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谦卑的写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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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谦卑的写作行动

               梁鸿

　　
　　我想从我自己的实际体会和写作经验谈起。
　　《梁庄》这样一个乡村调查，我想了好多年。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在自己的村庄住下，感受，体验，并做一些调查。最后形成这样一个书稿。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为什么写这样一个文章？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矛盾和痛苦。最近五六年，阅读小说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厌倦的感觉，艺术的精美，语言、风格、结构都到了一定程度，甚至过犹不及，但觉得与心灵、与现实太远。尤其是乡土小说，非常不满意，因为这一乡村与现实的乡村几乎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乡村状况。所以我一直想，当代文学的审美与现实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误区？我觉得这种误区可能不仅仅是文学的主题或形式问题，而是作家和当代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作者心灵与写作对象之间出了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我进行了好几种文体的转换。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转换过程本身无意间也是在与当代文学的某些问题进行对话。
　　最初用的一种沉思式的抒情体。其实现在我的书稿里面还有这一痕迹。我发现，这样的书写极容易陷入鲁迅的《故乡》的启蒙模式里面。因为这里的叙述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心灵是以有距离的审视为前提的。我们回想一下《故乡》里面分家具的场景，还是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的。当闺土神情麻木地看着作者，并喊出一声“老爷”的时候，知识分子与他的叙述对象之间深不见底的隔阂也遗漏无余。也许，恰是因为作者的身份与思考方式使闺土无语，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内，也无从交流。在作者“悲天悯人”的目光下，作为老农的闺土能讲出他的贫苦生活的某点欢乐或幸福吗？从这一角度来看《故乡》，勿宁说是作者使闺土麻木不知所措。在这种情景之下，闰土会和他有交流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鲁迅的审视里面有自我的紧张、反省与痛苦在里面的，这也多少改变了他和人物的关系。现当代以来的小说多了启蒙的审视，但却少了心灵的自省。我断然放弃了这一文体，我不想自我沉思，我想走进他们。
　　后来我改用一种思辨体和议论体。议论居多，观点居多。也放弃了。其实你的观点并没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深刻和全面，而实际上，我所重点考察的并非是社会层面的乡村组织结构、体制、经济、政治等，也不是一种固化的民族性格，而着重于现在，当代，当代乡村的情感状态，不管这种情感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制度，还是我们的政治，它们折射在乡村生命身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创伤和疼痛。议论容易陷于空泛，容易有观点和一元化和绝对化，当然，也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和缺陷。
　　这才是现在这种以人物自述为中心，以“我”的故乡之行为线索，这种杂揉的、有点像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的，又有点像文学的四不像的文体。它是开放的，作者、乡村人物和读者之间心灵是平等和开放的，彼此是可理解的，容纳的。我甚至故意用一种粗糙的语言，不要修辞，不要比喻，那种随意的、充满棱角与意外的语言，让读者看到我在村里说话聊天，我的乡亲们在乡间地头、房屋巷口坐着、站着，他们生活，他们痛苦，欢笑等等，你和他们一起在现场。也可以说这一过程是从虚构到非虚构的移动，强调“在场”，在这段历史和时间之内，而不是观望者和审视者。它既是记录，是现实，同时，又还是文学，因为有文体，有情感，有对人、人生与生存的思考。
　　美国学者在《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定义为“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形式”，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和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最著名的就是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他的副题为“一部真实生活的小说”。在回答这部作品属于什么归类时，他回答，“就我本人看来，非虚构的作品提供答案，虚构的作品出示疑问。”他认为他的书属于后者。梅勒在他其后的小说《夜晚的军队》中加一个副标题，“如同小说的历史和如同历史的小说”，意在强调非虚构文学不但具有现实性，同样具有小说的道德严肃性。
　　作者这一研究的起因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现了大量的这种介于事实与小说之间的作品。他认为美国五六十年代社会的剧烈变化是这一文学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美国的这种现象是与不同寻常的加速度有关系的。一切事情好象都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着，这种状况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困难” ，（P18页）“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小说家经常碰到的困难是给‘社会现实’下定义。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断混淆着现实与非现实、奇幻与事实之间的区别”。非虚构小说的出现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与象征。这很有点像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情形。在近四十年中，我们完成了西方四百年的历史，在这一转变下，中国生活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就像雪村进入传销团伙之后的感觉。也许，非虚构文学的提倡与写作恰恰更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精神和时代生活的内核。它集中在两点，一是准确性，对现实的无懈可击的准确描述与理解；二是还应该具备只有在小说中才有的情感作用。在个人的思索和公众的历史、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
　　反观当代文学，恰恰正在远离一些非常重要的品质。《梁庄》在《人民文学》发之后，获得了一些好评，但说实话，它的启发性，由它所看到的一些新的视野和可能性大于它本身的价值。但它为什么让人有震撼之感？它只是写出了一些真实、现实与事实，这些故事、细节早已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大地，并且还在继续，不是被尘封的故事。对时代现实和人性真实的发掘与关注本应该是文学最基础、第一步的工作。这种震撼本身就说明了我们时代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很久以来，作家很少下死功夫去观察、体会、揣摩自己的写作对象及其历史存在，也没有作家真正有耐心去感受并真正了解乡村，感受那一个个卑微的生命存在，即使一些来自于乡村、长期以来一直书写乡村的作家。作家太过自恋，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迷失在艺术与审美之中，不想知道我们的民族、我们自己在这场声势浩大、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运动中究竟失去了什么，究竟要面对哪些重大的问题，而被一种虚假的历史感伤，其实，也是被一种知识分子权力丧失的失落感所支配。
　　《梁庄》这种冒着牺牲所谓文学性的危险，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体来书写人物的方式，真正的作家可能不敢尝试。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的，所以才有这样的意外收获。这本身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当代文学太多像模像样的小说了。
　　因此，如果一定要为非虚构文学定义，除了刚才理论上的一些条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与作者灵魂相关的那一部分。首先是行动，从书斋中，从我们逐渐中产阶级化的生活中走出来，走进你所书写对象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生活”，这是我们必须清楚与正视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如何真诚，对于我们的书写对象而言，我们已经如鲁迅那样，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必须要真正的深入、真正的行动。不管是主动的卧底，还是被动的“流浪”。而行动的前提是谦卑。谦卑是什么呢？就好比托尔斯泰关于俄国农民和贵族的思考，它必然涉及到自我，有着自我心灵的紧张、痛苦与冲突，是一种深刻的原罪感，所以，即使在82岁的高龄，在中国早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他还要为此离家出走；就好比卡夫卡写《变形记》，那就是他自己心灵的感受，那种无可比拟的压抑也是他自己的。就好比你走在中国大地上，矿山、小镇、城市、原野，你不只是个思考者，你还应该是他们，试图以他们的眼睛来看待世界，然后反观自我。谦卑能使作者和人物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开放和贴近的关系，不只是审视、批判，更不是自恋，或一种修辞，那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你要感同身受，你不但要体会到他们的疼痛和黑暗，还要准确把握他们的疼痛与黑暗的点位在哪里，要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有真正的理解，而不只是借他之口抒自己之情，或进行一番貌似正义与独立的批判，其实，毫无真正的内容，没有给理解世界提出任何新的空间。在这里，艺术的构思与语言的推敲都要首先服从于你的人物，要寻找到最适合他们的生命及存在的表达方式。这样，作品才会有真正的情感，才能打动人的心灵。最终，也会通向“我”，通过真正的艺术创作。十期《中国，少了一味药》、《南方生活》都非常好，非常扎实的细节，不真正经历的人无法写出来，那传销窝的一个个人物和精神状态，那在南方生活中流转的一个个词语，是对中国当代生活的最好注释和象征。同时，也实现了文体上的创新。
　　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而广阔的语境中，非虚构写作应该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宽广度。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或许我们会看到生活的深远处和文学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