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源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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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源流(转载)
　　
　　
　　 作者：光重皇
　　
　　　　 对于哪是中国最早的楹联，诸多辞书在解释楹联条目时，都认定是后蜀孟昶（919—965）的桃符题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但这一论断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怀疑：其一，前面已经说过，楹联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确定哪是首联缺少必要的依据；其二，翻翻我国丰富的典籍，联语随处可见，而且这些联语都比孟昶的题桃符要早得多。下面列举数条，不必论述，大家也能看出孟昶之联是不是首联。
　　　　
　　　　后唐范质有一题扇联：
　　　　
　　　　大暑去酷吏；
　　　　清风来故人。
　　　　
　　　　《新唐书·李泌传》载李泌答对宰相张说的联语是：
　　　　
　　　　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张说[667-730]出句）
　　　　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李泌[722-789]对句）
　　　　
　　　　清人编的《黄鹤楼楹联》中吕洞宾的题联是：
　　　　
　　　　入是门由是路，翠柏苍松，莫问蓬莱在何处？
　　　　登斯楼览斯景，青山绿水，别有天地非人间。
　　　　
　　　　 福建《福宁府志》（乾隆版）载，唐朝进士林嵩，曾在福鼎的滨海渔村——礼岙草堂苦读经书。林嵩未第时，在草堂悬联抒志咏怀：
　　　　
　　　　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
　　　　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
　　　　
　　　　福建《霞浦县志》载，唐陈蓬，号白水仙，家于后崎，曾题所居两联：竹篱疏见浦； 茅屋漏通星。 石头磊落高低结； 竹户玲珑左右开。
　　　　
　　　　 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之四·温庭筠》载，温庭筠对李商隐言： 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 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唐太宗题书藏晋词的联语是：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识·学编七十四》载，南朝梁文学家刘孝绰（481-539）罢官不出，自题其门： 闭门罢庆吊； 高卧谢公卿。 其三妹令娴续联云： 落花扫仍合； 丛兰摘复生。 元会稽翰林林坤辑《诚斋杂记》卷下也有同样的记述，只不过续联首句为“落花扫更合”。
　　　　
　　　　 对于刘孝绰兄妹的题联，曾伯藩先生在《对联起源考辩》一文中，多角度、多方位地对楹联起源问题作了深入考证，认定是可信的。他写道：“刘孝绰兄妹题联事是完全可能，确实可靠的。”“无论从理论或从实际来说，都足以证明对联起源于南朝梁代，而所谓‘对联起源于孟昶所题十字春联’，或者说‘对联只能产生于律诗成熟以后，只能产生于五代’等等说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上述联语，有的题于扇面，有的题于书间，有的口头答对，有的题于名楼胜迹，有的题于中堂，有的题于门旁……；它们或表悠闲自得之情，或抒大丈夫之气，或应对显才，或赋一介寒儒清苦自甘之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福鼎、霞浦僻处海隅，文化比较落后，乃有悬联于堂的风习，足见唐时楹联已普遍运用于世。
　　　　
　　　　 石中元、石中才在《日本友人与中国楹联》一文中说：中国楹联于唐代就传入了日本，“随着鉴真高僧的东渡，以后日本的不少寺庙贴有楹联”。 由此可见，首联的出现，远在后蜀孟昶的桃符题联之前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哪是真正的首联，则是难以确论的。
　　　　
　　　　 人们在探讨楹联起源时，往往先从其句式、句法去追本溯源，征引最古老著作中对偶佳句为其佐证。如引《诗经》的有：“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引《周易》的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等等。所有这些诗句，就其句式、句法而言，都可看作是楹联的雏形。因此许多人以上述著作成书年代来断定楹联句式、句法缘起于先秦或殷周。
　　　　
　　　　 其实，这种句式、句法，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远在殷周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口头语言中了。因为骈俪之缘起，出于人心之所想，人们自有语言以来，就注意到了说话中的对偶关系。正如利勰《文心雕龙·丽辞》开篇所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刘勰这段文辞中，清晰地阐释了人们在语言的运用中产生对偶句式、句法的必然性。
　　　　
　　　　 《尚书·夏书》是记载殷周以前的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汇编，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口语的。刘勰在论说人们在语言的运用中产生对偶句式、句法的必然性后，紧接着便援引《书·大禹谟》中所追记的皋陶及益之言中的对句予以说明：“唐虞之时，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为轻。功疑为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由此可知，对偶句式、句法是在殷周之前就客观存在着。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一书中，对对偶句的句式、句法形成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说：“原丽辞之起，出于人心之能联想，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此正对也。……其由于联想一也。古人传学，多凭口耳，事理同异，取类相从，记忆匪艰，讽涌易熟，此经典之文，所以多用丽语也。凡欲明意，必举事证，一证未足，再举而成；且少既嫌孤，繁亦苦赘，工句相扶，数折其中。……又人之发言，好趋均平，短长悬殊，不便唇舌；故求字句之齐整，非必待偶对，而偶对之成，常足以齐整字句。””范文澜是从人们善于联想，古人传学之方便及人们语言运用的习惯来阐明对偶句式、句法“出于自然，不必废，亦不能废”这一语言规律的。可以说，对偶句的句式、句法，早在殷周之前，就伴随着人们的语言而客观地存在着。
　　　　
　　　　 中国的汉语，声调匀称，音节分明，这就容易形成字音字义两两相对，这是汉语所独具的民族特色。这些特点，则是构成对偶句式、句法的天然条件。现在许多没有从未进过学校门的年长之辈，他们虽然没有语言修辞方面的专门训练，但也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交谈之中抑扬顿挫、出口成章的对偶句式。可以肯定说，一般的楹联句式、句法不仅是在殷周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而且是伴随着人们的语言而客观产生的。
　　　　
　　　　 综上所述，对偶句的句式、句法是随着汉语语言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汉语语言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当远在殷周之前就存在于人们的口头语言中了，现存的殷周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也存在着许多殷周之前的对偶佳句。楹联，作为对偶骈文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当我们判定其起源时，如若从对偶句的句式、句法出现的角度去考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现存的书面资料或是其成书之年代，而应上溯到殷周之前的口头语言时期。
　

　　对偶句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楹联，有三个极为独特的客观条件。
　　　　
　　　　 第一，汉字的独特性，为楹联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的汉字，与世界各国的文字大不相同：它不是拼音文字，不是用字母连缀而成，而是用笔划构筑而成；它是独具特色和情趣的方块字，这种字体，方正大方，整齐美观；它不论笔划多少，均能容纳到一个方格之中，不会失去端庄稳重的平衡感；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即使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也必须每个音节写成一个方块字，将汉字书写成文，便往往能够造成字形、字音、字义两两相对的，整齐优美的对称句子。这样特殊的文字，当赋予其一定的创作意图，组成对偶句子，书于楹柱、门旁……即成楹联。中国的楹联，仅从字形上来说，就使世界各国其它形式的文字难以与之同列。
　　　　
　　　　 第二，对偶句之成其为楹联，是与我国人民爱贴桃符的民俗习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据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的《东京孟华录注》载：“古书《山海经》曰：东海度溯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害人者。于是黄帝法而象之，殴除毕，因立桃版于门户上，画郁垒以御凶鬼。此则桃版之制也，盖其起自黄帝。故今世画神像于版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户间也。”其书又云：“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明陶宗仪纂《说郛》卷十写道：“马鉴《续事始》载云：《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术，以郁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谓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上述若干记载，谈到了桃版、桃符的大小，实际上也就是告诉了人们当时写作楹联的用具和材料，同时也说明了人们题写桃符的目的是用以驱邪镇鬼，或者用作祈祷吉祥，这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当时的桃版、桃符样式及其上的题词，就是楹联的滥觞，故崔俊夫纂编的《大中华楹联菁华·序言》说：“楹联始自桃符。” 从对偶句成为楹联的上述两个客观条件来看，“神荼、郁垒”或“元亨、利贞”之类的二字联语，都可以视作是对联的起始，显然对联的出现是远在后蜀孟昶的桃符题联之前的。
　　　　
　　　　 第三，由贴桃符避邪祈福到贴楹联于寝门、楹柱……由题咏诗词佳句到题写楹联，其间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楹联，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骈文和诗词歌赋中的一大流派，如果有人从骈文和诗词歌赋中摘取自然成对的对偶佳句，题于壁、楹柱、桃符等物之上，就成了楹联；人们以口头语句相对，也是对联，只是没有题写于寝门、楹柱之上罢了。而过去人们在论述楹联之起源时，往往只注重由贴桃符到贴楹联于寝门、楹柱等现象，而把对联的出现定在后蜀孟昶之时，是失之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