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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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形态
作者：李小山　　　



　　对于预见、预测和预言之类，我一向有些胆怯，因为我从经验中发觉，事物的发展演变很难被人确切地把握，无论是理性的尺度还是思维的推论，总有其无可避免的缺陷。大到社会运动，小到个人的日常经历，必然性和偶然性，规律与变异，水的作用更大并更具有影响力，我想一切人为的结论都不会是完整的。但是我不是怀疑主义者，用罗素的话说，怀疑主义是懒人的把戏。我愿不断追究，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上获取观察的结论。当有人把这个命题交给我，第一个感觉是茫然，接下来依旧是茫然。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美术形态？好多天来我把头都想痛了，真的，我实在无法说出一个东西来，这方面我简直不自信到了极点。因为我的一贯观点是多元化和多样性，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度，被一种一律的一元的东西压抑和控制得太久了，一大堆不死不活的权威高高在上，像一座撼不动的金字塔，将文化的生气、艺术的生气剥夺得精光。因此现在没有别的，个人的、多元的、多样的和自由的东西才是我们值得去维护的，在此之外，我难以说出其他什么。请注意--这么做，并不是表明我没有倾向性，我有而且有时候还很强烈。多元化和多样性仅仅是背景，提供给我们宽容的和宽松的气氛，是一种大的和活的生态环境，有了它，艺术家和批评家就有了自由发挥和自我肯定的机会。

　　换句话说，肯定多元化和多样性并不表明我们的胃口变成了一只口袋，把一切杂物一古脑地往里装。正好相反，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谈得上坚决的肯定和彻底的否定，因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只是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只代表个人的观点。引用西方人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我仍然感到许多人思维的陈旧和僵化，动不动表现出真理在握的模样，他们躲在真理这个上帝后面，看不到他们自身的面目，开口闭口责任道义和理想，开口闭口民族国家的尊严。我的发言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艺术家有中国的艺术家那样沉重，那样痛苦，似乎中国的艺术家天然地担负着振兴国家和民族艺术的历史重任，一个美国的或欧洲的艺术家在从事艺术活动时不会这么考虑，他的艺术不是为了振兴什么，而仅仅是个人的自由的活动。就如周树人的弟弟说的，写作首先面对的是人，背后才是国家的和民族的。很长时间内，我们被那种清一色的观念和论调弄得情绪压抑心情灰暗，从为政治服务到为钱袋服务，存在一根非常清晰的线索，既然中国需要国际化、全球化，那么谁能“化”我们，我们就急急忙忙奔着谁去--如果这是一种宿命，只能像阿Q那样骂一句“妈妈的”了。

　　我们的“需要”什么和“实际”是什么之间落差很大，需要是愿望，实际是现实，愿望可以弥补一些现实，但是就根本而言，现实是大于愿望的。譬如--我们需要做老大，需要别人来朝拜，以装点我们老大帝国的面子，而事实上我们是可有可无的配角，我们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我们是“他者”，是“被看者”和“被选者”。是啊，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堂堂中国的艺术怎么能够落到如此地步呢？结果是，讨论艺术本身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讨论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情况下，严肃的探讨几乎是空谷足音，有的只是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是如何“化”到“国际”上，被承认和哄抬。

　　一位批评家在一次发言中对20000年上海双年展大肆赞扬，声称，这是中国的前卫艺术从底下第一次走向官方美术馆，具有了合法的身份，他的言下之意最明显不过，只有通过合法化，才能使中国的前卫艺术被普遍认同。毫无疑问，上海双年展在整个官方展览中属开放前卫的，但是我根本不相信这是当代艺术的合法化。这位先生可能弄倒了，关于合法化的问题，大家一向被蒙蔽得很深，官方是合法的，前卫艺术是非法的，这是一条定律。现在官方美术馆终于接纳了前卫艺术，不仅接纳，而且还投入了人力、物力，将其当做了一块耀眼的招牌，这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件值得令人庆幸的事，我不否认，前卫艺术在现实中的尴尬境地有所好转应该说是件好事。譬如，各地的三年展、双年展层出不穷，官方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设立国家馆，传媒不再视为洪水猛兽，许多曾经被闷在水下的艺术家、批评家开始登上国家的舞台，进入了官方的盛宴，可以扬眉吐气弹冠相庆了。这样的合法化，对于中国前卫艺术本身是否有力？正如有的批评家不无担心地指出，当代艺术在国家化之后，其锐气、对抗性、批判性和前卫性能不能继续有效地保存，这是个较为严肃和严峻的问题。在我看来，国家接纳和承包的前卫艺术是有选择和有条件的，而前卫艺术，在它的前进道路上，除了它自身作为前提之外，没有任何被选择和被限制的条件，其唯一的条件，是艺术史的无情删选。

　　言归正传，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美术形态？就我本人的观点和兴趣而言，当然喜欢那些令我警醒的提供我梦想的东西，艺术在我看来不是一种固定的形式的存在，它与我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心一样，需要不断地补充和更新，以满足我们对神秘领域永恒的关注。杜尚曾经极端地说，博物馆美术馆里的所有作品都是艺术的“僵尸”，艺术存在于“过程之中”。杜尚的反叛成了一面旗帜，但是他作为艺术家有他的个人立场，艺术在不同的人眼里具有不同的存在依据，当我说我希望在艺术中寻找梦想，是因为日常的现实令我感到乏味，感到无奈和厌倦，艺术因此而成了替代品，完成我在日常中无法完成的梦想。这样说来自然有了结论，我（更）偏向于喜欢前卫艺术--然而，前卫艺术是一个多么广泛的无边无际的概念啊，里面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高尚和卑鄙，优雅和作秀难解难分。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本来热衷前卫艺术，现在却万分讨厌，因为他看到大量的垃圾，简直臭气熏天。尤其是目前这个时期，前卫艺术很少个人的独创性，很少原创意义上的价值，它的趣味是西方化的，从观念到制作都被西方的巨大阴影所覆盖。那就--把它看做过程吧，跨越它便能达到一个理想的平台--这当然需要耐心和时间，在眼下，我们应该不断地注入和制造活力，把艺术与我们的生活理想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活跃的存在整体。同时，少关心一些如何“化”到国际上去的策略，艺术家没有义务承担这么多，把自身建设好才是根本的。

　　我还得重复，我反对任何一律化一元化的做法，我希望我面对的艺术是丰富多彩的局面，即使我反感某种样式，也愿意它存在着，哪怕作为参照也是好的。彭德说，他不喜欢暴力的血腥的东西，不喜欢粗俗的泛滥的东西，我也谈不上喜欢，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侃侃那些东西却会有启发，想到人性的各个层面，想到美与丑、高尚与低级、和平与暴力永远结伴而行，像两根支柱支撑着人性的完整存在。我们的肉体有许多不干净之处，其实灵魂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