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语文书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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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被世人骂的最多，而又誉之最多的国度。亲美敌美者，都有自己的原因，是价值观不同所致。但世人对美国的一个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承认它是强势文化帝国。对此，学者们早有各种论证，有关的宏文有许许多多。这个国度的起飞与教育不无关系。日前读同心出版社《美国语文》三册，解开了许多谜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清  
楚了。《美国语文》好似对这个强势帝国形成的一个注释，于读者有很新鲜的刺激，不知道中国的教员们，关注到了它没有。
　　中学的语文应读点什么，在过去不是什么问题，但今天争议很大。华夏文明几千年，教育的根底却是让人“信”，所谓道德普及者正是。美国的语文书也有这一共同点，比如爱国主义、人道情怀等等。不过还有几点不同，就是不都让人去“信”，而是让人生“疑”。先前曾听张中行先生说，大意是，英国的课本上讲拿破仑是被英人打败的，德国书本则云是德国打败的。有人问罗素，让我们的孩子相信谁呢？罗素回答：让英国的孩子读德国的读本，德国的学生看英国教材。什么时候大家不再轻易相信什么，教育就有成效了。这个故事不知是否准确，却讲了一个道理，教育乃让人学会怀疑，通晓独立思考之径。我看美国的语文读本，就有一点这个意思，选什么和不选什么，编选者之深意存焉。

　　我生在不幸的时期，中小学读不到什么，惟一可看的语文书，则多是实用的八股，几乎空空如也，留不下什么痕迹。“文革”结束后，有了读书机会，然而基本的常识知之甚少，何谈学问的取得呢？这个苦涩的经验，给我的教训是，少时读到好书，可影响一生；劣书则使人苍白，不过骗人的泡影罢了。

　　据说民族素质，与传统有关外，教育理念也是重要的一环。中国近年译洋人的书多矣，只是第一次看到美国的语文，至于日本的，西欧的，却未见引进什么版本。如果对照起来，是别有意味的。让人“信”的教育和让人“疑”的教育是不同的。前苏联的那本《联共（布）党史》，在我青年时期是必读的参考书，大家没有谁去怀疑的。后来读了大量文献，尤其一些解密的档案，才知道先前受到了不真实文本的引导，原来历史还是另一个样子。用欺骗的手段去驯化别人，且还让人真诚的信，培养的只能是大观园里的奴才。一点点地遮掩着，一点点地膜拜着，于是便在幻影里自得于奴性之乐。清代的史书，就善于删改、篡夺，儒生知道的只是些皮毛。文人不能写真实的历史。刘师培曾云，“清儒治学用以保身”，确是世间的哀凉。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后，真而深的声音才真正出现了。五四前后人才辈出，环境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美国语文》选用了亨利·大卫·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这是一篇名作，列入中学教程，无疑是有冲击力的文字。有意思的是，文章背后的思考题很带挑战性。三道题是：

　　1、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

　　2、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

　　3、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

　　这样的设问，在我看来都是中国的成年人才有的，不料洋人的教育中早已种下了这粒种子。胡适留美的时候，感叹过中西教育的不同。他执教北大后，终身倡导的就是梭罗式的思想。后来提倡“好政府主义”也是这样思想的延续。在域外是常识的东西，到了中土则成了惟有学人才关注的内容。不妨说，五四以降的学人，一般都在为“常识”而奋斗，无暇顾及形而上的存在。茅盾、巴金等人除了创作外，致力于自然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理论，皈依的还是域外的某些理念。在他们眼里，教育界与文坛，是思想的荒漠，孩子受到的教育那么可怜。办法么，也还是译介洋人的书籍，引来别样的色泽。青年们在单色调的世界里，收获的也只能是单色调的果实。

　　前几年学界就中学语文应如何编写，有过不小的争论。看双方的争执，知道彼此的落脚点不同，价值观是有差异的。那一场争论也导入了误区，好像都要确立精神上的核心，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我的看法却是，如果可能，不妨多编几套语文，甲坚持甲的立场，乙恪守乙的良知，彼此共存，让学校和孩子们去选择。据说日本的教材有多种版本，中国也不妨百花齐放，不必大一统，使独异的存在失去空间。优胜劣汰，乃自然规律。竞争的结果，便是个性化的文本留存了下来，孩子们庶几不再为单色调的阅读发呆了。

　　（《美国语文》（三册），同心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相关链接

东方早报：谁有权决定我们的教材？
最近有关教科书的两则新闻引人眼球。先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杀入”高中语文读本，引起舆论一片“刀光剑影”；紧接着上海传出消息，奥运冠军刘翔也“一步跨入”上海市小学教材，创造了上海市教材快速引进最新时文的纪录，自然地，也再次引发了一轮争议。（见3月5日《东方早报》）

　　现在再就某一具体作品编入教科书发表意见，已显得太迟。它们已是既成事实，合宜与否，都将成为孩子们必须接受的教育。所以，我想知道的只是，谁有权决定我们的课程设置？谁有权决定我们该学习什么样的课文？

　　当然是教材编写组。如对刘翔事迹，教材编写组一位成员透露，启动新版教材编写时，奥运会还都没有开幕，按原计划刘翔不会出现在课文里，但刘翔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改变了教材编写者的原计划。这表明什么？我想无外乎是，一，教材编写组有权决定编写什么样的课文。对此，我的看法是，只要不脱离教学大纲的要求，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二，教材编写组人士还直接决定着学生们学习什么样的课文。

　　毫无疑问，这跟我国教科书编、审、用工作一体化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大部分教科书都由国家组织编写和发行，因此即使有类似审定的程序，也是一种“体内循环”或自我校正。这种操作模式直接的结果是，我们只可能有一本教材，而没有选择的可能。

　　这是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开放型体制的迥异之处。在欧美的许多国家，教科书的编写、认定和选用工作互相分离。教科书基本上都由民间出版社编写，且必须通过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的审定或认定，并经地方教育部门或学校的严格比较和挑选后，才进入课堂。这必然使得出版社面临激烈的竞争，迫使他们更加密切地关注教育的发展，不断提高编写和制作水平。与我国现行体制之下，几个专家“闭门造车”的教科书编写制度相比，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当前各国对于教科书的编订、选用及课程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十分注重广泛地吸引各方面代表的参与，使这些教科书在编写时，都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论证。这势必减少教材已进入使用后，才引起社会争论的局面。

　　另外，不论是金庸的“杀入”，还是刘翔的“跨进”，虽然舆论高度关注，但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听听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声音。这些学生都是在拿到新的课本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项学习内容的。这其实昭示了教科书管理中一个严重不足，就是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学生的声音。很显然，与一些国家十分注重学生或家长对课程的选择权相比，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缺失。

　　因此，舆论的争论与其说是对于金庸作品与刘翔事迹入选教材是否合宜的讨论，莫如说是由此揭示出了我国教科书管理体制改进的需要。但如果“一本教材通吃”的局面不能改观，我们依然不能建立起开放的教科书编写制度，以及严密而公正的审查或认定程序；而对教科书的选用权如果不能还给校长、教师或社会，则我们可能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来杜绝争议。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