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勤著《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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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勤著《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学研究》
戴能翔　王兆鹏

　　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有没有学术价值，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提供了多少新的“学”和“术”。“学”是学问，“术”为方法。一部优秀的的学术著作，应该提供系统的学问和新颖的学术见解，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示范性和启发性。按这个标准来看沈松勤博士的《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无疑是一部系统扎实的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词学专著。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唐宋词，似乎算不上什么新的方法。但“文化”的含义本来十分复杂，“文化学的方法”也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操作程序和具体的方案。大约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对象，就是文化学方法。由于文化的内涵非常复杂，文化学研究容易流于杂乱无章。近几年有的文化学研究著作就有这种毛病。因而，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需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文化学方法，具体地说，如何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寻找一个合适的恰当的切入角度，使研究的思路周密而系统，不致于零碎散乱，是文化学方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著所使用的文化学方法，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
　　沈著在进行文化学研究之前，从语源上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清理，认为文化大致可分为两大结构层次：一是属于经典文献式的理论形态的高层位的文化，一是属于风俗习惯性的生活形态的低层位文化。而以歌妓歌舞侑酒为特征的宴乐风气和节日游乐等风俗习尚，是唐宋时期社会低层位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表现，唐宋词的发展兴盛正与当时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因而从唐宋时期的歌妓制度和节日喜庆等生活风尚切入研究唐宋词，就成为必然的途径。著者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来展开论述。全书分三篇，上篇从歌妓制度来论述唐宋词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考察歌妓在唐宋词的创作、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中篇从节日喜庆和生活风尚的角度探讨唐宋词的发展动因及其文化功能。下篇着重论述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层次，分析唐宋词发展的两个层面、两种方向。唐宋词一方面为适应社会低层位文化的需求而通俗化，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又极力将词纳入到高雅文化的轨道。上中下三篇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唐宋词与歌妓的关系，唐宋节序风俗词的特点，此前已有不少论著分别探讨过，但都是条块分割，不足以立体地系统地展现唐宋词产生形成的文化氛围。而沈著首次将唐宋时期的歌妓与当时的社会风俗进行全方位的整合，以歌妓为中心、以风俗节序为纽带，系统地编织出唐宋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的网络，相当全面地再现了唐宋词赖以产生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揭示出唐宋词发展的动因及其变异的过程。这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是一个突破、一个创造。
　　研究框架的系统性，体现出著者思路的周密严谨。而书中提供的学问、知识的系统性则体现出著者学问根底的扎实。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著者总是用溯源法，把它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以见其发展过程。讲“文化”，著者从语源上详细探讨了“文化”一词的含义及其变化，使读者对“文化”的内涵有全面的了解。说到“歌妓”，本可以直接论述唐宋时期歌妓制度的特点，但著者是先从上古时期的女乐谈起，然后顺流而下，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歌妓制度的变化，最后才详细论述唐宋时期歌妓制度的延续性及其特点。这种对歌妓制度“简史”式的描述考察，有助于读者完整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歌妓制度。谈到元宵节、清明节和寒食节，也是先追溯各个节日的起源和来历，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史料、知识，也增强了著作本身的历史感和学术深度。
　　沈著引证的有关唐宋歌妓侑酒唱词和风俗节序的资料，是我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最为丰富扎实的一种。论述一事，几乎将有关资料一网打尽。比如，谈到歌妓向词人索赋乞词的情形，书中引录列举了毛滂、韩元吉、侯寘、姚述尧、管鉴、辛弃疾、刘过、高观国等18位词人的词作为证。而据其统计，“在两宋词中，直接标明歌妓唱新词或文人赋新词的共有四百二十一首”（第109页）。在网罗了这些资料后著者得出结论：文人向歌妓提供新词有两种情形，一是即席应歌妓的“要索”而作，一是席前“预作”、席中“俾歌之”以侑酒。后一种情形，是新的发现，前人很少提及。
　　由于网罗的资料丰富扎实，因而常有新的发现。歌妓唱词侑觞，本是人所共知的史实。但侑觞的具体情形如何、过程如何，则很少有人作过深入具体的探讨。沈著在勾沉了大量的史料后发现：在唐宋，酒宴开始时，通常由歌妓手捧酒杯，歌词以劝酒。而在酒席将散之时，主宾往往饮茶以解酒，此时仍由歌妓唱词以侑茶（第236页）。著者还进一步发现：“茶词在用于劝宾客饮阑解酒的同时，还具有酒词不具有的留客与送客的功能。”（第238页）这些都发前人之所未发。沈著通过一系列的史料显示：歌妓，既是宋代地方官员在政事之馀不可或缺的娱乐伙伴，又是文人士大夫在社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中介。“燕乐的盛行、歌妓的歌舞侑酒、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日常生活积习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社会文化形态，是唐宋词赖以形成和繁荣的温床。由于这一社会文化形态孕育而成的形而下的实用功能，则又是唐宋词体的生命力和赖以生生不息的源泉。至南宋后期，又由于超越了这一温床，失去了这一源泉，词体逐渐走向典雅的象牙之塔而趋于衰落，其‘一代之胜’的地位拱让给了元曲。”（第7页）
　　在对唐宋词形成发展的文化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之后，著者提出了崭新的见解：“唐宋词不完全是纯艺术、纯审美的文学样式”。“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及其作用与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基于或体现在非文学的或形而下的社会与文化活动之中；或者说，其文学性是在非文学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而且非文学的因素贯穿于唐宋词的始终。”（《后记》）唐宋词的“文学性”形成于“非文学活动”之中这一精辟的结论，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唐宋词的“原生状态”。20世纪学界普遍认为，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是宋代最有生命活力、最具特色的一种文学样式。然而实际上，直到北宋初中叶，词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并日益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也没有把词当作是文学，只是把它视为一种文字游戏，一种娱乐形式，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胡寅《酒边集序》）。可以肯定地说，宋词最初是以其特有的社交功能和娱乐功能为当时人所喜闻乐见，而不是以其文学性和抒情功能为人们所接受认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宋词是处在宋代文学的边缘地带，与文学若即若离。只是到了北宋后期，词的文学性和文学地位才逐渐得到认同，才从文学的边缘走向文学的中心。
　　沈著的理论深度和思辨性也值得称道。它不像有的著作，列举、堆砌相关的材料后点评几句就完事，而是将丰富的史料融入到周密的理论系统之中，并对史料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因而，沈著虽以史料的丰富扎实见长，但并无砌垛史料之感。研究方法的系统性、理论思辩的深刻性、史料的丰富性是沈著的显着特色。
　　这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学术专著。作为读者，总希望它尽善尽美。为便于著者今后修订，有几则史料需注意：
　　第89页据《太平广记》征引“宪宗元和末三位歌妓张云容、萧凤台、刘兰翘与平陆尉薛昭于婚筵的一组送酒词”，不大确切。据《太平广记》卷六九引《传奇》，张云容等三女子不是歌妓，而是女鬼；小说中虽言及酒宴，但非“婚宴”。张氏三人原本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非实有其人，不宜当作历史人物来引证，至少引用时应说明其事原出传奇小说，属小说家虚构。
　　第148页引吴处厚《青箱杂记》，其中说到“《吹剑录》载范文正守饶”。按，原书有误，应予说明。吴处厚为北宋元祐（1086——1093）间人①，而俞文豹《吹剑录》成书于南宋淳祐三年癸卯（1243）。《青箱杂记》显然不可能摘录晚出一百多年的俞文豹的《吹剑录》。此条当是后人窜入，决非《青箱杂记》原书所有。引录“范文正守饶”事，要么据《青箱杂记》而出注说明，要么直接据《吹剑录》引录。
　　第329页说“现存的《李后主词》”，也不准确。“现存的”李后主词集，并无“《李后主词》”，只有《南唐二主词》等。应将“《李后主词》”的书名号去掉。
　　第242页讨论元宵节张灯的由来，说“盛唐以后，上元张灯渐盛，但其活动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民间并不流行。”实则至少在唐中宗时民间就已流行元宵张灯的风俗了。《旧唐书》卷五一《中宗韦庶人传》载：“（景龙）四年正月望夜，帝（中宗）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又放宫女数千，夜游纵观，因与外人阴通，逃逸不还。”中宗与皇后既然是“微行”到“市里”观灯，而不是宫中观灯，可见其时“市里”民间烧灯甚盛。又《旧唐书》卷九《玄宗纪》载：“（天宝三载）十一月癸卯，还京。癸丑，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常式。”既说是“永以为常式”，那么天宝三载之后每年元宵节坊市都会“燃灯”。《旧唐书》卷一四一《张茂昭传》又载：“（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诏河东、河中、振武三镇之师，合义武军，为恒州北道招讨。茂昭创廪厩，开道路，以待西军。属正月望夜，军吏请曰：‘旧例，上元前后三夜，不止行人，不闭里门；今外道军戎方集，请如军令。’茂昭曰：‘三镇兵马，官军也，安得言外道！放灯一如常岁。’”这是中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之事。此年元宵节虽战事，但“放灯一如常岁”。可见，盛唐以后元宵节民间是流行放灯的。又《太平广记》卷八《李子牟》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耕阗纵观。”小说家言，虽非信史，但所言风俗则应大抵可信。此则材料进一步表明唐代地方上也流行元宵放灯，不仅仅是京城流行而已。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