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都市文化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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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都市文化略论
作者：余秋雨

    中国当代城市文化是我近来着重思考的若干课题中的一部分。较之其他任何方式，文化思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更善于进行时空上的整体把握。正如当我们置身于一千多年前已经人烟全无的新疆古城的遗迹时，其间巨大的震撼必然促使我们对城市文化的命运作出追索与探究。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少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论证自身的生态环境，而事实上城市文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中国在文化上所面临的时代性的重大命题。

    有的学者指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运动与非城市化运动的对抗史。这样的观点确不乏其合理性。所谓城市化，就是人类在经历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组合成高浓度的汇聚地，以此来构建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中国城市存在的历史并不算短，但长期以来城市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于政治性机构，致使政治文化以强悍态势取代淹没了独立的城市文明。在中国历来稀薄的城市文明中，直至晚清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龚自珍之类具有城市意识的文化思想家。这样的情形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城市文明即达到的繁荣显出相当大的差异。翻阅整部中国古典诗词，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基本意象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农村，诸如：竹篱、茅舍、落日等等。尽管这些意象的创造者们本身有许多就生活在城市中，但他们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城市的文化信号，甚至以一种“客居”的心态来对待城市生活，颇有“都市里的村庄”的寂寥。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城市文明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在吟诗人看来，不养蚕的城里人穿上丝绸是一种理当受到指责的现象。由此推断，其认为是合理的逻辑便只能是“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殊不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恰是城市在高浓度聚合下所允许也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分工的反映。只是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村经济文化思维判断，它确实是不可理解甚至令人愤憾的。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人还信奉着这样一个信条：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谓“吃闲饭”，其基本内涵就是一切与种地没有关系的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由于对城市文明长期严重隔膜所因袭下来的沉重的历史背负。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城市的存在是令人厌弃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走向新时代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却恰是快速建立起现代化的桥头堡——都市文明。对于一个长期对城市文明怀有强烈陌生感的民族而言，我们无论如何还存在呼唤都市文明、捍卫都市文明的必要性。在此我们不妨对中国都市文明艰难的建立过程及其盛衰更替作一番体味。勿庸讳言，中国都市文明在一片陌生中起步时，它最初的开拓是凭借外部力量而得以完成的。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都市是广州。从第一个外国商团踏上这片土地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向海外开放的唯一渠道。开放培育了广州人外向型的意识观念。但是，这样的开放毕竟只是封建国家体系所容纳允许的一个开口，一旦麻烦的事情发生时，“开放”便迅速向另一面转化。于是，广州不幸成为鸦片战争的战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个城市所不能承担的重负。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已无法继续在民族情绪激烈的广州存身，急须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寻觅开辟一个新的立足点。在英国人看来，毫无具备对抗前提的上海正可以作为这样一个目标。短短几年之内，上海的租界面积达到广州的147倍，整个国际资本的投入致使上海迅速而无可置疑地取代了广州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第一次以欧洲文明占据主导力量的城市，上海开始担负起传播城市文化的使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对于城市文明有一个特定的接受过程。正如唐振常先生所言，城市文化本来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形态上的事物。但是要求对其相当陌生的人们直接作出这种精神上的认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比较合理的途径即是通过物质形态（或称硬件形态）的城市文明来沟通精神形态上的城市文明，并推动其确立。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路灯、煤气等硬件设施的使用开始在市民意识中培育原先自给自足经济中所少有的“公共”概念。随着公共概念的深入，第一座公园顺理成章地出现，标志着“公共空间”意识开始向延续上千年的私家园林的传统突进。系列公共规则也在多种力量的制约下推行开来。上海在城市文明的确立过程中开始构建国际化都市的框架。

    当二十一世纪距离我们咫尺之遥时，国际范围内几乎一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下一个世纪的文化争论极有可能将最终归结到城市文明的争论上，文化将被视作城市魅力最集中的发散点而受到强有力的关注。我在新加坡讲学时，曾有人热情地请我预言，新加坡能否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我坦言，这样的可能绝对不存在，新加坡至多只有可能成为世界一个文化的码头和枢纽，因为至今为止，新加坡文学史上最为灿烂的一页仍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飘流到此地的一段历史。不仅新加坡，即使东京目前也未被人们公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这表明，文化建设的难度着实不亚于创造若干个经济奇迹。由此亦可推及世界上有不少富裕的地方，却并不被人们特别关注，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亦无足轻重的根源。对此，李光耀的自省是很值得思索的。这位新加坡前总理在离职前，特地对自己执政二十五年以来的政绩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为二十五年前贫困的渔民后代今天所建立的足以同世界富豪相媲美的家庭感到由衷地自豪。然而，随着视察的深入，李光耀的目光逐渐严峻起来，因为在他所到过的那些应有尽有的家庭中，居然没有发现一只普通的书架。敏锐的判断力使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奇迹产生了质疑，他以此通过电视讲话语重心长地告诫全体新加坡国民。李光耀的忧虑中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当前，增强自己城市的文化含量已经成为所有有识之士热切希望的目标。许多人在进行文化自省的同时，正在着力争取在下一个世纪的城市文化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应当说，新加坡和香港在文化上的尴尬，对于上海也同样存在。这主要是因为非城市化运动给我们造成了相当强悍的干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上海至吴淞口的铁路，由于被老百姓认为破坏了祖宗的坟地，加之官方的暧昧态度，最终导致了拆除的命运。这种消减性的力量以后还在不断发生作用，直至到了新时期时我们还必须面对重建都市文明的历史命题。当上海着力于重建失落的都市文明时，情形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鲜明的事实就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方都市的悄然崛起。尽管人们时常不屑一顾地将深圳列入“文化沙漠”的行列中，但实际的状况却是：由于较早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中国目前的文科博士中已经有四分之一学术水平高，年龄层次相当的学者汇聚到了深圳，理工科博士的比例估计还要更高一些。这种不可小觑的人才结构状况决定了深圳已经具备了产生各种学术流派的可能性，而这样的优势恰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所难以比拟的。从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城市广州与上海的盛衰更替中，我们深刻地体味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潮起潮落终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城市文明的建立确实相当艰难，而决定它的条件和因素也极其复杂多样。因此，我们还很难论断究竟哪些城市将在未来的文化走向上处于有利的领先地位。当然，无论都市文化的研究如何复杂斑驳，我认为在现实意义上，至少可以确立三个标准，以此作为我们考察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基本性框架。

    一、城市历史性格的自我确认

    如今，当我们走在各座城市中的时候，最大的困惑可能莫过于这些城市正在以极其相似的面目在我们面前不断地重复。致使我们无法把握到对城市的历史进行判断的依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里去？”这个哲理性的诘问同样适用于都市的文化，它逼迫着文化人必须怀着深切的热情为城市重新寻找、确认严重流失的自我性格。

    上戏一位舞美系校友曾同我讨论过这样一个设想：用老式石库门的建筑形式来设计布置现代化的上海地铁站。这个构想极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它显然敏锐地触及到了富于上海城市性格特征的体现形态。在城市历史性格的问题上，许多城市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得相当漫不经心。当人们用推土机轻而易举地推倒一座已不再具有实用价值的井台时，几乎忽视了就是这座留下历史印痕的破落井台或许正值得后人驻足沉思良久；当人们在一座经历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古迹前突兀地平添某些现代化的娱乐设施时，完全没有设想到就是这看似能招徕顾客的一举将深藏的历史性格扭曲得面目全非。历史性格意识的稀薄使我们付出的代价便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变成没有年龄、没有后盾、没有根基的城市！

    我曾在新加坡拜访过一位当地的富商。这位富商寓所的客厅中有一条人工建造的河流，两旁分别装饰着一排形态各异的石柱，在这些精美的石柱中，只有一根由于造型十分简陋，并立在其中显得很不相称。然而，主人对其却情有独钟，不无得意地声称这根柱子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我不以为然地告诉他，在中国河南，农民猪圈里普通的一块砖可能都是汉代出产的。其实，我本并不能以一种坦然安稳的心情来进行这番“炫耀”。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并非只简单地以其长短来衡量。只有当我们真正珍惜历史时，我们才可能充分地拥有自己的历史。散漫漠然的心态终究将使历史悄悄地流失。这使我不由又想到了关于城市魅力的话题。新加坡一家最豪华旅馆的大门前有一只特制的玻璃柜，其间放置着一本旅客登记本，上面记录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在1936年的某一天在这家旅馆住宿过一个晚上。仅仅是短暂的一个晚上，所有光临这家旅馆的人们却因为这位文化名人的逗留而油然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感和崇高感。海明威也曾经到达过上海，爱因斯坦亦曾光临沪上。据说，当年爱因斯坦还是在上海获悉了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消息。可是，关于这两位为人类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在上海的行踪，我们今天已所知寥寥。同新加坡郑重其事的做法相比较，由于缺乏必要的留存与梳理，我们同样拥有甚至远为辉煌的一段历史便这样悄然无踪了。

    几年以前，我曾对急于清理家中旧物的人们发出过一个倡议：大家在动手烧自己旧照片的时候，请千万手下留情，三思后行。这些在一瞬间之内就可以被彻底毁灭的东西恰恰是永远不可能复制的。城市文化的历史亦是如此。一个城市历史厚度的显现，在于它善于留存住值得纪念的一切人物和一切东西，现代都市文化的构建也由此而具备了基点。对此，我很赞赏新疆石河子市的做法。这个在沙漠上建造起来的年轻城市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建设大军们挖下第一犁的地方。因此，尽管这座城市的历史很短，它却能凭借自我历史性格的确认而在文化上矗立起来，发散自身独特的魅力。在城市魅力的发掘中，我们无须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判断。我曾向合肥市人民政府提议，李鸿章的旧居最好不要轻易拆除。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但历史厚度的留存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纪念。当然，任何物质形态的文化遗迹所提供的只可能是某种表象。我们最终所关注的还是表象背后所凝注的东西，这便是一大群原本相互没有联系的人们，由于共同拥有某种历史而被聚合起来，寻觅到共同的归属。城市历史性格确认的意义正在于此。

    二、城市文化代表者的树立

    文化代表者，其通俗化的表述方式即为文化偶像，只是“偶像”这个词汇往往容易引来人们微妙的反应。事实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一种高浓度化的组合，这样的组合方式在其代表层次上的表现必然要求以可感的生命体来完成。在一个都市中，某个文化代表者的生命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焦点，这种关心中包含着文化聚合的意味，其本身是令人感到温暖的，城市文化代表者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当然“层次”的表述方式在这里本身是一个缺乏规范性的用语，在此只可表其大意。城市文化上层结构的代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着整个城市的灵魂。普林斯顿的居民们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爱因斯坦的学说？据爱因斯坦说，包括他本人在内，在当时整个美国了解相对论的不会超过四个人。令人欣慰的是，学术上的隔膜并不妨碍普林斯顿普通市民将爱因斯坦视作自己城市的骄傲。对于他们来说，只须明白爱因斯坦的贡献对于人类具有深远的意义，此便足矣。现在的广州时常怀有被认作“文化沙漠”的忧虑。倘若把历史倒回到三十多年前，广州城却大可不必为此担忧。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这位老先生便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郭沫若曾称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陈老先生的学问，大多数人自然更是难以企及。一座城市便是由于容纳了这样的人类文化精英而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份量。

    城市文化中层结构的代表者们向普通市民走近了一步。人们在能够面对他们的前提下，对他们倾注了极为热情的关注，我们的艺术家多数可以属于此类。当我们回顾建国初期戏剧比较繁荣的那段时期时，我们首先引以为豪的未必是某些剧目，而是从广东的红线女、上海的袁雪芬到安徽的严凤英，更无须说梅兰芳、周信芳等一大批代表偶像的辉煌组合。人们对这一层次文化代表者的关注几乎达到了关爱的程度。他们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无不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甚至有许多事情希望要求他们作出表态。对于文化代表者个人来说，这种防不胜防的麻烦和失去个人空间的困扰确实相当不幸。然而，从一座城市的角度进行判断，这又何尝不失为一种幸运？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为何显得寂寞，这与我们目前缺乏人们普遍关注的生命体是密切相关的。时至今日，人们可能仍然对几年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范大雷教授之死记忆犹新。当范大雷的学生从国外赶回来为病榻上的恩师开音乐会时，上海有多少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含着热泪参加了这个不同寻常的音乐会！范大雷教授去世后，音乐学院宿舍从一楼至五楼放满了素昧平生的人们送来的花篮，龙华一带花店的鲜花一时告罄。这个现象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普通的人们还是愿意关注崇拜艺术家，甚至愿意崇拜培养艺术家的艺术教师。

    在城市文化的整体构造中，流行艺术作为完整范畴占据着它的下层结构。流行艺术偶像在少男少女中所受到的痴迷。往往被视为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这种崇拜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年轻的一代刚刚开始离开父母的怀抱，他们迫切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寻觅所能信任崇拜的对象。这个对象必然高于他们，但又必须在他们所能企及的范畴内，同时不带有任何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功利色彩。在这些综合平衡中，流行艺术代表者成为青少年崇拜最理想的承担者。对此，我们不必有过多的指责。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能够立足的流行艺术必然是以传播真善美为主体的。以平心静气的眼光来看，这个层次并非某些人想象得如此肮脏，它同样存在许多令人感动的生命关怀。我曾在香港观看过梅艳芳的个人演唱会。记得有这样一个场面，几万人大体育场的开幕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张中外自杀身亡的明星们的照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梅艳芳娓娓倾诉道：“你们为什么走得这么早？你们是明星，我也是明星，所以我能够理解你们。”随后，梅艳芳又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伴随着梅艳芳的诉说，天幕上又打出一张张照片，真实地再现着梅氏从出身低微的卖唱女成为红歌星的艰辛历程。不可否认，这浸润着生命关怀的一幕是相当震撼人的。一个生命能够将几万个生命聚合起来，其间必然有艺术的理由，崇高的理由，这也提醒着我们对这个层次不妨采取更加宽容与认同的态度。

    长期以来，由于文化机制上的大锅饭体制和观念上的某些偏差，我们目前的都市文化正处在基本上没有代表者的尴尬境地中。当某个文化代表者的萌芽刚刚出现时，一些不健全的社会心理就在强有力的作用下轻而易举地将其消解殆尽。如此循环往复，我们所听到的只剩下无数明星们的麻烦事。于是，能够凝聚无数人关注的生命体没有了，文化陷入一种难言的寂寞中。必须指出，任何一位文化偶象所承受的关爱都可能超过他本身的现实价值。我们对此不必过多地计较纠缠。文化偶像作为生命体的存在，本身是真实的。他缺陷部分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关爱的价值。因为人们对其倾注关爱的部分亦同样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我们完全可以对文化偶像的两个部分加以人性的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到了建立起捍卫自己文化代表人物机制的时候，这样才能避免和制止某种整体上的失落。我一直很为这样一件事情所感动：在欧洲的某个城市中，一位著名的音乐指挥患上了感冒。于是，许许多多的家庭自发取出自己的地毯，铺盖在指挥家的家门前，以防止过往车辆的吵闹惊扰他的休息。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崇拜。崇拜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然而，文化仰望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包含着崇高的意味。因此，重建城市文化的生命体，并使其在一个和谐包容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命力作为支撑城市文明的主干，其文化必然是散落的，缺乏凝聚力的，城市的魅力也由此而大为减损。可以设想，德国倘若没有造就贝多芬，这样的损失究竟属于贝多芬，还是属于德国？我以为艺术家个人的失落终究是有限的，最终承担这种遗憾的还将是文化的整体。

    城市文化在造就自己偶像的时候，应当调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承认文化结构中的三个层次都有出现某代表者的合理性。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著名影星周润发到某城市访问，当他俩一同步出机场时，机场小姐认出了周润发而没有认出杨振宁。这本并不足为怪，也无须象某些报刊那样对其大发感慨。一种内涵深厚的城市文化必然需要在各个层次上建立起自己令人激动的标志。当偶像已经越来越体现城市文化的凝聚力；当城市文化的竞争已经越来越集中于人才的争夺时，我们不能不真诚地呼唤着一批令人们感到温暖的名字的出现，城市文化的整体凝聚便以此依托。

    三、城市文化产业的兴起

    现代城市文化同产业思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文化在现代如果不能构建为一种产业化的文化，它必然在很大意义上缺乏内在的生命活力。

    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上海由于租界等特殊的历史事件而接纳了一批政治文化思想运动的先锋人物。当这样一个群体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以后，经济上的依靠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上海富裕与相对自由的前提下，文化产业便作为最现实性的途径开始孕育。文化产业的发达不仅造就了上海三十年代强劲的文化态势，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产业，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景恐怕是难以设想的。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中，北京曾发生了著名的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激烈论争。然而，所谓“白话文战胜文言文”的最终标志是什么？仅仅是白话文在论战中居于上风吗？情形远非如此。胡适等在北京提出白话文学原则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等产业机构即投入运作，以白话文印刷的教科书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中国的各个中小学开始采用白话文的教科书，新的一代文化人以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接受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文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才真正在中国社会确立了根基。这个事实无疑揭示出现代文化取得实质性胜利的基本途径，即文化上的理论思辨成果须通过一定的商业手段转化为商品，强有力地渗透到社会整体的各个细胞中。在当时的上海，除了蔚为大观的图书出版业以外，还有电影厂、唱片公司、影院等一整套完备的产业体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剧场及其机制的作用力。北京传统的京剧为何得以在上海一度重现辉煌盛景？浙江乡村尚且稚拙的越剧为何能够在上海逐渐羽翼丰满？这其间，现代剧场产业制度的运作着实功不可没。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有理由断言，没有强有力的现代文化产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经济机制，现代文化就不可能根本性地建立。

    使文化进入商品运作，这决不等同于一种单纯的经济操作，而必然涉及到振作文化自身魅力的课题。对此，我们完全应当以满怀敬意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文化史上文化产业家们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文化产业家本身就是文化界中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文化产业的运作中所发挥的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作用是其他人所不可取代的。我们所尊敬的大作家巴金、叶圣陶等第一流的文化人都曾亲自参与过书店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大老板张元济先生更堪称其间的典范。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份量？只须看一看该馆编译所所长一职的变迁过程便可略知一二。商务编译所原所长高梦旦由于不谙外语而推荐胡适来接替自己的职务。为了这个与胡适的赫然声望显得并不十分相称的职位，胡适竟然在上海整整考察了一个月，最终还是认为自己力不从心，又向商务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前来出任此职。商务印书馆一介所长的变更居然演变为现代文化史上如此隆重的一件盛事！大学者们的郑重其事显然来自于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现代文化难以估量的推动力。在当时的上海，著名学人的汇聚程度未必能够企及北京。然而，北大、清华大学者们的思想成果如果期望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话，无一例外地还需借助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产业力量。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中心”的内涵进行一番新的理解。上海作为公认的文化中心，其实在很大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文化运作的中心。这便提醒我们，一个缺乏文化运作能力的教授学者的集中地事实上很难被认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至多只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研究机构。同样，现代都市文化如果不使自己有效地进入产业化的轨道，也极有可能陷入尴尬境地，至少难以被认同为真正完备的现代都市文化。

    现代都市文化在总体上具有三个比较有前景的市场，可为我们的规范性运作提供思路。其一，电视。目前，我国电视的播放能力与拥有可播出片源量的比例为8∶1。如此之大的空缺如何填补，这不仅关系到市场运行，也直接为我国电视文化品位的提高提出了现实性的课题。其二，旅游。现代旅游观念已不局限于自然风光的领略，大量表演因素和娱乐场面必不可少地介入其间，在更大程度上将旅游纳入文化产业的范畴。其三，表演。在这个市场中，国外音乐剧的繁荣景观令人惊叹，它几乎已经成为城市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国内已有人筹备将国外的音乐剧介绍邀请到中国演出。倘若此举通过产业方式来实现，其意义将是多重性的。

    文化产业的运作能力及其水平不可能脱离文化产业家的自身水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产业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恐怕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范围。美国CNN有线电视的老板肯纳通过有线电视网络的运转从根本上冲击改变了全世界对于新闻的固有观念，将新闻的概念从过去刚刚发生的事实进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使新闻发生了质的飞跃。肯纳还在CNN的成立的大会上说过一句气壮山河的话：“CNN从现在开始播出，直至地球的末日。人们要知道地球是如何毁灭的，还须观看CNN的新闻。”正是在文化产业家的问题上，刚开始起步的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着一个微妙的处境。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习惯于官方拨款的运行方式。对文化产业的陌生致使许多高层次的文化人、艺术家目前仍处于被动等待资金的状态，而较早有意识投入文化产业运作的又恰是一些文化层次与文化良知都较为薄弱的冒险家。这使得我们的当代文化产业建立在一个艺术品位相对低下的基础上，商业运行规则秩序混乱，其最终结果导致了人们心目中对于文化产业诸多的误解与扭曲。近代文化产业的高起点、高水准就在于有张元济这样一批文人学者的参与。因此，我们的文化人、艺术家中一部分具有正常思维的人投身文化产业已是现代都市文化的必然要求。

    当我们对一个社会的质量作出判断时，社会财富的流向是不容忽视的尺度。在社会财富恒定的状况下，社会财富被文明程度高的群体所占有的比例较大，社会质量就必然较高；反之，当社会财富大量为文明程度较低的群体所占有，社会质量的提高亦必然受到相当的牵制。因此，文明程度较高的人们对文化产业的介入与参与并非对金钱的暖昧，而是在都市文明走向的角度上调整和重建自身思路的体现。文化人理应从人类文明的趋势上富于文化胆略地争夺占有市场，从而使自己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家，并为健全的都市文化人格的建立与形成作好必要的准备。

    在对当代都市文化进行若干审视之后，我还需说明，我们所关注的包括戏剧在内的任何艺术形态，其命运演变都不可能脱离整体性的都市文化环境。以往，我们很少从这样一个视野上来思考艺术的问题。都市文化思维正有待于我们确立与开拓。 (本文系余秋雨教授为上海戏剧学院教师所作的专题学术报告。由方军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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