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良好的艺术创作机制与发展生态

管季超0712

建立良好的艺术创作机制与发展生态

来源:中国文化报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美术生态的复杂性?中国美术应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政府、学术界、艺术家与市场如何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美术作品如何明确中国文化立场、参与国际交流?……11月25日，全国美术机构和院校领导、艺术家、美术界学者50余人聚集北京，参加由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全国美术发展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各抒己见，既有战略与政策建议，也有针对时弊的批评及对所在领域的反省，讨论从上午9点持续至下午6点，不少专家仍然意犹未尽。 　　明确职责，提升美术的文化影响力 　　文化作为人们的基本发展需求，从传统的“软实力”逐渐成为不可忽视、必须苦练的“硬功夫”，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术作为文化领域里的一个门类也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与资本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美术生态正呈现出繁荣与混乱、创新与停滞、提高与普及等多重矛盾。中国美术如何在文化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定位好自己的角色，真正提升其文化价值和影响，是与会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表示，在认识、实践和完善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应当逐渐明确政府、艺术家、专业机构、艺术市场的不同分工，调配好各种服务艺术创作的资源，协调建立良好的艺术创作机制与发展生态;而面对各种问题背后的复杂联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已然不能解决问题，一个更加长远的、系统的、具有基础性的战略规划是当务之急。 　　部分学者针对政府职责积极建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结合调研实践提出，二级市场里的拍卖行成为造富工具，严重脱离广大群众，从满足更多群众持有艺术原作、回归审美教育的角度看，政府应在规范市场特别是扶持一级市场的画廊上采取必要措施。薛永年同时提出，引入去行政化的美术基金会制度可补充政府职能、弥补市场缺陷，提升对美术创作学术与专业判断的纯粹性。 　　就美术大众化的发展，邵大箴等学者提出，鼓励普通群众的美术创作甚至模仿艺术作品具有积极意义，视觉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能够增强美术的群众基础，在关注精英艺术家之外，政府在这些方面可作为的空间很大。邵大箴以公园中以水为墨在地面练习书法的中老年人为例，认为此类艺术创作活动充分反映了市民日常精神生活对视觉艺术的需求，政府和相应的艺术协会应该予以关注。 　　陈醉、刘伟冬、李公明、杭春晓等学者表示，政府在主导国家文化立场、明确市场规范、调配公共资源、扶持艺术创作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着力在艺术品鉴别体系的建立、培育艺术经纪人等方面有所作为。他们同时建议，以“国家”行政名义组织的大型“工程”可以考虑转由专业美术机构和博物馆主持，以确保项目的持续性和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才是有意义的 　　关于美术创作本身，郭怡孮、田黎明等人从发掘中国传统文脉，体认中国绘画核心价值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美术创作的发展根基和方向，提出艺术家本身需要一种对中国美术传统的清醒认识。杨飞云结合个人近年的创作体悟表示，尽管时代呈现着复杂面貌，艺术历史的突破空间可能变小，但创作者应该从本心出发，坚守创作的灵感和自信。 　　许多学者表示，在重视传统的同时，不应把鼓励艺术创新和多元发展与此对立起来。艺术作品的“好”与“有意义”是不同的概念，每个时代应有其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艺术作品。“好”的作品可能具有美的视觉效果，但只有“有意义”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才能够真正推动艺术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绶祥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作为艺术创作者，画家群体也是多种多样的。保持艺术家身份选择的多样性才是正常的、全面的发展，从长远来说这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基础。评论家贾方舟则以文学史为例分析说：“我如果是生活在宋代，我会关注苏东坡，不会用主要精力关注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因为苏东坡创造了宋代这个时代的艺术，到了元就是曲，明清就是小说。美术也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贡献，都会对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有新的推进，这个新的推进的部分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真正能够书写我们民族美术史的部分。停留于对古人的模仿，不仅难有超越的可能，也将与当今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脱节，最终失去其感召人心的文化价值。” 　　对于当代艺术发展与青年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评论家彭德等认为，具有实验特点的当代艺术中必然存在大量失败与不完善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汰，其中可能传世的作品也许微乎其微。但这种充满缺陷的现实正是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代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多种文化现实，因此具有历史意义。要相信艺术史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净化能力，允许具有独立品格的各种艺术风格存在并给予一定支持，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应有的胸襟。他们同时建议更多关注青年艺术家的美术创作与生存状况，形成更为通畅的交流渠道。 　　把握话语权，增强学术阐释能力 　　在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美术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摆在政府、美术机构和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如何明确中国文化立场，把握文化艺术的话语权，几乎被每位与会者提及。 　　与会学者认为，除了鼓励创作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之外，增强舆论宣传与学术阐释能力是当前文化交流中重视不足的地方。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表示，中国美术应该首先明确自己的文化立场，认真做出分析和论述;学术理论界需要在话语表述中回归常识，言不及义的捧场文字和大话空话的现状亟须纠正。 　　关于文化阐释的必要性，陈伟冬举例说，在一次德国海德堡的中国作品展览中，由于熟悉中国文化的德国领事向德国观众解释了“竹子”的独特含义，结果关于竹子的作品全部售出，而其他作品则少人问津。因此，作品背后的文化意蕴需要自信的阐释和积极的推介。 　　邵大箴、张晓凌等结合部分国外展览的中国项目提出保护美术的“国家形象”，以国家名义的对外展览必须具有艺术的高度，能够真正代表中国艺术。因为不少外国人缺乏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认识，而在国际政治角力中，西方社会以资本的形式主导艺术市场话语权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在国际交流中中国美术作品不应自我定位为从属地位。张晓凌认为，在组织参与国际性展览时，自己必须首先定位好文化立场，要对展览等具体事宜有充分的准备，不能仅在开幕式上花很多钱，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这不仅浪费国家资金，更损害了中国的文化形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端廷也认为，当今世界有数不清的艺术博览会，中国并不缺少展示平台，但应根据不同性质的展览有所差异。王镛则提出美术理论著作中外文字翻译无法对接的问题，当前亟须培养既懂艺术又具备语言基础的人才，以应对交流无法深入的现实矛盾。 　　有部分学者表示，话语权的问题近来被广泛提及，但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影响力的问题也有一个自我反省、修炼内功与注重推广、改进策略两方面平衡的问题。一些与会者还认为，面对鱼龙混杂的美术生态，相较于生硬直接的行政干预，用交流比较、学术批判、经济扶持等方式引导社会重构文化与艺术价值的认同感和方向感更为科学有效。 　　座谈会在议论中结束，主持会议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表示，每个人的艺术创作和观点都可以不同，但文化是有积淀的，在国家层面思考美术业态的发展规律则更需要有全面关照现实的视角和长远的眼光。在人们热衷于经济建设，各种价值观念飘忽不定的时候，学术界有责任静下心来思考一些文化最本质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