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用美学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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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用美学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作者：王旭晓 谷鹏飞




摘要：当代应用美学作为学科形态和实践产品是西方消费社会的产物。西方消费社会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促使了西方美学由理论向应用快速转化。中国应用美学界在建设自身时既依据中国传统审美应用学建设的本土经验，又部分程度上吸收借鉴了西方应用美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分析表明，这种建设一方面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推进了我国当代应用美学的发展，另方面尚存在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以及学科定性等方面的不少问题。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推进当代应用美学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应用美学      美学的应用     美学现代性    消费文化    学科形态

一、研究与发展现状

当代“应用美学”作为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西方美学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西方美学在现代的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实现学科的应用化，将基础理论学科在应用理论形态和应用实践产品两个层面拓展。如在美国，常将美学的应用理论形态——“实用主义美学”（pragmatist Aesthetics）与美学应用实践产品——“应用美学”（applied Aesthetics）并举。美国的这种做法得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仿效，如在法国首都巴黎，就设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应用美学研究中心”，其直接目的就是促使美学与现代科学技术联姻，产生高效能和富有人性化的产品。同时，应用美学的转化成果也为世人所青睐，在2005年的4月15日至18日，由莫斯科红宝石展览中心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应用美学展”，就包括了设计艺术、时尚装潢及手工艺产品等多项“应用美学”最新转化成果。
西方“应用美学”在发展中一个富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国际应用美学学会”（IIAA）的成立， 该会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于1993年在拉赫蒂(Lahti) 创立，创立的目的在于“为应用美学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提供设计方案，同时为进行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讨论交流提供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同时，学会还创办了“应用美学互联网杂志”（the Internet Magazine of Applied Aesthetics），杂志旨在“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美学与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展开探讨，提供富有前瞻性的意见。”[1]
但就“应用美学”的学科形态而言，西方美学界，特别是英美美学界多用“实用主义美学”来指称相对于传统“理论”美学的“应用”美学。而“应用美学”多指美学与各学科融合后的实际存在形态或应用“美学”基本理论而产生的实际产品（工艺、艺术等）。
我国应用美学在近年来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早在1994年7月，云南省美学学会就在昆明、大理举办了“全国应用美学研讨会”，交流全国应用美学研究成果，初步探讨应用美学应有的体系和构架等问题。2003年5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科学技术与应用美学实验室”，实验室旨在对新兴学科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形式、美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科技产品中的美学问题、审美教育研究的形式、美的科学传播等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但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应用美学主要是在理论层面展开探索与研究，具体深入地从学科向实践转化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美学界在使用“应用美学”概念时，常常模糊西方“应用美学”与“实用主义美学”的界限，并在学科形态和应用成果双重意义上使用。因此，国内所谓的“应用美学”，实际上包含了“应用美学理论”、“艺术部门美学”、“审美社会学”、“审美设计学”、“伦理学美学”和“审美教育学”六大门类；此外，考虑到“应用美学”概念的中西方差异，我们将一些从国外翻译介绍过来的“应用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也归为一大类，称作“译介应用美学”。这样，我国的应用美学实际上就包括了七大门类。以下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应用美学研究的基本成果统计图：
国内应用美学分类著作数量比例图
类别 译介应用美学 应用美学理论 艺术部门美学 审美社会学 审美设计学 伦理学美学 审美教育学 总计
数量 67 16 458 140 118 2 472 1273
比例 0.05 0.01 0.36 0.11 0.09 0.002 0.37 1
注：资料统计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1980～2005年）。包括：专著、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其中，“比例”是指各应用美学门类所占应用美学总量的比值。
图表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应用美学的七大门类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发展很不均衡。其中，“审美教育学”和“艺术部门美学”数量最多，分别是472部和458部，占到全部应用美学比例的37％和36％；“伦理学美学”和“应用美学理论”数量则最少，分别是2部和16部，只占全部比例的不足0.02％和1％。而从研究方式上说，这些研究基本可以概括为“静态式”和“动态式”两种研究方式。其中，“静态式”研究方式是指相对纯粹的应用美学理论研究和介绍，包括译介应用美学和应用美学理论两大门类。“译介应用美学”是指翻译介绍国外应用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的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共67部，占全部应用美学著作的5％。其中，技术美学共39部，实用主义美学共28部，这方面的成果以对施伯拉的《技术美学和艺术设计基础》[2]、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3]与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4]等的译介为代表。“应用美学理论”是指运用国外应用美学研究成果来整合中国传统审美应用学理论以构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现代应用美学形态的著作，共16部，占全部应用美学著作的1％略强，代表性著作有陈望衡主编的《科技美学原理》[5]、徐恒醇的《技术美学原理》[6]以及罗筠筠的《审美应用学》[7]等。在静态研究方面，外来引进的明显多于自己建构的。
“动态式”研究方式是指对美学理论与诸相邻学科展开交叉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研究向现实进行转化的研究及其成果，包括审美教育学、艺术部门美学、审美社会学、审美设计学、伦理学美学和五大门类。
“审美教育学”是指从美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具体操作方面展开的研究，包括艺术教育、审美教育、智育美育、德育美育、体育美育及其他等6类，这一类数量最多，共472部，占全部应用美学著作的37％。其中，艺术教育数量最多，计316部；体育美育最少，只有7部；而审美教育、智育美育、德育美育分别占到72、42和24部，“其他类”审美教育研究为数不多，只有11部。此类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吴祖光总主编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丛书、仇春霖主编的《大学美育》[8]、曹利华的《语文教学与审美教育》[9]、檀传宝的《德育美学观》 [10]、曾宪刚的《体育美学》[11]以及王旭晓的《造化钟神秀：景观美》[12]等。其具体分布数量表明，艺术教育仍然是美育的主要的手段，但美育的方式途径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一些新的美育方式，如景观美育等也逐渐成为美育的新手段。
“艺术部门美学”是指运用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特定艺术门类的审美特质和审美规律及其与美学原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包括文艺美学、音乐美学、影视美学、戏剧美学、书法美学、绘画美学、摄影美学、舞蹈美学、雕塑美学等9个经典艺术门类的美学，共458部，占总量的36％，仅次于“审美教育学”的数量。其中，以文艺美学为最，计211部；雕塑美学最少，只有1部；音乐美学、影视美学、戏剧美学、书法美学、绘画美学、摄影美学、舞蹈美学等门类数量相差也很大，依次为96、48、38、32、24、11和9部。此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周来祥的《文艺美学》[13]、王次炤的《音乐美学新论》[14]、彭吉象的《影视美学》[15]、曹其敏的《戏剧美学》[16]、刘纲纪主编的《书法美》[17]、徐书城的《绘画美学》[18]、阮义忠的《摄影美学七问》[19]以及郭勇健的博士论文《作为艺术的舞蹈：舞蹈美学引论》等。而该类研究数量分布表明，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研究重点的文学、音乐及书法等文艺门类在现时代并没有被冷落，它们仍然是现代美学研究的重点。
“审美社会学”是指通过揭示美学向社会生活、制度、组织文化、环境等多领域的广泛渗透并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事实，崭露出当今美学新的存在形态，包括生活美学、旅游美学、生态美学、政治美学等4个具体门类，共140部、占总量的11％。其中，以生活美学为最，计108部，政治美学最少。只有3部，旅游美学22部，生态美学6部。此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赖建成的《艺术与生活美学》[20]、祁颖主编的《旅游美学基础》[21]、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2]以及林锡铨的《政治美学》[23]等。而该类研究的凸显也反映了美学在现代发展中有向生活靠拢并回归其本性的趋势。
“审美设计学”是指运用西方应用美学，特别是科技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来阐释现时代存在于科技－生产领域里物化存在形态的审美特性的著作，包括建筑美学、设计美学、园林美学、服饰美学、商品美学、环境美学、人体美学等7个具体门类，共118部，占总量的9％。其中，以建筑美学为最，计51部，其他门类依次为19、13、11、8、7和5部，分布较为均匀。此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熊明的《建筑美学纲要》[24]、曹耀明的《设计美学概论》[25]、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26]、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7]、祁聿民的《商品美学》[28]、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29]以及方彰林等主编的《人体美学》[29]等。该类研究也可表明，科技及生产浸染美学后不仅凸显了产品的审美价值，而且使产品的交换价值陡升，应用美学由此在美的超功利性的逐渐淡出中获得现代身份认同。
“伦理学美学”是指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新时代美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将美再次引向终极关怀的研究，它的数量最少，只有2部，占全部总量的不到0.2％，以刘锋的《伦理美学：真善美研究》[30]为代表。伦理学美学虽然在整个应用美学门类中数目最少，但由于美学与伦理学的天然亲缘关系，加上现代美学的伦理维度之于美学真正走向应用的不可或缺性，伦理学美学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总体上看，“动态式”研究数量不少，但存在着部门分布不均、内部差异很大的事实。这说明，我国应用美学实质上还处于起步发展期，主要围绕传统美学理论，特别是审美教育学和艺术部门美学这两大传统美学理论的支柱进行拓展、延伸和建设，还未在大范围上进行应用美学的理论和实践建构。
     再看我国应用美学近年来的动态发展变化图：

图表显示，从1980年至2005年，我国应用美学各具体门类总体上呈现出“四升”、“三降”的发展态势。其中，“四升”是指“艺术部门美学”、“审美社会学”、“审美设计学”和“审美教育学”四大应用美学门类的发展态势良好，呈一路攀升之势。“三降”是指“译介应用美学”、“应用美学理论”和“伦理学美学”三大应用美学门类在发展中有所曲折，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具体来说，七大应用美学门类发展起步都较早，除“伦理学美学”在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起步外，其余六类均为80年代早期即以起步。“译介应用美学”和“应用美学理论”分别于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后期达到发展顶峰后，此后一直呈均衡跌落态势。这可能与国外应用美学逐渐淡出理论性研究有关，也与国内研究者对能否在学科意义上建立一种“应用美学理论”的斟酌有关。“伦理学美学”仅在90年代早期和后期各出现1部，此前与此后再无出现，这说明了人们对于在伦理学意义上研究美学还心存疑虑。“艺术部门美学”一直呈现出平稳的发展势头，说明人们对于传统经典艺术门类的研究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审美社会学”和“审美教育学”自90年代早期起一直呈上扬趋势，表明当代美学在学科“应用”的契机下，又一次行使了美学参与现实、融入人生的社会功用。

二、存在问题

当代应用美学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在于研究者大都抱有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情怀，译介了国外应用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中国传统美学中含有“应用”的价值因子，并在西方应用美学的参照系下阐释、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应用美学；同时以对“美”的应用为取向，将美的视角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从而使美真正走向了生活，赢得了大众，成为人类生活显要追求目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应用美学在当代的发展。
但问题在于，当代应用美学的研究往往缺乏一种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目标的阙失直接导致美学的单向度发展势头，继而引发对美的“优美化”阐释并造成美的多元丰富内涵消解的后果。前一种势头直接起源于在方法上以科学美学和技术美学为导向而对实用理性的过分信任与依赖；后一种后果则直接源于在功用上以获取愉悦、快适为目标而对官能享受的过分拔高与青睐。由于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十分强调美学的效率和实用方面，因而当它们高擎美学的工具理性而漠视其内含的价值理性时，审美的高尚目的就难以避免地沦落为实用发财或贪逸享受的手段，尤其是当审美的工具理性以表现理性的改头换面方式在消费文化盛行的今天显现自身时，其真正面目就更令人难以捉摸。更由于缺乏一个公共的审美价值系统支持，当代应用美学在具体分析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第一，审美的科层化问题。应对这个问题关系到应用美学确立什么样的价值基点以及如何确立价值基点这一根本问题。由于美学自身的秉性决定其在应用时总是难以与价值问题截然分开，故而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身份就成了应用美学证明自身合法性的首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审美自身的多样性造成了确立审美价值标准的两难：不同社会阶层因其经济地位、社会影响、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不同而很难在审美上达成一致，因此以谁为标准来确立应用美学的价值就变得十分重要。若以精英阶层为标准，则美学势必再次躲进美的王国而与大众相脱离；若以社会大众为标准，则很可能由于其主要认同实用理性而使应用美学彻底处于价值系统之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两难很容易使应用美学演变为应用的审美意识形态而成为不同阶层之间相互歧视的真实谎言。这是应用美学难以接受的事实。
第二，社会代际审美问题。消费文化时代的一般消费逻辑是：传统的、过时的＝丑的；新奇的、时髦的＝美的。这种逻辑多存在于同一阶层的不同代人之间。自然－社会人群类别裹挟多种审美意识形态使如何建立一种积极有效的审美风尚以引导应用美学的健康发展，变得颇为困难。
第三，应用美学的公共理论形态问题。应用美学不仅牵涉到美学理论在多种学科领域理的应用，更关系到这种应用的合法性问题。如何寻找一个具有公共理论认同功能的结合点从而沟通美学基本原理与各应用学科领域之间的距离，就成了建立应用美学学科体系的首要要求。这种理论同时要求打通应用美学学科的可能性及何以可能问题，将静态的理论问题转为动态的实践问题。应用美学自身应是跨学科的，而非只在与其他学科交会才展示出其学科特性。这是当代应用美学的难点所在，也是其具有生命力所在。
第四，应用美学与经济问题。美学由学院走向大众使应用美学赢得了广大的群众基础，经济与审美的进一步结合又成就了现代的应用美学帝国，我们看到美学在社会经济各领域到处游走，美学自身似乎消失了。但经济贴上美的标签并不必然产生美的事物，这里有一个经济利益驱动和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因此，美与经济联姻的宠儿，其合理性仍然需要检验。经济产品的审美化能否负载诸如主体的自由、德性、幸福等美学终极层面的意义也是一个问题。
第五，审美教育问题。美育是美学的崇高使命。应用美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如何调校抽象被动的美学理论教育与具体主动的美感体验教育，做到理性与感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以美育人的核心问题。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确立什么样的标准进行美育？回答这个问题，既需要对我们的文化信仰和欲望领域里传统美学的效能和规则重新做出审视，也需要再度检验现时代的审美新现象。这个不可少的反求诸己环节给审美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增加了不少难度。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应用美学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单纯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这两种静态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优点在于有利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应用美学学科体系，对应用美学的学科分类归纳也较为全面，但不逮应用美学的学科性质及准确涵义。单纯演绎法不能成为应用美学的立论基础，原因在于不能由“美”的概念推出“美”的应用来。康德当年曾敏锐地认识到，把美与概念简单联系起来，不逮美学真义，而且会产生三个问题：一是与认识相混淆。如果审美以概念为基础，就是一种逻辑判断，只能得到对象是什么的逻辑命题，而不会产生鉴赏性的愉悦。二是如以概念为基础，就可以建立起一套确定的鉴赏判断规则来规定何为美丑，而这是不可能的。三是审美若与概念相关，就意味这一个美学命题可以通过归纳或演绎加以证立或证伪，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不能从概念推导出鉴赏来，也不能把鉴赏建立在概念之上,即不能以概念确定鉴赏。” [2]（P280）单纯演绎法在将美学基本理论直接挪用到各艺术门类进行分析时，并未指明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发生机制，故事实上是“美学原理”在各“艺术部门”的演绎，在逻辑上是一种“应用美学”＝“美学的应用”的外向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因其简单认同工具主义的方法而使理论向应用的过渡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而且，这种研究隐含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1）存在者一种理论美学，与应用无关；（2）应用美学只管应用，与美学理论无关。如果是这样，应用美学就既没有研究的必要也没有存在的可能。
经验描述法（归纳法）也不能成为应用美学的适当研究方法，原因在于它达不到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欧洲近代哲学，特别是休谟的怀疑论哲学已充分论证了经验描述与逻辑必然之间的巨大鸿沟。因此，当代应用美学在研究方法上就不能再像“实践美学”那样用一种经验描述法（如对美的发生的考察）来论证其形而上学命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会犯命题与理论根据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矛盾的错误。
那么，在单纯演绎法与经验描述法之间有无一条中间道路?如何实现观念和自然生活、命题和经验实证的内在统一？借用已有的美学资源，一是回到康德：将美学命题区别于逻辑命题。审美判断不同于逻辑判断，它只是一“准命题”。我们应当注意康德当年所作的经典区别——命题一：“这朵玫瑰是红的”和命题二：“这朵玫瑰是美的”这两个命题对于构建应用美学的巨大方法论启示。二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这两种“辩证法”都具有执“演绎法”与“归纳法”两端而取其中的优势，以“实践”、“活动”的动态历史发生过程来代替抽象静止的逻辑证明，因而更接近事情本身。
除此之外，还可以借鉴的美学方法有：（1）杜威的通过行动（生活）的实用主义“艺术即经验”论；（2）加达默尔、尧斯的通过主体的阐释、接受而构建的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3）现象学方法，如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现象学，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

三、作为真正学科形态的“应用美学”如何可能

应用美学要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建构起来，就必须正视并解决在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何谓“应用美学”？关键在于“应用”二字。在汉语语用中，《说文》：“应，当也”；“用，可施行也。”“用”的甲骨文字形像桶形；桶可用，故引申为用。《汉语大词典》释“应用”为“适应需要，以供使用”、“支付使用”、“使用”等义。将古今两方面意义综合起来，“应用”当指按照事物自身内在目的和规律来推动事物的发展的活动。
在英语语汇中，“应用”（apply）系指“适用”、“将……投入或应用于一项特定用途”。这一语用传统在20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适用于西方多数经典人文科学。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里，这种语义延续却第一次发生了历时性的逆转：“应用”不再是对某一意义理解之后的连带性运用，即不是将一个固有的规则或原理搬到实际领域去施行、验证，像法学家之于法律、神学家对于福音书所做的那样，而是一种实践生成行动，它本质上属于亚理士多德所说的“技艺”（techne），即“创制的学问”，同时涵括了“实践的学问”。对于实践的学问而言，“实践”就是“应用”。因为“实践”的目的在于“行动”，而“行动”就是特定目的和意图在特定范围和时机中的“应用”。这种“应用”不是将任何外在目的和意图挪用到一个与它无关的特定范围和时机，因为亚理士多德在表述实践性行为时，对其作了基于特定事物“内在目的”的限制，正是这一基于“内在目的”的限制，该特定事物向着现实性的转化才成为必然。 因此，这种基于“内在目的”的实践性行为也就是事物成其自身的自我实现活动，“应用”因而指涉着事物朝向自身目的（合目的性）的生成（合规律性）活动，“应用美学”因而也不是“美”的原则的径直挪用，而是美的事物本身的“实践－生成－实现”活动。 因此，对于“应用美学”而言，其首要涵义当是“‘实践的’美学”（区别于中国当代美学界多样的“实践美学”）。在英美美学界，冠以“实用主义美学”头衔的“应用美学”同样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这种指向关涉于一个审美原则在具体的审美实践中的意义及可应用性问题。一个具有“应用性”的审美原则就是对于特定的审美经验可兑现其“美”的承诺原则，相应的对“审美判断”的判准，也是要就其在审美经验中是否具有可实践性而定。实践性因而指称着应用美学的基本理论品质。
把握住应用美学的学科性质，接下来的工作是要确立研究平台。研究平台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应用美学的学科背景。当代应用美学的崛起有其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从外在方面看，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促成消费时代的来临并造成新的社会形态的形塑，这种形塑客观上要求美学以新的姿态应对新的环境。从内在方面看，应用美学又是美学现代性的产物，是美学学科解决自身问题，求得当代转型与发展的必然产物。应用美学的这种学科背景与发展现状决定了其研究平台应搭建在元美学与审美生产（过程及结果）之间，它是一个滚动的平台：
1、其基石是消费文化。作此定位是为了与古已有之的审美工艺学区别开来，凸现美学的现代性维度之于美学走向应用的必要性。
2、其柱石主要是消费文化下的人的审美品格、审美观念等的全面转型后所形成的新的美学话语形态（范畴）。这将成为应用美学的基本阐释工具。
3、其柱台主要是应用美学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实际存在形态。这规定着应用美学的基本研究视域。
搭建好研究平台，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应用美学两个层面的四个主要研究目标：
1、理论层面：
第一，探寻应用美学的现代科学基础。在基础理论上，借鉴文化人类学、现代心理学、发生认识论以及考古学、脑科学和人体工程学等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就人类认识结构、思维能力、审美心理结构展开探索分析，从审美主体方面初步弄清应用美学得以走向应用的生理－心理等科学基础；同时，要发掘利用中西方美学史上已有的美学资源，如禅宗美学、形式美学、心理学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要深入挖掘青年马克思关于“实践”、“生产”、“工艺中介”、“审美尺度”以及“美的规律”等美学思想对于深入理解美的发生、美感的形成和审美产品的一般特点及其规律等的巨大价值。
第二，审美趋势预测。当代应用美学必须具有对健康审美时尚的引导和对不良审美倾向和审美后果的预警功能。在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语境中，由于“商品拜物教”的现实存在和“需要”的本体功能的萎缩——由自身存在性要求蜕化至对物（商品）的单一性需求，审美消费于是呈现出特有的尴尬：实现商品的审美价值（品格）是以牺牲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双重属性为代价的，但后者在一个商品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又是作为商品的功能性构成要素而难以剥离。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消费为了获得社会认同而往往以一元化的方式重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双重属性为社会属性以便暗渡到商品的审美属性，商品的审美属性混同其价值属性而为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消费同时沦为夸示其阶级属性和身份认同的符号。因此，在当代审美走向异化之前，就应该启动一定的预警机制，而应用美学无疑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一职责。
2、实践层面：
第一，审美生产。主要探讨应用美学实践对象的内容、特点及其规律。应用美学的实践品格要求自己必须以感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将应用美学的“程序－标准”论（既作为基础审美标准和审美方法，又作为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果）统一于应用美学的全部生产过程与生产结果之中。其中的关键点在于确立应用美学“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具体实现过程。应用美学一般包含如下三阶层的实现过程：
     其中，“审美立场（方法、生产）”处于基础地位，是审美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应用美学的最低纲领；“审美共通感”是中介环节；“审美境界（理想、产品）”则是应用美学的最高纲领，具有学理及实践上的普适性和终极性。“审美立场（方法、生产）”与“审美境界（理想、产品）” 相互激荡，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立场和开放平台，后者为前者提供深层支持和超越反思的目标方向。“审美共通感”则构成了沟通二者的桥梁。因此，应用美学的任务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寻求某种具有绝对标准的审美观念或审美原则，可以以此解释一切并应用到所有审美领域的终极美学体系（审美毕竟具有差异性），而在于对现有的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态度进行调节从而达成一定的共识或形成一些基本原则（审美毕竟还具有共同性），保证应用美学获得一种民主化的契机，在全球化和民族化多元交构的今天，不作统一风格与标准的简单认同与趋附，也不对民族化、地方性的审美持有异议。同时，也不放弃对主流（潮流）审美观念、审美风格保持反思与警惕，祈求一种美学的真正现代性指向。所以，当代应用美学不仅是一种基础审美标准和审美方法，而且是一种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果。
第二，美的普及。主要探讨应用美学实践主体的形成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具体途径等问题。“美的普及”问题也就是要回答“一种大众的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美学之父鲍姆加登那里。鲍姆加登当年煞费苦心地建立起“美学”(Aesthetica)这样一门科学，其用意不仅是为感性认识——一种被传统哲学诘难为“混乱而模糊”的“低级认识能力”正名，而且更为实际地，是想要探究人的“先天的审美禀赋”对于人的审美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后天的“审美训练”以发展人的审美能力，最终建立一门“审美学说”。 鉴于人类最早的美的创造和欣赏中，亦即在原始的生产劳动和原始的图腾礼仪中均是以肢体动作为主的形式创造，因而今日的美的创造和欣赏也不能缺乏肢体动作这一环节，特别是对今日包括儿童在内的未成年人的审美教育中，肢体动作的活动仍然应当是一种基本的和基础的训练。活动、动作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它对于人的审美培养和心性养成具有重要性、基础性。
通过美的普及，应用美学最终的目标为：第一，达到审美人生。满足个人存在的审美需要，树立高雅的审美观念，创造美的产品，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并在理论上为生存确立美的根基，成就一种美的人生。第二，造就美的群体。解决美的社会性、群体性问题。核心是将美的个体利用一定的工具塑造成美的群体，提升全社会国民的审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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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Applied Aesthetics: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Outlet
WANG XU-Xiao    GU PENG-Fei
(Ph. College, Renmin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Applied Aesthetics were the consequences of consumption society both as subject modality and practice product. It was the higher developed consumption culture of the western consumption society that made the western aesthetics transform from pure theory to application. China Applied Aesthetics academic communities built itself relied on the indigenous experience of China traditional Aesthetic application knowledge; meanwhile, they partly absorbed and referred the excellent studied products of western applied aesthetics. By analysis,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on the one hand, this constructing effort has pushed China contemporary Applied Aesthetics into a higher level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aspects; on the other hand, it existing some problems, such as studying methods and contents, subject quality, etc. We must envisage and solve these issues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contemporary Applied Aesthetic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pplied Aesthetics   Aesthetic Application   Aesthetic Modernity   
Consumption Culture   Subject Modality

(注，因网络技术所限，图表与有些注释无法张贴，敬请读者谅解，原文可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