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生生的生活最容易被理念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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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生活最容易被理念遮蔽
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引发“非虚构文学”争议
作者：陈熙涵 来源：文汇报

                       


    近日，中国青年学者梁鸿推出《中国在梁庄》，该作品此前在《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刊发，引起读者热议。有读者称：“作为文学作品，它比余华的《活着》更加真实；作为田野调查，它比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更加人文”；有学者称其文学的力量太弱；而更多的议论则在“非虚构文学”的写作上聚集。
   
    有专家指出，目前国内文学界对“非虚构”这种世界通行的写作方式的探索还局限在较窄的领域。“非虚构”是一个广阔的艺术领域，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非虚构的倡导和推动，将推动文学更有力地重建公共性，重建它与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心灵与写作对象之间距离多远？
   
    《中国在梁庄》以家乡村庄的调查为基础，客观、冷静地记录下了当地农民的生存现状：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以此辐射出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及其变迁。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所说：“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记者近日连线该书作者梁鸿女士，她告诉记者：“我写这样的文章，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而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最近五六年阅读小说的时候，发现很多作品在艺术性方面可以做到很精美，语言、风格、结构都达到一定程度，但仍与心灵、与现实太远。尤其是乡土小说中所叙述的，与现实的乡村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状况几乎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这可能不仅仅是文学的主题或形式问题，而是作家和当代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作者心灵与写作对象之间出了问题。”
   
用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据了解，梁鸿正是从梁庄走出来的乡村女儿，她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她笔下的梁庄有30年间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呈现的现实危机。那些彷徨游荡的少年，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青年人”，那些留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构成了乡村的主体。可以说，这是一部真实的乡村变迁史，也是一台“个人史”的串场。
   
    作者对于农村观念与行为相左的窘境思考被放在历史的天秤上。例如农村在禁止土葬、实行火葬制度之后，农民们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制度确立而一致变得与文明同步：万哥父亲过世，作为子女，既要不违背父亲遗愿，又要遵从国家丧葬制度，只得想个办法，在火化之前，让阴阳先生把手上指甲、脚上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算是一个囫囵人。事例虽然看似极其愚昧，透出的却是千百年来农村习俗在现代文明改进中“被失落”的那份无奈和隐痛。
   
非虚构是一个广阔的艺术领域
   
    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是作者同时使用的叙述体裁，“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的眼睛和有限的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涵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梁庄只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梁鸿向记者坦陈。
   
    今年初，《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中国在梁庄》作为头篇刊登后，引起了业内专家的广泛响应。在“非虚构”文学京沪研讨会上，专家们就《中国在梁庄》以及“非虚构”文学发表了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编辑黄平对《中国在梁庄》直接提出了尖锐的异议。他表示，在《梁庄》中，找不到一种有效的理念来对这种乡村世界进行解说。他认为：“当下我们应该为文学找寻一种更有力量的形式，而不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哀悼上，哀悼对文学的力量太弱了。”
   
    而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志荣的相反观点建立在文学写作的姿态上。他认为，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理念对文学的作用，但事实上，活生生的生活最容易被理念所遮蔽。写作千万不要着急得出一个清晰的图像，这种清晰有可能是非常虚妄的，或者会引导我们远离自己最切实的感受。
   
    本报首席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