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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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



刘梦溪





    当今的中国，有学者，有专家，有教授，但缺少思想家。即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都有思想。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著作，但称得上有思想的著作很少。我虽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我敢说，是缺少思想的中国。

   

    就学术而言，思想是无比珍贵的。可以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并不完全赞同主要靠国家课题的集体方式来推展学术。在文化部一个有关课题的会上，我的学长谭霈生先生提出，个人的著述才能出思想，大量的群体著述反而不容易出思想。我认为他提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集体著述往往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当然，我并不反对一些重大课题由国家立项、动员群体来完成，因为有些课题个人是没有力量完成的。比如多卷本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比如艺术方面的大典和通典，个人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只能通过国家课题的方式，聚集各方专家集思广益来完成。但我敢说，在学术史上，真正有思想的著述应该是个人著述。



    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的思想者。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思想。他的人类学研究是有思想的，包括他与马林诺斯基的师承和学术渊源，以及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后来的《小城镇，大问题》等，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家的著作。即使是1957年他不幸的遭遇，也没有禁锢住他的思想。



    我想着重说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中国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第一是文化自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增强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秩序，以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文化自觉对个人而言，需要具有文化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晚年的费老是不断进行学术反思的。他主持的几次人类学高层研讨班，都以学术反思作为题目。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也是在学术反思中不期而然地提出来的。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恰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的? 怎样形成的?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义涵。



    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四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历史上不曾见过的动乱时期。对这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是一个文化不自觉的时期。今天，那样的时期已成为过去，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文化自觉的时期呢？我看还不敢这样说。起码在文化自省和文化反思方面，我们距离文化自觉有好大一段距离。



    费老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美美与共”的思想。



    简单说，就是费老提出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愿意称它为“四句教”。顾廷龙先生给中国文化研究所题写的宋代大思想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展现的是宋儒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是指学问、人格应该追求的天地境界，也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生民立命”，这是一种民本为源为根的思想。“为往圣继绝学”是指学问与思想的传承。最后是一个普世性的关怀，要“为万世开太平”。费老的四句话，也可以说是切合今天的“四句教”。



    “各美其美”，指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美点。这个美不只是审美意义上的美，同时也是人性、民族文化、文明的优长点，是真、善、美的价值综合。第二句话“美人之美”，更其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系统，看到自己的美点，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是自然的，也是比较容易的；能够看到并且能够欣赏他人之美，也就是古人说的“异量之美”，则比较困难，因此就更加难得。只美自己之美，看不到他人之美，这是狭隘的文化偏执。人们的思维惯性，习惯于用己之长去量人之短，国家、民族、文化、文明，都是如此。即使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也容易犯以己之长量人之短的毛病，只知自己美，看不到他人之美。因此，费老提示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要美人之美。



    第三句，“美美与共”。我之美，你之美，他之美，大家融合在一起，众美交融，而不是互相冲突。最后一句，“天下大同”。学术界有朋友提出，最好不用“天下大同”，因为哪里会有天下大同呢，所以建议用“和而不同”代替“天下大同”。不过在我看来，还是用“天下大同”好。“天下大同”是一种期待，是思想往深远处的投射。“和而不同”是对“众美”相处状态的概括，是期望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大家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这固然好；但是这个思想作为四句教，还应该往前延伸，不应静止。“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理想，尽管遥遥无期，但它是人类文明融合演化的最高点，这与横渠四句教的“为万世开太平”，有相似而不必相同的信仰期许。



    费老的“美美与共”的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冲突论”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有格外突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回应。



    亨廷顿先生也谈到了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可能的冲突。这些思想隐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底下。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会。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各种信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互相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比如佛教从印度传来，与中国文化磨合的时间很长，但最后融合得很好。佛教很适合中国人的心性，在中国民众中，佛教思想已经生根。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天主教曾经有过一段相冲突的历史，但从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道教是一种自然宗教，更容易与佛教、与儒教、与西方的宗教相融合。至少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不把他们对立起来，不致演变为大的冲突。所以，用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化，是解释不通的。中国文化重视的是融合，而不是对立和冲突。



    费老提出的“美美与共”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大家和平相处，“美美与共”，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甚至对未来的“天下大同”给予一定的期许。学人之心，思想家之心，实在可感可佩。一个人在晚年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令人震撼的。中国太缺少思想家了，连认真的思想者也很少，所以很少看到有人讲出真正有思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