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写作的两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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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写作的两个传统
格非 文汇报 2005-12-03

　　不久前，当我见到林建法先生寄来的新一辑《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的目录时，立即就产生了阅读这些文章的强烈渴望。这本书以“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为总纲，分别从“作家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作家、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汉语写作”等三个方面的论题为切入点，汇集了中国及海外作家、学者、诗人、批评家针对当下汉语写作基本境况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见解。可惜的是，除了汪曾祺、韩少功、余华诸先生的大作之外，收入本书的绝大部分文章尚未有机会一一拜读，因此，这里只能就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谈些粗浅的看法。
　　列维·施特劳斯曾说，一种纯粹和整体的知识不能从特定的政治现实以及时代状况中获得，而只能借助于追本溯源，回到“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来获得。我不知道在“汉语写作”的整体视野或框架之中，什么是汉语写作的“尚未损害的自然”，但追本溯源无疑为我们困难的辨识过程提供了有益的途径。假如我们也就“汉语写作”来作一番知识上的考古，进行回溯式的考察，许多一度为我们的惰性和偏狭所掩盖的重要问题便会
立即从晦暗不明的时空背景中浮现出来。
　　一般来说，自晚清至“五四”，在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国文学和汉语写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当然，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变革即便时至今日仍未完结，一些核心问题甚至未经触碰。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今天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汉语写作”实际上才第一次真正作为问题被提出来。而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不同的社会现实压力的影响，由于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的交互作用，同一个问题也曾以不同的历史面貌得以呈现：一度是民族文学，或者是中国文学，最后是“汉语写作”。
　　所有这些概念，作为“现代性”的衍生物，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既真实又在相当程度上是虚构的“世界”图景。实际上，地缘或政治学上的“中国”概念，是由于世界这个概念的切入才第一次变得具体而清晰起来。无论是魏源、龚自珍，还是严复、鲁迅、陈独秀，对世界认识的深浅或真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一系列判断和界定。中国文学生成的历史境遇亦大致相同。因此，中国文学(或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陈旧的历史话题，它不仅有着自己的特定的历史内涵，同时也有自己的问题和言说史。而这一话题本身又作为一个历史遗存，也总是和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以及“当下感受”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的意思是说，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来思考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是基于今天特殊的现实境遇、文化格局、世界图景，对一个陈旧的问题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我们亦必须将自晚清以来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史纳入我们的视线之中，并重新加以检讨。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两个重要的坐标。
　　其一是空间性的。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中。所谓“世界文学”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结构，更不是一个一经回答即可一直享用的战利品。粗略来看，肇始于晚清并一直延用至今的“世界文学”概念——其核心内容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欧美或西方文学和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俄国、日本、印度文学——当然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由于历史局限，即便鲁迅那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亦无法预料到当今欧美文学日益分化、衰落的局面，亦无法预料到拉丁美洲、非洲文学的崛起，因此，他们也无法将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阿拉伯文学、东南亚文学、东欧文学、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西欧或美洲殖民地地区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文学等单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中加以考察。另外，即使在一度处于强势地位的欧洲和美国文学内部，移民文学、黑人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的“复活”，也构成了另一个需要加以重视的文学景观。因此，什么是世界文学，仍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课题，或者说，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的现实。
　　另一个坐标是时间性的。自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文学一直在寻求与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学的交流与沟通，但是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却是伴随着对自身的强烈质疑、批判或者抛弃的冲动而展开的。这就使汉语写作陷入到一个巨大的矛盾怪圈中，事实上也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作家深刻的现代性焦虑：由于汉语写作的遗产和“进步”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由于激进思潮的普遍蔓延，对一种新文学秩序的渴求同时意味着对旧的历史遗产(或历史包袱)的抛弃。而一旦彻底抛弃了这个包袱，比如说，按照某些人的建议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通过社会文学制度的选择彻底抹去汉语写作的痕迹，且不用说文学创作，就连基本的言说和文化/身份认同都会成为问题。
　　因此，不管当年的现代性启蒙如何极端，汉语写作的传统资源还是顽强地参与到了近现代文学变化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固然可以被看成是向外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更为隐秘的回溯性过程，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的再确认的过程。无论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还是萧红、师陀，这种再确认的痕迹十分明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犹豫不决的；不管是有明确意图的，还是潜移默化的，他们纷纷从中国古代的传奇、杂录、戏曲、杂剧、明清章回体、小品等多种体裁中吸取营养。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完全自外于这种共时性的向内/向外的双向过程。但不可以否认的是，在巨大的现代性的压力下，这一回溯过程至今仍然被普遍看成是某种次要的、隐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甚至可以被忽略的文学进化史的附属品。
　　汉语写作在加入“世界性合唱”的过程中，伴随着历史焦虑和文化阵痛，全面参与了世界文学一系列的现代性话语和写作实践，同时也寻求、规范并确立了自身。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二个遗产。不管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遗产，它毕竟已成为了我们文化和记忆中不可抹去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在今天重新梳理整个中国文学或汉语文学的历史资源时，对这部分遗产再认识和思考就显得特别重要。
　　将汉语写作放入世界性的文化空间中加以思考，同时将它置于汉语文学发展史的时间链中进行考量，我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但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包孕的两个概念，每一个空间都沉积了巨大的历史内涵；而反过来说，时间的线形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理论上的假象，实际上它也蕴藏着丰富的空间性细节。我想，《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无疑也是试图为我们提供这些内涵和细节，并通过历史的辩证，帮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性背景中，辨认出汉语写作的可能的路径。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林建法、乔阳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