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语词典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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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词典问题的思考
作者: 白平

中国有着悠久的词典编撰史，早在秦汉之间就产生了《尔雅》这样初具体例和规模的词典。东汉产生的《说文解字》，则已堪称是体大思精的作品了。在当代，汉语词典虽然种类繁多，但从科学理想的角度看，词典编撰工作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讨论厘清。

针对不同的使用对象和用途，汉语词典的规模是有级差的，即分为大型词典、中型词典、小型词典。例如《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即属于中型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即属于小型词典。

从道理上讲，大型词典是一种语言的建筑材料总库，不仅具有全面满足求知者使用要求的功能，还具有为语言中的全部词语建档的功能，在编撰时追求的目标是“穷尽”：字形要收全，由字组成的多音节词要收全，每个字和词的义项要收全，每个义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存在状况要通过书证而被体现。用这些标准衡量，汉语的这种大型词典尚未产生，其编撰工作将任重而道远，几乎会是个永无休止的万年工。

能否认为目前的《汉语大词典》就是汉语的大型词典呢？不能。《汉语大词典》在其编撰之初就没有建立追求“穷尽”的理念，也没有追求“穷尽”的规划和操作实践，其结果实际上不过是个部头较大的中型词典，不能希望通过对它的逐步修订来实现汉语大型词典的建设。也就是说，汉语大型词典的编撰还必须从头规划，从零做起。

要编撰功能“穷尽”的汉语大型词典，必须从源到流地对汉语的语料进行穷尽性的整理，将现存语料的每一个字词都要做出电子版卡片，从中筛选出词典的编撰材料。只要存在被遗漏的语料，就不敢断言词典的功能实现了穷尽。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穷尽”，只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极限，人们只能通过努力而无限地向它靠近，不可能真正达到。

编撰大型的汉语词典不能一蹴而就，应该采取从源到流地先编撰断代词典的方法，例如先编撰《先秦汉语词典》，再依次编撰《两汉汉语词典》、《魏晋南北朝汉语词典》、《唐宋汉语词典》、《明清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在完成这些断代词典的基础上，然后将它们合成一部真正的《汉语大词典》。

这种大型的词典，其纸质版的部头太大，自然其市场销路就窄，而其编撰的成本却很高。因此，这项工作只能是国家作为一项文化建设工程来搞。应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专门从事这种大型语言词典的编撰工作。一切开销由国家投资，却不能指望靠卖这种词典盈利。

编撰这种词典的阶段性成果如《先秦汉语词典》、《两汉汉语词典》等，可以作为商品而出售。当最终的目标成果《汉语大词典》完成时，则应该制成电子版，以成本价提供给国民使用，因为它本来就是用纳税人的钱编成的。我认为，国家的古籍电子化工程，其成果也应该如此处理，不可以视为向国民求利的商品，而应该视为提供给国民的公共知识资源。

大、中、小型的词典，其功能是大可孕小的关系，有了大的就不必再有中的，有了中的也不必再有小的。从长远来看，汉语词典大、中、小型的级差划分并无必要，之所以目前存在这样的划分，完全是源于其纸质产品的成本差异：让学习文言的学生们都买数千元一套的纸版《汉语大词典》，显然是不现实的。其实不是不需要，而是他们不肯买。如果《汉语大词典》的光盘只卖几块钱，那就谁也不会再买《古代汉语词典》了。

从道理上讲，小型的词典服务于学生的学习需要，中型的词典服务于一般人们的阅读需要，大型的词典服务于学者的研究需要。话可以这样讲，但实际上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过渡的，并不明晰，人们很难断定语言中的哪个词是只有学者才会遇到的。笔者上大学时阅读《元曲选》，摘录出其中大量的词语，这些词语直到今天的《汉语大词典》中都没有收录。笔者阅读《曾国藩家书》，其中也有一些词语在《汉语大词典》中查不到，不能说《元曲选》和《曾国藩家书》不是普及性的古书吧？

小型词典的服务目标是学生的学习需要，其内容要能够覆盖一般学生在课内课外可能接触到的古书内容。编撰这样的词典，最合理的做法是先确定取材的篇目，然后编撰出一部能够解释尽这些篇目中的每一个词义的词典来。

中型词典的服务目标是一般人们的阅读需要。编撰这样的词典，最合理的做法是在小型词典的基础上再扩大取材的篇目，然后编撰出一部能够解释尽所选篇目中的每一个词义的词典来。

由于大、中、小型词典的分野其实是相对模糊的，所以就客观地存在着各种词典永远不会完全满足其预设的使用对象的要求的事实。判断词典的解释功能，要看其所覆盖的文献内容的状况。穷尽性地使用一百部古书的材料编出来的词典，肯定解释不了其外的第一百零一部古书中的一些独特的内容。当从一部大型的词典中找不到所遇到的疑难词语时，就会觉得这部大词典并不大。当一部小型词典中的一些词目根本不会被它所针对的使用者来查找时，就说明这部小词典并不小。

学界常说我们是“大国家小词典”，情形确实如此。在目前，不仅还没有产生大词典的依凭，甚至连编撰大词典的念头都没有。只有人们对大、中、小词典的分野有了合理的认识，对大词典的编撰工作有了科学的规划，得到国家的组织实施，汉语大型词典的编撰工作才有望付诸实施。有宣传说，《汉语大字典》的出版一举结束了我国“大国家、小字典”的历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语大字典》同样没有“穷尽”的目标追求，自然也还是个部头很大的中型字典。“大”与“不大”，能否追求“穷尽”，是其根本的分野。

当今编撰的各种古代汉语的词典，其每一义项后都会附以书证而证明。书证的作用很丰富，可以体现该词义存在的时代，体现该词义使用的语境特点等。关于现代汉语的词典则不附书证，只是有时会举例证。笔者认为，在词典编撰中使用书证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做法，书证对词语的辅助解释作用是优于例证的，尤其是源书证的使用，更有记录词语和词义诞生历史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使用书证，原因有二：一是可以节省篇幅，一是例证可以自造，书证则须费力去找。

笔者主张编撰带有书证的现代汉语词典，每一义项下应具备多则书证。这样做的好处是为将来负责。当代人解释当代词语，附以当代书证，相对而言会比较准确易得。千百年后，那时的人们对于我们今天使用的一些词语，是会产生书证要求的，就像我们对古代的词语有书证要求一样。

就目前我国的词典编撰情形而言，其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国家和词典出版单位没有从根本上建设真正的大型汉语词典的规划，往往是围绕着大部头的中型词典做点修订工作。《汉语大字典》出了第二版，价格上升到了近七千元，走上了“脱离群众”而宰学者的道路，宅心很不仁厚。《汉语大词典》做了光盘，对其纸质版的市场将大有影响。据称该词典已于2006年启动修订，预计要出一本600万字的增补本。单周尧先生则要利用明德教授基金来修订《汉语大词典》，纠正其中的错误。预计这部词典将落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光盘被盗版，收益大打折扣。纸质版部头太大，销量大受限制，连将修订成果并版重印一下都会很发愁，恐怕人们很难见到它的第二版。如果敢操作第二版，也像《汉语大字典》那样定个天价，无异于是自杀。笔者觉得这些举措均非治本之道，无非是不断地将这些中型词典的雪球滚得越来越大。没有向着“穷尽”的目标奋斗的规划和操作，靠着增补修订来扩容改进，是不能将《汉语大词典》这样的中型词典改造成一部真正的大型词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