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中国大学患了狂躁病

管季超0712

刘道玉：中国大学患了狂躁病
时间:2011年1月18日 作者：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来源:环球人物



刘道玉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传奇：小时候在湖北农村放牛，20岁到武汉大学读书，48岁时被任命为武大校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主政武大8年，创立了7个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他离开校园22年了，这些制度已在全国高校“遍地开花”。
     离开大学校长之位后，刘道玉谢绝了一系列任命，坚持以学者身份为中国高校指陈利弊。学术腐败、学风浮夸、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这些现象令他痛心疾首：“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他写下《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著名教育改革檄文，反响热烈，应者如潮。
    2010年10月底，刘道玉的新书《中国高校之殇》出版。该书从“大学理念”、“教育体制”、“校长遴选”、“大学学术”、“教育改革”5个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他深情地写道：“我虽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调查研究和发表评论，尽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改革者已经老了。77岁高龄的刘道玉，中风13年，右耳聋了，右手也无法写字，自嘲已经是残疾人了。他本已宣布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可谈起教育，老人难舍难弃，几天来反复思量，在电脑前敲下数千字长文，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问题一一作答。

教育如梦魂一样萦绕着我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几年一直在关注中国高校的发展。为什么对这一问题如此执著？
刘道玉：我一生钟情教育，执著地立志于教育改革，这是由我的价值观念决定的。不停地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像梦魂一样萦绕着我。虽然我已老迈，但我并没有置身世外桃源。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我了如指掌。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什么决定在此时推出《中国高校之殇》这本书？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书名？
刘道玉：2009年，我写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发表后，始料不及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国100多个网站和不少报刊都予以转载或摘要转载，网上有5000多条评论。不过，据传闻，也有官员在看过后暴跳如雷：“怎么能把我国高等教育说得一塌糊涂？”但绝大多数学者是支持我的。
     鉴于《十意见书》的广泛影响，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希望我以此文为主，把我近年发表的教育评论文章结集成书。我同意了出版社的建议。在前言中，我特地就“殇”字的含义作了说明。从字义上说，“殇”是死亡或早夭的意思。这当然不是说我国大学都不存在了，只是借助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式的发展中所受到的伤害之严重。从本质上说，是指我国大学精神之殇，我们不应当回避，我国大学里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基本上是荡然无存了。

没人比我对高等教育思考得更多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我国高校发展现状？与国外相比，我们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刘道玉：近10年，我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表现在经费的较大增长、办学条件的较大改善、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等方面。目前，我国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人数都位居世界第一。但不顾高等教育的基础，也不考虑经济建设对人才的实际需要，盲目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教师素质急剧下降、科学研究水平低、教学质量大滑坡、学风浮躁、学术剽窃造假、博士教育异化、教学假评估、大学衙门化、教育产业化禁而不绝等。更可怕的是，当事者们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工业文明时，人们追求“好大狂”，凡事以大为美；而信息社会讲究“小就是美”。我国的高等教育仍停留在第二次浪潮时期，还属于粗放型，从粗放型到创新型的转变，可能需要30至50年时间，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环球人物杂志：通过这么多年的持续关注，您认为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存在哪些典型“怪现象”？能分别为我们举例说明吗？
刘道玉：不谦虚地说，没人比我对我国高等教育思考得更多，也没有人比我更为忧虑。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我国大学得了“狂躁病”。举例如下：
     一是学校和系科乱改名。近10年来，我国掀起了学校改名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且一改再改，至今方兴未艾。教育部所属的工学院，先是改为理工大学，后又改为科技大学，越改越大。紧接着，全国各部委管辖的专科学院也统统改为大学。在它们的带动下，全国各专科学校也纷纷升格为大学。据不完全统计，除少数几所老牌大学外，全国1000多所大学都改名了，这是世界罕见的怪现象。与此同时，校内各系都改成了学院。而那些世界著名的大学，依然保持着系科的建制。
     二是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机构的牌子越来越大。例如，上世纪60年代，大学设立的是科研科，到80年代变为科研处，90年代又改为科技部，现在更升格为科学技术研究院。行政管理部门怎么能叫研究院？总之，只要有一个大学带了头，其他大学都蜂拥而上，生怕自己吃了亏。在中国，当一股潮流袭来，不仅没有人抵制，反而都跟风跑，这是趋同思维和功利主义造成的。
     三是冠以各种名称的学者满天飞。1998年8月，教育部和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先生共同筹资1.2亿元，颁布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对提高我国大学教师水平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名额的限制，大多数人评不上长江学者。于是，冠以各种名目的学者纷纷出笼。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有38个之多，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珠江学者……这样做的后果，是将教师引向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向，撩起他们的浮躁心理，还将造成教授间的不公，引发彼此矛盾。

我们没有一流大学的精神

环球人物杂志：以上提到的高校教育“怪现象”，您认为其最主要的根源在哪里？
刘道玉：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重大转型时期，有两个因素对大学教育有重大的影响：一是人们只相信金钱的作用，而忽视道德精神的力量；二是整个社会处于浮躁状态，也鼓动起大学的浮躁情绪和浮夸作风，这种情绪与大学精神是相悖的。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地方，绝对需要象牙塔精神，要安贫乐道和耐得住寂寞，要有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态度。由于这些精神丧失，高等教育领域才出现种种乱象。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大学精神？
刘道玉：大学精神是指办学理念或思想意识，集中表现在大学的校训或校徽上。理念虽不能直接改变什么，却能改变人，而拥有先进理念的人又能改变大学，创造奇迹。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蔡元培先生制定的北京大学校训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上述大学的校训，是这些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对这些大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个大学也陆续制定了校训，但不少只是口号式的排比句，对办学不起作用。所以，与其说我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倒不如说我们没有一流大学的精神。

环球人物杂志：在大学里，老师的作用该如何体现？
刘道玉：有怎样的教师，就会有怎样的人才，所以教授的水平和学风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因素。一位优秀中年教授曾对我说，他对时下的大学很失望。我对他提出了4条建议：第一，一定要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第二，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培养人才的工作做到极致；第三，一定要以学术为终身志向，树立严谨治学的学风，远离功利主义，拒绝抄袭、炒作；第四，招收研究生一定要少而精，宁缺毋滥，精心指导，严格要求，培养一个是一个。这位教授接受了我的建议，现在是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我愿借此机会，将这些建议提供给全国的大学教师，希望他们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我深信，有了这样的志向和治学态度，凭借我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能从亿万知识分子中孕育出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撰写出传承千百年的经典，创建世界公认的中国科学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