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印象/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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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印象/中篇


孟繁华
　　中篇小说是百年来成就最高的文体形式。特别是近30年来，这个文体在大型刊物和稳定的作家队伍的支持下，一直发展迅猛。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时代，中篇小说和它的作家队伍较少受到干扰或影响，一直保持在较高的艺术水准上。2010年的中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地书写了新的篇章。重新书写历史、在日常生活中打捞起熟悉而陌生的人与事、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发掘生活深处新的事物和人物，是2010年中篇小说最值得论述的话题。

　　近年来，“纯情”作品在坊间的流行既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时尚。《山楂树之恋》、《那一曲军校恋歌》等作品，在媒体上掀起阵阵热潮。但事实上，这一现象所表达的恰恰是新的市场策略，是凯恩斯 “有效需求论”的又一次文化实践。如同1990年代《渴望》的横空出世一样，“纯情”的稀缺为这一现象的出场提供了空前广阔的消费空间。但是，如何讲述历史和曾经的情感故事，对作家和艺术家也是一种考验。

　　蒋韵的《行走的年代》是我期待已久的小说。它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头破血流。读这部小说让我激动不已。《行走的年代》写出了80年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青春时节如同满山杜鹃，在春风里怒号并带血绽放。不夸张地说，蒋韵写出了我们内心流淌已久却未曾唱出的“青春之歌”。

　　肖建国小说的叙述一直都是行云流水流畅自然。《中锋宝》的叙述有鲜明的“肖氏风格”：文字质朴、从容不迫、节奏掌控得恰到好处。小说是写一个人的命运——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既是一种历史叙述，也是个人命运的变迁史。在“小叙事”中隐含着“大叙事”。通过一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表达了世道人心、人情冷暖。值得注意的是肖建国的叙述态度——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但肖建国是极其平静、而非一惊一乍地讲述了一个人的命运史。

　　叶舟的《姓黄的河流》在结构上层峦叠嶂迷雾重重。它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叙述者艾吹明与妻子迟牧云的婚姻危机；一条是德国人托马斯·曼——李敦白扑朔迷离的家世和命运。国人的婚姻危机是辅线，德国人的家世是主线；国人的婚姻危机虚伪而混乱；德国人的家世深沉而苦难。当然，这不是妄自菲薄。叶舟在这里无非是讲述两个故事，在比较中表达人性中最珍贵、高贵的情感和情怀，并借此传达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理解和守护。

　　南飞雁的《灯泡》写了一个“黑嘴”穆山北，这个人物似乎在哪里见过——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大学一毕业就觉得天降大任了，遇事总要较真，特别是对那些约定俗成或“潜规则”的事务。因为年轻，总是爱用理想主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事情。在一些昏暗的事务之间，年轻人非常容易成为“灯泡”，照亮世间的隐秘。穆山北就是这样一个灯泡。大概从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开始，我们就经常与穆山北这样的“公务员”相遇。他们如出一辙却又各有千秋。

　　吴君一直在书写她的深圳。《菊花香》中的主人公仍是一个外来的打工者，王菊花就要30岁了还是单身一人。这时王菊花的焦虑和苦痛主要集中在情感和婚姻上。工厂里不断涌入80后或90后新的打工妹，更加剧了王菊花的危机或焦虑。《菊花香》超越了我们谈论许久的“底层写作”。她写的是底层，是普通人，但关注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这一题材大多注重生存困境而难以走进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菊花香》对女工情感世界的关注，使这一作品在文学品格上显得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