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

管季超0712

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

石 鸥


摘要：教科书研究可以印证并创新教育理论，可以改进教科书编写，可以进一步认清教育发展尤其是课程和教学内容发展的基本轨迹，可以更好地处理教教材和用教材教的关系，帮助我们有效地教学。教科书研究与教科书解读是有显著区别的。教科书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与电影研究，它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历史学的、教育学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文献学的维度来研究教科书。

关键词：教科书／文本／研究

     一般认为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是传播知识、普及道理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用书，是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学材料。

中国的教育，几乎是与教科书“携手并进”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和《千字文》，以及更高层次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曾经是长时期里教育的重要教科书，离开它们，几乎就无法谈教育。在教科书身上，刻着教育发展的印记，折射着历史的痕迹。 但中国古时候没有近代意义的学制，没有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与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现代学校所称的教科书，也没有教科书一说，甚至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们不是真正的教科书（仅仅是教材而已，教科书属于教材，但它不等于教材)。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地编写和出版。依此标准，以前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因为它们在内容上是笼统而不分科的(基本上把语文的、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等都包含其中)，在程度上是模糊而不分级的(很难说《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究竟在几年级学习是恰当的)，在分量上是主观而不分课时的(究竟一个内容学习多少时间，几乎完全凭教书先生自己的判断)，在学习方法上是完全随意的(没有教授书可以参考，重点难点都由教师自己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们不是严格的教科书。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名称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除供教会学校应用外，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应用。“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而严格意义的教科书在我国的产生，应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新学制出现了，新学堂迅猛发展，适应新学制新学堂的教科书也就大量涌现。

百余年来，教科书迅猛发展，但教科书的研究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第一，多为分散和局部性的研究，缺乏对百年教科书发展全进程的综合和深入研究。现有成果或以单篇文章出现，或夹杂在一般研究成果之中，或局限于某个时段的教科书发展史的介绍和总结，至今尚未见有对百年中国教科书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尤其缺乏对百年教科书发展过程中，其制度、内容、形式、体例等教科书自身的问题以及教科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第二，史料挖掘与整理还有很大不足，在一定的程度上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由于百年来教科书编辑出版卷帙浩繁，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收录，1911—1949年就有中小学及师范教材四千余种，该书还附录有清末中小学教材六百余种，可以想见研究者挖掘、选择和整理的难度。而且由于年代久远，损毁严重，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所以图书馆等收藏机构都采取了一定保护和封闭性措施，如不准复印和拍照等，从而导致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影响了教科书研究的质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教科书研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潜意识中，教科书或不能研究，因为它们是经典是圣经，是不能怀疑只能记背的；或教科书不值得研究，都是小儿科的事，没什么可研究的。这样，读者最多的、某种意义上也最重要的文本竟然最缺乏强大的学术研究和评论队伍，最不该忽视的文本，却最少被研究，最不该忽视的研究被忽视了。



一、教科书研究的意义

教科书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和教育资料，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实施的载体，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它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是教学、考试的重要依据。特别简单而又重要的是，教科书是读者最多、又最被读者看重的文本。所以，对教科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真正的教科书进步，应有强大的学术评论和学术力量支撑。

(一)教科书研究可以印证并创新教育理论

“纯粹”“绝对”的教科书研究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一套普遍性的教科书研究方法。我们总是依照某个理论前提来分析一本教科书，即使运用这些理论是还没有名称的，或是不自觉的。教科书研究可以运用理论所提供的模式，以证明或证伪这个分析模式的实效性。教科书的编写一般都在某一种教育理论思潮下进行的。实际上，教科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形式，有些理论家的理论就是在教科书研究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如阿普尔，他的许多教科书分析，都在提供某一主要的教育理论思想，或在界定某一种研究方法。教科书研究甚至可以示范教育理论。它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一种理论、推广一种理论。当然，教科书研究也可以创新一种理论。

教科书研究在印证、示范和创新理论方面，是密切关联的。一篇印证某种教育理论的教科书分析在理想上可以回溯到理论上，弥补或修正理论原有的不足，而一篇建立新理论的创新研究则应该留下引发其他分析篇章对它进行校验、印证甚至示范的空间。

(二)教科书研究可以改进教科书编写

教科书研究有助于了解并改进教科书编写。不同体裁的作品改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科书大部分内容是改编自其他文本体裁的。如果只停留在内容至上的层次去处理改编的问题，就没有太大的实质益处。教科书研究应该严谨地探讨作品改编的问题，要深刻认识不同形式作品的孕生和改编的“符码转换”的本质。从其他文本转换到教科书文本间可辨识的修饰转变，是教科书研究的有效素材。教科书研究虽然不可能重组教科书原文本的创作过程，也无法对教科书的创作提供一条绝对的解释途径，但教科书分析仍然可以思考一个编者可能思索过的问题。教科书研究的用途等于教导人们编更好的教科书。

(三)教科书研究可以进一步认清教育发展尤其是课程和教学内容发展的基本轨迹

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过程，由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到系统化制度化又经历了很长时间。应该说，一百多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教育改革的发展，从最初套用国家经典，到开始考虑教学实际需要的材料；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儿童日常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救国爱国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和插图的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有标点符号、有精美插图、适于教学的教科书；从单学科、局部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完备的教科书等等，我国教科书编写与出版走出了一条值得大书特书、认真反思之路，这也是我国教科书逐步制度化和科学化之路，更是我国学校教育迅速发展和逐步现代化之路。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现代教科书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对它们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对教育发展与演变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对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传统、科技水平、民众心态等多种因素的认识。

近年来，在有关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下，关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与一些邻近的领域相比，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因此从整体上理清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科书发展的基本脉络，探究和总结教科书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其表现形式，分析其社会原因和历史上原因，不仅能够充实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也有利于今天的课程改革特别是教科书的完善。

(四)教科书研究可以更好地处理教教材和用教材教的关系，帮助我们有效地教学 谁都承认，教科书是为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编写的材料，在中国，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被信赖被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但遗憾的是，它们也是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的文本。已有的许多研究，与其说是客观严肃的分析，不如说是广告式的宣讲。结果是导致广大师生奉教科书为经典、为圣经，本来是帮助教学的工具，现在已异变为教学的目的，所有教学基本上都是围绕教科书转，都是为了记背考教科书。所以，教科书研究，对于我们认清其本质，发现其缺陷，找到其可改进的方面，真正改教教科书为用教科书教，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二、教科书研究的性质与特点

(一)教科书研究与教科书解读的区别

教科书研究与教科书解读是有本质区别的。教科书解读是对教科书在颂赞和完全肯定的前提下如何使用教科书的解说，是一种备课性的应用，它与对教科书抽丝剥茧式的分析研究旨趣背道而驰。教科书解读是一种赞扬式教科书评论，建立在对教科书的崇拜之上，在这种解读中，教科书承载的简直就是真理，是学生必须熟记和背诵的法宝。教科书解读者的形象常是教科书的捍卫者，组成人员主要是教科书编写者、发行者和出版者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员(教研员、教师和学生)等。他们往往就即将发行或正在使用的教科书进行宣传性的解读。

教科书研究是一种将教科书中可观察到的现象理性化以便进一步了解教科书的方法，它基本上是一种描述性活动，而不是模式化活动，即便有时模式化的解释性很强。就教科书研究者而言，新闻即时性这个标准并不重要。他们可以选择教科书发展史上任何一套他认为合适的教科书作品，而不必服膺于教科书发行的法则。成为教科书解读者的基本要件是优秀的执行和细化能力，把教科书变为教案、变为课堂实施要素的能力。而教科书研究者则可能把注意力放在教科书发展史上公认的杰作上，也可能放在任何一套普通的教科书上，再根据特定的研究角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来选择内容，展开研究。

教科书解读者的主要工作在理解教科书，教科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在于诠释教科书，前者重在实施，后者重在改进，前者目的是现实，后者目的在未来，前者有宣传的功能，后者有评价的功能，前者通过宣传而落实教科书，后者通过评价而促进教科书编写的改进。教科书解读充其量是一种种使用说明，而且是不称职的使用说明。因为好的使用说明至少要包括这套教科书的优点、缺点，使用时应注意的基本事项，这套教科书更适于什么类型的学生使用等等，这些都是目前许多教科书解读所缺乏的。 尽管如此，教科书研究在本质上却又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活动，至少在非学院派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即便是不擅研究与分析、批评的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教科书时，都会在某一时刻产生分析研究的活动。一旦人们把教科书中的一些组成元素抽离出来，只专注于某一时刻、某一画面、某一段文字时，我们读教科书的眼光便具有了分析性、研究性。在这个基本定义下，教科书研究可以说是教科书研究者、教师、学生及所有自觉的教科书读者共同的态度。

(二)教科书研究的主要特点

与文学、艺术、电影等研究不一样，教科书研究有它自身的特点。首先，教科书研究涉及许多学科，即便是一套教科书，对研究者的素养要求也很高。教科书研究应以横向跨学科的方式，采用文学、政治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不同的自然科学等研究方法，进行深度系统探析。

其次，教科书以儿童为主要读者，成人化的眼光容易影响研究质量，自然也影响编写与实施质量。

再次，教科书不同于一般文学或其他文本创作，教科书既有完全创造的、全新的内容，也有把现《成文本照搬上书本的内容，这样就使教科书研究进一步复杂化。因为既要研究教科书编者的意图，也要涉及原文本的作者的意图与背景。这就是说，教科书是群体的创造品，要指定教科书作者并不是容易的事，它是二度创造，是把别人创造的作品再加工成新的产品。

再其次，教科书研究有重要的参照物，即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这影响其创造空间，也是与其他文本不同的地方。

在内容分析上，我们对每一时期的教科书进行剖析和总结，研究教科书的编写理念、框架结构、内容、语言文字表达和版面设计等，侧重分析教科书内外部诸问题及相互关系，深入探讨现代意义教科书自身的形式、内容、体例等百年的演变发展以及教科书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分析人手，研究教科书的地位、功能和制度的变化，了解教科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及影响力，形成有关教科书研究科学的态度与价值视野。

在方法上，第一，要注重在历史中研究教科书。要在详尽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教科书的研究置于百年中国社会的宏观历史背景中，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对中国百年教科书给予动态的、开放的、系统的、实证的研究，对这个研究领域加以历史性的梳理。教科书研究的资料或素材，既可以完全来自教科书内部，从文字到标点到插图，从内容到形式，也可以吸取更广大的历史文献资料来充实自己的研究。

第二，要强调在现实中研究教科书。应该注意的是，研究者不应永远停留在把教科书置于教室之外而进行研究的阶段，并以此而自足，在特别为教科书而建构的教室里、教学中进行教科书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说，教科书文本研究的风险，就是容易忽略构成教科书最基础的要素，也就是教学等。教科书文本研究的同时也就是实际教学的停止，文本研究往往是否定教与学的行进性的见证。

第三，教科书的研究可以从教科书使用前与使用后两阶段来进行。一套教科书的策划、编辑、出版等过程相当复杂，每一阶段的素材都有搜集的价值。从策划、构思开始，经过编写、审查、修改到出版，有大量的反复、修改，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乃至财力，因此每一阶段留下的轨迹都可帮助我们研究和了解已完成的教科书。这时所要处理的资料很多，结构、课文、单元组合、文字、插图、题目方面的，有时更多的是大家在一起讨论、争论的思想、观点。教科书出版使用后，又将获得新的素材，如发行量，教师的反映、学生的反映、教研人员的反映等。有时候有些教科书使用量大，评价高，可能有别的原因，如垄断意义的教科书。对这类教科书的认识，也应破除旧论。



三、教科书研究的基本维度



教科书研究必须全面深入地把握各种社会因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综合，才能真正揭示出百年教科书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对教科书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基本视角进行。

历史学的维度。这是教科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应该本着以史料为本的态度，尊重教科书编撰出版者们的辛勤付出，力求进行具体实证的分析，在大量的教科书中耙梳史料，重现百年教科书发展的史实，使得学术界在对不同时期教科书的形式、内容等有真实可感的认识，从而为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各项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从时间跨度而言，西方教科书的引入应该作为现代中国教科书研究的上限，而下限则可以是当下的各种教科书。此间跨度有一百多年，我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百年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可分为两大时期，其中西方教科书的引进至1949年为现代意义上中国教科书萌芽、制度建立和繁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当时剧烈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下，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学堂自编教科书的发轫、统编教科书的出现以及坊编教科书的繁荣，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套曾引起广泛社会影响的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科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施统一的课程和教材，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曾编写、出版了九套中小学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沿着历史的脉络，应构建一个能反映百年教科书发展全程的整体性框架，从整体上厘清百年教科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核心问题，展现百余年来中国教科书走过的艰难曲折历程。

教育学的维度。这应该是教科书研究的重要维度。注重教科书为教学服务的属性，包括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文字的可读性、教科书的编辑设计以及内容的组织与呈现形式等方面的研究。内容的选择涉及社会学与心理学、教育学维度，主要从完整性、科学性、难易程度、公正性等方面进行。而文字的可读性研究则主要运用心理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教科书的文字叙述是否顺畅易领会，用字遣词是否妥当、是否针对主题、把握重点，语意是否清楚等等。在教科书的编辑设计分析上，人们主要在封面设计、编辑大意、目次内容、图片及表格数量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教科书的封面的分析主要看封面是否主题明显，是否突出全书的内容与特色，构图是否简洁明了，附加说明是否得当。编辑大意主要在于说明教材编辑的依据、教学目标、教材编选原则及教科书的编辑理念与精神等。教科书的插图分析主要探讨插图的种类是否丰富；插图是否与文字内容相配合，是否与学生的认知特点相适应，是否是教学所必需等。 社会学的维度。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热潮大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的许多学者在此领域中建树颇丰。如谢弗、杨与伯恩斯坦、阿普尔、安杨、佛兰兹与萨德克、瓦克与巴通、凯利与亚当斯、斯利特与格兰特等。台湾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涉及，如詹栋梁、王浩博、汪学文、陈伯璋、欧用生、黄政杰等。国内学者对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受国外研究成果的影响，我国在这方面已经产生了系列成果，比较早涉足教科书社会学分析的研究者主要有南京师大群体，如吴康宁、吴永军、刘云杉等。近年，湖南师大群体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阶段性成果，在石鸥教授指导下，赵长林、刘丽群、李祖祥等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教科书的内容选择标准问题，说明了哪些知识与经验可能成为教科书的文本，这些文本又是经过怎样的程序、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教科书的。还有一些学者对教科书的性别意识形态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社会学的维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进入教科书，由谁来选择进入教科书的知识，以什么标准选择进入教科书的知识等。

文化学的维度。对教科书进行文化构成分析，有利于从文化角度对之反省，有利于教科书进一步改革。教科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教科书将文化加以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承和嬗递，又通过选择与重组而实现对文化的改造和创新，这种选择与重组、改造与创新既包括了对原有文化要素及传统的选择与认同，又包含了新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导致了整个文化系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教科书研究必须放在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之中，充分关注文化的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每一个时代教科书变革的文化基础及传统依据。     

文献学的维度。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尤其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发展时期。那个时代的许多教科书常编成不同的版本，被不同地方翻印，有些教科书甚至鼓励翻印，这个过程中使得教科书发生了变化。

鉴于以往教科书研究的不足，我们可喜地看到，湖南师大教科书研究项目组启动了他们的研究。该项目组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有较丰富的教科书原件或原始资料，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极大地强化研究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二是团队协作，可以说任何一项有份量的研究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甚至具名都可以是集体的，如果有个人的具名，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表达了集体智慧由个人执笔而已。我们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几年里，将不断有我们这个团队以及团队成员，乃至新加入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的成果产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教育学》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