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与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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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与当代文学
樊星 荆楚网－湖北在线2004年8月11日


　　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喜欢以古典诗词的词牌或诗句作为自己作品的题目。例如：王蒙的《相见时难》，刘绍棠的《鹧鸪天》，格非的《凉州词》、《锦瑟》，刘恪的《山鬼》，孙甘露的《忆秦娥》，王安忆的《归去来兮》、《长恨歌》、《桃之夭夭》，叶广芩的《采桑子》，苏童的《菩萨蛮》，阎真的《沧浪之水》……这样的标题，一下子就能唤起读者对于古典诗文的美好记忆。上述作品中，有的重点写古典诗意（如《凉州词》），更多的还是写当代人生。而当作家们以古典诗词作为当代小说的题目时，也就打开了这样的思路：从当代人生中感悟古典诗意的常说常新。如《相见时难》就是反思革命作品引入李商隐的诗意，小说的风格也显得感伤、空灵了不少；又如《长恨歌》写的是一个上海女性坚韧的生活故事，引入白居易的名篇，也足以使人想到那穿越了古今女性心灵的无穷遗恨。
　　当我们联想到茅盾的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郭沫若的剧本《棠棣之花》、吴祖光的剧本《风雪夜归人》、徐讠于的小说《风萧萧》……这些古色古香的题目时，当我们联想到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梁父吟》、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月满西楼》、《几度夕阳红》、《碧云天》、《庭院深深》、旅美作家李黎的小说《西江月》这些题目时，就不难发现，古典诗词，已经成为现、当代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由此可见古典诗词在现、当代作家心中的记忆之深、影响之深，而这些古典诗词在赋予现、当代文学以鲜明民族风格方面也天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作家也很喜欢以古典诗词作为自己作品的引言或章节的标题。例如：杨绛的小说《洗澡》就取《诗经》中的句子“采葑采菲”、“如匪浣衣”作为前两章的标题，以点化当年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尴尬心态；方方的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引屈原《天问》中的“何阖而晦何开而明？再宿未旦曜灵安藏？”也传神写出了父辈当年的困惑；李冯的《孔子》引《诗经》的句子“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写出孔子的弟子对孔子颠沛流离的怀疑，颇能耐人寻味；王安忆的《桃之夭夭》各章以白居易、杜甫、陆游等人咏花的诗句去象征女主人公成长的经历，也有推陈出新之妙……这一切，与台湾诗人余光中《莲的联想》诗集中多首以古典诗词作为副题的作品（如《满月下》、《碧潭》、《下次的约会》、《中元夜》、《烛光中》等诗）一起，也形成了借古典诗意洞察当代生活、以古典诗词传达当代人生感悟的一条路径。此外，刘斯奋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诗经》“鸡鸣风雨”的诗意作为第一卷的标题，以辛弃疾、屈原、陆游、李贺等人的诗句作为后两卷“夕阳芳草”、“秋露危城”的点题之笔，也使全书平添了深远、凝重的历史感。
　　这一切，也许纯属偶然？但联系到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联系到19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注意：在此，保守主义决非一个贬义词）的回归，联系到文学界近年来因为文学语言的粗鄙化现象，而出现从典雅的古典诗文中汲取净化当代白话文养分的呼声，联系到教育界呼吁重读经典的声音，却能使人感受到古典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针对性。是的，寻根，从民间文化中寻找乐天精神、洒脱活法、幽默品格固然十分必要；从经典作品中汲取人文立场、忧患意识、典雅趣味也不可轻视。传统民间文化与传统精英文化，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互济，不可偏废。有识之士应该兼收并蓄，发扬光大。
　　由此想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当代作家比起现代作家，差什么？至少，在知识结构上，是差“学贯中西”这一块的。当代青年作家普遍能对西方新潮如数家珍，对古典遗产却不甚了解。这一缺陷早已有共识，但解决起来，却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去补课，还需要沉静的心境去消化。但愿新一代作家中，能产生出具有深厚古典文化底蕴的佳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