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八十年代：怀念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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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八十年代：怀念理想主义  

  

    时间总是均衡地直线前进，惟有一系列历史事件，歧出于固有的日常生活，由是竟斩断了时间的进程，让一个历史事件前后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来。在晚近的中国历史里，没有比“八十年代”更加容易构成一个“时代”的了。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前的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一种新思潮的端倪，也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到了1989年，在时间的意义上，同时也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八十年代”被完整地斩断了。
    今天我们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一是指那个烙上“新启蒙”的时代本身，与那个时代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是八十年代出生，这几年开始在知识界、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然而，前者还没来得及回顾自己的历史，后者便褫夺了他们的名号。
    这两代人，无论是在生活背景上，还是在精神特质上，都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特点。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的中坚力量，主要都出生在1949到1966年，他们的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激情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被严重扭曲了。直到所谓“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他们才开始有一个重拾山河破碎的空间，于是便从五四先贤那里，继承了“启蒙”的事业，在一片精神废墟上卷起一股“文化热”。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前现代的文化言说沉寂下去，二十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前现代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身上却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后现代气息。这一代人，是“后理想主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太多后理想主义的特征。理想主义意味着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向度的存在，这种道德向度召唤人们去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乃至献身。而后理想主义的时代，则是理想刚刚破灭，激情顿然消失的时刻，这一代人不再激情满怀地高吭，甚至赶不上高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却熟捻地学会了随口说出周星驰的经典台词：“我靠”！
    在这样的时候怀念八十年代的精神，是有必要的。
    八十年代留下的是什么呢？从学术的角度看，十年之间，几乎可以说乏善可陈。老一辈的大师们已经无力拿起那根搁下了整整三十年的笔。即便有像冯友兰老先生那样老骥伏枥，完成“三史释今古”的工作，但是他晚年的学术成就，也远远比不上年轻时代。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则是在学术、思想都青黄不接的时期完成他们的教育的，在八十年代，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学问的积累。——甚至到了十几年后，“学问家凸显”的时代过去之后的今天，总体上的学术状况也仍然让人乐观不起来。
    在思想上，八十年代留下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回归常识。回归常识意味着告别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的癫痫，回到现实世界中来，重新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谱系，继续引入以个体尊严、自由、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并学习现代文明。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两个凡是”才被彻底否定。1983年，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的专题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研讨》开始，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憧憬，才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人道主义”一词才在阶级斗争的恐慌中被平反，成为“显词”。接下去，民间文化团体成为思想启蒙的代表性力量。在新启蒙运动中，有三个民间文化学术团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其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的译书，直到现在还在重版之中。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一本名为《新启蒙》的杂志响亮地点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总体上来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功绩在于吸取各种灾难的教训，从天上回到人间，回到常识，回到对个体尊严、自由的言说上来。
    八十年代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在其时代精神——理想主义激情。相比于九十年代之后而言，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五四之后又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林贤治先生对五四的评价）。几乎一切的“学者”，都是思想者，陈独秀、鲁迅、胡适，成为知识分子的榜样。那是一个真诚的时代，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困惑的时代，一个混沌的时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这样的时代里探求中国的未来，并把这种探求视为他们真正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继续“五四”先辈们，第二次从皮上之“毛”的身份中解脱出来，自己赋予自己独立的含义。这边意味着他们开始构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民间。在整一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直接承续了传统文人以道抗势的“士”气，直接传承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九十年代之后，不乏对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的反思。例如，反思八十年代的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便认为那是浮躁空虚的表现，由此便有了“国学热”的反弹与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李泽厚先生对比八十年代的学风，就说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很快变成了对八十年代的反动，九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民间，蹩入学院，纷纷在体制内谋求个人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学院中成了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机械的技术专家，而其公共关怀，则急遽淡化了。知识在现代学术分科中碎裂了，知识分子也分裂了。一句话，在今天，“大学教授”与“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交合在一起的同一个群体，而分裂成不同的群体，面对这样的情况，传统定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八十年代时候定义的知识分子，连同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精神，正在消亡。正如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说，学院化使传统的知识分子类型消失了。
    在这样的时候，八十年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提供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范本。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八十年代生”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也将成为开创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后理想主义时代，这一代人只能去承担后理想主义带来的各种混乱与迷惘，苦痛与彷徨，并且创造出自己的时代。对新一代人而言，如果失去了八十年代这一参照的维度，不啻于失去距离我们最切近的精神脉络。在这种时候，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应该成为当下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应该把“八十年代”这一称呼还给在八十年代用青春去追求他们的理想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