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怎么吃”和关注“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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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怎么吃”和关注“吃什么”
吴泓

　　前些天，在华东师范大学周彬教授的博客上，我看到了他写的一篇博文，题目是《从“课堂”到“课程”》。周教授指出：“我们的课堂教学，大有不把四十五分钟用到极致誓不罢休的味道。”的确，周教授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教育教学的现实存在。我们只要随手翻翻手头上的报刊杂志就能找到“向课堂的四十五分钟要质量”“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等这样一类一厢情愿的口号（注意：这样迷人的口号还真不少，大的口号如“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不能让家长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我能让家长的孩子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周教授质疑：“但是，每堂课都上好了这门课程就教好了吗？每堂课都上好了就意味着你就是好教师了？况且，真的每堂课都上得好吗？”“究竟是执着于去追求一堂课的有效性，还是应该将一堂课置于整个课程教学的有效性之中来考虑呢？”周教授这里提出“课堂”和“课程”两个概念，以及与之相关、我们共同期望的结果——“有效”，引发了我诸多的思考。
　　我也是从一个年轻教师走过来的。在为人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里也只有“课堂”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只有“课堂教学”这样的意识。为什么会这样？想想是当初只有“教学大纲”而没有“课程标准”，只知有“教学”这样一个概念而不知有“课程”这样一个概念；再者，“课程”是国家的事，“教学”才是教师的事。即便当初有“课程”这样一个朦胧的意识，如我十多年前写过文章说过的“系统中的各要素本身的自我完善及其结构方式的优化组合，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最佳状态”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或者“整个系统”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甚了然。
　　今天，国家在制定教育教学计划时明确提出“课程”这样一个概念并由此制定学科课程相应的标准，如语文就有《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照理，我们本应该理解这样课程标准的精神并付诸于我们学科教育教学的实践当中。然而，现实的状况是，我们大多数教师仍然在“课堂”上下功夫。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教师关心或关注的仍然是“怎么吃”的问题而不是“吃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怎么吃”比喻成“课堂”，“吃什么”比喻成“课程”，“怎么吃”很重要吗？就我目前的实践和反思而言，我觉得“怎么吃”真的不重要！要知道，“怎么吃”都是“吃”，“怎么吃”都是学生在“吃”，“怎么吃”都不是你老师“帮学生吃”或者“喂学生吃”。既然是如此简单的“常识”，我们却在“研究”“探索”了十多年，什么教师讲授法，师生讨论法，情景再现法，现代教学手段辅助法等等。这真的没有多大意义和作用。而真正有意义和作用的，到是我们应该研究和探索“吃什么”。国家为什么要制定“课程标准”，针对的是哪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学科发展、思维发展、心理发展、人格发展而制定的，都有什么样的具体标准和要求等等。体现“课程标准”与之相对应的学科教材是怎样编排的，编排的系统或单位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的逻辑顺序，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生的思维发展和人格形成有着怎样的一个发展轨迹或脉络等等。即便教师要自行编制教学内容以及编排教学顺序，也应该，或者说也可以参照国家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的“系统单位”的，毕竟，那是多少学者、专家智慧的结晶。如果我们只顾埋头“吃”而不顾“吃什么”，即不去理会标准、系统的精神和内涵，那么，“吃”进去的营养成分很有可能就搭配不合理，不科学，甚至哪怕即使是经典之作，我们“吃”进去的不一定就是“精华”而是“糟粕”（如过早地阅读学习《三国》《水浒》等。注意：阅读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不用你教），更有甚者，可能就会“吃”到不安全的“苏丹红”或“三聚氰胺”了！
　　“怎么吃”总归是“吃”，只是你教师不要“帮吃”或者“喂吃”，而“吃什么”却是很有讲究。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以体制内的英语学习和体制外的“新东方”英语学习来作比较。同样都是为了应试，但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学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一些机构（如幼儿园）或家庭还真的是“从娃娃抓起”。而人家体制外的“新东方”英语学习呢，却用几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就完成大学“四级”“六级”的合格考试，为什么？别人的“吃什么”安排得合理，编排得科学，仅是单词记忆这一块，别人编排的“课程”结构就很科学、很合理，别人就敢于说我的单词记忆是“爵以词雄”（见“新东方”刘一男单词记忆法）。至于“怎么记忆”，我想就是学习者“记忆”，“怎么吃”是玩不出什么新花样的。
　　有句俗话说得好——“螺蛳壳里做道场”，想想我们课堂教学的情形还真的很像是这么回事。我们眼里、心里只有“课堂”而没有“课程”，而这“道场”做得再好，也受限于这狭窄简陋的空间。学科教学，特别是语文学科教学，只有走出这狭窄简陋的空间才有可能有广阔的天地和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