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地理视点谈武汉城市文化特征

管季超0712

从区域地理视点谈武汉城市文化特征
吴明堂
    发源于唐古拉山的万里长江，滚滚奔流东下，在华中腹地接纳了其最长的支流——汉水，造成了今日武汉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位居江东的武昌建城历史最为悠久。汉口原与汉阳连在一起，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才与汉阳分割开来，但却成为三镇中最富经贸活力的一员。明末清初，汉口从一个“廖落荒洲”发展成为“九省通衢”和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到了近代，汉口又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中心。今日的武汉市为湖北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汉深居内陆、得水优势，联通中国东西南北，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特征。
一、武汉襟江带河，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征
    这里所提到的水文化特征仅指狭义的文化，即以水为题材、为主体形成的水文化景观和名胜古迹，以及和水有关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
    纵观世界文明史，大河流域多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地处世界最长的大河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地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古印度地处恒河、印度河流域，古中国地处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大河流域有河水泛滥形成的水草丰美的冲积平原，利于耕种和放牧。有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水源。为了运输和迁徙的需要，古代人用简单的工具制造了船或木阀。在当时无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的情况下，船舶实为最行之有效的交通运输工具。船舶的大量使用，使得两河交会处成为聚落形成的最充分条件。这些聚落有的成为了集镇，有的成为了军事城堡，有的就发展成为了城市。
    武汉因长江、汉水在此交会而兴，有江城的美誉。长江从市境中央横贯东下，江北有汉水纵向来汇，分辖市区为武昌、汉阳、汉口三部分，形成武汉三镇隔水相峙的格局。全市水域面积2187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25.8%。主城区水网主要有两江(长江、汉江)、两河(府河、巡司河)、三港(青山港、沙湖港、工业港)、五湖(东湖、沙湖、南湖、墨水湖、严西湖)等组成。丰富的水资源为武汉人民提供水运、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各种水产品及旅游休闲资源。这就决定了武汉市的文化内涵和水是密不可分的。
    武汉市的城区道路、建筑沿江布局，不像北京、西安等城市棋盘格式的道路，市民很容易就可以分清东西南北，武汉人的脑海里只有上、下、左、右等概念，上指的是长江上游方向，下指的是长江下游方向。
武汉的地名和水密切相关，如沿江大道、沿河大道、临江大道、东湖路、汉水路等，一看便知这些道路临近河湖。在汉口，路、街、大道的命名也很有规律，和长江垂直的为路，如北京路、南京路、天津路等。和长江平行的为街或大道，如胜利街、铭新街、洞庭街、鄱阳街、自治街、中山大道、解放大道等。行人在走过这些道路时很容易就可以辨明大方向。
    武汉因江多、河多、湖多，桥的数量因此也多了起来，如六渡桥、丁字桥、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长江二桥、武汉白沙洲大桥、江汉一桥、江汉二桥等，这些桥有的仍在发挥作用，有的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但仍作为地名铭记在市民的脑海里。
    武汉由于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而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定为21世纪全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在世界许多城市为水资源的短缺所困惑时，武汉人均占有地表水量居世界大城市之首，水域面积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新疆人来武汉出差，他看到长江的江面如此宽阔，水如此之多，深有感触地表示不想再回新疆了。他看到武汉市民在用自来水洗菜大都是“常流水”时，深表痛惜，而武汉人的回答却是，我们的水有的是，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这说明了武汉市民的节水意识很不够浓厚。这种意识当然需要改正，但也正是武汉城市水文化的一种惯性在做怪的缘故。解放前，武汉人直接从江河湖中取用引水，当时的水质很好。可解放后，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由于人们不注意保护水源，致使水质不断恶化，江河湖水已不能直接饮用了。湖北省为全国有名的千湖之省，武汉市也为全国著名的百湖之市，可随着城区规模扩大，郊区围湖造田，使湖泊面积逐渐缩小。目前城区内湖泊普遍受到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有的已被城市垃圾填埋，有的因湖水水质恶化发臭影响居民生活而被填埋，有的因经济利益驱动而被填占；市郊湖泊受地表径流污染，有的朝富营养化发展，有的因淤积而走向没落或消亡。由于湖泊容量减少，削弱了水体自净能力和排涝调蓄功能，使城市水生态环境严重失调。武汉市民在需要加强节水意识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使武汉的“用水”文化多增添一些新的积极性的内容。
    在汽车、飞机、火车等现代化运输工具诞生以前，船成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武汉也因此有“九省通衢”的美誉。以武汉为起止点的国内航线多达53条，另有通海航线14条，航程长达7万公里。运输船舶，西溯长江而上，转乌江、嘉陵江，可至四川、云南、贵州；南进洞庭湖，可通湘、资、沅、澧诸水，过湘江源头之灵渠进入珠江，能到广西、广东、海南；北走汉水，直通鄂西北和陕西汉中，叉入泌阳河、白河，可抵河南；东经长江及其支流，可达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出海可到世界上各个滨海之国。以武汉为中心的国内水运通达面，覆盖了半个中国的14个省市，均为主要工农业产区，总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武汉水运航线之多、水运里程之长、沟通面积之广，在中国内地城市中堪称第一。民国以前，木帆船是水上运输的最主要交通工具。清代湖北漕船均兑运武汉漕粮。清前中期，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货物皆在此转输。汉口各业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除典当业外，皆靠转输来集散，航运业特别发达。“舟楫所萃，上自三巴、两粤、南楚，下迄江、淮，西则密迩荆、襄，商船连樯，几于遏云碍日”。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所造盐船“其船大者装至4500引”（约合900吨）。1850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大火时，停泊武昌塘角的“大艘峨峨者420艘”，还有其他船只600余只，“十九皆估客船，间亦杂有官舵”，总数1000余只。常日停泊在武昌、汉口、汉阳的帆船在1万只以上。近代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航业纷至沓来，除轮船外还有外国帆船。据海关资料记载，1880年来汉口的有外国三桅帆船272艘，计43158吨。传统的木帆船在长江干线特别是汉口至上海航线上受到抑制，漕粮运输也被招商局轮船代替。民国时期，轮船运输兴起，木帆船运输逐渐衰落，但在支流湖汊仍发挥作用。来自云南、四川、湖南、陕西、河南、湖北等省的物资多由木帆船集于汉口转输。据1937年汉口航政局的调查，当时以武汉为船籍港和经常靠泊汉口容量在10吨以上的帆船有7587只，计155636吨。
    汉口开埠以后，轮船逐渐进入武汉，并逐渐取代木帆船成为水上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1861~1938年，先后有23家外国公司在武汉经营轮运，其中18家在汉口设有分支机构，参加营运的轮船共11艘，计6.62万吨。1873年中国第一个轮船公司——中国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开始打破列强航运业对长江航运的垄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航运业实行统一管理，武汉航运又迎来新的发展时机，总部设在武汉的长航集团号称有10万人之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武汉人出行、运输货物，水路成为重要选择。武汉港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港口，经过武汉的客轮船船爆满，港口售票室每日都排满了长队。人们以在长航集团工作而自豪。各轮渡渡口人流不断，人们在渡船上或站或坐，欣赏着长江美丽的景色，好不惬意。生活在江边的人们，如果有哪一天未听到江上轮船的汽笛声，都有很深的失落感。船文化已深深嵌进了武汉市民的脑海中。现如今由于运输工具的多样化，轮船运输的地位有所下降，航运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亏损现象，但武汉市民无不在内心里渴望航运业能重振雄风，再现辉煌。
    武汉市民临水而居，亲水愿望常因得不到尽情满足而深感遗憾。为了满足市民的如此要求，市人民政府投巨资对武昌、汉口江滩进行了改造。改造前的江滩在上世纪80年代前除存在一些历史遗留占滩建筑设施、交通航运设施、取排水设施外，基本处于自然状态。80年代后，又出现了不顾防洪大局、不顾城市整体效益需要而任意建章占滩、填滩和向临水方向扩滩的问题。为了使市民能亲掬江、河、湖水，也为了使母亲河给市民带来的天然江滩、河滩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1990年后，全市江滩整治进入小范围实施阶段，曾先后进行了桥口河滩游园、汉口江涛中心、青山临江公园、龙王庙小游园等整治工程。1998年大水后，市政府对中心城区、长江江滩进行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综合整治。2003年10月，随着汉口江滩一、二期工程的胜利完工，汉口江滩整个岸滩形成绿色空间、水景岸线和休闲乐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择水而居”成为时尚，“江边、河边、湖边”成为新时期房地产开发的重要卖点。以汉阳月湖地区为例，2002年初，武汉市规划院完成《月湖地区建设规划》，以实现传统文化、自然环境和现代生活的高度和谐为目标，把该地区塑造成为中心城区最具滨江滨湖特色的自然景观区、独具知音历史内涵的文化旅游区。近期建设规划对月湖地区的水体、交通、建筑、绿化等进行综合整治，通过“拆、堵、栽、修、建”实现“透水、透绿、净化美化、通畅可达”的目标，使月湖地区显山露水、体现山水生态优势，展示月湖风景区独特的自然人文风貌，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根据规划，2002年12月，政府投资5000万元的月湖一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完成。琴台广场、琴台古建筑、月湖半岛及汊线湖面貌焕然一新，并新增绿化3．5万平方米，新建了月光广场和220米亲水平台，市民有了更多的休闲场地，40米长、宽1．6米的“高山流水”浮雕更添历史文化韵味。 开园当日，在冬日的阳光下，数千市民、游客尽情欣赏月湖美景，品味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月湖“换妆”给周边商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做为新加坡政府投资项目的长江广场，一期投资高达１亿美元。但伫立于汉阳桥头的Ａ栋完成后，另外３栋虽早已打好地基，投资计划却搁浅８年。投资之初看中的是月湖这颗城市中心明珠，没想到“明珠”周边环境脏乱差、交通不便，导致经营业绩连续下滑。一期整治工程开工仅3天，长江广场就宣布房价上调20％。新加坡方面拟重新注入资金3000万美元，全面完成长江广场工程。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引入也已纳入议事日程。
二、武汉地处中国中部，联通东西南北，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城市文化具有浓厚的交融特征。
    中国地理上的南北方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武汉当处于南方，东北、华北、西北一带的民众也多持同一观点，但武汉人却往往认为自己是北方人，这大概是因为武汉地处中国中部，其文化兼具南北文化特色，交融性较多的缘故。
    明、清时期的武汉三镇商贾云集，五方杂处，饮食业吸取湖、广、川、越各地风味，逐步形成以鱼类菜肴为特色的鄂菜传统。尽管当时的汉口号称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但由于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武汉三镇的城市范围甚小，人口较少，文化交融尚不够充分。1861年汉口开埠后，商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饮食服务业也相应发展。不仅有京、苏、川、粤、浙、宁、徽、湘等风味的餐馆，还有经营英、法、德、俄各式西菜西点的西菜馆和经营日本菜食的料理馆。到民国初年，各式餐馆日臻完善。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饮食业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如今的武汉，你可以品尝到来自北京的北京烤鸭，来自河南的烧鸡，来自江浙的带有香甜口味的菜肴，来自广东的海鲜，来自四川的麻辣风味极重的川菜等等，应有尽有，各大餐馆、饭店门庭若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厨为你服务，可以说不出武汉市，吃遍天下美味。
    戏剧是人们特别是老人喜欢观赏的表演项目。早在清道光年间，汉口后湖就有戏曲、杂技等民间艺人表演，光绪年间，戏剧演出逐渐由草台和庙台进入茶园。民国时期，武汉已成为本地剧种汉剧和花鼓戏（后称楚剧）的演出中心，并常有外来的京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木偶等表演艺术团体在各剧场流动演出。汉剧是湖北的地方剧种，旧称楚调（又名楚腔、楚曲），俗称二黄。1912年定名为汉剧。关于汉剧的起源，虽然尚无定论，但一直有“西皮”、“二黄”之说。“西皮”一说来源于湖北的“襄阳腔”，又一说来源于西秦腔。“二黄”一说出自湖北的黄冈和黄陂，另一说出自江西的宜黄及安徽石牌。汉剧来源于各地，当然也受到各地的欢迎。1931年武汉大水，汉剧艺人纷纷流离他乡。汉剧坤角花牡丹等30余人到四川后，与川剧名伶贾佩芝、张德成、夏桂芬等举行救灾义演，深受欢迎。京剧被誉为国剧，其源流就和汉剧有关，汉调名伶米应先、余三胜、王洪贵、谭志道、李六等先后进京演出，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894年前后，徽调艺人刘茂林和梆子艺人五月鲜来汉，在丹桂、贤乐茶园组织京剧与徽调、京剧与汉剧同台合演。随后又单独演出京剧。1903年，陆续有上海著名京剧演员汪笑侬、刘永春、王鸿寿、毛韵珂、夏月润、夏月珊及王家女子班来汉，在“天一”、“群仙”(怡园)、“满春”、“新民”茶园等处演出。民国初年，武汉观众对京剧日益爱好，汉口大舞台遂邀请北方刘鸿声、高庆奎、梅兰芳、余叔岩等著名京剧演员来汉献艺。1935年后，南北京剧名角大多来汉演出过，从此京剧在武汉扎根。如今，湖北、武汉的京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木偶团（院）有数十家，每年有众多优秀节目演出，已成为武汉市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武汉地处荆楚腹地的江汉平原，居民生活习俗有传统楚风的共性，但更多的是大商埠的个性。明清以来，随着汉口镇的崛起，武汉五方杂处、南风北俗、纯杂相伴的特性更趋明显。清末开埠以后，西风东渐，舶来品大量涌入，传统手工业被现代化大生产所取代。科学的昌明，教育的普及，人们衣食住行物质条件的改善，新旧观念的不断碰撞，使传统习俗或消亡，或嬗变，或改良，或保留。而前所未有的新习俗风尚，或已形成，或正在形成，或尚难被公众普遍接受。武汉人的行为兼顾北方人强悍、南方人细腻的特点，但北方人的豪爽在此却大打折扣，马路上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围观的人甚多，却鲜有人出头制止。南方人的细腻在此也未能充分展示，湖南的湘绣和江苏的苏绣全球闻名和当地人的细腻有很大关系，武汉却少见有著名的手工艺品。
    武汉方言属于汉口北方话（官话）中的西南方言（西南官话）。据《国语学草创》记载，自河南汝宁(今汝南)、南阳至江苏镇江一带，“居中国之中，尔雅正大之夏音(按：指上古之通语)产地也，其中武昌、汉阳(注：包括汉口)之音，又为醇中之醇”。从历史发展看，今武汉地区在上古时期距楚郢都(今湖北江陵)不远，属楚语的覆盖区。经过南北朝到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北方大批居民南迁，其中中原之音(夏音)也随之南下，被楚语吸收，以致与北方相比，夏口(今汉口)音仍不失为“夏音”的“醇中之醇”。明成化年间，汉口镇崛起。嘉靖年间，汉口商业渐盛，“盖于全楚”，使四方之音，与汉口之音融合成新颖独特的“汉腔”；其后，汉腔随汉口商贸的发展而影响日甚。到了近代，由于三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汉腔的影响也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得以逐步扩大。如今，由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通用语的普及、传播媒介的便利，武汉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正参照标准化、规范化而转化；同时，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交流频繁的社会活动，又使武汉方言在与各地方言不断交流中不断变化。
三、武汉深居中国大陆腹地，具有较强的内陆文化特征
    内陆文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封闭性与保守性。以武汉为圆心，1200公里为半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港澳这些中国的经济亮点均被圈在其中。这既是武汉的优势，也是武汉的劣势。武汉有发达的水路运输网络，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期，人们的交往范围很小，物资流通的范围也较小，水陆运输速度较慢、受季节影响较大、不能门到门等弊端不太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路运输的弊端就逐步显现，如汉宜高速公路的开通直接导致武汉水运企业的亏损，使得水运企业完全退出客运市场的竞争，货物运输所占的比例也大幅降低，这是市民，包括决策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明末清初，汉口镇和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同列中国四大名镇之列。汉口镇、朱仙镇以水而兴，景德镇以瓷而发，四大名镇除佛山镇外都远离海洋。在当时的自然经济状况下，内陆城镇以发达的交通为基础成为地域的经济中心尚可理解，朱仙镇随着水路运输优势的消亡至今仍为镇的编制，只有汉口（包括武昌、汉阳）发展成为了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放的缘故，也就是我们如今经常提到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问题，小农经济时期的对内开放造就了四大名镇，近代以来的对外开放（包括被动和主动两种）推动了海洋文明的发展，沿海的上海、宁波等地成为当时中国新的名镇，后来都发展成为了区域性的大城市或全国性的特大城市。在1861年汉口开埠以前，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西、陕西，甚至贵州等地的货物都把汉口作为集散地，九省通衢名副其实。汉口开埠的同时或更早，沿海城市也向外开放，上述省份的许多货物都通过沿海的广州、天津等地分流出海，汉口的地位有所下降。1931年、1935年大水后，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大幅下降，这当然有天灾的原因，但粤汉铁路的通车给汉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常被人忽视，粤汉铁路的通车使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地的货物流向由汉口分流向广东、广西沿海城市，汉口的区位劣势显现无遗，中国第二大都市的汉口再未重显其昔日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西方国家的封锁等原因，我国重又开始封闭起来，汉口（武汉）的区位优势再次显现，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武汉，在改革开放初期，它在全国的经济实力排名仍为第四位，可惜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迅速崛起，在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宏观背景下，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为主要支撑的东部沿海地区引领全国经济增长，西部地区也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出现集中、连片发展的势头。2002年，在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武汉的综合经济实力排名已下滑到第11位。
在这样的状况下，武汉市民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暴露无遗。武汉曾经的辉煌使一些市民有了夜郎自大的资本，他们看不上从相对落后地区来的民众，认为自己出生在富贵之地，不思进取，只妄想着过富足生活。企业改制、转型期总避免不了有些人要下岗、失业，正确的做法是要振奋心态，重新寻找适合自己工作、活动的舞台，而不是怨天尤人，整日无所事事，以打麻将、“斗地主”度日，社会上的一些脏、累、苦的活不愿意去做，从农村来的民工来城市谋生，他们认为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持敌视态度，这些人恨不得做最清闲的工作，拿最高的工资。这是典型的小市民特征。
    改革开放后，湖北、武汉提出了“两通起飞”，但却忽视了自己颇占优势的实业的发展。在一个内陆城市，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商业的发达可能会成为外地、外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别人凭借先进的技术、低廉的劳动力、先进的管理经验、充足的资金优势，占领市场是轻而易举的。武汉市民观念的更新和开放的程度，远不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甚至中西部的一些城市。虽然高校与科研机构云集，却留不住人才，没有出现几个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活跃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更未能有效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代化的生产力。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市民人文素质的滞后。
    武汉市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上市交易的商业企业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每个企业的上市都圈进了大量资金，十几年下来，再一盘点，发现有的商业上市企业已改头换面，被其他公司收购，有的企业的利润也非常稀薄，每年的年底，公司高层都在为如何向千百万股民交代而头疼。在第一波经济发展高峰中武汉已部分丧失了机遇。大的公司这样，再看武汉三镇星罗棋布的商业门点，武汉市的将下岗职工在马路边摆摊曾做为再就业的经验在全国推广，而结果是这些摆摊者不久再次失业，而给城市市容却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一些武汉市民中津津乐道的经验是如何买一个商业门面出租赚钱，很少听说有谁以开工厂制造产品发家致富的经验而宣传的。这和浙江一些地方，如温州、宁波等地完全不同，那里的制造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既降低了成本，也加快了产业更新的速度。现在的武汉市场，到处可以看到浙江的产品即是一明显的例证。
    武汉人的创新意识非常浓厚，但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很不够。很多好的措施起源于武汉，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如闻名全国的“门前三包”，在车站路开始实施，市容市貌耳目一新，但不久就因管理不善等原因不能坚持，马路上脏水横流，垃圾遍地。这些好的措施被外地某些城市运用后，城市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又反过来成为武汉人学习的样板。
    武汉市市长、历史学博士李宪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武汉在一万年前便开始有人类活动。市郊黄陂县境内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代方国宫城，也是迄今我国发现及保存最完整的商氏古城。自汉以后经南北朝至元、明，武汉成为我国水陆交通枢纽，货物山积，居民填溢，商贾辐辏。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并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清末洋务运动，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经济地位成为我国内地重要的经济中心而蜚声中外。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难点在中西部的发展，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地域连接、道路相连、商旅相通、习俗相近、人文相融，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人文特征，将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振兴崛起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客观规律和现实需要。武汉是中国最大的综合交通通讯枢纽之一，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是中国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和钢材制造业和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同时，西部大开发的一些优惠政策直接惠及武汉和中部许多城市，西部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启动，这给武汉和周边城市的制造企业提供广阔的经营空间。应当说，这些比较优势发挥得好，不但可以在国内市场中占领制高点，而且可以使武汉加快向国际性城市发展的步伐。
    武汉人应开拓眼界，摒弃区域地理的弊端，积极学习外地好的经验，摒弃那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利用武汉自有的文化优势，武汉的发展很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