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没有停止思索，他以健康的人格保持着与朋友、家人，报刊编辑的往来，以对中国文化负责的态度，写下这些毛笔手札。忆明珠在致刘延銮的手札中说道：“我之所以坚持使用毛笔，只因觉得中华千百年来文化之发展、维系，始终与毛笔联结一起的，所以当电脑书写兴起之际，我却将毛笔握得更紧了！”

将毛笔握得更紧了的忆明珠，在手札中显示出悦目的光辉。首先，这是贴近忆明珠日常生活的表述，既有家长里短，亦有抒怀言志；既有说诗衡文，亦有刺世忧民。我们看看写手札的忆明珠是如何理解手札的。在致李仰华的手札中，忆明珠写道：“从你所书赠我的那篇文章看，你的钢笔字已达到书法水平，如现时尚有当时的手书文稿，宜作‘传家宝’，珍贵留传子孙，后人很难写出这样的字来了。电脑之兴，竟造成中国书法传承之厄，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其实，中国书法传承之厄，电脑仅仅是一个环节。政治体制与文化心理的绝对性因素，才是书法式微的根本。

“电脑之兴，竟造成中国书法传承之厄，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尽管如此，忆明珠坚持毛笔书写，他试图复制中国传统文人的工作习惯，把生命中的诗文，通过毛笔写出来，把生活中细微琐事，通过毛笔记录下来，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通过毛笔表现出来。一支毛笔，一种陈述，构建了忆明珠迥异于当下作家、诗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国文化的常态，却是现实世界的“另类”。致朱亮的手札，忆明珠表明了这样的人生态度——“暮春之际，蒙惠赠京口信茗，不胜铭感之至。我别无所好，清茶一盏，唐诗一卷，其次则笔墨纸砚而已。仅此数事，亦足以耗我平生也。”致唐吟方的手札，忆明珠又说道：“第二封信寄来的你那篇介绍我一封书简的文章，题为《不肯红的花》，其中你对我当年的弃硬笔而换用毛笔大大张扬了一番。那时确有点想法，但其实还是因为我对毛笔‘情有独钟’的缘故吧！现在正流行电脑，可以想知我这个‘顽固分子’更不会去亲近这玩意。有人给我信，不但信的内容，连他的名字都用电脑敲出来，我觉得此人立时跟我拉远了距离，他不知道笔锋是最善于流露感情的。”

《抱叶居手函墨迹》中精彩的篇章应属忆明珠写给作家朋友刘祖慈、沙白、唐吟方、刘章、宫玺等人的手札。忆明珠与同道书信往复，自然勾起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对自己的反省和认知。

诗人丰沛的情感需要落脚点的，需要输出和反馈的，所谓“宝剑赠给英雄，红粉送给佳人”是也。忆明珠的手札基于这样的姿态，自然规定了忆明珠手札往复的世俗意义和文化属性，而不是文化名人的做作，更不是清高者的呓语。尽管这种做作和这样的清高在当今中国俯拾皆是。

原文刊发于《书法报》

管季超0712

作家与书法文化

文学与书法有重要的交互作用，文人书法作品中名家颇多、佳作纷呈，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国内文化界重视的书法文化现象。
中国书法艺术是国粹，围绕书法艺术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出了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文人书法有着独特的价值，自古以来，文人书法与匠人书法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文人书法在很多情况下固然不如书史上的碑帖一样规整，但因其独特的个性、深藏的情味、别致的意趣，使之成为一种更为特殊也更具性情的书法，其艺术魅力不在一般书法家之下。古代的文学巨匠中书法大家暂且不论，现当代中国作家与书法文化的亲缘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如鲁迅先生的书法萧散中寓整饬，严肃中有放达，亦温亦峻，墨趣深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最有旧时士大夫的心象。钱锺书先生的毛笔字在流利连属中有深婉的内容，读他写给别人的长信，整幅观之，尤有幻象吐芒、沧海生波的气韵，仔细嚼之，则又似可品出那消愁舒愤、忧患漠漠的精神理念来。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和书法大家的郭沫若与中国书法文化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尽管人们对郭沫若的人格或晚年言行多有批评，但我们在实事求是地探讨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时候，自然也应关注他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密切联系。郭沫若对文化信息融会贯通和趋向创造意识是很自觉的，其成就也相当辉煌。书法文化仅仅是他不经意间酿成的文化大餐而已。然而在这方面他却能够经常给人带来惊喜，带来超乎现实政治功利的审美愉悦。他的书法作品，包括某些题字（如“黄帝陵”、“荣宝斋”等），都神完气足、特色独具，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当然，郭沫若的书法作品从量上看是很多的，从质上看也参差不齐，由于时代和心境等方面的原因，郭沫若的书作与其写作一样，也“呈现出了十分纷繁的状态：有遵命之作，有应酬之作，也有游戏之作；有用力之作，有得意之作，也有不满之作。这些作品，有颂扬，有歌唱，有想象，有抒情，有暗示，有影射，有讽刺……”总体看郭沫若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很杰出的，而他与书法文化更多方面的关联，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本身是书法家的是一类，本身不是书法家的是一类，而处于这二者之间的还可视为一类。每一类中有不同的情况。如同为学者型书法家，其书法艺术成就不等就是很明显的事实。郭沫若的书法艺术较之钱锺书的书法艺术肯定成就要大一些，而总体看女作家的书法艺术就比不过男性作家。
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们大多注意向其他艺术形式寻求借鉴。思果先生在《“文从胡话起，诗从狗屁来”》（《万象》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文学是艺术。书画、音乐、戏剧对文学有帮助。中国的名伶都学写字、画画是有道理的。我极主张文人学唱歌、弹琴、写字、画画。文学家有这些滋养一定得益。苏东坡诗文、书、画皆是头等，黄山谷不但诗好，字也写得好极了。少年作家大可在音乐、美术方面下点工夫。我虽然不才，写字和唱京戏倒有点修养。此外，我也主张人多多运动，因为写作是要用精神的，精力太衰，任何事做不好。”文学创作与书法的联系应该在思维、形式等方面还有更多的表现，相关的探讨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当今社会似乎进入了“文化苦旅”时期。时世的翻新，生存状态的渐变，塑料制品和机器操作大行其道，艺术产品也忙不迭地向消费靠近，艺术工具更是力图造成种种方便，能写几个像样的毛笔字的，也只是少数罢了，圆珠笔、签字笔无孔不入。毛笔的时代过去了，但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批执守“文学依然神圣”观念的作家和坚认“书法依然美好”信念的文人，如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对书法的执著对广大作家无疑会起到引领作用，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学术的支撑，也是理性、良知的代表”的文人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书法文化的灵魂和旗帜。
  （摘自2008年6月19日《中国文化报》 李继凯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