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范美忠（转自梁鞋鞋）

管季超0712

我所认识的范美忠（转自梁鞋鞋）

我经常耽于古人的一些句子，突然之间就会出神。这些句子盘踞在我的身体里面里，就和我的心肝脾肺搅和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开。比如想到“手挥五弦，目送归鸿” 一句，世界就异常开阔起来，一切都显得遥远而舒缓。还有一次，是想到了“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一句。这一次我是站在讲台上，面对53名高中生，突然想起范美忠长久没有给我电话了，于是很想他。 　　　　 　　我常怀疑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古典幻象，但是我能捕捉到其中的细微感动。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似乎跟外界失去了任何联络，多少年来他孤寂的生存着，就跟周围任何一个人一样。我经常庆幸，我觉得我的精神背景异常开阔，很多人站立着，他们的站立本身便是力量。这便是我的信靠。他们有的著作戳在我的书架上，有的组成了我切实的生活。邓晓芒在自述治学生涯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常叫我心动：我想，我应该独自上路了。心动归心动，我发现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没有强大的我执。我需要这些促我站立的力量。   一、 网友范美忠 　　　　 　　　　一般大家乐意见的，多是异性网友吧。我很失败，上网多年，第一个见到的网友却是范美忠。范美忠架着厚厚的眼镜，光线似乎都无法穿透，他从广州飞来绍兴，为了跟我争论几个问题：钱钟书是不是两脚书橱，王小波意义何在。时间是2002年5月。 　　　　 　　　　2001年左右的新浪论坛读书沙龙有很多读书人在，也有很多喜欢玩的人在。我差不多跟范美忠同一个时间来到这个论坛。不过那时候范美忠确是一个讨人嫌的家伙，第一他喜欢辩论，有一种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辩论精神。其次，他动不动就讲北大，夸张的说，就有“兄弟在北大的时候”的味道，不过他倒不是因为毕业于北大而吹牛皮，他再三强调他鄙视北大。后来作证的是他的一篇引起轰动的长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很广，不过我倒觉得未免有些刻薄。后来范美忠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人的认识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决不是范美忠最后的意见。还有就是我一度认为他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他能够理解到问题的一个层次，如果别人不能理解，他就觉得可笑。这一点后来我们相熟了，才明白，这是一个只为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活的人。他的不通情理，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居然要去通情理。我想这也是他毕业以来不断流浪不能停止的一个原因。 　　　　 　　　　最初的搭话大概是因为一个关于鲁迅的问题，我读完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觉得很不错，便推荐范美忠不妨去一看。范美忠回答很不屑，觉得这本书很一般。我觉得奇怪啊，李欧梵，那是大师啊，居然是垃圾，范美忠未免也太狂了。 　　　　这样的争执有过好几次，还有一次是因为王小波。王小波曾经给过我很多启发，可以说我一直是他的拥趸。而范美忠对王小波也是不屑的。我们两个争论的帖子写了不少，但无论如何，范美忠的狂已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喜欢恬淡从容的文字，又有些古典精神，写文章不免引用别人的话。范美忠便说是“文抄公”、 “掉书袋”。如是者三，我便生气。我写了10000多字节的文章骂他，标题是《自大、偏执、好为人师：范美忠额头的三个印记》。写完很高兴，我期待范美忠跳将出来跟我辩论，我要好好的对付他。但是很奇怪，这次老范没有什么剧烈的反应，大出所料。他说以后有机会见面讨论。我多年上网的经验，网上的争论，到后来多不能继续，而流于互相攻击。我倒是一直在守护这条底线，尽量只对这件事情本身发言，而不涉及人身攻击。批范美忠的文章尽管也比较刻薄，但我自忖没有恶意。 　　　　 　　　　飞机是到萧山机场的。没见过面，我们约好，美忠手里拿一本林贤治编的《记忆》，就可以辨认了。但是范美忠没有捏这本书，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后来我想是不是读书人身上都有那么一种气息，这种气息是可以叫人由陌生而亲近的。                刚下飞机，没有客套，范美忠的第一句话是“王干不行啊”。范美忠飞机上在看一本王干的《边缘与挑战》。于是我们的讨论就从当前的中国文坛开始。这场对话持续了3天。我在绍兴租住的地方是一处陋室，夜已经很深，我们的谈兴依旧很浓。范美忠斜倚在床上，昏暗的台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他的脸埋藏在幽暗之中。我们各自手里握一杯茶，继续话题。话题散漫，无边无际。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全方面交流，从古典诗歌到自杀的胡河清；从加缪的西西福斯到鲁迅的过客。确实，范美忠的到来，给蛰居小城的我带来了强烈的震动。我得承认，他在多数地方，见地都高我一畴。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思维密度，他须臾没有离开过他思考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天我们去绍兴周边的古迹游玩，我发现，范美忠对这些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致，他最在乎的，还是他自己的意识流。 　　　　 　　　　这一点我以后还会不断的感觉到，我跟他一起吃过无数顿饭，最后我只能说他在食物方面的要求便如王安石。王安石只吃他面前的一盘菜，范美忠庶几如此。我结婚后，美忠来我家，我煮了大闸蟹，他居然不会剥也不会吃，只好叫旁边的小姑娘帮他，他一手捏着蟹钳，一边继续鲁迅的《野草》，旁若无人，沉浸在自己的阐释中。后来他终于静下来了，他突然发现手里有一只蟹钳，就开始仔细观察，如何下嘴，一边说：咦，这个怎么吃呢？ 　　　　他也不会吃小核桃，我们吃完饭，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胡乱说话。美忠看到我们吃小核桃，便也拿一颗捏在手里，他也会咬开，但是小核桃内部复杂的结构叫他深刻的绝望：他老是吃不到肉，而核桃壳散满了一地。 　　　　 　　　　我喜欢听美忠朗诵诗歌，里尔克或者叶芝，或者穆旦，或者海子。在朗诵《豹》的时候，他读到“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这两句，眼睛便凸出来，四肢紧张，手指屈张成豹爪状，他完全成了那只铁笼中的豹了。只是他的面前不是走不完的铁栏，而是一杯啤酒。 　　　　叶芝的《基督重临》，“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他的声音浑厚而沉静，朗诵起来，就像有一阵阵旋风吹刮过我的头顶，树枝树叶都簌簌沙沙作响，随风盘旋，而风暴的中心，似乎存在着一条未知的路径…… 二、失败的中学教师 　　　　 　　　　我至今仍然认为范美忠到中学里教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虽然他现在还是乐意在中学里教书。他对于教育的情怀确实很可贵，他和李玉龙两个都是教育“疯子”。范美忠自己有过不少关于教师生涯的文章，从中可见一斑。2004年到了成都以后，他读了一些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后觉得一扇大门打开了，特别想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实践他自己对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那种跃跃欲试，颇可爱。但是可惜，中国的教育现状对他这样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人，大门紧闭着。可以说，作为中学教师，他至今的尝试是失败的。当然，他的失败除了中学教育本身的死板与僵硬之外，我还要说，这里也有范美忠自身性格的原因。 　　　　范美忠除去目前在成都某校兼课不算，他在中学里待过2次，一次是大学刚毕业，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人，竟然选择去中学教书，这件事情本身就叫人惊讶。余杰在其文章《教育者的伤痛》中提到过这件事情，说范美忠才无愧于北大学子。这个愧不愧我不敢说，只是范美忠满带理想的去了，结果却是逃亡。 　　　　还有一次是在杭州，他教了2个多月，最终也还是逃亡。 　　　　我们多可以继续控诉万恶的中学教育，竟然容不下这么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对教育如此虔诚的人。但是我也想，如果能够认识到现在的中学教育是怎样一个现状，是不是我们在进入之时也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策略？方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有时候失败仅仅因为，我们一时热昏了头。 　　?牐犖揖?常记得一件事情，那是1995年的夏天，浙江淳安的一个贫穷小镇，我们去支教的师范生满腔热情，似乎要给山里的孩子带去些什么，想要改变一些什么。比我们早毕业两年的英语老师，他戴着玳瑁眼镜，踢着拖鞋，跟我们说：没用的，我刚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的。他一边走，远远的回过头，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声音，拖长了跟我们说：真的没用的。我经常记得这件事情，10多年了，一直将这看作一面镜子。我便不相信轻易的冲动。别的我不知道，对中学教师这个职业，我竟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世故起来。                我不是说美忠去中学仅仅因为冲动，他的《寻找有意义的教育》一文使得我所有的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只是想说，如果你选择当中学教师，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的、繁琐的事情。我们的所有努力，就是通过这些机械的、低级的、重复的简单劳动，给我们的学生一点点文学的熏陶、思想的启蒙。须知时代的变化从来不产生在一夜之间，需要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我们，都是中间物。哈耶克所谓用观念战胜观念，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观念战胜同时代人，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拥有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多，这才是用观念战胜观念。 　　　　 　　　　我无数次的跟范美忠说过，你不适合当一个中学教师。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究竟有什么工作适合他做，他只是一个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人。我想不出可以有一件怎么样的实际工作可以让范美忠做。上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只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人。他在日常生活的笨拙常让我哑然失笑。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想要实现一些目标，如果不通过现实生活的媒介，如何到达呢？所谓到岸舍筏、得鱼忘筌，之中要有一个筏子，有一个筌。我们不得不通过这一途径。 　　　　我认为范美忠不应该做一个中学教师，还因为中学教师也是一个横站的士兵，甚至，他不但腹背受敌，他还要挣脱来自他自身的羁绊。 　　　　以我为例，教了10年书，忍受了10年了，按理也应该麻木了吧？但是我现在竟然越来越不能忍受了。不是说课堂无法忍受，也不是说跟学生交流无法忍受，而是除此以外，你每天都必须面对无数的繁琐而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摆在你面前，煞有介事，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它毫无意义，但是你居然就绕不过它。荒诞就在于此。 　　　　你还必须跟考试搏斗。虽然你范美忠当年可以痛斥学生为了几个破分数紧张成这个样子。但是，美忠，我们学生能不重视这几个破分数吗？为了这几个破分数，你就不得不和弱智的《优化设计》交往，你知道做这些个练习是侮辱你的智商，但是你每天不停的侮辱着自己。 　　　　你还要跟你自己搏斗，警惕自己。因为重复的、低效的、浅薄的知识体系，它会拖你到一个贫乏的深渊。也许有一天你从学生的作业本中抬起头来，你就发现你已经被那些本来一样是关注当代思想的朋友们抛在了后面。这也不要紧，你说，当中学教师就是一种牺牲嘛，我可以在教育上有自己的建树呢！ 　　　　可是你当真舍得吗？你去当中学教师了，就放弃了《野草》的阐释？除此而外，你同样不可能突破目前教育界这个名利场。《教师之友》的结局，说明了一切。

管季超0712

三、物质生活
　　　　
　　　　晚上给美忠打电话，他正在都江堰通往他所在学校的路上独行，回校晚了，已没有公交车，他就走回去。这条路，大约也有几公里吧。我听见电话里有汽车呼啸而过。放下电话的一刹那，突然一阵心酸袭来，不能自已的一阵心酸。我想这本来不应该是我应该有的情绪，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情绪。老范，我们在一起喝酒吹牛也好，电话长聊也好，永远只谈论形而上的东西，永远在云端里不肯回来。我们有各种争执，甚至要吵架，我们也有一起沉浸在“满天风雨下西楼”的时光，我们感叹《秋日》，在林荫道上不停的徘徊。
　　　　我几乎每天都要想起这些人：傅国涌、郭初阳、范美忠……想起他们就内心温暖。想起老范来，也多是他可爱的模样，妻子跟我说，范大嘴，你们好久没有通电话了哦。妻子很惊讶：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
　　　　
　　　　我结婚的前一天，范美忠特地从成都转道长沙飞过来，带了一捆有我那篇批判魏书生的《教师之友》。夜深了，范美忠极度的疲惫之后，竟然极度的兴奋，我们联床夜话，竟不知东方之既白，似乎我也忘了明天还要结婚。第二天我侄子豆豆来了，我跟他说，这位叔叔是从成都飞过来的。侄子大乐，直叫：你飞过来的？你真是飞过来的？那你飞给我看看啊。老范无奈，就张开双手，笨拙的作飞行状。

             我认为老范身上，充满了喜剧细胞，也充满了游戏精神。一方面他常被现代性的焦虑包围，一方面，当他暂时脱开一切，他就充满了儿童般的快活。一次，跟咕咚在我家，谈到两个人谈恋爱，应该如何表达深情，就应该在久不相见之后的见面时，如电影的慢镜头，缓慢跑向对方，同时以拖音深情呼喊对方姓名。老范一边说，一边手臂如跑步姿势，缓缓挥动，惟妙惟肖，围坐者无不大笑。
　　　　范美忠记不住路。暑假里去肖雪慧老师家，老范记得去西南民族学院（啊！）的路，也还记得到教师宿舍的路，只是肖老师住在那一幢，就不记得了。他也不用心分辨，还是跟你继续谈论的那个话题，走到一幢楼前，说，哎，不像啊。于是继续走，走到另一幢楼前，又说，不像啊。老范来过好多次了，最后只好继续给肖老师打电话。
　　　　
　　　　但是我今天突然被一种心酸击中，突如其来。我不明白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因为是冬天了，而我的书房显得如此温暖？妻子怀孕待产，我在凡墙皆是书的房间里优游，而范美忠就在夜晚的那条路上踽踽独行，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我没有到过，想不出是怎样的景象，但是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吗？
　　　　
　　　　我很内疚。
　　　　我从来没有跟范美忠谈论过我们各自的物质生活。似乎这个东西在我们之间不存在，我们高居于云端之上，不食人间烟火。
　　　　第一次见面，我也还是单身，我们谈论的是我们各自如何读书。当时范美忠在广州日报下面的大洋网工作，他说，每天他就煮面条吃，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读书。我也觉得自己读的不少，但是跟他的疯狂比起来，还差得远。后来到杭外，我们还是谈论文学、音乐、思想、中国的现实。我去杭州，或者他来绍兴，交流的还是我们各自最近的读书心得。再后来，他去了成都的《教师之友》，于是他火热的投进了教育事业，他潜藏在内心的教育热情被唤起了，于是每天跟我讲的，就是语文应该如何，教育应该如何。我都被他拉下水了。此前，我虽是教师，但是我对教育，压根不感兴趣。
　　　　我们几乎不谈收入啊、房子啊之类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假清高，而是我们确实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居然有谈论的必要。我们倒是谈论过成名的问题，很久之前，老范就引张爱玲的话跟我说：啃兄，成名要早啊！
　　　　这一点我不否认，我有过想成名的念头。老范怕也有吧。尤其是当我们发现教育界多是欺世盗名之辈的时候，我们发现底下的听众不在乎你说了什么，只在乎你是否名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名声是个好东西。我承认我的境界不高，这里我没有企图让听众也成为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我是企图树立另一个权威。不过我还是暗自庆幸，至少，我们有虚荣，但是我们没有被虚荣奴役。我们依旧保持着对生活的诚实。
　　　　
　　　　但是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两年前吧，我在杭州，跟郭初阳聊天，我们便认为，物质精神的两元对立是不可靠的，这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一直以来困惑我的一个问题。刘志钊那篇《物质生活》是一个极端，似乎在一个诗人那里，物质和精神便永远不可以调和。我们的物质生活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考。生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思考的方式。我们对它有意无意的忽视，是不对的。范美忠那篇《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在中青报“冰点”上发出来之后，我跟一个一个网友发短信，跟她说：希望这给美忠带来一些现实的利益。那时候，因为《教师之友》被改组，美忠和李玉龙，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拿工资了。





四、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这句话是齐豫的一句歌词，很抒情，齐豫的声音宛如来自缥缈的云端之上，于是似乎流浪就是一件带着淡淡忧伤的诗意享受。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米兰昆德拉这个小说的另一个题目就是“抒情年代”。
　　有时候我真这么想，也许，颠沛流离，到处流浪，就是范美忠的宿命吧。美忠在广州失业的时候，我在qq上这么安慰他，我说，跟你的肉体流浪不同，我相信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是多么的不着四六，多么的矫情啊！有时候，一个人内心的软弱会那么尖锐突起，硌得人生疼。此心安处是吾乡，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安妥这颗柔弱的心呢？在诗意的矫情被剥离之后，在心灵不能成为石头的时候，我们断裂了道家传统的自欺欺人，无从逃脱无法转开自己的眼睛，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布满着伤痕、污秽、阴寒的世界。我为这句话的自欺而汗流浃背。一度，我是那么的恬然自安。
        我曾经这样想，现在有时候也这么想，这样的漂流无根，这样的境遇，伴随他的是焦灼感、荒漠感、虚无感，这是他创作的泉源。美忠深刻的生命体验，他对生存困境的内在省视，使他文章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穿透力。他拒绝矫饰，他的文字便是他生命的本真，思维之流在他纠缠交结密如丛林的语词中紧张奔突，使他的文章多充满无可化解的密度，成为一种尖锐而厚重的力量，使我这个读者深感窒息而无从逃脱。但是他又不仅是意识流的倾泻，他内在的理路同时清晰可辨，指向黑暗的最深一层，只不过精神的力量太过强大而常使我丧失了分辨的勇气。茨威格有文章称，与魔鬼搏斗，范美忠何尝不是在搏斗之中？
　　
　  　我总觉得流浪就是范美忠的宿命，只是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置身事外，不关痛痒，没心没肺。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我经常感到其中的冷血。比如杜甫，这个饥寒交迫的瘦削老者，我们竟然要说他很“幸运”吗？我们获得了审美的同时，我们轻易的忘记了这是切身的苦难和血泪。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无法被诗化的，诗化在诗人本身便是一种虚伪，而在他者眼中，便是一种薄情，甚至冷血。
　　
　　范美忠97年大学毕业到自贡蜀光中学，不久因为课堂言论不得不逃亡，到深圳，再到广州，不久辞职，到重庆蛰居，想考研，但是无法忍受外语和白痴的政治，放弃，不久又到北京，几个月的编辑生涯使他深感不自由，不久又到杭州，在一个中学教书，不久再去成都，在成都的《教师之友》杂志算是最长了，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教育狂人李玉龙，但不久随着《教师之友》编辑部的被清洗，不久又失业，现在，他在都江堰附近的一所中学里兼职教书，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在这个地方呆多久。
　　这是怎么样的生存状态？他永远都在路上，就像那个过客说的，不，我不能停下。他便仿佛是那个永远往复不已的西西福斯，承担着最为深重的苦役。
　　
　　我不止一次的感到自己文字的无力。也许文字本身就是无力的，我将开口，我感到空虚，我沉默，我更加空虚。在绍兴寒冷和潮湿的夜里，周遭停止了白天的喧嚣，我经常停止敲击键盘的双手，面对屏幕，思维停滞。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事实上我那么的希望老范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安定了，才可以让人有一个从容的心态。电话里，我常跟老范讲，比如，我在婚姻之后的平和心态。这种心态是我读书写字的保证。但是我无法说服他，对我而言，他实在太强大了。于是我痛恨。据说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是中国之大，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
　　太久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这或许会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到世界的荒寒，从而更深刻的洞察我们的处境，又或许，这样的生活也将使我们的心灵粗砺。老范说，行走抵抗虚无，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抗这种虚无呢？老范所爱的诗人里尔克，有两句诗，一句是“有何胜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我拿这句诗歌回答刚才的问题，可是，里尔克还有另一句：“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中途。”这不是一句谶语，而是一句警示。
　　
　　我也不愿意将一切都归咎于老范所处的环境，环境，自古皆然。你所服膺的鲁迅，不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么？我还更不忍心说，这一切，还由于你老范性格上的缺陷。我承认我比你世故多了，但我还是要世故的鼓吹，妥协一点，就妥协那么一点点，甚至我不认为这就是妥协，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必须安顿好自己的身体。不是教你市侩，你知道这些市侩的想法我也从来没有，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学会更全面的看待自己，学会了解自身的复杂性。

管季超0712

五、 最好的年代 　　 　　这个标题套用的是《双城记》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无法定义我们的2004年，当时间过去整整一年，我们获得较为平静的心态来观察这一年的人和事，我觉得没有比狄更斯这句话更加切合了。 　　 　　2003年秋，老范在抛出《教师生涯总结陈词之后》，从杭州流窜到成都，开始他一年多的《教师之友》编辑生涯。这之中必须提到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李玉龙。 　　最初我听说，李玉龙是特种兵出身，这叫人惊讶。我想，李玉龙恐怕就是那种海军陆战队里的剽悍汉子吧，高大强壮，酷。不过我不清楚他怎么会舍弃部队政委不干，转而投身教育的。这是一个谜，甚至在我们一群朋友中间，就成了一个传奇。 (想到了一个人, 笑) 　　而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李玉龙把范美忠拉到了《教师之友》杂志，而范美忠把我们这群身为教师却认为中国没有教育的人，拉到了《教师之友》周围。 　　 　　2003年的深秋，一个雨夜，我还在办公室，突然手机响了。电话是郭初阳打来的，他跟蔡少军在成都，和李玉龙范美忠喝酒呢。隔着电话，我仍旧可以听到范美忠的大嗓门，似乎在讨论某一部电影。我想见老范昂首高谈的模样，不由失笑。接下去我跟李玉龙寒暄了几句，因为是初次通话，我不免还有些拘谨。寒暄的内容忘记了，只记得李玉龙富有特色的爽朗笑声。这以后，我愈去愈远，终于陷入教育的泥潭，却也不想拔足。 　　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他们对教育的热情，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刘支书助理说李玉龙和范美忠，一谈到教育，就两眼放绿光。我觉得，他们对于教育，就像谈恋爱，且是耳鬓厮磨、如胶似漆、长命无绝衰的那种热恋。按说热恋需要的是激情吧，而激情总是短暂的吧，可是他们两个，竟然乐此不疲，从来没有厌倦了、失望了这样的情绪。这一点，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 (呵呵)郭初阳说，他认真教书，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对职业的尊重，这跟他为人的严谨和对技艺的执着追求有关，他曾经引用黄灿然论王寅的词语自况：“一个精彩的炫技者”。而我现在也关心一些教育，也做一些小事情，那仅仅因为我明白了，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情。《教师之友》被清洗改组之后，李玉龙曾经来过绍兴，倏忽来去，我们作了一夜深谈。我对自己从事的教育的感情淡漠是无法改变了，但是李玉龙说的一句话却令我心中一动：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情。 　　这个观念后来越来越清晰，不久前一个晚上在杭州枫林晚书店听完朱学勤的讲座，人们提到了朱学勤的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个意思，傅国涌先生用另一个词语表达：得寸进寸。总而言之，就是做一点事情，哪怕这个事情是微小的，是芥末般不起眼的。 　　 　　现在，《教师之友》被改组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我回忆这一年，并不是为了感伤或者愤懑。求仁得仁又何怨，面对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时候，失败或许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必然失败，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去做的。再者，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了，对于人，对于事，我们获得了更为清醒的认知。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面说，谁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一点，我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不喜欢用启蒙这个词语，这个词里面隐含着知识者高人一头的精英意识。这个世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不敢说启蒙，我只是尽力表达我的真实想法，便好了。 　　 　　我把这一年以来李玉龙和范美忠做的事情罗列如下，作为一段日子的记录。我不相信这些事情有永垂不朽的意义，我只是相信对于中国非人的教育而言，这些事情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 　　2004年1月，《教师之友》刊出“那一代”专题，对魏书生、钱梦龙、于漪这三位巨头进行批判，引起了热烈争论。 　　2004年3月，刊出对“那一代”继续讨论的文章，其中包括肖雪慧先生的文章。 　　2004年4月，徐州会议，第一回青年教师论坛。场面热烈。 　　2004年6月，《教师之友》专题，谈教师的知识结构。 　　2004年8月，“教师之友”第一届高级研修班，在江苏宝应举办。崔卫平先生等学者讲课。 　2004年11月，网友抗议《教师之友》编辑部被清洗，傅国涌先生撰文支持。 　　2004年12月，《教师之友》纪念专号。一个时代终结。 　　2005年初，李玉龙范美忠创办网刊《教育飞船》；继《教师之友》编辑部被改组之后，教育在线《教师之友》论坛遭到关闭；不久第一线教育论坛成立。 　　2005年7月，第一线教师高级研修班，在成都升庵中学举办。夏中义教授讲课。 　　 　　《教师之友》编辑部的被改组，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实在不算一件多么大的事情，你看《南方周末》，不知道被改组了几次了。最近的一个消息是关于《新 ◎京◎报》的，也终于沦陷了。区区一个《教师之友》，又算得了什么呢？范美忠又一次失业，又算得了什么呢？

管季超0712

六、 过客
　　我曾经批评老范的文章没有文体感。有阵子他写东西十分随意而凌乱，一篇文章颠来倒去，意思繁复。他的文字有时是断续的，突如其来，如奇峰突起。突如其来的意思是这个想法在文章中如峭壁陡起而没有任何预兆。或者就这么说，他根本就不在乎起承转合。是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种对待文章的态度，跟我还是有大的不同。尽管我现在也认为写文章就是为了表达某个想法，某种情绪，但是我对文字本身有一点想法，我追求较为流利的文字，我希望自己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有如下特征，比如，它是真实的，是生活化的。
　　不过后来我想，我还是将写作看作有些类似于某一门手艺的东西，所以我在乎我的表达语言。而美忠在乎的是其精神内核，得意忘言，直指内核， “言”在他那里，跟这个“意”是同一回事。也因为这个，他的文章总是密集的，充满了精神之流。
　　
　　这些年来，范美忠一直在他的精神之旅中独自跋涉，他有彷徨，有焦虑，也有内心软弱的时候，庆幸的一点是，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却从来没有因此而伤害他的思想，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其之谓乎？非但如此，他还一直处在对自己的不断超越之中。
　　
　　2002年，当美忠写出《过客：行走反抗虚无》一文时，我觉得他到达了他的一个高峰。就像一个钟摆，到了其最高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他这篇阐释文章，是他最好的文章。之前他也有过许多文章，都不错，比如评村上春树的，拈出一句“现代人的孤独与失魂”，可谓中的，村上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流行，有其理路可寻；比如评余华的三个长篇，《：让人恐惧与颤栗的童年世界》、《虚假而失败的》、《：日常喜剧·生活挣扎》，对余华的创作做了整体观照。我觉得老范对当代作家有着清晰的认识，寥寥几句都能切中要害。对余华的评价，我基本认同，因为余华是我当初曾经喜欢的作家，花过很多时间阅读和思考。我觉得余华从当年的那个冷酷暴力的描述者，到《活着》里面的达观，事实上是一种逃亡。因为余华不够强大，他不可能始终正视这个阴寒冷酷的世界。 《活着》里面对苦难的那种视角，处之淡然，事实上就是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里所说的，将心灵化作了石头。
　　范美忠在01年到03年，写的文章不少，包括那篇题目很大，实际上还欠严谨的《当代中国文坛何以产生不了大师》，也包括那篇叫人惊服的《诗人何为：读》。但我始终认为最好的便是这篇《过客》的阐释。有人说鲁迅的哲学在《野草》里，范美忠直觉的把握了鲁迅的生命感悟，一气成文，圆融自足，这是一种他别的文章所不具备的完满。正如范美忠评价《过客》的那句：“用如此短的篇幅对整个人生做了如此深刻的思索，涵盖了如此深广的内容也同样让人吃惊。”我同样用这句话来评价他这篇文章。
　　有朋友说，范美忠不是对阐说鲁迅有兴趣，而是对阐说他自己有兴趣。这句话说得颇有几分道理。因为范美忠在精神气质上，找到了鲁迅这个同类。于仲达有文章叫做《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他的感觉很敏锐，他们就属于这么一个共同的精神群落。关于范美忠对鲁迅的推崇，甚至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据说在范美忠面前不能提鲁迅的一个“不”字，提了他就跟你急。传说而已，事实上范美忠不可能是一个一切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人，他的文章，也不是因循着鲁迅的话语无法突破，在他对鲁迅的阐说中，有着他自己生命感受的深深烙印。 (真正喜欢某作家只是相遇, 而非追随. 类推) 这一点可看作是范美忠的高度，也是一些拥鲁的年轻知识者的命门，他们既已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他们也就掉入鲁迅的是非之中，他们的话语其实便是鲁迅的话语，鲁迅促成了他们的深刻，也导致了他们的局限。

          这个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范美忠，这个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范美忠，就不仅仅是那个“不，我不能停下，我还是走好”的过客的现代版本。范美忠是最合适的《野草》阐释者，他也在这一阐释中完成了对自己的一种超越。我在读完范美忠阐释《野草》的一系列文章之后，感到以前被我目为牛人的一些鲁迅研究者，基本上跟鲁迅、跟直觉的生命感悟，还隔着不止一层。 (范用的是生命 他们不过是学术) 范美忠有一种穿透性，直抵本质。
　　
　　2005 年，是我一个应接不暇的年份。范美忠的《野草》阐释一篇接一篇出来，每一篇我都是最早的读者之一，每一篇都要叫我花上很大的心力。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死火》，还是《墓碣文》，还是《复仇》，范美忠每一篇都几乎不重复他自己。距范美忠写出《：行走反抗虚无》一文，时隔3年。
　　我认为《过客》一文是范美忠当时的极限，而现在，他是在穿越这个极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且容我引用一长段范美忠的文字，对《墓碣文》中这几句话的解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范美忠说：“这是生命哲学的诗化表达是存在之思。仿佛物理学和数学当中利用公式来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把握，抛弃了很多具体的原因和内容，比如可能是在醉酒高歌之际，可能是在两性情爱正浓之时，可能是在仁义道德之下洞察到了人性的丑陋之时，也可能是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颠峰之时感到了一种寒冷，窥视到了虚无的深渊，感受到了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形而下的成功和满足是如此的虚幻短暂和不可把握，转瞬即逝。这种无所有，归根到底在于所谓生活的表层的现象界的短暂和虚幻性质，这种生命敏感是对文化伦理的家园的意义安全网的穿透，是一种走向地狱的勇者气质，达到一种存在和生命最深处的本真体验，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心理感觉，是存在的去蔽和敞亮，然后在存在的真实境遇中找到真正的拯救之道，问题在于如何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里出现了一个空缺，从逻辑上讲，这里也说不通，如果说前面是一种生存悖论式的生命感受和存在感觉的体验式表达，无须理由和论证的话，那么得救之道就必须给出理由和解释了，难道仅仅是作者在深渊当中内心的一种渴望，其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得救？这种从深渊到天堂的一跃如何实现？”
　　对于这样的言说，我是没有能力再来评述了。因为这是我不能到达的高度。回想美忠起意要写这一组文章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邀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推谢不能。我跟范美忠说，鲁迅《野草》的语言本身便是敞亮与去蔽，他已经直接达到了，何必再去阐释。一则这是我为自己的不能推诿，一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所以当他的阐释文章不断出来，而且每一篇都不重复，且抛开了所有以往的阐释者的时候，我剩下的唯有惊异。
　　
　　不过，我最推崇的还是范美忠《：反思精英心态和超越启蒙》一文。前此的文章，范美忠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鲁迅的阐释者，在这里，他开始超越鲁迅的局限。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启蒙”的超越，一个是对仇恨的超越。
　　何谓启蒙，启蒙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人民到底是否“庸众”？范美忠看到了鲁迅不恰当的精英主义启蒙心态，这跟鲁迅身上的尼采超人哲学也有关系，鲁迅 “企图以超人哲学铸就强魂，在极度孤独中获得担当社会责任和进行精神创造的力量和勇气；同时，以一种我即上帝的超人姿态抗衡个体的虚无；以这种姿态对庸众进行蔑视，保持一种高度自我不顾世俗的特立独行的人格、思想和行为”，而人类究竟不是上帝，所以启蒙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真理在我，而应该是平等的，谦卑的。在这篇文章中，范美忠关于启蒙讲了5点，究而言之是谦卑的低姿态、平等、自启蒙，以及认识到社会进步的缓慢性而有行动的勇气责任的担当。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由衷的为范美忠感到高兴，因为这不仅是对鲁迅思想的反思，也是他对自己过去的反思。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思想革命固然有其合理，而社会的进步恰如抽丝剥茧，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鲁迅说“中间物”，说明他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对仇恨的超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范美忠找到了崭新的精神资源。“对上帝的信仰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而变得谦卑；认识到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权力蔑视他人；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忏悔反思自身也是必须的，自己不具有反思和批判的赦免权”，爱和宽容作为一种柔弱的力量，来替代仇恨，或许是另一条道路。一则，仇恨和暴力已经被证明不能解决问题，推翻一个暴君，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个暴君。又则，别人的罪，也正是我们自身的罪，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记起几天前跟范美忠的一次通话。他说最近苦恼于写不出《野草》其他篇什的阐释文字了。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写不出，而是他在为无法在近期内超越他自己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而苦恼。这我理解，对于一个鲁迅所谓的“精神界战士”，他面对的对手，很多情况下只是他自己。他并不为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写作。
　　但我显然对范美忠有着更多的期待，比如，我希望看到他阐释《呐喊》和《彷徨》的文章。我还想说一句，我的朋友范美忠，就是一个在自己的精神之旅中跋涉而不停步的范美忠，就是那个过客说的：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这种跋涉本身，就是力量。





作者：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6-1-8

管季超0712

                     范美忠：我的这两年








            采访 整理 _ 阿Q 小Q（采访者为川大新闻系和历史系的大二学生）  　　　　
　　　　
　　　　2008年5月22日，一篇题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文章现身天涯博客，其作者，便是范美忠。
　　　　随后的一周里，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高达14万余次。一夜之间，范美忠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变成全国热议的公众人物。他还得到了网友们的亲切冠名：“范跑跑”，成为ABB式词新闻（其他如楼脆脆、躲猫猫等）的开山祖师。
　　　　贬他的说他无耻至极，褒他的认为他无所畏惧，很多人直接称他是“真小人”，也不知道算是褒还是贬。
　　　　时过境迁，今天的范美忠已经远离了公众的视野。2010年5月23日，我们来到了范美忠的家门口。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范跑跑有怎样的反思？今天的范美忠和昨天的范跑跑又有什么不同？
　　　　范美忠亲自打开了门，他来了。
　　　　
　　　　没有多少人够资格和我谈道德
　　　　
　　　　Q：两年前的这几天，正是您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当时怎么考虑要写那篇文章的呢？
　　　　
　　　　范：今天是5月23日，对，我的文章是5月22日发的。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都问过我，要说我的考虑的话，涉及到我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看法，写这篇文章本身是有很多我的看法在里面的。我当时可能有三种看法，但后来被诠释出很多东西。
　　　　我原来做过媒体，我在《广州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还做过教育杂志。我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假面社会。事实的存在与关于事实的叙述两者之间严重脱节。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开会，学生演讲老师讲话啊就装的不行，我历来反感这个。
　　　　后来我做教育，当老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无论是官场也好，还是我在课堂上教书也好，包括教材也好，整个的教育理念充满了太多的虚假的东西。
　　　　比如说小学生、少先队员就让他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是很扯淡的。而且我们整个学校培养学生的核心理念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我看来，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教育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不是国家民族。如果把国家民族作为目标的话，国家民族又是为的什么呢？
　　　　国家民族其实并非终极目的，他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国家民族。一定程度上搞爱国主义教育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我们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的话，这是很变态的。
　　　　
　　　　Q：国家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范：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教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太多了。袁腾飞算什么？我在十几年前讲的比他过分多了，只不过没有人把我上课的东西向网上传而已，所以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但是在学校还是引起了很大风波。所以，我对社会的不自由和虚假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后来我做媒体，我认为媒体不应该整天宣传牺牲、感动、泪之类的东西。我知道你们新闻系可能讲反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但新闻本身的职能是反映事实真相、监督政府，尤其是反映事实真相，不是成天宣传什么牺牲与感动，也不是服务于政府的。
　　　　5.12之后，暴露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房屋的建筑质量、防震救灾准备不足、灾害意识的不足，但在地震的时候哪儿都是“英雄”。英雄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且宣传出来的英雄，里面可能存在造假的成分。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一个人如果想更好的话，首先要回归真实，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你真实地面对它，你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以前我学历史，我有很强的耻辱感。别人骂我无耻什么的，我说：你不知道我十几年前就为这个民族感到羞耻。这种羞耻对我的内心挫伤很大。长久以来，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结很强的人。
　　　　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等方面、总的来讲很少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中学书上的数理化全是老外搞出来的。近百年来，我们中国未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没有一个。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羞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水平不如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很糟糕的。（指着书架）这一排全是老外的东西，不是我不想看中国人写的，中国人写的都没什么好的。中国有谁能写出像康德那样深邃的思想，让我读起来很困难的书？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让我很受伤害。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之一。
　　　　
　　　　Q：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
　　　　
　　　　范：对，是个野蛮的国家。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苏联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人家的科技、军事可以搞得那么先进，而且即使在苏联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厉害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很厉害的。甚至包括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这些人也是很厉害的。电影，塔可夫斯基的艺术电影能达到这种高度。（中国）十几亿人口，我感觉真是一群废物。
　　　　第三看法，中国的历史让我很难接受。我觉得我和鲁迅有很相似的感觉，他不能接受中国有文明以来的历史。四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多灾难？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死亡？
　　　　鸦片战争以后本来想西方学开放，搞了百数十年，最后又回到了极度地封闭、极度地排外、极度地抗拒现代文明。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成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觉得很邪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道德底线以下。我跟很多人说过，每个人都不是道德的尺度。但如果一定要如那些指责我的人一般也以我自己为尺度，那么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
　　　　你们跟我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我说：不，教师不是神圣的，但宣誓一定是神圣的。你认为宣誓都不神圣，你就没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什么都可以当儿戏，那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神圣的？
　　　　这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腐败的政府官员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们成天充当奴化教育的帮凶，应试教育的机器，摧残学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还有那些炮制假新闻的人，一门心思做奴才顺民的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人，高喊崇高却还没为正义而死的人，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的人，他们真的有资格谈道德吗？当然，如果他们不以自己的道德观为标准来谩骂我，我自然也不会轻易去指责他人。说说而已！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喜欢苛求他人！
　　　　我们社会存在的真实和言说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裂缝。我们嘴巴里言说的准则和实际的意图、行为之间有着极大的分裂。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当然也包括戳穿新闻媒体的虚假。地震的那一瞬间是千奇百怪的，很多人就是房子没垮，自己跳楼摔死了嘛！这些媒体都应该反映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四川的厅长，地震时候拿着垃圾桶盖在脑袋上，也有啊！不是看到的一片泪流满面、一片感动。这就是不真实。不是靠虚假的东西达到善的，虚假的东西营造不出美好。
　　　　我是学历史的，特别求实，不会乱说。我没有见过汉旺救灾，我说我自己可以吧？我用我自己来表明，当时没那么多英雄。
　　　　我觉得很多人在宣传谭千秋，当时感觉似乎总是对我有一种暗示：你在这种重大的灾难时刻，应该为学生牺牲。我感觉到这样的宣传给我一种暗示。
　　　　比如说，一个歹徒提着刀砍学生来了，我必须上去和持刀歹徒搏斗，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如果一个歹徒拿着冲锋枪进来了，我必须堵着枪眼。
　　　　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我没这个义务。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警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后来我到长沙电视台，和很牛的一个主持人辩论，他说他觉得老师有这个义务。我当时反驳他，说了两点。第一，我觉得老师不神圣，倒是你们主持人、记者很神圣，应该为中国争取新闻自由而献身。
　　　　
　　　　Q：这段被掐了吧？
　　　　
　　　　范：肯定。第二，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有这个义务，那我认为你很残忍。你们既然让我负担这个义务，给我佩枪噻！冲锋枪来了，我他妈的提着一个板凳跟冲锋枪对抗啊？而且我认为你们有一种嗜血的冲动，一听见死了人就兴奋不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把这作为教师普遍职业道德的一种暗示，好像我应该有在地震时用身子扛住钢筋水泥的义务。有人说，你的学生好在没死。我说死了又怎样呢？难道是我造成的？
　　　　假设我在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或北川中学活下来了，我就有罪？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们在塑造一种教师道德标准。我当时跑是一种本能，怎么可能有意识的选择呢？但我在叙述里面包含一个说法——我也有生命权。我说的“母亲”那段话的意思是：任何人和我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除非我负有特殊责任，而教师对学生是不负有牺牲生命责任的。我不是警察、军队。即使是警察、军队，救灾也不是以生命代价的——余震来了赶紧撤。不是警察的命不值钱，他们的命就该牺牲。这是一个政府、一个社会野蛮的表现，不重视生命的表现。那段话的意思是：我和我母亲的生命是平等的，如果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也有权利首先保护我的生命。
　　　　我认为，政府和媒体对教师牺牲的宣传也在里面。死了那么多学生，民间义愤很大，这种情况下，政府操控媒体，塑造教师英雄。“其实教育战线表现的不错。你看，那么多的老师英勇牺牲”，就这样树立教育这个行业的良好形象，以掩盖学校房子垮塌的事实。“你看，我们这里很好啊！”我认为，似乎教师在为政府部门的失职买单。
　　　　我说我不牺牲，就暗含这么一句话：咱不为你买单。房子垮了是你们的责任，这不是我修的，我不为你买单。这种暗含的话要靠别人去解读，后来我又从中解读出很多。
　　　　
　　　　彻底颠覆中国的伦理
　　　　
　　　　Q:您当时写文章时，有没有想到可能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
　　　　
　　　　范：这个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牺牲，这种谩骂攻击是我很瞧不起的，根本不可能对我构成伤害。如果你们真正强大、真的有道理，就不需要这么气势汹汹。我读了这么多书，很有理性的人，你只要心平气和的给我讲道理，有道理了我就接受。
　　　　我当时写出来的文章，发到了博客，还发到了我长期的两个论坛，一个教育论坛，一个天涯。发的时候我估计论坛里会有人骂一骂。
　　　　
　　　　Q：写文章的时候就想到了会有人骂？
　　　　
　　　　范：当时我想以这种叙事的方式引起争论，我认为中国的伦理观是有很多问题的。
　　　　中国目前的政治伦理观是隐藏很多陷阱的。其实我这篇文章有很尖锐的一个意图：我想引起讨论。但我没想到会骂得那么凶。
　　　　那时全国的人已经感动得疯狂了，被媒体忽悠得已经失去理智了。突然我的文章出来，他们觉得特别不能适应。他们骂的凶狠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五岳散人、杨恒均这些人（反对我）；我没有预料到后来电视、报纸媒体介入，我也没有预料到各大网站的介入。
　　　　记者说，其他媒体肯定是要介入的。我说，那就说明我对媒体已经不敏感了。我好多年不在媒体（工作），已经不敏感了。
　　　　
　　　　Q：您刚才说到挑战伦理的问题，挑战的只是当今时代的伦理，而不是中国的传统伦理吗？
　　　　
　　　　范：这两者有共同地方，也有差别。中国的伦理里面从来缺乏权利的正义观、缺乏个人主义的权利观、缺乏自由选择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还是官方的伦理，都是同样的。我说牺牲是自由选择，很多人不能理解。在底线道德之上，人们行善，乃是由人们自由的意志趋向于善。康德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是不同的。康德伦理学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承认的基础上的。人们之所以强调应该为善，乃是因为人们可以为善、可以不为善、可以为恶的情况下选择了为善。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才有所谓善和恶。
　　　　遇到老虎吃人，你不能骂它很坏。它没有选择，吃人就是本性。人有自由意志，中国传统伦理观从没给自由意志留余地。
　　　　
　　　　Q：也就是说您反对的是核心层面，您不是完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吧？不是完全的、彻底的颠覆？
　　　　
　　　　范：实际上是彻底的颠覆。中国的传统伦理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总的来说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观。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血缘氏族就开始解体。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把它当作哲学来看，而是作为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伦理的变化的理论，它有相当的道理。古希腊是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城邦，而一个社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自然农业经济走向工商业经济时，必将出现伦理观转型。
　　　　我读大学时有一种强烈的失去故乡的感觉。鲁迅的《故乡》核心在哪里？就是失去故乡。整个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都会出现一个故乡的失落。这种失落其实很大程度在于我无法再归宿一个群体性的存在，因为我家庭血缘做为一个整体归宿崩溃了，我变成了一个独自面对世界的个体。于是，就从宗法血缘制的伦理向现代个人主义伦理的转型，对于中国，还有从等级伦理到平等伦理的转型。
　　　　所以，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挑战肯定是整体上的。不是每一条都反对，但是核心是反对的。
　　　　
　　　　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我的使命
　　　　
　　　　Q：我们前一阵子采访了谭千秋的女儿——谭君子，您到底是怎么看待谭千秋老师的呢？
　　　　
　　　　范：我认为谭千秋的英雄形象可能存在被建构的成分。他的故事是根据挖出来的情况作出来的一种想象性复原和建构，就像我们根据考古发掘建构历史，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根据杂乱的事实而建构的规律一样。如果从休谟的观点来看，存在的只是事实，因果必然只是我们的解释。如果他确实是自觉作出的选择，自然值得钦佩，但不可被神化。人是很复杂的，对谭老师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很感兴趣。正如我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雷锋也很感兴趣。
　　　　不仅仅是牺牲生命才叫做牺牲，牺牲名誉、牺牲经济待遇都叫牺牲。我跟他们说，我选择在中学教书，刚开始300块钱。但是我坚决反对别人认为我这种选择是一种美德或崇高。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根本不快乐。
　　　　很多人总是把“崇高的选择”从对他人、社会是否有利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种选择对我来讲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不仅是因为这样选择对中国教育有利，也是因为尽管这样选择我有痛苦，但是我不得不如此，这是我的使命。改革中国教育，使中国变得自由，这是我的使命。
　　　　
　　　　Q:说说您这两年大致的历程吧。今天距离您发表文章正好是两年。
　　　　
　　　　范：我从一个普通的老师变成世界名人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很强烈的体现了现在媒体时代的荒唐。
　　　　我在5.12之前思考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就是没有人关注你。但你说的几句话好象是反面的东西，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你在最艰难的时候，苦苦追求教育理想的时候，没有出名，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名，我觉得很奇怪。
　　　　我很多朋友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我是迟早要出名的，只不过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名。因为我一直很特立独行，我一直在追求教育理想，同时他们认为我在学术思想上终究会有造诣的，包括在文学研究这些领域。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我会出这么大的名。其实你学术搞得再好，也是小圈子的。我也不可能像于丹那样去做讲座，说老实话，那样的讲座我也不屑于做。
　　　　后来《南方都市报》想采访我，我不给他电话。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提供他们继续炒作的材料，这个事就会淡下去。但是后来我想，我怎么能把这个形象定格在历史上呢？我必须出来说话。如果一年两年之后我再出来说话，人们不再关注我，这一个形象就会被钉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凤凰卫视之后，我就接受媒体采访。上午是报社、电视台、杂志，还有什么BBC呀、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啊、日本朝日电视台啊之类的，好滑稽的感觉。
　　　　后来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平时写文章写得网上没什么人看，现在到处都在采访你，比如说《经济观察报》、《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那你就借他的采访把观念说出来噻！尽管有些东西他会删掉，但是总会出来一些的。所以这时我对媒体的态度就变了——从不愿意到主动配合。
　　　　
　　　　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
　　　　
　　　　Q：您以前在媒体干过编辑工作，5.12后您成为全中国的媒体关注的焦点。您觉得哪一次和媒体的接触让你更理解媒体，或者说更懂得怎么去运用媒体？
　　　　
　　　　范：我觉得还真是后面这一次，我做媒体的时候呢，不是很能进入中国媒体的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彻底的一个人，我没有自我扭曲的能力。比如我去《成都商报》、甚至是《南方周末》，说出一点话，保留一点话，我是不行的，要说就说彻底。我原来在《中国经济时报》，真的很痛苦，我觉得就是自我阉割，我觉得很爽的话要删掉，太痛苦了。后来我去《广州日报》，觉得足球新闻可能自由一点，可以骂球员，可以骂教练，甚至可以骂足协主席。但是这个商业化，比如说做标题，怎样的标题可以吸引人，于是就要夸张、无中生有、歪曲，这也是我当时对媒体的理解和感受。媒体要受政治的影响，还要受商业化的影响，我觉得不行，好无聊呀！好压抑好郁闷啊！
　　　　但在这次事件中，我觉得第一个是人们心中的真实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媒体传达的事实；第二是并不是在媒体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就是重要的事实，而是媒体把它变成怎么样的事实，是那些被媒体选择来报道的并且扎进去报道的（事实）也许覆盖了很多事实。所以媒体的选择和它介入的重心有一个遮蔽的效果。
　　　　BBC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没有问我的观点这类东西，而是问我当时是什么情况，他只关注这些事实。中国的媒体总觉得自己承担着一个道德法庭的感觉，缺少一种以事实本身为主的感觉，而且也会出现为了商业利益而歪曲事实的情况。这种扭曲来自政治，也来自他们不适当地认为自己是道德检察官的原因，其实他们应该以传播事实真相为首要目的。
　　　　我对媒体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力量，媒体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名人，媒体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力量不是只有负面的，我以前觉得媒体很无聊的，现在我觉得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他想对一个社会产生影响的话，他要接受媒体、利用媒体。你的思想、声音怎么传达出来？你没有任何手段能比媒体更广泛、更有影响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媒体也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媒体利用你，要让读者喜欢看，它一定要把你扭曲一点、娱乐化一点。
　　　　
　　　　Q：您觉得对您的报道也有扭曲的一面？
　　　　
　　　　范：对，但我觉得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你如果要利用这个媒体，就要明白，如果不扭曲，对媒体本身是不利的。所以知识分子要放弃原本一些僵硬的态度。另外我觉得，你要反抗传统的观念，你怎能不去争夺话语的权力？
　　　　
　　　　Q：您曾经说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到底是怎样一个契机促成了您的转变？
　　　　
　　　　范：凤凰卫视通过天涯博客发短消息联系上我。当时我也在犹豫，我给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有人主张不接受采访，认为我的性格不合适，如果被激怒了，失去理智，对我的形象更不好。当时我看不到凤凰卫视，我不知道《一虎一席谈》是个什么节目。而另一个朋友说这是你的一个机会，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觉得很对。电视是很直观的，就算有编辑裁剪，毕竟是我说的话呀，直接陈述我的观点。最后我决定，还是接受吧。接受之后的效果呢，朋友第二天晚上看到一半就发短信跟我说，效果非常好。其实到现在完整的那期节目我也没有看过，我确实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后来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这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可以利用媒体呀。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说你而不是你去说自己呢？我觉得不出来说是失职。后来记者来采访我都很配合，包括《时尚先生》。
　　　　
　　　　Q：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还是遇到地震，您会不会做出新的选择？
　　　　
　　　　范：今天我们上课都在板房里，我也许会说大家蹲到课桌底下，因为现在板房嘛，塌了也没事。而且当时是第一次，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是没有经历过。就像今天让你去主持春节联欢晚会，你也会紧张。但如果你天天主持节目，你还会那么紧张么？
　　　　（子池对本文整理亦有贡献）
来源：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