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文/温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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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序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建校之后时运多蹇，一度濒于停办，到１９１０年，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也就是本科。全校７个分科，其中“文科”属下设“中国文门”，为一级教学机构。这就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若追溯源头，从京师大学堂建立之时，就有供全校选修的“中国文学门”，但那只是一类课程，还不是教学机构。“中国文门”作为一个教学机构成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件事很重要，带有标志性。所以要记住北大中文系的生日，就是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典礼那一天——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我们编好这本书，北大中文系已经１００岁了。为一个系专门编一本历史，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有时“小题”也可以作为个案，以斑见豹的。何况在北大，中文系是举足轻重的文科大系，在全国也算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重镇。她的１００年，可能浓缩中国学界一个世纪。研究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者教育史，绕不开北大中文系。我们相信，梳理总结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是一件有意思有价值的事。
１００年的历史，说长不长，但太多风风雨雨，太多曲折坎坷了。当我们埋头那堆积如山布满尘灰的档案旧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时，对“百年艰辛”这个词真有了血肉的感受。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往往就是“象牙塔”，但北大不是这样的，北大中文系的１００年也不是这样的。２０世纪的中国充满战争、动乱与灾难，远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培植一个“象牙塔”。解放前４０年是战乱频仍，解放后６０年两段，前半段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后半段开头好一点，但随后就是市场化带来的学术焦躁。北大及其中文系的成长有太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要静下心来享受学问的乐趣是很奢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大及其中文系又是历史的宠儿，历史之母给了很多机会让他们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也的确为现代中国命运的转变贡献过智慧与心血。有些海外学者研究北大的历史，很难理解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喧嚣和苦难，他们可能更多是从“他者”的立场去议论评说。但是世界上又恐怕很少大学能和北大这样，与民族荣辱与共、对整个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不止是学术影响。北大及其中文系有两个传统，一是关注和参与社会的传统，另一是学术自由的传统。我们清理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主要还是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是一条学术史、教学史的主线，功夫下在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两个传统往往纠结缠绕，不刻意去剥离，也许更接近真实。
回顾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化繁为简，大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段落：第一段，五四时期，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还有就是“废门改系”，教学模式的初步建立。第二段，二、三十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第三段，西南联大时期，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第四段，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和中山等几所大学中文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是鼎盛时期，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五十年代如此艰难动荡，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第五段，“文革”时期，也是北大中文系受到摧残的“非常时期”。第六段八十年代前期，有难得的思想解放氛围，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的水平，是中文系又一个兴盛期。第七段，九十年代以降，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的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积极应对挑战，用流行语言来说，也有“新的机遇”。
百年中文系，五四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二、三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功夫，而且成效也最显的时期。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印象，其实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条件与环境，都有人在努力做学问，即使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
所谓“系格”是什么？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何在？魅力何在？这是我们治史过程中常常思考的。这好像感觉得到，是一种实有，却又难于具体表述。“系格”是由某种主导性的氛围长期熏陶而成，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气与习惯，一种共识与游戏规则。这里说说我们所理解的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主要两方面。
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中文系靠他们出名。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不过大多数都还愿意来，冲着北大中文系的牌子以及它自由的学风来，有吸引力。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 “很难搞”，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回想五四前后国文系“章门学派”与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争”，其激烈程度往往被后来掩盖了。但这里有游戏规则，有共同点，就是尊重学术，尊重自由。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或特色，能成一家之言，无论其在思想上是何主张，甚至性格上生活上不无可议，都可以上中文系的讲台。有许多回忆文字都说五四之后“新派”占上风，但其对手“章门学派”的学术理路也延续下来，并成为主流：事实上“新派”也多少接纳并融汇了它对手的路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就是宽容大度的学术襟怀。
我对必要的宽容很有一些体验。前些年我担任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来自５个不同学科的老先生，学科的“性格”和各自的理路很不同的，开会也往往有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的，但终究不伤和气，很少有“一言堂”或者“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实在说服不了别人，甚至矛盾很难解开了，那也给别人一点空间，大不了就是“君子之交”罢了。北大中文系教员多，专业多，历史积累下的矛盾也不少，但极少闹得剑拔弩张的，大家也不愿在这些方面消耗精力。这些年实行科研成果量化管理，系里有条例，事实上很少靠条例来“制约”人，把人逼到墙角的事情是没有的。这种风气，能让大家比较放松，也比较适合做学问。三、四十年代乃至建国后，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自由宽容的风气或“系格”，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从二、三十到九十年代，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这方面理应从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人才众多，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１００年来，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有７０００多名，硕士生１２００多名，博士生８００多名，量不算大，现在很多学校扩招几年也就赶上这个规模了。但这里比较接近精英教育，注重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发展的余地与后劲就可能比较大。我们在整理历届毕业生名册时，很多熟悉的名字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有这么多中文系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北大研究所制度，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很注重因材施教，出来不少杰出的学者，其经验值得现在借鉴。
另外，有意思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访问学者、进修生数量巨大，甚至超过本科生。这在其他学校少见。旁听生有不少认真学习，学出名堂的。如作家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来国文系旁听的常客，听来听去，有大受用，逐渐成学者名流，甚至站到北大讲台上当教授了。这种对旁听生来者不拒的风气北大历来都有，如今再度兴盛。至于进修教师与访问学者，光是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９年，中文系就接纳过１８４０多人。现今全国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一些学术名家、学科带头人，当年都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访学或进修。这也是北大中文系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的实绩。
多年前我为中文系招生小册子写过一句话，想要表达北大中文系的教学特色，颇费思量，那句话是：“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前面几句说的是学问，后面说的主要是教学，其实也都包含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系格”。在编这本系史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这种办学理念有其特色，难宁可贵。
一本史书的完成，会有一些过滤，过滤了的历史总是比较“干净“的。北大中文系虽是学术高地，许多学人羡慕的地方，却也并非完全 “干净土”，她有她的矛盾和问题，有负面的东西，——本书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些历史的负面。而到今整个社会大变局，许多原来意象不到的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一起，成为发展的困扰。面对市场化大潮，身处传统价值崩溃的浮躁年代，北大中文系能否做到守正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这本系史，回顾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我们对“困扰”的感触格外强烈，惟其如此，也就格外珍视中文系的“系格”。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史事述要”。从中文系１００年历史中选取９３个“史事”，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诸如“废门改系”、“吴梅的戏剧史研究”、“系主任胡适”、“从红楼、文史楼到五院”，等等，都以专题的方式叙说评述。可以说这些都是北大中文系历史长廊中一些闪亮的“景点”，以点带面，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她的精神气度。后一部分 “编年叙录”，是以年表方式编写的《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纪事》，下的功夫也最多。“纪事”逐年记载北大中文系的大事要事，以获得史的连贯了解。专题的“史事述要”所不能顾及的更多史事，这里也有简略的叙写。这前后两部分可以采取互文阅读。
全书采取“图史”的方式，前半部分穿插安排有近３００幅资料图片，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很珍贵。“图史”不光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
编这部图史，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理清在系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及其得失，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流变脉络。
历史不好写，尤其是近代学术史，尘埃尚未落定，评价也人言言殊，何况又是牵涉北大，历来争议最多的地方。书中所述名家，多系当代之人，偶一不慎，即缪误丛生。有许多具体事件的评述也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见，牵扯到这样那样的关系。还有就是材料缺乏，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档案资料，保存反而不比上个世纪初的完整。十多年前成立一个什么机构，现在的说法就可能彼此不一样了。但我们还是努力了，希望能尽量从学术的立场，用史实与史识说话。
促使我们大胆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北大已经过了１１０岁生日，可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各院系的历史更是罕见。 如果总盼望“公家”来修史，难度更大，很可能就是一种专讲平衡讲“关系”的历史，那是很难反映真相的。我们编这部“图史”，真的是为了引起更多有心的史家关注，往后能有更全面更细致的系史出来。这本书肯定有很多遗漏和不足，好在有了一个框架，大家就有了话题，可以围绕它来批评、议论和补充了。
编就这部书时，感到历史的沧桑，一种传统的厚重感和延续感，也感到当下整个人文学科面临挑战的紧迫。当然也有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毕竟给留下了“系格”，留下那么丰富的遗产。情不自禁就会认真思索：
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点什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９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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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北大中文系100年来的100位知名校友

　　温儒敏教授主编的《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一书，近日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其最后一节列数北大中文系100年来的100位知名校友。书中这样说明：100年来，北大中文系培养了8000多名本科生，2300多名研究生，600多名博士生，还有留学生、作家班、师范班、专科班、进修教师、访问学者、旁听生，等等，总计近2万人。中文系的校友大都成为栋梁之才，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行各业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文化建设贡献才智，建功立业。这里列举100位著名的校友，代表100年来北大中文系教育的辉煌成就。100名只是很小的部分，挂一漏万，许多优秀的校友都未能列举。可以理解的是，这不是严格的评比选拔，更多是一种纪念与回顾。名录的拟定曾征求过多方面意见，主要考虑业绩、成就、名望和社会影响等，尽可能照顾各个领域的平衡。广义上说，凡是曾在中文系就读或任职者，都是校友，但限于篇幅、资料等原因，这里只收录在本系的本科与研究生毕业，或者曾在本系就读过的。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很多知名学者，也都是本系的毕业生，由于前面已另有专门章节述及，此处也就不再列名（调离本系者除外）。

姚梓芳，1871-1952，书法家，维新派人士，民国时期曾任暹罗华侨宣慰使等职。1910级本科。

刘  赜，1891-1978，文字学家，曾任武汉大学一级教授。1914级本科。

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职。1914级本科。

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16级本科。

罗常培，1899-1958，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等职务。1916级本科。

许德珩，1890-1990，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16级本科。

杨振声，1890-1956，教育家、作家，曾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及中文系教授、北大中文系教授、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1916级本科。

俞平伯，1900-1990，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1916级本科。

邓  康（邓中夏），1894-1933，政治活动家，早期共产党人，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17级本科。

罗  庸，1900-1950，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西南联大结束后，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17级本科，1922级研究生。

许宝驹，1899-1960，政治活动家，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17级本科。

郑天挺，1899-1981，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总务长，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17级本科，1922级研究生。

杨亮功，1897—1992，教育家。曾任第五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上海中国公学副校长、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以及国民党监察委员、台湾 “考试院院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17级本科。

张 煦(张怡荪)， 1893—1983，藏学家、语言学家。曾执教清华大学，任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1917级本科。

成舍我（成平），1898-1991，新闻出版家，曾创办《世界晚报》《立报》《世界日报》及台湾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为世新大学）、世界书局，1947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18级本科。

孙伏园（孙福源），1894-1966，散文作家，二十年代《京报副刊》编辑。1918级本科。

任半塘(任二北)，1897－1991，曲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历任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教授。1918级本科。

熊公哲，1895－1990，哲学史家，曾任私立心远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1918级本科。

陆侃如，1903- 1978，文学史家，曾任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山东大学副校长等职。1922级本科，1923级研究生。

容 庚，1894-1983，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曾任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1922级研究生。

商承祚，1902-1991 ，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曾任中山大学教授。1923级研究生。

陆宗达，1905-1988，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1924级本科。

台静农，1903-1990，小说家、书法家，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26年注册旁听生。

楚图南，1899-1994 ，文学家、书法家、学者，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1927级本科。

萧 璋，1909~2001，汉语史研究专家，曾任浙江大学（当时在遵义）、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级本科。

丁声树，1909-1989，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28级本科。

许维遹，1900-1950，文字学家、古籍整理专家，曾任教清华大学中文系。1928级本科。

杨伯峻，1909-1992，古汉语研究、古籍整理专家，曾任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北大中文系、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1928级本科。

商鸿逵，1907-1983 ，明清史专家，曾任中法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级研究生。

张中行（张璿），1909-2006，散文作家，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1931级本科。

田英魁，摄影家，曾任解放军报社长及总编辑。1932级本科。

吴晓玲，1914-1995，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私人藏书家，曾任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国家文物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1933级本科。

马学良，1913－1999，民族语言学家，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34级本科。

齐佩瑢，1911-1961，训诂学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等校任教。1934级本科。

詹 瑛，1916年生，文心雕龙与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四十年代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师范学院任教。1953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博士，同年回国。1954年起先后在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任教。1934级本科。

柳存仁，1917-2009，道教史与小说史专家，曾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亚洲研究学院院长。1935级本科。

傅懋勣，1911－1988，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民族语文》杂志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35级本科。

俞 敏，1916－1995，语言学家，曾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方言调查研究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35级本科。

孙昌熙，1914-1998，现代文学史家，曾任山东大学教授。1936级本科。

范 宁，1916-1997，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1939年从北平师范大学转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本科。

吴宏聪，1918年生，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1938级本科。

周法高，1915－1994，语言学家，曾任中央大学副教授、台湾大学教授、史语所研究员、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及耶鲁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主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39级研究生。

汪曾祺，1920-1997，小说家。1939级本科。

李 荣，1920年生，方言学家、音韵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39级本科。

王利器，1911－1998，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研究专家，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政法学院等校教授。1941级研究生。

王达津，1916-1997，古代文论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南开大学教授。1941级研究生。

王叔岷，1914－2008，先秦诸子研究、校雠学专家，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1941级研究生。

马识途，1915年生，作家。曾先后担任过中共鄂西特委书记、滇南工委书记、四川省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1941级。

王均，1922－2006，语言学家，曾任教于中山大学文学院研究所及语言学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研究室主任，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字改革》《语文建设》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王汉斌，1925年生，公务员，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共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1942级本科。

曹道衡，1928－2005，文选及中古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1947级本科。

陈希同，1930年生，历任北京市长、北京市委书记、国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被判处徒刑。1948级本科。

李  瑛，1926年生，诗人，曾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1948级本科。

胡念贻，1924-1982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级研究生。

樊 骏，1930年生，现代文学史家，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1949级本科。

向 熹，1928年生，汉语史研究、辞书编撰专家，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1950级本科，1954级研究生。

裴家麟（裴斐），1933－1997，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50级本科。

程毅中，1930 年，古典小说研究和古籍整理专家，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51级本科，1956级研究生。

傅璇琮，1933年生，古典文献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1951级本科。

刘 坚，1937-2002 ，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等。1951级本科。

白廼桢（白化文），1930年生，敦煌学、目录学专家，曾任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北大图书馆系教授。1951级本科。

沈玉成，1932-1995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1951级本科，1955级研究生。

崔道怡，1934年生，文学编辑，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等职。1952级本科。

郭超人，1934-2000，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社社长，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1952级本科。

侯精一，1935年生， 汉语方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中国语言学会会长。语言专修科1952级。

何梓华，新闻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52年随院系调整从燕京大学新闻系转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本科学习。

胡经之，1933年生，文艺理论家，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任深圳大学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1952级本科，1956级研究生。

曹先擢, 1932年生，语言学家，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总支书记，1996年调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现为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参与和主持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的修订。1954级本科。

刘绍棠，1936-1997，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4级本科。

林 昭（彭令昭），1932-1968，反右时期因言论获罪，后长期关押，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后平反。1954级本科。

祝敏彻，1929年生，汉语史研究专家，历任兰州大学、甘肃师大、湖北大学教授。参与过王力《古代汉语》编写工作。1954级研究生。

鲁国尧，1937年生，汉语史研究专家，曾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音韵学会会长。1955级本科，1960级研究生。

王水照，1934年生，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1955级本科。

杨天石，1936年生，现代史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1955级本科。

张毓茂，1935年生，公务员，曾任沈阳市副市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副主席等。1955级本科。

孙绍振，1936年生，文学评论家，语文教育研究专家，福建师大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1955级本科。

张 炯，1933年生，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1955级。

刘学锴,1934年生，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1959年至196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任教。现任安徽师大中文系教授。1956级研究生。

杨伟光，1935年生，新闻工作者，公务员，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57级新闻专业本科。

段柄仁，公务员，曾任北京市委秘书长、北京市人大副主任，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主编《北京方志》。1957级本科。

刘锦云，1938年生，剧作家，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第十一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常委。1958级本科。

包遵信，1937-2007，学术刊物编辑，曾任《读书》副主编。1959级本科。

邵 华，1938~2008 ，毛泽东儿媳，毛岸青夫人，少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第七、八、九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级本科。

杨牧之，1942年生，出版家，曾任中华书局编辑，参加创办并主持《文史知识》工作，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1961级本科。

江蓝生，1943年生，近代汉语研究专家，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现任社科院文史哲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2级本科。

赵 园，1945年生，现代文学史、明代文化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1964级本科，1978级硕士生。

姜伟新，公务员，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级本科。

廖晓琪，公务员，历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我国驻立陶宛共和国经济参赞、中央某高层领导人秘书、中共中央科学技术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2级本科。

黄怒波，1956年生，诗人，企业家，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1976级本科。

陈建功，1949年生，作家，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1977级本科。

葛兆光，1950年生，宗教史家、思想史家，历任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77级本科，1981级硕士生。

孟晓苏，1949年生，企业家，曾先后在中宣部新闻局、国务院办公厅（某高层领导同志的秘书）工作，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局长和国家商检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1977级新闻专业。

徐启华，1952－2003，作家，报刊编辑，曾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 美国《国际日报》主编、美国《侨报》西部版总编辑。1977级本科。

刘震云，1958年生，作家。1978级本科。

李维一，1960年生，公务员，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978级本科。

胡春华，1963年生，公务员，历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1979级本科。

崔希亮，1960年生，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校长。1979级本科，1985级硕士生。

李敬泽，1964 年生，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1980级本科。

李书磊，1962年生，评论家，公务员，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十六、十七大代表。1982级硕士生，1987级博士生。

聂震宁，1951年生，作家、出版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全国政协委员。1984级作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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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诞生１００年摭谈
　　看到这个标题，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北大中文系才１００年？百年校庆过去都十多年了，难道中文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让我先说说这个问题。
　　北大中文系的生日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１８９８年建立的，但具体到哪一天算是正式成立，并没有定见。有三件事可供作“成立”的根据。一是当年２月１５日光绪帝诏喻：“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从程序上看，这就是启动了。第二件事是８月２４日礼部知照大学堂派员领取“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的关防。 大印都拿到了，似乎也可以说正式开办了。还有第三，就是根据一些回忆，这一年的１２月３１日，京师大学堂宣布开学。 虽然有学者对“开学”的说法有些怀疑，但对“京师大学堂建立在１８９８年”普遍还是认可的。
　　那么为何一开头没有中文系呢？因为大学堂创办之初因陋就简，类似“蒙养学堂”， 课程仅设诗、书、易、礼等几种，学生往往是上午读经，下午学点地理、格致之类常识，还没有分科。稍后办了仕学馆和师范馆，科目分得较细了，因为是速成班，也没有系科之分。１９０４年师范馆和预科的课程分为“公共”、“分类”与“加习”三科，一年级上公共类，包括人伦道德、群经源流、算学、外语之类，还有就是“中国文学”。二年级以上有４类课程选学，分别偏重数理化、地矿农、法政或者文史，每一类课程中都有“中国文学”。但这时的“中国文学”只是课程，还不是系科，也无所谓中文系。
　　一直到１９１０年３月3１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分科大学开学典礼，才意味着“中国文门”作为独立教学建制的诞生。当时全校设７个分科大学，也就是７个本科教育的相对独立机构，有点类似现今的学院，包括：经、法、文、格致、农、工、商。其中“文科”下设２个“学门”，就是“中国文门”与“外国文门”。这“学门”就相当于现在的“系”了。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诞生于１９１０年３月3１日，从那时到今年３月，足足１００年了。现在北大中文系正在筹备百年系庆，计划在下半年好好庆祝一番。但不应当忘了北大中文系的生日是３月２１日。
　　北大中文系的出生地与“系址”变迁
　　说完生日，还要说说出生地。北大中文系诞生何处？不少人可能以为在沙滩红楼。非也。应当是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１９１０年“中国文门”作为独立的建制成立之时，整个分科大学都设在马神庙，这也是大学堂开办时的校址——原乾隆皇帝四公主府。据说和嘉公主１６岁下嫁，２３岁就过世了，其府邸到光绪年间还空置着，后来就由皇上拨给京师大学堂暂做校舍之用。占地并不大，但经过几番修葺，设置还齐全。两层过厅做职员办事处，正殿改作讲堂；讲堂两侧有耳房，做教员休息室。往里边大殿原是公主的寝宫，这时却在中庭祀有孔子神位，而寝宫后两排平房则作学生宿室。再往后的楼房相传是公主梳妆楼，就作为藏书楼。其他一些地方还有博物室、自修室、饭厅、浴室，等等。那时学生数量不多，宿室２人一间，膏火饭食皆官费。晨起鸣铁钟，上课、就寝摇铜铃，开饭则鼓锣为号。学生宿室几排平房之间是操场，学生课余在那里踢球或者荡秋千。 后来大学堂规模拓展，到老北大时期，陆续增设了二、三个校区，包括沙滩附近的汉花园、北河沿，以及城南的国会街等几处，分别称为一、三、四院，马神庙则称二院。北大中文系是在马神庙原四公主府诞生的。但当时“中国文门”座落院内何处？已很难考索。原北大二院旧址后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使用，几十年大拆大建，只有原公主府正殿也就是老北大讲堂等几处留存，依稀可见往昔旧迹。
　　再说红楼。为何说起老北大和中文系很多人总会想到红楼？不奇怪，红楼和五四运动联系一起，太出名了，以至于“掩盖”了原出生地。红楼也在沙滩一带，现在的五四大街，原先叫“汉花园”。红楼建成于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当时北京，就算是一栋标志性大型新式建筑了。那略带西洋近代古典风格的造型，到现在仍然显得相当有气势和特色。之所以称为红楼，是由于通体多用红砖砌筑。红楼初建拟作宿舍，建成后用作文科教室和办公室。于是五四以降许多知名人物都曾在此讲学、工作和活动，许多故事传奇也发生于此。红楼从建成到１９５２年（除了四十年代北大南迁的西南联大时期），一直是北大的本部，也是文学院所在地。北大中文系也一直以此为“家”。 １９３７年北京沦陷之后，红楼被日本宪兵部队占用，地下室曾被用作监狱。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又成为北大校舍。１９５２年院校调整，北大迁至海淀燕园，红楼改由国家文物局使用。现红楼改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社会开放。现在到红楼参观，遥想当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林纾、刘师培、黄侃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此任教、工作与活动，而这些人物又都和中文系联系密切，我们对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会顿生敬意。
　　１９５２年院校调整，１０月中文系随学校迁到原燕京大学旧址燕园，就在现图书馆东侧的文史楼设系办公室。当时用于教学的有８座大楼，有５座是原来燕京大学的，都在北大西门一带，而文史楼和生物楼、教室楼（一教）这３座是当时为北大西迁而新建的，现在进东门就可以看到。新旧建筑整体风格类似，都是挑檐大屋顶，三层灰砖砌墙，但新的几座更朴素一些。文史楼每层中间过道，南北两侧都是按教室设计的房间。最上层是文科阅览室，下两层东、 西分别属于历史系和中文系。北大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也曾立身于此。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集合了原北大、清华、燕京（后来又还有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的师资，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文史楼也就称得上是五、六十年代全国一流文史学者的“杏坛”。他们在这里上课、开会、讨论，学生也在这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但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右、拔白旗、大批判等政治运动也接二连三在这里上演。前不久我从这栋灰色大楼前经过，有众多家长正簇拥着他们的孩子到这里参加自主招生的面试，煞是热闹。我想到，这栋楼曾有那么多的混乱、消沉、新生与辉煌，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前后，中文系搬出文史楼，“栖身”静园二院，也就是现在五院的对过。文革结束前几年又搬到靠南门的学生宿舍３２楼，为的是让师生“三同”。那是动荡的岁月，中文系机构曾被摧毁，造反派组织与“革委会”取代了系行政。中文系搬来搬去，人们大概有一种“居无定所”的焦虑感吧。到１９７８年秋天，北大中文系进入静园五院，以此作为系址，一直到如今，３２年了。关于五院的一些传奇轶闻，我在《书香五院》一书曾记其详，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文系建立之初的学派之争与学风流转
　　以上说过中文系的生日、出生地，以及后来系址的变迁，其实也带出来学科体制、人事、学风等方面的变化流转。既然是庆贺中文系的百年诞辰，不妨再说点旧事。
　　北大中文系诞生之初，是很多艰难曲折的，并非一开张就灿烂。某些学派之争和人事纠葛也对这个学术新生体很大制约。现在看到的许多回忆都是文科出身的人写的，自然格外关注文科，有时说得有些神乎其神，好像整个大学堂就是文人和怪杰的天下。其实不然。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虽然列为主课，但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象后人说的那样重视。大学堂开办才几年，就已经很“西化”了。特别进入民国时期， “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洋的“海归”，学校开会都用英语，谁要是会德语，那就更被刮目相看。事实上这时“中学”的研究已经退为“装饰品的地位”。 学校本来就向“西学”倾斜，而文科特别是与国学有关的“中国文”又还被一些遗老把持，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严复主理校政之后，还是主张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让它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断然瞧不起文科中的旧式文人，彼此有冲突，严复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 他便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偏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包括“中国文”门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现在看来，学术“政治”好像与“地缘政治”也有些关系。所谓学派往往可能有“某籍某系”的背景。严复１９１２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 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１９１３－１９１７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和国文门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不过，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他们都不是浙江人。黄侃１９１４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１９１７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１９１７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影响自然超越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六次变革值得总结
　　以上回顾北大中文系建立之初的某些史事逸事，好像已经很遥远了。其实，传统的根须伸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吮吸它的营养，有些“基因”始终决定着后来的命运。北大中文系建立数十年来，道路坎坷，粗略梳理，起码有这么６次牵涉人事、学风与课程的大的变革。第一次是１９１９年废门改系（改为国文系），实行选科制。第二次是１９２５年课程调整，出台“分科专修制”，为一年级设定共同必修课，二年级以上“分类选修”，教员也按各自所长归属某一类研究。第三次是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清华与北大两校中文系联合，强化基础性训练，很好地发挥了两校的优势。第四次是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第四次是“文革”时期，开门办学，大批判开路，结果大伤元气。第五次是八十年代学科复兴，进入比较正常的建设阶段，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第六次是最近十多年来，面对新形势的调整，中文系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都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在百年系庆到来时，这些变革都应当好好总结，也值得做专门的研究，因为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全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高地，也是一个缩影。
　　为了迎接百年系庆，我和几位同仁也正在写一本《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图史》。说来惭愧，北大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象样的校史，院系的历史更罕有出现。 争论太多，由官方来修史就必然要讲平衡，讲政策，结果容易把历史的棱角都打磨了。所以还是主张个人修史，先写出来，有总比没有好。这次我们采取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专题加年表的写法，图文并用，展示一些主要的事件与人物。类似前面说到的某些历史细部，也会有所表现。效果如何，还得出版后听大家的评价。做这种学科史很有意思，也很难。对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过滤、呈现，的确需要眼光和见识。我们多少身在其中，史事牵绕，难免庐山不识。只好期待有更多的同好，能以更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这种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了。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４日于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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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学科研标志性指标汇编
（资料截至：2008 年12 月）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9 年4 月5 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学、科研标志性指标汇编



（1998 年－2008 年）

一、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1 项）北京大学中文系（2007 年）

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 项）



1. 第2 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8 年／10 项）

何久盈（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马真（二等奖）：著作《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

温儒敏（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裘锡圭（二等奖）：论文“殷墟卜辞中的‘’等字”；

袁行霈（二等奖）：著作《中国诗学概论》；

王福堂（集体，二等奖）：著作《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陈保亚（三等奖）：著作《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

陈平原（三等奖）：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

沈阳（三等奖）：著作《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

乐黛云（集体，三等奖）：著作《世界诗学大辞典》。



2．第3 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3 年／3 项）

陈平原（一等奖）：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

陈保亚（三等奖）：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

张健（三等奖）：著作《清代诗学研究》。



3．第4 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7 年／7 项）

袁行霈（一等奖）：著作《陶渊明集笺注》；

孟华（集体，一等奖）：著作《欧洲文学史》；

沈阳（二等奖）：著作《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

袁毓林（二等奖）：著作《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

李杨（三等奖）：著作《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孟二冬（三等奖）：著作《登科记考补正》；

夏晓虹（三等奖）：著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6 项）

1．第5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8 年／9 项）

钱志熙（一等奖）：著作《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

张双棣（一等奖）：著作《淮南子校释》；

孟华（集体，一等奖）：著作《法国文化史》；

郭锐（二等奖）：论文“过程和非过程”；

马真（二等奖）：著作《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

佘树森（二等奖）：著作《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

沈阳（二等奖）：论文“汉语句法结构中名词短语部分成分移位现象初探”；

徐通锵（二等奖）：著作《语言论》；

张联荣（二等奖）：著作《汉语词汇的流变》。



2．第6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0 年／4 项）

袁行霈（集体，特等奖）：著作《中国文学史》；

王洪君（一等奖）：著作《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袁毓林（二等奖）：著作《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

张健（二等奖）：著作《清代诗学研究》。



3．第7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2 年／7 项）

沈阳（一等奖）：著作《生成语法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

詹卫东（一等奖）：著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

张少康（一等奖）：著作《文心雕龙研究史》；

孟华（集体，一等奖）：著作《欧洲文学史》；

傅刚（二等奖）：著作《文选版本研究》；

王岳川（二等奖）：著作《中国镜像》；

张健（二等奖）：著作《元代诗法校考》。



4．第8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4 年／7 项）

郭锐（一等奖）：著作《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孟二冬（一等奖）：著作《登科记考补正》；

袁行霈（一等奖）：著作《陶渊明集笺注》；

董秀芳（二等奖）：著作《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顾永新（二等奖）：著作《欧阳修学术研究》；

胡敕瑞（二等奖）：著作《〈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

李杨（二等奖）：著作《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5．第9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 年／5 项）

陈平原（一等奖）：著作《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孟华（集体，一等奖）：著作《欧洲文学史》；

韩毓海（二等奖）：论文“所谓无词的言语”；

陆俭明、沈阳（二等奖）：著作《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杨荣祥（二等奖）：著作《近代汉语副词研究》。



6．第10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8 年／4 项）

袁行霈（集体，特等奖）：著作《中华文明史》；

严绍璗（一等奖）：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汪锋（二等奖）：著作《Comparison of Language in Contact 》；

温儒敏（二等奖）：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四、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及指导教师（5 项）

孙玉文（导师郭锡良）：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1999 年）；

詹卫东（导师陆俭明）：论文《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2000 年）；

张赪（导师蒋绍愚）：论文《汉语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词序变化》（2001 年）；

陈剑（导师裘锡圭）：论文《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2002 年）；

姜涛（导师温儒敏）：论文《“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研究》（2004 年）。



五、国家级教学名师（3 项）

陆俭明：第一届国家教学名师（2003 年）；

蒋绍愚：第二届国家教学名师（2006 年）；

温儒敏：第四届国家教学名师（2008 年）。



六、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特色专业（11 项）

1．国家级精品课程（6 项）陆俭明等：《现代汉语》（2003 年）；

蒋绍愚等：《古代汉语》（2005 年）；

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2005 年）；

洪子诚等：《中国当代文学》（2006 年）；

袁行霈等：《中国古代文学史》（2006 年）；

商金林等：《中国现代名著导读》（网络课程／2008 年）。

2．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 项）

蒋绍愚等（一等奖）：“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新开拓”（2005 年）；

王福堂等（二等奖）：“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2001 年）；

温儒敏等（二等奖）：“建立严格的博士生教育管理制度”（2005 年）。



3．国家级教学团队（1 项）沈阳等：“现代汉语”教学团队（2008 年）



4．国家级特色专业（1 项）陈跃红等：汉语言文学（2008 年）




七、资深教授、长江学者、跨世纪／新世纪人才（10 项）

1．北京大学资深教授（2 人）袁行霈、严家炎

2．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人）陈平原（2006 年）

3．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7 人）

曹文轩、钱志熙、袁毓林（1998 年）；郭锐（2004 年）、张健（2005 年）、吴晓东（2007 年）、李杨（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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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陈教授是我师　





——记钱理群与陈平原先生
柳哲
        




北大的钱理群与陈平原先生，是当今学界的两位巨擘，笔者才疏学浅，实在无法望其项背。
13多年来，我在北大“偷听”了钱理群、陈平原等北大教授的课程，自以为从中学得一鳞半爪的治学路径。
我利用这偷学来的“功夫”，从事曹聚仁、柳氏文化以及家谱文化的研究，居然事半功倍，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从内心里我非常感恩北大教授无私的教诲。
钱陈教授的为人和治学，各有千秋，其人一胖一瘦，一感性热烈，一理性冷静，一大处着眼，一小处着手，一一呼百应，一曲高和寡，但他们的学术同样掷地有声，他们同样珍视知识分子的桂冠，他们同样最重视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们的课程同样最受学生的欢迎，他们同样也最爱护自己的学生，包括在北大旁听、考研的“北大边缘人”。他们同样在北大享有盛誉，钱理群先生虽然已经退休，但他现在仍在发挥余热，学术著作接二连三的出版，非常热心学术的传播，得到校内外人士的普遍尊重。而陈平原作为“一介书生”，以他孤傲不群的学术精英，近年掌门北大中文系，也是令人欣慰的。
在北大，我没有固定的导师，由于我听钱陈两位先生的课程最久，收获也最大，我从心底里也往往将钱陈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
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如果缺了他们两位教授，肯定会逊色很多。我深知钱陈教授是两位非常勤奋的务实的学者，他们不图虚名，唯求真理和学术至上。我只有扎扎实实将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拿来照亮自己黑暗的心灵，使自己不断成熟，并学有所成，唯有如此，我才对得起我的“干娘”——北大以及北大的恩师们对我的栽培之恩。
　           　精神导师钱理群
　　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的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很有亲和力。
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13多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家乡浙江浦江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
1995年7月份，我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恰好是我的浦江老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了钱理群教授，撰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了我，这是我结识钱理群教授之始。
1996年3月14日，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就选修了钱理群先生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先生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在北大13年多年中，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钱理群先生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赶去聆听，有钱先生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
记得我刚开始听钱先生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先生签名留念，他也不以为忤，爽快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个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
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然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布袋），走路兴冲冲的，很忙碌的样子，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问候一声，他也都是一脸如来佛似的和气，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
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的《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
钱先生，有一个大大的脑瓜，秃顶了，聪明绝顶的那种，穿着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
钱先生一度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
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求知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
我就不止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先生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与支持，也无不博得全场的同学热烈的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
我有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临时阅览证，便可在图书馆内阅读图书报刊了。）
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送给了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啊。
我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了那位旁听生手中。
我还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部，辞职来到了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同学在北大的良好表现的信，寄给了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
听钱先生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位北大毕业的郑勇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说：“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教室，因为人多，有时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上过老钱课的人，都会对他独一无二的讲课风格留下极深的印象。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轮的鲁迅、周作人、曹禹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摘下，一会戴上，一会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
前来听钱先生课的，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教授和青年教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等北大旁听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
钱先生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无不被他那磁铁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

我在北大的13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喟叹。
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对我自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
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钱先生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
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先生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独特人生的道路，来报答北大的恩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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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导师陈平原
　　我与陈平原先生的交情并不太深，除了多年“偷听”过他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外，并无直接的交往，碰面也只是问候一声，便各自走开了。
我于1999年的时候，每次编印的《曹聚仁研究》，总是不忘给陈平原的信箱塞一份，不过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向他提什么问题或要求什么帮助，但相信陈教授肯定是看了的。
我知道陈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非常注重学术的趣味，喜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于学术的天地中，在京城学术界有“独行侠”之称。
陈平原先生在读书界、学术界的知名度已不低，但他的为人与治学的路径，对我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从内心里将他视为自己的“学术导师”，因为我在北大是单科进修，只办理过一门进修课程“唐宋散文研究”，算是交过费的，绝大多数是自由的旁听。
　　1996年3月，我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选修了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样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陈平原”这个名字。
来到北大之前，我虽然已在家乡从事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和乡土文化研究，但对当代的文化学术了解得很少，几乎是个“文盲”。
最初听陈先生的课，因我文化基础不好，一时很难能够真正领会他的课程。不过，跟着陈先生的学术野马，对中国的百年学术兜了一圈，对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起码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当代学界，还有陈先生如此的饱学之士。
陈先生个子不高，属于瘦小的一类，却很有精神，老戴着眼镜，很斯文，有“名士风流”，穿着不是太讲究，像是个“顽童”。
陈先生，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记忆惊人，见解独特，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中年学者。陈先生的课程，注重学理分析，喜好以小见大，广征博引，卓识频现，喜独辟蹊径，重独到见解。
陈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喜怒哀乐，往往通过他的随笔来表达。我觉得陈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文学史、大学史，甚至对武侠小说等领域，都已经有了很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在北大时，曾聆听过陈先生的“明清散文研究”的研究生专题课，可见他不仅精通现当代文学研究，有贯通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的宏愿。
　　陈先生的夫人夏晓虹教授，在北大也是一位名教授，是一位不错的文学史家。他们夫妇在学术上互相推重，我也常见到他们夫妇同时出现在学术会议上，或在图书馆，夫唱妇随，令人艳羡。
2001年3月22日，我在北大提出“北大边缘人”概念后，组织了系列北大旁听生活动，发起成立了“京城游学堂”，曾一度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不久，我便看到了陈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北大边缘人》一文，对“北大边缘人”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与支持，我是非常感激的。
据我所知，陈先生是对北大历史上的“偷听”现象，给予关注最多的一位北大学者。
他于1997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所发表《老北大的故事之二：校园里的“真精神”》，就以较多的篇幅谈到北大“偷听生”，他在文章中写到：“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真是我们“北大边缘人”的知者之言。他在《北大边缘人》一文中，用了近4000言的笔墨，来谈论“北大边缘人”，也是令我们北大旁听生所深深感动的。
其中有一段写到：“没有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印象中，北大百年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除此之外，北大校园从不单单属于北大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诸多大学里，北大的门卫最严，可北大的教室最松。称为‘偷听生’，实在有些不雅；称为‘校外听讲者’，又未免太罗嗦。但我相信，没在北大正式注册，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这样的朋友，肯定很多。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考研朋友的自述。其实，还有在北大进修过一年、访问过三个月、听过几次讲座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没拿文凭的进修教师和培训班学员，还有北京各高校跑来选修若干课程的研究生，他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这里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人的评价，对于北大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北大呆的时间不长，故保留强烈的新鲜感，加上这段经历有点特殊，不免将其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可别小看这些未经证实的‘公论’，它直接关系到北大的社会声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觉得有彻底堵塞‘偷听’漏洞的必要。不说如何‘发扬光大’，而是担心被‘斩草除根’，是因为‘偷听’的流行，明显有违现行的大学规章制度。别的大学当然也有‘偷听生’，但不若北大那么有名，更不会像北大的‘偷听生’那样自称‘边缘人’，而且还将自己的经历堂而皇之写成书。”
近年，听说陈先生已经成为北大中文系的掌门人，做了系主任，我也深感庆幸。现在不少的文友，还经常去北大中文系旁听，也从未遇到过闭门羹，真是非常令人欣慰。但愿北大的开放办学的“偷听”之风，在陈先生手上，更加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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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哲：我在北大旁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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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3月14日，我揣着3000元钱，带着数十公斤有关柳贯和曹聚仁的研究资料，自费来到了北大游学至今。我从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通过努力，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出版了《柳氏名门》等著作，发表了千余篇文章，在北京成家立业，还被媒体誉为“北大旁听十年熬成的学者”，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要归功于北大对我的无私培养！

　　15年，弹指一挥间。我一直在北大学习、生活、工作和创业！光阴从指缝间悄悄溜走，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却永远留在了北大的燕园。

　　我在北大期间，先后旁听过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光华管理学院等院系的数十门的课程，也旁听过数以百计的学术讲座。我还先后参加过北大研究生会、五四文学社、爱心社等北大的学生社团，因而结识了不少的北大师友。

　　我在北大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感受着北大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的学术氛围。这里有一种特殊的人文魅力，让你着迷！没有学籍、未曾佩带过北大的校徽，手中也没得到校方的任何凭证。但为了求知，我不需要一纸文凭，只需要知识、能力和智慧。13年的北大游学，我已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北大边缘人”。

　　我以为北大有“三宝”：图书馆、导师和讲座。在探索真理、寻求知识来说，北大学生和北大旁听生是平等的。大家几乎都拥有同样的学习条件，从某种程度来说，北大旁听生的求知欲甚至更强，对所能利用的资源，用得更加彻底。

　　有时看到校园里欢天喜地的北大学子，我也有失意的时候。我很难进入他们的集体生活，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快乐。不过，我也有我的快乐。记得我最幸福的时光，是在“静心斋”里度过的。

　　频繁搬家是每一个漂在北大游学者的共同经历。15年中，我搬过10余次家，每换一个地方，都要给自己的居所取个“雅号”。说白了，“静心斋”不过是校园里的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子。

　　那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平米，不通暖气不通电，当然就没人收房租。我于1996年9月搬进去，次年1月被校方有关部门发现而被迫离开，我在此蛰居了约4个月的时间。

　　“静心斋”里，没有水也没有电，最冷的时候，墨水瓶都冻成冰了。那4个月，我每晚写一篇日记，还写一些读书笔记。白天则在图书馆博览群书，抑或在课堂聆听北大名师的课程或讲座。　　  

　　北大旁听生，最大的压力，还是经济问题。我们常常为生计愁眉苦脸，京城真是“居不易”。

　　初到北大时，我的第一次打工，是帮某公司抄信封，两天挣了120元，很是高兴。有一年夏天，通过与民工的聊天，得知拆房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分钱，我就去干了一天，手指头都磨出了血，但为了挣钱读书，这点磨难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一批批的北大旁听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有考上研究生的，也有出国深造的，有打工的，也有创业的，还有自由职业者，写书撰稿画画的，不少人已经崭露头角。

　　在北大受苦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在北大这个环境里尽快地成长！当然也不乏意志薄弱和缺乏机遇的北大游学者，在都市里梦想破灭，“打道回府”的，或仍在苦苦挣扎不懈追求的。

　　谢冕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燕园其实并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的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

　　北大留住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些友善的北大学生，宽宏和热心的北大老师吗？不用说，我与不少北大的师友，就成了莫逆之交，也深深感受到来自钱理群、费振刚、陈平原、段宝林等中文系老师的关怀。我原来的饭卡，还是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把他的饭卡借给了我用。

　　是这里隐藏着的改变命运、提升自己的机会吗？是的，多少北大旁听生，从这里走上了成功，他们中有瞿秋白、毛泽东、沈从文、冯雪峰、丁玲、周建人、杨沫、李苦禅、季羡林、金克木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师级名人。

　　是迷漫在校园里的自由的氛围吗？北大的任何一个课堂，都对所有的人开放！

　　北大是什么如此深刻地吸引着我呢？我想应该还是北大的精神魅力吧！

  
　　2010年1月20日于首都北京香山文化部落

　　（作者系学者，现为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正黄旗17号京香山文化部落 柳哲        

　　邮编：100093  QQ：130518188 13051818154     

　　电子邮件： caojuren@vip.sina.com      http://xungen.blogchina.com     

　　柳哲文集：http://www.culcn.cn/zt/liu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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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绍刚：北大文科百年 让学术思想贴近大地
　　10月2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百年庆典。

　　一个科系的历史，相对于国家史、民族史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由于特定的机缘，却让其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心路，唇齿相依。在百年纪念的特殊时日，循着这样的文化脉络，我们能获得怎样的启示？

　　从倡导文学革命、肩起新文化运动大旗的陈独秀，到立志改造国民性、紧握鞭挞“吃人社会”投枪匕首的鲁迅；从促进国语统一运动中沈尹默等学者的坚定身影，到“以文章报国”莘莘学子的深厚情怀；在北大中文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时代的主题虽在不断转换，但“阐学术之真谛，济苍生而文章”的精神始终薪火相传。前辈先贤不仅坚持做“一流的学问”，而且矢志于“经世之思想”。正是学术和思想的双重滋养，让北大中文教育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显示出一个科系非同寻常的意义。

　　有人说，北大中文系或可称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造梦工厂”，启蒙救亡之梦、文明昌盛之梦，梦梦相扣，少的是个人梦，多的是家国梦。

　　有的梦，已然实现，有的梦，还在路上。虽然时光移易，但“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的治学宗旨，“为国学问、报国文章”的精神期许，却在一个方面树立起让人尊敬的标杆。正因为有它，才能在历史黑暗混沌的“铁屋子”中，发出一声呐喊，点亮开启民智的灯火；才能在急功近利的众声喧哗中，重提精神守望，保留一份低调与朴素；才能以百年不变的热忱，坚守理想，贴近大地，融入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大潮。

　　为国为民，不落俗世。做有思想的学术，出有学术的思想，二者不可偏废。这样的追求，又何尝不是人文学科应有的品质？

　　既立足学术之根本，又保持人文关怀的品质，以思想造就“溢出效应”，尽可能服务国家民族发展的大主题，这是一代代先贤的执着理想，又何尝不是大学精神的真谛所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慨叹，人文学科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可怕的，不是风光不再，而是忘却人间情怀，埋头自顾一亩三分地，失去了提出问题、创造思想的能力；可怕的，不是种种社会问题，而是自我的精神沉沦，插科打诨，人云亦云，缺乏对流俗的抵制和对责任的担当；可怕的，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忘却大学之道、丢弃文化启蒙，变成没有理想的揾食者。

　　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站在中西文化话语权依然不对等的今天，站在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当下，我们将更清晰地认识到，人文学科不仅担负着传承文明、推进学术进步的重任，更担负着坚守民族国家文化与精神底线的重任。

　　让学术与思想贴近大地。纪念北大中文百年，也正是期望当代学人能有这样一种抱负，能重拾前辈先贤的遗风，从而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