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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年代里的永恒魅力
——对近年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图书热潮的扫描
进入21世纪,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影响、人格品质、价值选择的研究类图书成为出版热点,夏中义、陈平原、傅国涌、智效民、谢泳等学者出版了一批以探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为主题的图书,旨在剖析、反思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心态、复杂思想和文化人格。由于时代和自身因素的制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都难以施展抱负、实现理想,是“未完成品”,但是,他们的困惑与彷徨、坚韧与反抗以及不可复制的书生本色、文人性情都成为一种精神资源和文化风景。
咀嚼一种痛苦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生不逢时的感慨和悲叹,他们伴随着时代的波动经历了太多的浮沉。通过审视百年震荡下的一些个案,就会发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命运深深地打着时代烙印。时代所造成的悲剧最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和人格冲突上。夏中义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冲突、内心矛盾与人生选择有着敏锐的观察,在《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中,他用第二人称的形式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王瑶等九位清华学人对话,追问学统与道统的冲突下的痛苦灵魂。这些学者一改传统儒生“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政治抱负和“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坚持以学术为本位,执著于知识学问,用生命去维系学问事业,彰显了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精神;而一些外在压力,也造成了他们学术事业的缺憾,从而倍感痛苦。《九谒先哲书》后,夏中义又先后出版了《学人本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王瑶到王元化》(夏中义、刘锋杰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延续了对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思考。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冲突和悲剧命运大多集中体现在其生命的后半期。自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之后,知识分子的后期思想和人生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主要有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袁亚忠的《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彭华的《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等。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从共时的层面上思考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大变动之际的思想脉搏和内心痛苦。在翻天覆地的政权交替之际,个体自由与体制内生存之间、传统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文人气质与集体意志、独立思想与人云亦云之间的冲突折磨和考验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旦背叛了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依据。虽然个别人假借学术和文学的名义在名利场上获取了书斋所无法提供的收益,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的学术生命。
怀恋一种风度
从总体而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群体,他们的学者情怀与书生本色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陈平原的《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不仅将“知人”当成“论世”的手段,而且着力体现“知人”的独立价值,将单纯文本的阅读转化为对学者性格与情怀的理解与把握。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耐读的,他们不仅经历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历了家道中落,而且大都是性情中人,有着无法掩饰的书生意气。他们在“瞒和骗”的社会里率性而为,无所顾忌,显示着自己的独特个性、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陈平原通过资料梳理挖掘了现代学人诸多有趣的生活细节,使我们对现代学者的生命体验和学术风格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陈平原说:“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
王开林的《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两书均为中华书局2006年版)以文化随笔的形式对现代文人的真性情给予了关注。王开林认为:“文化只有新旧,无所谓真伪;文人只有真伪,像辜鸿铭、王国维、易顺鼎、陈寅恪、梁漱溟则是典型的旧文人,而张竞生、苏曼殊、徐志摩、郁达夫则是典型的新文人,但他们都是本色原味的真文人”。真文人不世故,不虚伪,不会趋炎附势,不会随波逐流,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执著地追求着精神独立和心灵自由。而正是这种真性情成就了他们的学问事业。
英年早逝的学者吴方撰写了不少阐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与心灵隐秘的文字,散见于《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斜阳系缆》、《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等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将吴方的这些文字梳理会扰在一起。吴方的诗化文字有一种沉静之美,在平淡之中显示出目光的穿透力。他的思考富有哲学意味,体现了终极关怀。在他看来,文人的真性情不仅仅是个人的随心所欲,更是历史意识在文人身上的投射。海外学者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察别具慧眼,较有代表性的有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夏志清的《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等。李欧梵说:“现代文人个性的其中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他们内在生机勃勃的渴望,以改变他们毫不强壮的外表。穿旧式长衫、清秀的脸上架了副黑框眼镜的徐志摩,出现时往往‘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说话时,‘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现代学人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他们以“非常人物”自居,不与世俗混同,从而成为独特的精神符号。
梳理一种记忆
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许多人和事已经成了尘封的记忆。近年来,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传记、回忆录和文化随笔大量出版,如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往事知多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陈远主编的《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石兴泽《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傅国涌的《历史深处的误会》(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赵柏田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何兆武的《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等。
这些以“记忆”为主题的书籍,切入点都是细微的,通过一所大学、一本杂志、一个家庭来梳理人文脉络,对现代知识分子命运进行考察与反思。尤其以谢泳、智效民、赵诚、高增德等山西学者的研究最为突出。这些学者并不在文化中心,也不在名牌大学或重要媒体的体制内,但是这并没有遏止他们进行“思想操练”的热情。丁东认为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公共问题缺乏兴趣是一种“整体上失职”。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重写现代史、重构历史真实、修复历史常识的构想。通过对文史资料的梳理,现代知识分子被遮蔽的光芒重新闪现出来。
大多数研究者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愤传统,他们唯恐知识分子消磨于琐屑的日常生活,担心人文精神的家园失陷于市场语境之中。赵柏田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书,将知识分子归位于日常生活,力图还原现代知识分子的细节真实。赵柏田说:“他们在消逝的年代晦暗不明的光线里走动着,也曾蓬勃地生,但又无一不是失败的。历史粗暴地挤压、简化他们,终至在一个个夹缝里把他们碾成了片片碎影。他们的面目被时间的尘埃模糊了,只剩下一张张僵硬的、符号化的脸。”
思想的意义有时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震撼了时代的心灵。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研究是一种再思考、再创造,更是对心灵的拷问,对时代背景的凝视。叙述一种思想,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学术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学人的灵魂决定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分量。面对现代知识者的“苦魂”,我们不难感受到,大冲突、大矛盾所造就的大痛苦,本身就是一笔无法取代的精神财富。(丁国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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