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张柠、作家吴晨骏、诗人沈浩波谈80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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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张柠、作家吴晨骏、诗人沈浩波谈80后写作



WOMEN.SOHU.COM 2004-03-11　 南方都市报  




　　对于80后写作实力派和偶像派之争，目前文学评论界的意见分歧较大。文学批评家张柠认可这种分法，他认为，所谓的实力派是写作冲动大于市场冲动，当两者犹豫不定的时候，他们更乐意于满足写作自身的冲动；而偶像派则是市场的冲动压倒了写作的冲动。作家吴晨骏却认为这种人为的划分不是很好，并且代表人物的归类也不十分合适，例如春树，他认为就可以归入实力派。
青年文学批评家徐来评价说，不管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指出，已经浮出水面的这些人，未必是80后写作的代

　　表——不断地会有新的人冒出来。“在地下沉潜得越久，作品就越经得起检验，也就可能带来惊喜”。

　　偶像派和实力派之争

　　既然有人用“偶像派”与“实力派”来划分“80后作家”，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来讨论吧。之所以借用香港商业演艺界的说法，也能说明年轻一代文学创作的一些特点。文化消费市场一定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不能说只有“实力派”才有代表性。正如歌坛的刘德华和张学友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铁杆消费者，有自己的Fans。从市场影响力和份额占有量来看，“华仔”的可能还要更大一些。张学友唱得的确更专业，刘德华也唱得很卖劲、很敬业。这并不代表刘德华更有价值，也不能说张学友的唱法才对。消费市场对“偶像派”和“实力派”一视同仁，两者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偶像派”更注重个人外在形象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实力派”更注重表演技巧。最终目的都是市场回报。问题在于，文学创作和阅读恐怕比听流行歌更复杂。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的创作究竟是试图通过现代传媒而变成商品，还是有另外一种追求。

　　韩寒借助于写作来充当了一个反传统的角色。他就是“文革”期间的“反潮流”和今天的“商业模式”的混合物。少年成名本来是商业社会里一件极其时髦的事情，谁都想当“星爸星妈”，它吻合了今天对成功神话的追求。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场的故事、市民文化的故事。但是，韩寒的写作却给它披上了一件严肃的外衣：批判现行教育体制，一下子就把问题搞大了。对教育体制的批评，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到了韩寒这里，最终跟商业写作搅作一堆。社会政治问题、商业炒作问题，界限变得十分暧昧，弄得年轻的孩子们心理乱糟糟的，不知道是去反抗教育体制，还是去埋头炮制能一夜成功的小说。我没有从他的小说中看出让过去的作家吃惊的东西，代表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创造性的东西，才能平平。

　　春树的才能相对高一些。如今她成了西方人想像中国的符号。西方人夸大了其写作中对抗传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忽略其与市场意识形态的亲缘性，说她们是五六十年代的“垮掉一代”，把她们吓一跳。在国外，比如在美国市场要成名，书商还得打上“又一个卫慧出现了”这样的广告词。她延续的其实是卫慧的反传统写作姿态。这说明更年轻的一代认可了卫慧的写作姿态。这种写作并不是一种满足人们内心深层需要的深度写作，他们可能有表达和宣泄的欲望，但更多的是获得市场认可的欲望。这是一种需要市场认可的姿态，市场认可的冲动压倒了写作本身的冲动。而所谓的“实力派”，应该是写作冲动大于市场冲动，当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定时，有人更乐意于满足写作自身的冲动。我不怀疑他们的写作动机，但市场黑洞会将他们吸进去，他们身不由己。

　　因此，在一个网络传播时代，一个消费符号过剩的时代，我们无法、也不可能面对一个单纯的、自足的“作品”，而是面对一件“产品”。我们得考虑到它的生产和流通机制，这就是对文学的文化批评。面对一个在市场中流通的作家，我们不一定非要去评价他有多大的文学才能(这一部分功能被书商和市场取代了)，而要分析其中的消费机制和社会病症。我们要看他为什么会起来，读者为什么会喜欢他，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它的美学意义。

　　新的写作流派没有诞生

　　一般来说，传统文学史里面断裂性写作往往会导致流派的产生，比如20世纪初的巴黎、伦敦、纽约、彼得堡，文学青年的反抗性写作造就了大量的先锋流派，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意象派等等。这些年轻人对当时社会有自己深刻的思考。他们通过自己全新的写作、独特的行为和话语方式，标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界限。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像老潜水员一样。因此他们写作中的市场冲动比较强劲。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病症？是不是敏感到了传统文学话语腐朽性的根源？是不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如何通过自己的阐释让这种观念和形式产生让人不得不震动的艺术力量？这都是问题。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为消费添砖加瓦，一点也不新鲜。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在网上折腾。一方面是因为网上相对自由，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是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如果力量足够，那么他们就可以亮出自己的旗号，成立自己的流派，就有可能成为前卫探索的力量。然而他们现在只能是要么通过网络，要么通过书商，借助市场的力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但是既然要借助市场，那么自己的很多想法就要服从于市场，服从于书商。如果一个作者在网上写得好，他马上就会被平面媒体吸纳过来，哪怕他只有一点点原创性。书商看到哪里有新的东西出现，立即开始炒作，不管它有没有文学性。他只要看到有百分之十的新东西，就能把它吹到百分之九十。这个作者随之也就成了时代代言人了。

　　究竟什么是新的原创性呢？这需要新的理论阐释。比如“大话式写作”的文化批判意义，以及它的市场消费效果。比如所谓“身体写作”的潜意识动机、市场背景和消费心理。比如“拼贴式写作”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拼贴文化的关系等等。如果没有阐释，人们就会一锅粥地将它当作纯粹快感的消费品。对一个真正的新流派而言，创作、行动、阐释，缺一不可。

　　80后要有自己的批评家

　　批评界对先锋小说还是头头是道的。因为先锋小说模仿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还有理论可以借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追着西方走，文学艺术一直也跟着西方跑到了后现代，而后现代之后还有什么呢？“80后”成长在一个西方背景很浓的时代，却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或者说一种对当代“中国经验”的表述。这可能并不是所谓的“主体的自觉”，或许是外在动力胁迫的结果。这很像日剧和韩剧的产生，市场发育到了一定程度，市场需求到了这种地步。批评界有没有可资借鉴的理论？有没有足够的阐释能力？事实上问题已经出现了。他们的写作是小孩子的游戏？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玩就显得蹊跷了。中国批评界已经到了没有理论资源可借鉴的地步了，经验式的批评也没有办法进行了，因为与年轻一代之间有了经验代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80后也应该有自己的批评代言人。80后不要只是盯着“偶像”、“实力”，不要老是等待经纪人的出现，他们应该自己对自己进行总结。年轻一代也要有自己的批评家，不要等到三十岁才搞批评，更不要试图通过阐释几个老作家而成为批评家，要直接对自己的同时代人说话。像我们是比较熟悉90年代前后那一块，对于80后人的经验，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陌生的，保持着文学阐释力的人更少，而更多的人则面临阐释力的丧失。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不一样，文艺批评必须和写作同步。什么人能够同步呢？你们自己才能同步。

　　80后的胡坚还是有一定水准的。他应该和他的同时代人一起代表80后发言，要对自己的经验及其背景有一个历史的和美学的整体把握，要发现压抑你们经验的老话语制度的死穴，找到行之有效的、有穿透力的表达方式。如果把主动权交给别人，那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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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晨骏(作家，《海峡》杂志编辑)

　　关键是继续写下去

　　我没有强烈的感觉说80后出生的写作者彼此间有什么迥异之处，但像韩寒和郭敬明这样的写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个人的创造性。相比而言，李傻傻、小饭就写得不错，春树的意识也相当敏锐，他们在写作上的早熟让我吃惊。他们已经不能称为少年作家，而应该称为最年轻的青年作家。他们其实不比一些年长的作家差。

　　80后出生的写作者，因为生长在网络时代，和我们以前的交流方式很不一样。这也就导致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思维方式上的变化就必然会反映在作品里面。现在我在接受他们作品的时候经常需要换一种思维。整体上来说，80后的有些作品显得更具开放性，思维更加敏锐。我们不能再用既定的文学标准去衡量这些新一代的写作者了，必须结合他们的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

　　80后偶像派和实力派的争论，我认为这种争论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写作者没有必要过多地把精力放在争论上面，最关键的是写作。刚才我提到的几个写作者，只要他们继续写下去，我觉得都能写出好的作品来。

　　沈浩波(诗人、图书策划人)

　　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韩寒是写给中学生看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中学生是盲从的。他的叛逆是适度的叛逆。2003年是郭敬明的天下，那完全是出版社包装出来的偶像化产品。我觉得他是商业流水线上的一个牺牲品，在自己心智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出手。这里要批判一下新概念作文大赛，它成了一个名利场，使一批孩子过早地成名，之后就很难走远，容易急功近利。他们在还不懂文学的时候，就自以为掌握了文学的诀窍。

　　我对李傻傻的文学前景比较看好。虽然他的作品可读性不一定非常强，但表现出来的文学理想让人觉得他是做文学的。他在80年后出生的写作者中是很罕见的，因为他写得很耐心——那种耐心超乎我们的想像，他有自己的想法，并一直在努力。他的缺点还是缺乏生活积累，缺乏更能触及生活本质的东西，还是有一些青春期的虚浮情绪在里面。

　　我自己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图书策划人。我知道如何才能包装作品。你又想写畅销书，又想搞纯文学，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能模棱两可。(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黄兆晖/实习生廖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