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春阶 于国鹏：刘道玉印象

管季超0712

逄春阶 于国鹏：刘道玉印象


时间:2011年1月18日 作者：逄春阶 于国鹏 来源:大众日报


头发花白，右耳不聪，77岁的刘道玉让我们紧贴着他坐，大声提问。他说：“我知道《大众日报》是山东省委机关报。这几年我接受过100多家媒体采访，你们是第一家采访我的省级党报。”

近距离倾听这位传奇校长，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他是部厚重的大书。

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校长的原型

1982年武汉大学学生喻杉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发表，接着拍成同名电影。其中那位思想开明、作风民主、锐意改革的校长原型就是刘道玉。小说是这样描写他的形象的：“看上去，四十五岁左右，中等个子，一张结构极平常的脸孔，平易、自然。一身学校老师中最常见的打扮，朴素、干净”。那是29年前的刘道玉。 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凡是学生写给我的信，不得扣压，有信必回；凡是学生要求见我的，不得挡驾。凡是有年长的教师约谈，不能让对方劳步。凡是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他烟酒不沾、歌舞不会、既不吃请也不请吃。新华社记者方立新回忆：“我是1982 年进入武大的，至今我还记得，刚入校没两天，刘道玉就带着几个随员，到我们新生宿舍来嘘寒问暖，留下一些关心与鼓励的话。20多年后，刘道玉未必记得他走访过新生宿舍，而当年我的武大同学，应该记得这一幕。”

12月12日晚，武汉小雨，我们在武大校园里打听珞珈山庄怎么走，一位国政系的学生主动给我们指点，我们问起刘道玉校长时，这个大学生说，他是我们的老校长，他在任时干的事至今流传。

慧眼识得易中天

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山东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对记者说，刘校长是个伯乐啊，易中天能有今天，全靠刘校长慧眼识“马”。

197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钢铁厂二中教书的易中天，既没大专文凭，也没参加什么研究生考试补习班，他竟然以自己的实力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可是，易中天1981年毕业分配时，却遇到了麻烦。他的导师胡国瑞找到刘道玉，建议留校。刘道玉经过认真考察，认为易中天人才难得。但易中天是定向生，必须回新疆。改派必须经过教育部。刘道玉就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找到教育部长蒋南翔，一遍一遍地“磨”。

经过反复努力，最后易中天终于留校任教。易中天后来成为武大中文系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1983年，他为本科生开设的《文艺审美心理学》，首开了这一领域的先河。1984年，刘道玉校长又任命他为中文系的副主任。

优秀经济学家杨小凯，是“文革”期间在监狱里自学成材的。杨小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刘道玉把他延揽进了武汉大学，他在武大结识美籍华人学者邹至庄，得以被邹推荐留美。刘道玉坚决支持他的选择，顶住压力批准他出国。1993年，杨小凯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近 30万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院士衔职的。可惜他英年早逝，刘道玉专门写了悼念文章。

用孔子“三忘”激励自己

刘道玉1958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62到1963年在苏联科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1977年，出任高教司司长，他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曾组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等24 个全国性会议。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自始至终是一名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

1981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后，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执掌7年武大，名留珞珈山。


退休后的刘道玉深受病痛的困扰。现在右手不能写字，用电脑写东西，用左手记笔记。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章在8到 10篇，先后出版了《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和《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 12 部书。“现在虽然我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是我还是用孔子的‘三忘’来激励我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还是在继续呼吁教育改革。”

刘道玉对记者说：“ 《 诗经》 中有这样的话代表我的心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采访结束，记者请求给我们题个字，刘道玉用左手艰难地写道：“媒体应大力宣传教育改革的启蒙”。写完，闭紧嘴巴，目光凝重地看着窗外。

管季超0712

石 破：洒墨刘道玉


时间:2010年11月14日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我现在是个残疾人。”77岁的刘道玉在自家客厅里对记者说。“我中风13年多了，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他让记者坐到他左侧沙发上，好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你们对我的采访是关门采访，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了。”

很多人对刘道玉很好奇，对他的经历执迷，对他的思想也不省其意：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

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刘道玉的一生，在升腾和跌落间跳来跳去，兔起鹘落。

1961年，国家高教部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当时我国内有三年困难、外临中苏交恶，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就是刘道玉。然而，在苏联留学一年半后，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与中苏论战，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回国。眼看到手的“副博士”学位飞了，但他却变身光荣的“反修战士”，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隆重接见，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请他吃川菜，周总理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却又被刘道玉婉拒，而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他被内定为革命事业接班人，32岁就在武大当了副教务长，“文革”中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搞笑的是他被武大造反派疑为“苏修派遣来的特务”。刘道玉辩解说我是被苏联政府赶回来的呀！对方回答：焉知你们搞的不是苦肉计？看来想象力真的比知识更重要，也许整个10年“文革”就是一场全民想象力的大爆发？

就这样，“文革”前期，刘道玉差点被整死。1973年他时来运转，被任命为武大党委副书记，当上了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湖北省委委员，1977年又当上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但他不愿当京官，以“水土不服”为由辞职南归了。

48岁时，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后国内再也不曾出过如他般年轻的校长了。当时的武大，解放前全国五大名校之一，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大学中的第22名。刘道玉发出了“我们武大要10年生聚，10年雪耻！”的誓言。

然后他改革，他创造，他在武大搞了七大新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学生可以放暑假，但算“第三学期”，学生因为学科冲突不能学的课程，暑假期间开设，既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又为学生解决了问题)、贷学金制。刘道玉说：“到现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都是学我们的；国家21世纪才搞贷学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10年！”

那时节的武大，突然一峰插南斗，人称“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同行皆碑。但它为什么没有像深圳那样带动全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为什么星星之火没有燎原？

刘道玉解释：“这是由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教育部门毕竟是敏感领域，国家控制很严。另外，中国推广一个东西，必须自上而下号召、布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号召就可以了。当时主管教育的万里副总理对武大改革很重视。他说过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虽然万里对我们的改革是肯定的，但毕竟没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在对记者谈话和自己写的文章中，刘道玉多次嗟叹：中国的国情，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发话，解决问题很容易。现在没有领导人来下决心，怎么办？

1988年春，他又成了全国唯一被免职的大学校长。“我被免去武大校长职务是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了。我这一生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就被免除了校长职务。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刘道玉呵呵轻笑。

有人批评刘道玉任武大校长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上‘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但刘道玉要能把这些事情全都做到，他也就跟别的大学校长没什么两样了。

不走！就是不走！

一年半后，上面又派下来工作组，查了刘道玉3年，缠头裹脑，雪意涔涔。“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刘道玉在自传里写道。

出生于湖北枣阳市蔡阳铺北大刘坡的刘道玉，从小有着农村孩子的犟劲。他被免去武大校长后，众人以为他会很快离开这个伤心地。但刘道玉下定决心，不走！就是不走！1988年2月10日被免至今，刘道玉仍是武大教授队伍中的一员。他不走，别人可能比他更难受。“那些整我的人对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赶走，赶不走就整垮。现在看来，他们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唯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切！至于挨整，我是很坦然的。”刘道玉说。

关于“不当官”，刘道玉在自传里如此这般注释：“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那么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呢？刘道玉认为他是教育家，“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他最推崇的5位大学校长，一是创办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英国人纽曼。二是当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三是曾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的魏兹曼。四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五是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刘道玉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这5个风骨凛然的校长，现在的社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他认为当校长是为了实践和推广自己的创造教育理想，顶多算个“学者官”。但是，校长职务被免后，刘道玉连“学者官”也不愿再当了：“此生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任何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当国内几所大学向他发出聘任校长的邀请时，刘道玉毫不犹豫地辞谢了。他说：“那里都是教育部的‘飞地’，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试验呢？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不当官”的刘道玉，避免了再次遭受整肃的羞辱，但从没打算退出教育改革舞台的他，却安能摆脱“理想主义者就是失败者”之宿命？他一心想办私立大学，却是“归无路，进又难前”：他想办亚洲高等管理学院而未成，想办中国实验大学而泡汤(他写了文章，还把文章呈送了教育部领导，结果可想而知，呵呵)。他的胸襟越来越大，想在海南办中国教育试验城，海南省支持，但教育部不批。温州一位企业家规划在老城外建新城，邀请刘道玉去办乡镇企业家学院。“结果他的新城没搞成，我的学校也没搞成”。这位“理想主义教育家”大宽转兜回来，想在武汉办“东方人文大学”，他与江夏区政府签了合同，在汤逊湖边征了1000多亩地，最后还是……塌了台。“武汉空军政委坚决支持我，说他全部负责资金，3亿元没问题！但湖北省教委就是不批，时任省教委主任余某某说：‘别人办学可以，刘道玉办学不批。’”

“我一生都在呼吁改革办学，自己办学却办不成。为什么呢？”刘道玉一声长叹：“因为我从不找靠山，不对任何人行贿，不假借任何人的名誉，只想凭着我的先进教育理念获得认可而获得支持，在现实社会情况下，这纯粹是幻想……”

1995年，刘道玉参与创办了民办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从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校训都是他一手制订。他亲自给中学生上了3年课，对他们进行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周围的人又迷了眼：你原是大学校长呀，何以身价跌至如此？但刘道玉不难为情，他说：“前苏联的很多著名教育家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柏拉图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创办过柏拉图学园，黑格尔办过黑格尔中学，罗素办过比肯山学校，杜威也办过实验中学，我国的陶行知先生办过晓庄小学和晓庄中学。我想步他们的后尘，搞教育实验创新。”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6年。该校学生参加各种比赛，即使在武汉市教育强区的江岸区也是名列前茅。可惜的是，这家“新世纪学校”在离新世纪到来还有21天时关门了。投资人空手套白狼，跑了，教师发不出工资，债权人把门封了。刘道玉说：“我这一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8年被免职和后来受清查，我都没流泪，新世纪学校关门时我痛哭流涕。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你能不悲痛？全校教职员工与我一起嚎啕大哭……”

刘道玉哭了，他哭得意味深长，哭得滋味杂陈。命运的荒诞和个人的奋斗是如此的难以融洽。此时他是否想到了那些整他的、等着看他笑话的人？“不走！坚决不走”的刘道玉，是否咂摸到了“无处可走”的悲凉？

刘道玉说：“没有，我依然在乐不思蜀地思索着教育改革问题。”

回答“钱学森之问”

创办学校失败，刘道玉把精力转到了写书、研究创造教育问题上。他写了5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刘道玉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

“如果不谦虚的话，我在10年前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刘道玉说。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探视钱学森，本来是征求他对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意见，结果钱学森说要讲教育问题。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邀请了6名“教育专家”座谈。温总理先说了钱学森的意见，而后感言：“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刘道玉以为钱学森的意见连那6个“教育家”也没读懂。“钱学森建议的核心不是‘大师’，他这段话里没有出现一次‘大师’二字，你怎么提出了个‘大师’问题？‘钱学森之问’的意思是：中国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性的模式去办学，所以才出不了杰出人才。模式是因，杰出人才是果。培养什么样人才，是教育方针规定的，国内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针定格为培养大师级人才。更何况我国许多大师都没有上过大学呢！”

刘道玉接着说：“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10年前我就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他指的是2000年发表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在这篇文章里，刘道玉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钱学森说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我设计的模式，恰好与钱学森5年后提出的问题相呼应。按照我提出的创造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研究。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好多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我不认为我的模式是完美的或是唯一的，但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谁提出了比我更高明的教学模式。我找了几个大学，想做他们的顾问，无偿进行试验，但他们都不敢。因为现在全国的大学都要统一评估，这个指挥棒不取消，谁都不敢离开教学大纲来试验，所以问题的根源还是现行教育体制。我人微言轻吧，但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第一大师，泰斗级人物，他登高一呼，也没人理睬，悲不悲哀？”

炮声隆隆，其奈聋子何？

被免职后不久，刘道玉即对国务委员李铁映直言：“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

此后他撰文抨击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他攻击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他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疾呼“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他有一腔的火焰，很想一吐为快。2009年初，他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全国100多家网站转载，评论5000多条，反响扑面，骇浪暴洒，让刘道玉始料不及，但他没听到由教育部传出的任何反馈信息。

“教育部也认为自己在改革，我说你虽然合并了那么多大学，那是发展，不是改革。很多人把发展当成改革了。我文章里的原话是：‘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只有发展，教育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不是带动改革。’这句话得到网民高度评价，网民说这是‘金句’。呵呵。”

到今年2月10日，刘道玉被免武大校长一职整22年了。1980年代在中国当过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人，绝大部分偃旗息鼓了，刘道玉还在关注、研究、呼吁教育改革。“这是什么情结？”刘道玉问，“中国历年出的校长著作不少，但能写到我12本教育专著的，可能并不多见。我不谦虚地说，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教育的学者都写不出来这些书。他们有学问，但没有我的实践体会，也不像我敢言他人之未言。”

刘道玉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我是个绝对另类的人！跟卢梭一样，上帝造好了我，就把模子毁掉了。”在他的叙述中，时现“不谦虚地说”之类句式，后面跟的总是他又“创造了某项第一”。

一般人看到了刘道玉人生之悲剧性，却未看到刘道玉之喜，反而是“理想主义教育家”自己看到了。“我这一生，喜剧不是绝对的，悲剧也不是绝对的，我是悲喜交加的人生。”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也赫然入选。“它们都是民间评的……足了，这是对我30年的肯定。”刘道玉爱惜自己赢得的民间声望，将其视为礼物，而官方的评价机制则早已将他删除。

自被免职后，刘道玉的一切校长待遇被取消了，博士生导师至今不批，六次申请政府特殊津贴被拒，理由是“政治不合格”。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不久就成了禁书，“刘道玉”3个字亦是本校和本省官方最为忌讳的，“去刘化”运动兴兴艾艾，前掩后映。2008年湖北省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武汉大学当选了4人，刘道玉却进不了。

2009年7月10日，刘道玉开始用左手记笔记，而今他笔记本上的字迹端正、清秀，丰丰韵韵。天气好的话，刘道玉每天散步两次，每次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学习、思考、写作。他给自己写下的箴言是：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晚上他一般不工作，只看些感兴趣的电视剧、《新闻联播》，或者做他自己编排的保健操。他的思维敏捷，记忆牢靠，言语流利，逻辑分明，不像一个迟暮老人。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强劲、火辣。虽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乐观，认为在自家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作用下，身上的疑难病症都会不治而愈。他对身后事看得很开，甚至，从现在就开始筹划，准备最后再抖一个包袱。

“我并不怕死，但还是希望多做一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国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期盼的。”刘道玉说，“我看到很多临危病人，家人想让他说几句话，却说不出来。我就趁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写了一篇《提前说的话》。这又是与众不同的‘遗嘱’！绝对另类！披露了肯定会引起轰动，呵呵。但我暂时不披露，不想扰乱自己平静的学习和思考。”

不过，刘道玉还是给记者透露了他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生不愿封万户侯；下联：死后不争寸冢地。横批：一无所求。

这是2010年新年的前一天。采访完毕，记者提议拍照。刘道玉答应了。他在自家阳台上站定，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眼镜后面射出凛冽的光。

管季超0712

陈彦炜：刘道玉免职二十年后的告白


时间:2009年3月6日 作者：陈彦炜（《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改革，是他唯一的名片

深秋的江城，空气有些湿冷，湖光山色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水雾重重，得过中风和脑梗塞的刘道玉旧病重来：他已不能用右手提笔写字了，只能让左手或者电脑键盘代劳。现在他每天仍要坚持写下一点东西，就在我们相见的前一天，他刚刚完成并寄出了一篇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一万多字。他家客厅木质书架的显要位置，放着老人近几年来的书作，几乎都是关乎“创造性教育”的主题论述。刘道玉一个劲地叹气：创造本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而现在的中国大学，连“创造”的影子都难以捉摸。

75岁了，头发早已花白，双手有时会无意识的颤抖，耳朵也不灵光，需要紧挨着他坐下才能正常交流。而就在国庆前夕，他还是硬撑着身体，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出席“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一身青灰色西服的老人被安排第一个起身发言，尽管身体有些虚弱，刘道玉还是气流迸发式地喊出一声“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随后，是很长时间的掌声。与会者
都是教育家，他们明白，台上这位垂垂老矣的长者为了“变革”二字付出过什么。

今年是刘道玉被突然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的他是高等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改革家，由他倡导发起并在武大推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转专业、转学、取消政治辅导员、贷学金和插班生制度等新政，让1980年代的珞珈山成为青年人最为向往的清新之地：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校友们回忆，那个时候的武大被誉为“大学里的深圳”。

作为老校长，他依旧迷恋着眼前的校园，只不过这已经不是1980年代的武大，除了海市蜃楼般的樱花城堡仍然屹立山间，很多刘道玉时代的印迹早已随风飘逝。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中国重点大学里最年轻的校长，他开始一双布鞋踏遍珞珈山、骑着脚踏车沿东湖去省委开会的生活。他嘱咐行政楼的门卫：凡是学生来信不得扣押，凡是学生要见校长不得阻拦；他又嘱咐秘书：凡是有年长的教师约谈，一般不能让对方劳步，凡是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他还嘱咐自己：烟酒茶不沾、歌舞不会、既不吃请也不请吃。在这样的嘱咐声中，刘道玉赢得了师生的信任与赞许。直到现在，不少当年的校友返校，还是会习惯性地去他家里坐坐，就连1980后、1990后出生的在校学生也会给他发来电子邮件，邀请他讲学、聊天。刘道玉说自己不会忘记，2006年的秋天，在武大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近500名在校学生为他鼓掌持续半个钟头，没有人停下来。老校长很动情地告白：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在外人眼里，刘道玉的传奇之处在于他“三番五次拒绝做官”，这令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1979年，他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职务，执意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1年他跳身武大改革洪流，在珞珈山上“开天辟地”，而就在这一年，中组部约谈刘道玉，叫他去做团中央的书记；第二年，教育部部长换届的民意测验，刘道玉又高居拟任名单榜首；第三年，中组部的官员直接到武汉，让刘道玉去东湖宾馆接受武汉市市长的任命书。这三次做“大官”的机会，全被他硬生生地“赖”掉了。他甚至主动去找当时中组部干部局的局长，以“体弱多病、不习北方气候饮食”等诸多理由拒绝做团中央书记、当教育部长；还试图去宋任穷那里上访，“坚决不当武汉市长”。他许下诺言：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这种有悖常理的倔强，将刘道玉短暂留在了他所钟爱的武大；1988年的3月6日，刘道玉以“换届”为由被迅即免去一切职务。人们对这个理由心照不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学，校长的任免是没有“换届”一说的。

刘道玉不死心。他不能容忍高校中与日俱增的种种诟病。没有了校长身份，他就以“老教育工作者”、“老教授”的名义到处写信，这些信悉数寄往了教育部和北京的报社、杂志、电视台。信中，他对“大一统”体制下的大学运营进行了痛斥：“这样的大学能不能赶上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有些天真”地提出“必须开辟改革的‘试验田’，创办中国实验大学”。在这座大学里，体制、学制、教学、招生都围绕一个中心开展，那就是创造民主、自由、宽松、富有创造力的育人环境。

中国实验大学是刘道玉心中的乌托邦。在他的晚年，这个理想被投注在了一所新型中学的创建上。1994年，刘道玉与武汉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在距离武大两个小时车程外的谌家矶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一辈子与高等教育难舍难分的刘道玉，每天清早从大学出发，坐公交车去中学办公。他还亲自给初一学生上课：课程是自创的，叫作“创造思维方法”；教学大纲是自拟的，他称为《创造思维方法大纲》。这门别的学校没有，别的老师不会教，中考高考不用考的课程，却在每一届学生中最受欢迎。1996年到1999年，课程开设了三期，直到2000年这座在武汉轰动一时的“试验”学校因资金问题宣告破产。

刘道玉押了一口茶，清了一下嗓子，自嘲地笑出声来，他不喜欢笑的：“中学关门的日子是2000年的12月19日，就像我被免去武大校长那天一样，空气中夹杂着愤懑、沮丧与失望。”
  
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很不合理

人物周刊：我知道很多人都想问你，为什么拒绝做官。当教育部长，舞台不是更大吗？
刘道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个人的志趣，热爱教育，希望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我的抱负就是要推行创造性的教育，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育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这个实验场它的对象就是受教育者。每一个有志于教育和教育改革者在这个试验场是有很大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决定。我说实话说直话从不隐瞒我的观点，比如说我就是说话不留有余地，做事不留后路。那么这样的个性是无法做官的，即使勉强做了有迟早要倒台的。我不愿意随大流，人云亦云。我从不来不吹捧任何一个领导，但愿为苍生说实话。我这样的人能做官吗？人各有志吧。

人物周刊：但是校长这个官你是愿意当的。
刘道玉：哈哈，校长你可以说它是个官，也可以说它不是个官。官和民历来是相对应的，学校还是民，并不是衙门。要做官也是个学术官，不是个政策官。不过现在的大学就变成了衙门。校长和书记也成了拼命地向官员去靠的人。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不靠我，我就不让你干，把你端掉。但是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做我的事情。

人物周刊：现在的大学领导都还保留着行政级别，不能说他们不是官，相反，官还很大。
刘道玉：你说的太对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现在有的校长工资不算，一个月的岗位津贴是一万。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65块钱，也没有觉得工资不高、级别不够，我照样做事。你工资高了做了事没有，你对得起你的岗位津贴吗？这样一个政策就把人们引导到追名逐利的误途上去。所以为什么要搞合校就是一个级别的反应。文革以前教育部直属的23所学校，80年代教育部直属30多所学校，现在直属72所。一旦变成直属学校，校长书记的级别就上去了。这归根到底涉及到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问题，不改革不行。

人物周刊：怎么改革？
刘道玉：首先你要确定要选什么样的人做校长，不是任何教授、院士都可以做校长的。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必须要实行职业校长制度，不能搞双肩挑的，既当院士又当校长，这样只能是误事误校。美国的大学校长都是职业化的，一旦他当了校长以后就不能搞研究工作，剑桥甚至规定一旦做了校长就必须把你的实验室、研究生和所教课程交出来。另外，不能有任期限制，只要你有能力，学校的师生认可你，你就可以继续做。哈佛的校长平均任期20年，最长的任期40年。像中国的这个4年换届，是典型的官本位表现。学校怎么能够实行任期制？任期是由工作决定的，不能用年龄和任期来限制。大学是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的事情。4年任期我播了种没有收获我就下台了。不知道收获如何，这种任期制和选拔制都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必须改革。第二个，遴选校长的权利必须交给教授们，让他们来选，这是世界通例。美国大学校长所有的教授都可以推荐，最后集中到五个人来发表治校演说。
  
高校现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

人物周刊：高校现在的弊病还是不少。
刘道玉：很多。这些年中国经济大发展，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进步不大。现在的学风浮夸、浮躁、弄虚作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公开包庇。现在好多博士生导师拉着研究生打牌，成何体统？学校的干部特殊化，现在的干部留下来就是当官了，一天书都没教过就留下来当教授，还当博导。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在第一线教书，终生提不上教授，提不上博导，连我都不是博导，现在阿猫阿狗都是博导。我对扩招也有看法，重点大学就不应该扩招，普及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而现在包括北大都扩招，因为学校扩招有利可图，每年多收入数千万甚至数亿的学费。重点大学也不能搞成教，不能搞独立学院，不能搞普及性的应用技术研究，而普通大学也不能招那么多研究生，还招那么多博士，全乱套了。大学的定位应当明确，研究型的、教学型的，建世界一流的、搞教育普及的。

人物周刊：刘校长说过1993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是以发展替代了改革？
刘道玉：是的，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发展的成绩是肯定的，教育投资有增加，办学条件有改善，大学规模有扩大还有扩招。适当的扩招是必要的。这些我们都肯定，但是发展的同时又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盲目的追求高大全，追求豪华奢侈，铺张浪费。债台高筑，全国两千多亿的债，越是重点大学债务越多。大家以为教育发展就是教育改革了。发展和改革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两个不同质的问题。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改革是质的问题。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以发展代改革的情况呢？
刘道玉：我常说改革要有两个识，一个卓识，一个胆识。卓识就是你有远见卓识，你知道改什么，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抓准了问题，这由卓识决定。有了卓识你敢不敢去改，你敢不敢去破，那就是胆识了。不是说现在没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胆识，他不敢去改。这和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个时侯有一批带头人，像上海交大、像中国科大、像武大。那么，现在的中国教育不改行不行呢？当然可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没有改革不是也实现了跨越吗？我们不是也获得了世界在校大学生人数第一的桂冠吗？但是这讲的是量，而不是质。不改也可以，反正我们大学现在年复一年的招生，毕业了以后一波波的往社会上送人才，反正也不包分配 还照收学费，学费还越来越高。这样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的大学就休想有世界一流水平，你就休想有世界一流的大师。现在中国有哪一个称得上是世界公认的大师?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人物周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刘道玉：有，那就是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第一，很多搞教育的不知道改革、不懂得改革，出了改革的假命题。第二，中国现在社会大多数人还置身改革之外，他们所思所想还是应试教育，还是怎么择校、怎么培优、怎么考高分、怎么上重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推动改革？西方大学的精髓我归纳了十个字，民主、独立、自由、指引、批判。这是西方大学近千年锤炼出来的，中国大学有这个吗？完全没有。大学的独立自治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大学自由在世界教育是通例，大学民主是最高原则，指引精神是科学大门的钥匙，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创造。这是我的思考，虽然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希望留下思考所得的一些东西，希望它能够警示后人。不过，现在大学的管理者们，甚至教授们，让我放心不下。

人物周刊：你放心不下他们什么？
刘道玉：因为现在高校用人混乱，教授成堆啊。我当校长的时候都还是讲师，教授很少的，现在这是互相攀比的结果。大学之间互相看你有多少教授、博导、你有多少个院士、多少个博士点。第二个，80年代评定职称都是国家评定的，现在各个学校自己都可以评，连点（博士点）都下放了，有了点以后评博导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阿猫阿狗都是博导，荒唐透顶。这是滥竽充数，追求数量不要质量。那时候校长都不是教授，现在简直不可想象了，所有干部到了年龄以后都是博导，我们那时候留苏回来的博士都当不了博导。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他是院士，但是不是教授，因为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不退休或者不去世就不能代替。但是谁也没有说他是个讲师就水平不高，这是两回事情。教授是教学岗位，你可以当院士但是不能当教授，这是教席制。中国既没有教席制也没有教授定编，可以无限的膨胀。我们那时候教授少，大量的讲师，这个应该是个金字塔，基础是讲师、助教、副教授。现在是个倒金字塔，助教少、讲师少，副教授多，教授更多。

人物周刊：现在可以亮化攀比了，有大学排行榜，每年都搞。
刘道玉：排行榜的问题在国内外的争议很大，当然我们要辨证地看待。美国有700多所大学联合抵制排行榜，但也有大学赞成。我觉得，排行榜作为一个参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于办学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做排行的人要端正、求实，参数要科学、公正。泰晤士报就是胡搞，05年把北大排到世界第17位，06年是15，07都排到了第14位，北大都成为了世界第14位的大学，显然是胡搞。他把中国大国的地位和北大的学术地位挂钩，指标上北大其它的都很靠前，而科学研究是零分。我要说啊，作为学校要正确的看待排行榜，不以榜喜，不以榜忧，实事求是地看待。客观来说，北大在世界二百多名这是比较科学的。北大说要在2017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胡吹，21世纪中期都达不到，它现在列不出任何一个大师来，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迄今七百多名获得者，70%分布在世界各个重点大学里，牛津、哈佛都是40个以上的，北大一个都没有。

人物周刊：你在谈高校发展问题，我想，“合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议程。
刘道玉：大在中国自古是一个情节。讲朝代要大汉、大宋、大清；讲街道要大街、大道；讲建筑要大厦、大楼。现在的书本尺寸也越来越大，书架又放不下。大家喜欢追求形式上的东西。普林斯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他们认为这会分散精力，但是你能说它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国内的大学，已经很大了，你像吉林大学，合并了那么多，还要跑到珠海去办分校，我想提个醒：重点大学在异地半分校一定要尽快刹车。

人物周刊：“合校”风之后，是“大学城”风。
刘道玉：现在，大家对大学城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建设大学城的方向也不对。据我的了解，中国现在有大学城54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早的上海松江大学城几平方公里，到现在的出现几十平方公里的大学城。大学城的建设也越来越豪华。大学城的功能是教学生活，有的居然在建高尔夫球场、建高档餐馆、建桑拿，你在给谁用？学生用的起吗？我都没去过高尔夫球场。国外的大学城是历史上形成的，在大学城周围自然地兴起了为教学服务的商业单位。而中国是搞运动，是由政府和开发商来推动，并不是学校来搞的，是政府行为、商业行为。一些地方政府为政绩，开发商为利。实事求是地说，有些大学面积偏小，适当扩大是可以的，但是大张旗鼓的迁校是错误的。法国最好的两所大学就在合用一座教学楼，哈佛也还是三百年前的那个校园没有扩展，匹斯堡大学还在街上。现在这些大学城很多都是好大狂的表现。我了解到，许多大学都有巨额债务，如果按照公司破产法，很多大学都要破产了。这是体制上的弊端。
  
一生无怨无悔，但对不起妻子

人物周刊：被免职以后，您在做些什么？
刘道玉：我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被教育部免了职务，我的校长待遇也被取消了，现在没有任何级别和津贴，只是一个退休教授的待遇，每个月三千多元的退休工资，我已经知足了。我这20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一是病痛的困扰，泌尿系统做过五次手术，还患过一次脑梗，96年到美国开会回来得过一次中风，后遗症是现在右手不能写字了，用电脑写东西，用左手记笔记。这20年我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章在8到10篇，每年一本书。我还办过一个民办学校，这个你或许听说了，但是由于投资人的投资不足，学校6年以后垮台了，对我也造成了很大伤害。现在虽然我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是我还是用孔子的“三忘”来激励我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还是在继续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继续呼吁教育改革，现在我又在呼吁中国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

人物周刊：从大学校长到中学校长，你为的是什么？
刘道玉：改革！办中学是我为了改革试验，实现我的改革梦想。这个学校的理念是全国最先进的，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武汉市名列前茅的，研究成果也很突出。我在这个学校开了一门创造思维方法课，亲自教了三年书，就此出了一本创造思维方法训练的书已经出版了一次，现在准备修订再版。武大出版社把我的五本书作为创造教育书系，放入武汉大学名人名著系列中结集出版。这五本书我有必要提一下：《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和《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但是，我太孤单了，这一套创造教育的构架至今没有人采纳，这也让我感到很痛心、很苦恼。我说我就像一只杜鹃一样日夜啼叫，甚至啼血。值得欣慰的是，2000年，我的“世界大学创造教育模式”论文在上海被一致评选为一等奖。但愿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分享和实践“创造性教育”吧。

人物周刊：现在，你认为生活恢复平静了吗？
刘道玉：算是吧，当然，看到一些不良现象的时候还是会拍案而起，却又是爱莫能助。还是渴望安静吧：早上我起床比较早，早餐以后工作一个小时然后去校园里散步，热的时候去山上，冬天就在有阳光的草坪上走左。毕竟现在年纪大了，一定要承认这个事实，我还有不少慢性病。但是，生活的安静不能停止思考。我感到满足的是我的思维能力还很好，记忆力基本没有衰退。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思维能力和记忆，将是非常痛苦的，什么事也做不成。

人物周刊：我听说，现在在校园里，依然有学生认识您，问候您。
刘道玉：这也是我最感到欣慰的，没想到我离职20年以后还会有这么多人想到我。不仅当时的学生，现在的学生依然崇敬我，愿意和我交流，这也是我最知足的一点。现在不少学生跑来跟我聊天，发电子邮件，离校的学生还会来看望我。我在校医院看病，医生叫我的名字马上就有很多学生围过来，在注射室里交流。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在骂你，说你是大骗子，搞个人崇拜，说你很极端。
刘道玉：我尊重他们的看法，古今中外对人对事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各人有各人的价值，有人人同意我，也有人不认同我，我不会生气。我是什么人我自己清楚，说我好我也不飘飘然，这是我分内的事情。有人说我改革得很好，我说是因为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号时代。最近《楚天都市报》在评选影响湖北改革的风云人物，有人告诉我，我的得票很高，可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我不去关注这些事情。我只想做事，不争一官半职，也不参加任何学会，唯一现在还在搞的就是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我写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读者买一本书就等于捐赠了两块二给这个基金会。

人物周刊：你后悔过吗？
刘道玉：真的没有后悔过。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失眠过一次，没有影响过一餐饭，也没有影响过我做学问。

人物周刊：那你有过痛苦吗？
刘道玉：如果说有，就是我免职以后，我的夫人痛哭一场，让我很心痛。因为她为我失去的太多。我的夫人是我同班同学。因为我当校长她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不让人背后说我们搞特殊化。她没有得过我任何好处，但是骂我的人也都骂她。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饭做糊了，有人骂，他妈的让刘道玉来吃一吃，其实我夫人就在后面排队，她听了以后很难过。所以免职后我不是因为自己委屈，而是我妻子受了委屈。我受到审查的时候她正好要申请提教授，因为不愿意被人议论和贬斥就放弃了，所以到退休还是副教授，她的学生都是教授了。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对你的争议才会过去？你，不再是一位争议人物。
刘道玉：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的争议越来越少了，对我的认可越来越多，包括有些那时候对我的改革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有批评的人后来也认可了。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时候是武大的黄金时代，认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认为我带着武大前进了，而不是倒退。当然，正如你所说，争议依然存在。比如，在我那个时期没有提上职称的、没有提上工资的，没有出国的，他们都还会恨我。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