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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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国平介绍：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1960年生，1982年元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至1985年在陕西作协《延河》编辑部供职；1985年参与《小说评论》创办，后一直在《小说评论》供职。1993年任副主编，2005起任主编。著有《遥远的印记》、《路遥评传》。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优秀编辑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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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小说评论三篇
□肖涛 相关内容
两个“创作谈”














　　王方晨《水袖》：“珠莲璧荷”水袖绝
　　姊妹易嫁的故事大致与嫉妒相关，对此，新老兼有的戏剧化场景已孜孜不倦地予以播撒许多了；但珠联璧合的寓意也可用于同胞姐妹身上，若不怎么会出现“连襟”这种象喻姐妹关系的情感用词呢？单从服饰修辞上，即可以想象一下王方晨中篇小说《水袖》（《中国作家》2009年第7期）叙事意旨与题目命名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相关性。
　　揣摩小说家题目的好处，在于他为何要讲述这个故事，如何讲述这个故事，讲述这个故事为何，云云。
　　首先，王方晨为何讲述这个故事？当然与两姐妹乃一母同胞相关，这既属于情感问题，其实也是女性关怀意识。除此外，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典故，而这个典故被裹挟着进入“由城入乡”的现代生活进程中时，自然就发生了语境意义上的链接，从而让小说家感觉到这个故事的悲剧性，足以发人深思，也令人堪忧。而且这种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且于现代讯息传播渠道中，俨然是真实比虚构更像是虚构。
　　对王方晨的这一点，我个人比较认可，至少当代诸多包括“女性作家”都没有耐心地去认真呈示出这个问题。
　　其次，如何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认为王方晨的处理也十分到位，即姐姐的视角、声音为主，来“插足”、介入妹妹的婚姻生活，承受着远距离负罪、牵挂、嘱托和近距离打量、参与、佑护的诸多繁杂的空间转切，交叉跑动。读来琐细却又绰约。当叙述人与翠莲的视角平行的时候，我们都掩盖不住开头大波大澜一语成谶的某种先机，也遮挡不了结尾风平浪静、顺其自然的余绪躁动。这也意味着，隐含叙事视角流露出的焦虑和翠莲的焦虑其实一样多。多多益善，多而不赘。
　　第三，讲述这个故事为何？秀荷逐渐痴愚的状态，真让人感觉晦暗的祥林嫂死魂复燃。而这一切都又包含在一个小物件上——毛主席像章。姚金岁所信奉的这个男权符咒，仅仅成为秀荷的依赖靠山和救命稻草，最后又从其口袋里掉出，俨然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反讽省略号。我认为王方晨潜在的叙事意图在于祛魅，他无意中就将俗世中人之丑恶和无信的心态呈露出来，打通了叙事层面与社会意义层的诸多共识、同步，从而具有了某种普遍性。
　　从叙事技法上，王方晨的小说注重细节。先看这一段：
　　翠莲随着往桌下扫一眼，见有几个发蔫的茄子和一绺老豆角。再打量一下屋子，四处摆的也都是秀荷在老家里用过的东西，那些结婚时置办的物件，好像一样没扔，都带了过来。
　　小说家必须对细节讲究雕凿，而这种雕凿的细活也最能看出小说家对生活的观察角度和提炼本领。茄子和豆角两种阴柔物件，在这里隐含的语义，恐怕与年老色衰、有心无力、遭受遗弃、气息奄奄相关。这又如同鲁迅对祥林嫂那根竹竿子的描述语言一样，令人过目不忘。祥林嫂绝对不会拄着拐杖或棍子。江浙一带，多的就是阴性竹竿子，且惟有经冻绽裂的竹竿子，才比坚硬的阳刚棍子更有立竿见影的画魂效果。
　　王方晨还注重以对话功能来推动叙事进程的推展。这篇小说大部分是由对话构成的，你可以忽略心理描写，也可以忽略外貌描写，更可以忽略环境描写。一旦你感觉只有对话才能凸显人的心理波动、才能显示人的性格、才能露出人的行为（言行一致或否）、才能修补男女性别鸿沟、才能酿造剧情演变时，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小说叙事的节奏一直在裹挟着人身不由己，防不胜防。
　　而正是这样，小说的诡秘力量才能伸展出来，漫溢出来，不知觉地就流荡着悲剧中常见的那种命运感。人的命运，其实无论女性也好，弱者也罢，不就是为对话构造成的么？对话，体现交往理性；对话，带有心理动机；对话建构障碍也疏通差异；对话决定人的地位和身份。悲剧本身是对话倾斜、断裂、错位、失效的结果，因为对话特别是男女、夫妻之间的对话，是人处身生活各场景状态中的基本表演仪式。
　　一旦失去对话意义，婚姻也就死了，灵魂也就死了，心死了，声音也死了。莲花焦愁、荷叶凋谢，自然也就是熄灭了两只联缀一起的水袖舞蹈甩脱出来的活力。水袖的绝舞曼妙，真不堪风霜刀剑严相逼啊。
　　《水袖》是在掘出那些埋在幽谧地下或陷于烟火中的黄脸瘦骨，并使之发出不平则鸣的啾啾之声。
　　王方晨《暗处之花》：恶之花如何盛开？
　　“暗处之花”，其实也是“恶之花”。何谓恶？即人性痼疾与精神枷锁。小说中，这人性痼疾与精神枷锁，却偏偏要负载于一个土名叫捡妮而学名叫珍妮的女知识分子（大学博士学历的女教师）身上，成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付出了弑父的冷血筹码。
　　用匪夷所思来形容王方晨的这个小说（《暗处之花》，《山花》2009年4期）也不为过。毕竟我们耳熟能详的忘本孩子的故事多矣，似乎皆与男性有关。且这男性忘本也大都与“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民俗谣曲相关：传统和乡村的血缘伦理一旦与城市、生存、贫富发生意义上的链接，难免会碰撞出一些情感火花，导致本来就关系紧张、位置偏颇的儿子家庭，因乡巴佬父母的意外出现，进而发生一些附着于婆媳关系或父子反目中的错位和离合。唯独王方晨例外，他偏要写一个绝色才女的忘本故事，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父无母、斩草除根的绝情传奇。实在是出乎我们俗常读者的阅读期待。
　　我要问的是，这“恶之花”真的会发生？抑或是这“恶”仅仅来自于王方晨的某些情绪而来，使得他大胆臆造虚设，敢于笔走偏锋，从而在并不富裕的小说主题丛林中，探求另一种可能？我们还是摘录几段来自本文的珍妮的言谈，从而窥测其言辞背后的隐含所指：
　　“你们是我的父母，我就该爱你们，是吗？”乔珍妮说。她短暂地笑了一下。“生我的就是我爱的，谁的定规？这是一定的，是吗？为什么不能不呢？是你们要的还是我要的？为什么我就不能要我的？如果我不要呢？你能不能回答我，父亲？这很简单。对我来说这很简单。但你如果能够回答我，我就跟你回去。”
　　这些话乍一听来，可谓大逆不道，不由会想到“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驴肚子里去了！”当年朱文《我爱美元》中，“我”跟父亲同样振振有词地谈论写作和性的问题时，那种震惊感是不是死灰复燃？《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的“我”从父亲旅馆出来二番回去后质问父亲为什么不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认为其语惊世骇俗？照时代语境转换和推移来揣摩，珍妮的这番话未尝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处世态度，一种比较现代的新人类生活伦理，开始在如珍妮这样的一代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其主宰性理念。它表征了一个纯粹自由的“自我”所要祛除的就是心理重负、血缘伦理和家园情结，就是被各种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文化规约而成的那个不堪重负“大我”。
　　这个“大我”如何而来？一言以蔽之，乡下人。乡下人处处“可怜”，珍妮认为，“只有可怜的人才做可怜的事，可怜的人才做好事。”正是这种本属正常的“可怜感”却让珍妮产生了心灵与自我的乖谬变异。
　　“为什么你们会让我觉得自己可怜？”她轻轻说，“为什么你们让人可怜？为什么可怜的人会是我的父母？我不甘心。”她摇摇头。“我当时就感到自己受了羞辱，极大的羞辱。可那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是你们，是你们的麦子，你们的棉花，你们的黄豆，你们的倭瓜大葱，是你们的土地，你们的棉袄棉裤，你们的家，那里的一切———是你们，让我感到自己……可怜。”
　　一切性情变异、事相突发的来龙去脉，由此也就有迹可循，顺理成章。乡下文化塑造成的邻里关系、处事态度、朴实人格，在遭遇都市“现代性”的冷漠文化之“羞辱”时，碰撞出了“可怜感”。它逼迫捡妮必须成为珍妮，使得珍妮只有弃绝父母之根、就要切断田园牧歌想象、惟有阻塞任何土地情缘，才能在断裂、破碎、迷惘的现代关系组合中重塑自我与身份认同。也正因此，她的任何举措言辞，也就有了悲剧意义。它不由得令人想到一百多年来的“进城故事”，那些个发生在美国德莱赛笔下的珍妮姑娘、嘉莉妹妹和中国曹禺之陈白露们的故事，依旧在小说家笔下衍生、拓展、播撒。
　　乔珍妮拒不回乡探母、拒不认乔兔子为父并将其推下楼梯摔死等等极端之恶，其实也是“乡下”之善与都市之恶碰撞间产生的个体悲剧。个体悲剧，即全人类的心灵悲剧。我认为，王方晨的这个小说并不仅仅凭借“城乡”结构来编缀人性善恶变异主题，而是通过对空间变换中各种物细节和小意象之隐喻意义的赋予、呈示，着力于对人物言谈隐含部分和心灵深处地带的勘探挖掘，从而逻辑严整地演绎出了珍妮善恶观偏转的“心灵辩证法”。
　　王方晨《乡村案件》：冰刀功夫
　　说余华骨头里全是冰碴子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当你读了王方晨的《乡村案件》（《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8月），你会感觉他的骨头缝里却排满了冰刀，真的粼粼生寒，不胜战栗。
　　王方晨的语言感觉真好。怎么说呢？不怪也不奇，不炫技也不藻饰，不克制也不率性，比海明威的冰山体更有味道。这味道纯粹是山东风格，是就着煎饼和本地老葱一股劲冲出来的，直顶得你鼻子火辣辣的，却又有说不出来的隽永韵味，可谓颊齿生香。
　　当代小说发展至今，逐渐远离了风景描写，岂不知真正的小说家就要来一点雨夹雪的夺目光感，你看王方晨的描述：
　　寒冬腊月， 水泼到地上，能“刷”一声冻成晶亮的冰舌头。家家院子里，都有这样的冰舌头。一层层摞起来，高的有半尺。
　　这不就是俺们家的冬天嘛。它完全是照着童年记忆的画面场景给原样不变地搬过来的，却没有一点儿赘述，肃杀极了。妙趣横生，境界浑出。如果你觉得我夸诞了，那么你再看这一段：
　　鱼塘很小，也就一亩见方，被枯黄的土岸挤压着，像是要从地里浮出来似的。鱼塘东、南两边是沙果林，北边是麦地，一座两间的茅草屋筑在南边，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鱼塘里冰很厚，闪着灰白的光，靠南的边上有几处凿冰的痕迹，七八片大鱼鳞散落在周围，像几枚纽扣。
　　这简直就是一幅细钢笔速写而成的取景，不由你联想到宋元人的寒山瘦水图。
　　我喜欢王方晨的这种描述，既能酿造一下叙事的氛围，又让人感觉到某种杀气逼人。当然故事也就在这种被精心调适好的语境中展开了一场案件的追溯。
　　你应当知道，当小说家选择了一种气候条件，也就选择了一种空间和色调，顺次也选择了某种叙述语态，其实也更选择了一种视角。王方晨的这个小说的文体架构，的确如同冰层一样，一层一层地套着，一层一层地剥离，混同烤鱼片的样式，真的令人感觉潮汐般的妙处。
　　冰层——烤鱼片——潮汐，其叙事裹挟的动感愈来愈让人感觉敞露，其实也越来越让人感觉憋闷，但最后憋足劲冒出头来所见到的则不过是出乎意料的一出事节，那么我们这些探出头的“鱼”是继续深潜下去，还是上岸来隔岸观火呢？
　　感觉诧异极了！
　　而这就是王方晨小说叙事的魅力。我称之为冰刀体。当然这种文体实在找不到别的语言来描述，因为它来自于我作为读者的性情所致毫不在乎，也可以说是夫子自道。因此，冰刀体也只能限于本文，而不关联其它。
　　冰刀体的叙述笔致就在上述我的品味中游刃有余地对着冰层，来完成对烤鱼片的咀嚼享受，并饱含着潮汐样的形式意味。你知道，村长老万的死不过是一个叙事因子，抑或是契机或玄机，而这个玄机本身就属于第一层冰块。他到底死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不断回旋地讲述他到底死在何处，也就是叙述人拿着冰刀掀开冰块引领我们找到他的尸骸，结果这冰块翻开即又被不断地冻住，并形成新的冰层套装。我们（叙述人和读者）越是用力，越是人多劲足，越是相互参与的讯息杂糅混响，那么原来覆盖老万的那一层冰只能结得越厚、越多、越结实，千年难融哪。这也如同他对老高媳妇被凌辱场景的二十年的不断讲述一样。每讲述一次，老万看似获得了鱼（欲），其实也是死了一回。死了二十年的一个灵魂，你可以想见他的身体躯壳应当如同圈圈年轮或者厚厚龟壳、密密蛇皮一样。
　　王方晨的这篇小说叙事的力度压得非常稳，非常悠游，非常有耐心，手艺活做出得也极其出色漂亮。读之，真有武林高手能以冰刀或竹叶来斩获你视觉的那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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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金庸小说，俗！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08-10-22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

    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多，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

    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

    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口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

    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睛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再读金庸就是《天龙八部》电视剧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无聊的晚上也看了几眼，尽管很难容忍从服装到道具到场景到打斗动作的糊弄和得过且过，有几天还是被剧情带着走了。金庸迷们也不满，说比小说差远了。电视剧糟蹋原作是有传统的，这话我也就信了，看到书店摆着这套书就买了，准备认真学习一下，别老让人说没看过人家东西就乱说话。

    这套书是7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吧？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

    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

    幸亏他前边还有个《水浒》，可以让他按着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图索骥，开场人物是什么脾气，以后永远都那样，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齐皈依佛门，认识上有一提高，这是人物吗？这是画片。

    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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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小说大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

    金先生大约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脸上苦苦贴金？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可能是我不懂，渴望正义也是大众娱乐的目的之一，但我觉得，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什么小说，通俗的、纯的都是人类自身的写照，荒诞也是因为人的荒诞在先，总要源自人体的一部分真实，也许是梦魇，也许是幻想，也许是病态，可能费解，但决不是空穴来风。只有一种小说跟这都不挨边，那就是坏小说，面儿上看着别提多实了，骨子里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说起来有名有姓，可一点人味儿没有。

    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

    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都说张艺谋的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

    我尽最大善意理解这件事也只能想到：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再一条，中国小说的通俗部确实太不发达，除了老金的武侠，其他悬疑、科幻、恐怖、言情都不值一提。通俗小说还应该说是小说家族的主食，馒头米饭那一类，顿顿得吃。金庸可算是“金馒头”了，一蒸一屉，十四屉，饭量再大也能混个饱。

    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我们自己的那些艺术家呢，莫非他们也在努力证明他们都是短命的？有时，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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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发现”——小说评论四篇
作者：李云雷    文章发于：左岸   

中国农村的“发现”

                        ——读《淋湿的翅膀》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这在很长时间里被一些作家奉为圭皋，但他们对“存在”往往是在个人主义或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特别注重对孤立的人的精神状态的描写，这是对人的一种抽象化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注重在人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人”，如果我们将之与昆德拉的话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拓宽我们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也可以拓宽我们对小说的理解。

      然而所谓“勘探”，不是按照某一种既定模式去描写，而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在某些评论家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对一切作品，他都可以用“全球化”，或者“后现代”、“后殖民”等一套术语来解释，但是一个作品除去这样的解释之外，如果没有不能用理论概括的新鲜的感觉、经验与美感，那么它就是失败的，相反一部优秀的作品则不仅可以经受不同理论的阐释，也可以其新鲜与独到，对理论提出补充、修正或挑战。

     读胡学文的小说，我便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他的小说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复杂而矛盾的，自然我们可以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来概括，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如果只是这样，我们只要看温铁军、贺雪峰、潘维、曹锦清等先生的著作就够了，没有必要再读小说，我们之所以要看小说，之所以要看胡学文的小说，就因为他不仅写出了“转型期的中国农村”，而且写出了其中的人——置身于特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人——及其内心微妙的感受。

     在《淋湿的翅膀》中，我们看到的是围绕艾叶展开的乡村故事，她与马新、杜智两个“男友”的关系，她与妈妈赵美红的关系，她与女友小如的故事，以及村长莫四、独眼婆的故事等，这些人物组成了艾叶的生活世界，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各自的故事也是独立的，但又通过艾叶扭结在一起，小说正是在这样网状的社会关系中描述了艾叶的“存在”，刻画出了这个农村少女的内心世界，也通过艾叶折射出了不同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从整体上勾勒出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小说写的是生活，而不是故事，如果说故事像一条小溪，其脉络与转折比较容易把握，那么生活则仿佛一条江河，其内部有很多涡流，不同涡流的相互冲击才最终决定河流的方向，而要将不同的涡流及其冲击准确地描摹出来则困难得多。

    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都是新鲜的，是对当下农村经验的敏锐捕捉。其中有对农村中旧式人物的刻画，比如赵美红让人想到赵树理的“小飞蛾”，莫四这样的村长也是常见的，但这些人物既然置身于新时代，也会有新的变化，赵美红最后积极参加维权，莫四苦恼于造纸厂与村民的矛盾，便是他们的新颖之处；对新的人物与新的人际关系的把握，更是这个小说的长处，艾叶与小如的关系，独眼婆与儿子的关系，都是市场经济在农村中引起的新变化，而在马新的“维权”中，既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有投机取巧的因素，最后则演化成了个人利益的交换，充分表现出了复杂性。正是这些复杂与新颖之处，显示出了作者独到的“发现”，这与那些想当然的底层写作区别开来，使“底层写作”获得了新的深度。

    这部小说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家乡的亲人，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农村，为此我要感谢胡学文。



                   艰难中的新生

                        ——读《豆选事件》





在“底层叙事”的文艺思潮中，曹征路既是代表性的作家，也是最为独特的作家，在那么多描写底层的作品中，他的小说总是与众不同，显示出了鲜明的个性。现在的“底层文学”，大多只是在渲染底层生活的悲惨无助，在此基础上抒发人道主义的同情，很多人只是将底层作为一个题材，却没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体验与思考，因而不少作品只是在低层次上重复，甚至出现了新的公式化、概念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底层叙事”毫无价值，任何文艺思潮都不乏跟风者，在中国尤其如此，但真正有追求的写作者总能既在潮流之中又超出潮流之外，曹征路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不少作家都写过乡村选举，但《豆选事件》却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小说着重描写选举过程中村民对恶势力的反抗，写出了这一事件中不同人的心态。方继仁是个敢怒不敢言的农民，在他身上存在着农民几千年来“精神奴役的创伤”，面对村长方国栋一家的无理欺压，他一直退缩着、沉默着、隐忍着，甚至鼓励与默许妻子与方国栋的哥哥、乡长方国梁私通，以换取对自己较为有利的生存环境，当堂弟方继武鼓动他起来竞选村长时，他不仅自己退缩，也劝他们不要拿鸡蛋碰石头，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对村干部的欺压是很不满的，但他的不满只停留在内心，而没有表现在行动上，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与盘根错节的关系，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不仅不可能改变现实的社会状况，反而会为他们个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一种典型的想法，大多农民在面对欺压时都会选择“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在方继仁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旧式农民”懦弱、自私、胆小怕事的心理，这是鲁迅与高晓声笔下“国民性”的代表，但这种心理并不是农民特有的，也不是天生如此，其形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教训，是在无数次的侮辱与欺凌中逐渐形成的。要打破这样的心理状态，不仅需要政治上翻身，也需要思想上的“翻心”。

方继武就是这样一个“翻心”的带头人，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新人”，他勇于反抗，勇于追求民主、公平与正义，他在精神上是解放的，不像方继仁那样因袭着历史的负担，他组织护地队，反对村长随意卖地，也积极准备参加竞选，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些“小字辈”的年轻人，他们肯思考，敢于维护自身的权利。面对村长的欺压，他们选择了反抗，选择了组织起来，这是“弱者的武器”，是改变现实的唯一途径。这是一种新的农民，如果说方继仁的存在显示了农村现实的复杂与几千年历史的重负，那么方继仁的出现则代表了农村的新希望，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不仅改变着农村的现实，也在同时改变着自身的性格，他们不再是懦弱、自私、退缩的“农民”，而是在现实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崭新的性格，在历史中创造着农民的新“本质”，正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一样，他们是一种全新的农民，代表着时代的步伐，但与《创业史》等小说不同，曹征路充分认识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所以《豆选事件》并没有对农村进行诗意化与简单化的描述，也没有将方继武这个“新人”加以拔高，而是既写出了现实的复杂性（这不同于《创业史》等50—70年代的经典作品），也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这不同于当下的“底层小说”），曹征路不仅认识到了改变现实的艰难，也认识到了改变现实的必要与途径，这是《豆选事件》的成功之处，在小说的结尾处，方继武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为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光明的前景。

方继仁的妻子菊子，介于方继仁与方继武之间，是一个从逆来顺受转而反抗的典型，这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村女性，为了家庭环境的改善，曾经被迫“献身”于方国梁，但她的内心隐藏着人性的尊严与美好的记忆，她从屈辱的现实中逐渐觉醒，对丈夫方继仁的退缩从顺从到不满，对方继武的反抗从同情到参与，这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爆发出了生命的活力，在小说的最后，她将自己吊死在了方国梁的门前，促使选举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她唯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但不同的是第一次“献身”是屈辱与退缩中的无奈之举，而最后的“献身”，则是觉醒之后的选择，她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击打着人们的良知，敲打着公平、正义的历史大门。这一悲剧性的举动，写下了农村民主化进程中惨烈的一页，在她身上，铭刻着历史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选举的结果是方继仁这个“乡人大代表”当选，这是一个平衡的结果，出了问题的方国栋不可能再继任，“闹事”的方继武当然不可能为乡里相中，菊子的死唤起了村民的同情，于是方继仁这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便走到了前台，在这里体现出了当下农村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还不止如此，方继仁的爷爷方大勤，这个腰里带着粮库的钥匙而饿死在家门口的村支书，联系着村庄对集体化的记忆，显示了历史上的合作精神对当下的影响；“豆选”是乡书记年大安的一个试点，这位考察过韩国、美国选举而对延安时期的“豆选”情有独衷的人物，体现了理论与历史经验面对现实时的困境；而最值得深思的是小说最后方继仁的心理活动，“他记起来，大武子是讲过的，他说不定什么时候豆选，他还要家来，还来捣乱，叫你坐不稳，叫你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出错，汗毛凛凛。又一想，老子又没做错什么事啊？老子不贪不腐的，老子怕你个鸟啊。”这一段话看似简单，却暗示了历史反复的可能性，曹征路没有将方继仁的当选简单地看作是一场胜利，而是看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危机，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同时他仍对历史的进步保持乐观，尽管悲剧有可能重演，但毕竟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遏制的。正是在以上多重复杂性中写出了新生的力量，曹征路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艰难，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消失的不仅是父亲

                      ——读《父亲还在渔隐街》





      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发人深省，这是一部好小说，它不仅蕴涵丰富，而且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它引入了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但并非为叙述而叙述，而是以这一方式强化了对现实的描述，达到了一般现实主义小说难以达到的深度，同时在语言上保持了细致朴素的质地，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小说以寻找“父亲”开始，“寻找父亲”是小说的一条主线，在这里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城乡之间的缝隙，“父亲”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最初在渔隐街做剃头匠，但娟子和她的母亲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只有从他寄来的钱才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这里所阻隔他们的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而且也有农村与城市的不同生活方式，可以说，“父亲”在城市里消失之前，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对于留守在农村的他们来说，“父亲”已经在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城市）了，而“父亲”在城市里的消失，不过是对他们更进一步的疏离，是不确定之上的另一重不确定。

当娟子考上大学，到城市里来寻找父亲时，她所凭借的只有“渔隐街”这个符号，但是现实中的渔隐街已经消失了，它变成了“现代大道”，在这里阻隔的他们也不只是时间，也有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不仅父亲消失了，“渔隐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也消失了，正如范小青所说，“渔，渔耕，代表过去、代表传统、农业社会”，这个与农业社会与传统密切相连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娟子站在陌生的“现代大道”上，寻找着消失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父亲。

“父亲”，在小说中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符号。就前者来说，他是一个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消失有几种可能性，一是在城市里发达后重新成了家，抛弃了农村的家；二是在城市里混得不好，怕给家里增加负担，不再与家人联系；三是在城市里发生了某种“奇遇”，不方便或者不愿意再与家里联系了。这几种可能性在小说中都有暗示，但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这几种消失的方式不仅表现出了农民工进城的命运，也凸现出了“进城”这一事件对传统伦理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进城”不只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更是一个精神事件，是一个改变他们生活与命运的大事，而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他们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父亲”与“丈夫”，是不可替代的生活中的亲人，他们的消失无疑是对他们一种极大的伤害，小说写出了这种伤害的深度与强度，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将这个小说视为描写底层人精神困窘的作品。

但又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符号”，父亲是与权威联系在一起的，父亲的消失，象征着根的消失、“父法”的消失、“传统”的消失，隐身的父亲只以汇款的方式出现，也显示了作为“精神”的父亲的消失，而只以物质或金钱的方式存在，在这里隐含了现代社会根本性的焦虑，那就是权威、传统伦理或生活意义的消失。小说的结尾处，我们发现不仅娟子在寻找父亲，还有更多的人也在寻找父亲，“娟子没有想到，她从寻找自己的父亲开始，结果发现了一个令她惊愕的事实，并不是只有她的父亲隐去了，许许多多的父亲都离开了他们的亲人，他们都在城市里消失了。”他们不仅失去了父亲，而且迷失了自己，迷失在现代生活的迷宫中，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写出了“现代人”普遍的迷惘之感。

正是将“底层”的困窘和“现代人”的迷惘结合在了一起，使小说具有了层次感与丰富的意蕴，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其主题，而只能从小说扑朔迷离的氛围与委婉的语调去触摸、去感受，而这或许正是好小说所给予我们的。小说的标题 “父亲还在渔隐街”，将一个消失的人与一个消失的地名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强调“消失”，而强调“还在”，这让我们看到了娟子以及作者内心的坚持，她并不相信父亲真的消失了，所以才会一再寻找，这显示了她超越现实与精神困境的一种努力，也使整个小说在阴郁中透露出些许明亮的色彩。

在叙述上，小说采用了一种迷宫式的方式，我们伴随着主人公娟子一起寻找“父亲”，很多次我们以为靠近了他，但作者又宕开笔墨，将我们引入新的陌生之中，一次次寻找，却仿佛离“父亲”越来越远，这使小说具有一种荒诞的、不确定的现代感，这是范小青近来在短篇小说中常用的叙述方式，在《我的朋友胡三乔》、《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中都有较为出色的运用，但这一次，她将之运用在寻找消失的农民工“父亲”这一题材上，便获得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意蕴，从而突破了她在《城乡简史》这个同样描述农民工命运的小说艺术上的干涩与直白，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这可以说是她将“底层写作”与“先锋小说”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这篇小说为“底层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让我们看到底层叙事可以以细致温婉的语言以及现代主义式的艺术方式加以表现，而不一定是粗糙、简单或公式化的，也不一定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它也为“先锋小说”提供了现实关怀的途径，“先锋小说”不应只局限于形式以及内心世界的探索，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灵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与艺术视野更加开阔。



             “新乡土小说”新在何处？

                  ——读郑小驴的《故乡欢歌》

      今年年初，北京的《十月》推出了“新农村题材小说”联展，广东的《佛山文艺》推出了“新乡土小说”栏目，一南一北两个杂志都对农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推出了一些优秀作品，这表明文学杂志与作家的目光开始转向底层、转向内部，开始关注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是很值得欣喜的现象。

那么“新农村”、“新乡土”小说，新在何处呢？

“乡土文学”最早来自鲁迅先生，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后来也有人将所有关于农村的小说，都说成是“乡土小说”，这虽无不可，但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不确切的。“乡土小说”往往以回忆的笔调描绘童年与故乡，虽然不无优美，但在写作主体与“乡土”之间，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农村题材”的说法，来自建国后对文学题材的划分，是与“城市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相对应的，其好处在于将农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部门加以强调，缺点则在于划分过于简单、机械，忽略了文学的灵活性。

现在我们倡导“新农村”或“新乡土”小说，应当继承以上两类小说的优点与长处，并在其基础上加以融会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小驴的《回家欢歌》值得关注，如果说以往“乡土小说”写的是记忆中的乡村，那么《回家欢歌》写的则是现实中的农村，是现实中人的真实生活与真实情感，是“活的中国”。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写同村的少斌在工地上受了重伤，张老板让“我”回乡跟少斌的父亲捎信，以五万元钱私了。小说重点描写“我”回家的感受，其中一些细节分外动人，比如九岁的儿子东东最初见到“我”时陌生、羞怯的样子，以及后来他骄傲地骑着我在村里四处炫耀“你们没有爸爸，就我有爸爸！”的情景，读来令人心酸。这里对儿童的心理有着细腻入微的把握，非亲历者不能道出，即使亲历过的人，能抓住这样典型的细节刻画孩子的内心世界，也需要相当的功力。这两个片段充分表现出当下农村中大量“留守儿童”对亲情的陌生与渴望，也说明了现代化过程中正常伦理关系的扭曲，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古代虽也有“儿童相见不相识”，但却不是出现在父子之间，也不如这些描写所显示得那么辛酸、痛苦与无奈，而这便是所谓“发展”带来的恶果。

“发展”如果只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那么必然会给农村带来巨大的伤害，这篇小说也触及到了其他方面：出去的人“在城里做事，如遇天灾人祸，就如死了一只蚂蚁一样”，而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与儿童，家庭分崩离析，整个农村处于一种荒芜、衰败的状态。如果“发展”以此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发展是不人道的，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农村、农民与农业是中国的根本，“本固而邦宁”，如果“根本”发生了动摇，将威胁着整个中国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这篇小说对现实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也控诉着扭曲的“发展”，呼唤着新型的“发展”观念，如果农村能与城市一起发展，如果政治、文化能与经济一起发展，如果发展能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带来益处，那将是多么好啊！

小说的不足在于平铺直叙过多，也没有围绕中心事件做更为深入的挖掘，但作者真诚的写作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乡村在“遥远的湘西，一个偏远穷困的大山沟里”，湘西这个地方因沈从文的作品而为人熟知，在一些推崇者看来是一个风景优美、民风醇厚、充满野趣的地方，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人间乐土，已经被“神话”化了，而这部小说却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湘西，尽管它在艺术上还有不少瑕疵，至少可以破除沈从文式的幻想与美化，让我们睁眼看一看活的农村，“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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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妙写“巧”字文章　

　——浅评朱晓琳的中篇小说《五星门童》

　　青草茂

　　作家朱晓琳发表在２００９年第９期《小说界》的中篇小说《五星门童》，叙述文字非常朴实无华，故事情节也很平常，可谓平平淡淡才是真。全篇讲述了某名牌大学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崔小栋、祁刚还有小栋的同学与女友程欣欣一块去日本人开的五星级樱花大酒店当实习门童的事。然而，作家却能着意妙写“巧”字文章，于平朴中写出不凡，于平淡中显出奇巧，笔墨酣畅的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灵巧，情节变化的奇巧，构思立意的新巧。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
　　小说是以崔小栋的家庭生活和酒店工作为主要情节展开的。他一当上门童，家里人的态度立马两派分明。这也是很正常的！外婆听说外孙替人看大门，心里就很不平衡；而离休的外公觉得这事很正常，“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大学生怎么就不能去看大门呢？”而小栋的爷爷倒感到高兴，因为他年轻时也曾当过几天的门童，并且教他当好门童的一些小窍门。他去当门童，一下子就使家里人对他“横看成岭侧成峰”，让这件平常事显出不平常来。崔小栋毕竟是名牌大学生，他善于观察，头脑又非常的活络，很快就摸清了“门道”，并竭力处理好相关的人事关系。在很平常的“伺候”中外客人的工作中，显出了他热情、灵巧的性格。为了让同学祁刚与自己一起当班，他拿两包“熊猫”与“中华”的好烟“孝敬”带班的劳班长，立即得到了头头喜欢，夸他“懂规矩还不是书呆子，早晚能当个好门童”。他凭这心劲，几天功夫就打开了局面。他还想法协调女友与领班克里斯蒂娜的关系，略施小计就搞掂了。其实她是中国人，但叫个洋名，并是个“剩女”，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程欣欣为了尊重她称她阿姨。而女人是最怕老的。崔小栋深知她的心理，他特地叫她“阿姐”。她夸道：“小崔你比你女友聪明多了”。他赚小费也非常的灵巧。门童为客人提行李上楼送进房间，客人一般都要给小费的。刚开始。劳班长见有人进房就借故将崔小栋、祁刚支开。他在爷爷的“点拨”下，与劳班长较上了劲。赚的小费比劳班长还多。同时，崔小栋的灵巧心劲还表现在很巧妙的处理克里斯蒂娜与酒店总裁横田龟亮的不正常男女关系上。一天早上他去楼上房间送报纸，见她从总裁房间走出来，他赶紧躲在一边。她这时也看到了放在楼道旁的报纸而没见到人。吃午饭时，她格外管照程欣欣，将自己的一份冰激棱给她吃，又夹两只大对虾给崔小栋。又转弯抹角地问早上哪个门童到楼上送报纸。但崔小栋故作一脸茫然，几句话就给搪塞了过去。让这个老女人非常的放心和欢心。从而更喜欢崔小栋和他的女友了。
　　小说在平朴的叙述中，还显示出很奇巧的情节。台商林先生在酒店里包了个房间，有次他给了崔小栋一百元的小费，问他在上海哪里可以找到漂亮的小姐。他一听就明白这是个老色鬼。但拿了人家的手软啊，就随便应付了下林先生。几天后林先生常常带小女孩回酒店过夜。还有一些小女孩独自来找林先生，崔小栋就让她们在底楼等候。第二天林先生便付小费给他。不久林先生的妻子也来到了酒店。并向小栋打听老公有没有带别的女孩来过酒店。这使如今看来很平常的事陡生波澜。按说小栋是最清楚这事的，但他心明口紧，不想挑起“战火”，同样很巧妙的敷衍了过去。林先生的妻子走时还悄悄请他替她盯紧她老公。这事就显得很可笑。正是崔小栋“刀切豆腐两面光”，在双边周旋中透出机灵，又在处理这件“臭事”中显出高明，双方都很高兴和满意。
　　还有一件事，使原本很平常的情节。一下就显出刀光剑影来，让读者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上。有一天一个男子开辆“奔弛”来酒店大门口，说进去接一个人，并给了二十元小费祁刚，几分钟出来后他就喊道，说车子给划了道痕迹。这可赔不起啊！，也难说清楚，祁刚一直站在车边的。崔小栋赶来看了下说，酒店二十四小时有录像监控，调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结果录像显示没人动他的车，他只好走人。可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这人又开车来了，说是要开一个会议在酒店预订会议室和豪华客房。他去会议室等处看了看，又借机将当班的程欣欣“调虎离山”。这个过程也是很平常的。然而当程欣欣回到会议室后，却发现镇店之宝：一幅著名画家画的油画不翼而飞。这可是不寻常的事啊！警方调出录像分析研究后，觉得与前几天来的那辆“奔驰”，全是窃贼事先设计好的踩点行动。崔小栋的机灵劲这时又显露出来，他对警方说，其中有一个人借用过他的手机，有作案人的指纹。最后凭这很关键的一点破了案。日方总裁宣布嘉奖崔小栋和祁刚，并表示，若他二人将来有意正式来樱花大酒店工作，可以成为终身员工。这可以说是对崔小栋的机灵劲的最好回报。
　　小说的叙述和情节就像一条缓缓的溪水样，没有任何的波浪和曲折，但溪水一旦碰上石头也会激起耀眼的浪花，特别是溪水悬空而下的时候，同样会成为一道靓丽的令人惊叹的瀑布。小说的情节到了这里正是有着这样波澜四起的扣人惊险。可以说是平中见奇，让读者过目不忘。
　　作家在婉婉的叙说中，还倾心表达出新巧的立意与主旨。意犹文之帅也。小说全篇都是写崔小栋、祁刚和程欣欣三个大学生在酒店当实习门童的事，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当门童，而是在三个月的时间内积极主动的学习宝贵的社会经验，为今后的人生走好夯实的第一步，并为日后找工作积累实战经验。可是，命运并不总是垂青于他们，半年后，当他们大学毕生时，却遇上了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大公司裁员，中小企业倒闭，许多大学生都使出浑身解数去拼找饭碗——这就是崔小栋他们面对的无情现实。他们连着参加许多大型招聘会，背包里还背着平日很用功考得的各种证书，但都无功而返。怎么办呢？崔小栋等人最后商量还是回樱花大酒店当门童，从最基层干起。毕竟就业要紧啊！何况由于他们曾经的出色表现，可以成为终身正式员工的。这是很无奈的也是很明智的选择，再一次宣示出崔小栋的灵巧心劲。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家很敏锐地描写大学生就业这个很敏感的主题，将这三个大学生的实习过程和择业之举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令人鼓舞的事。而且是放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来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从而也更加彰显了小说鲜明的立意主旨的新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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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生命的狂歌与失重
　　近些年来，“民间”，一直是当代文学写作注视和表现的重要视域，也是理论探讨的焦点和热点。从早些时候陈思和提出的“民间的沉浮”、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到近年被大力倡导的“底层写作”，“民间”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各自独特的品性在当代持续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空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民间显然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和叙事选择、叙事方式。“民间”使当代作家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也体现了文学写作传统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和历史再生性。尤其值得我们欣慰地是，对“民间”的注视与挖掘正在成为更年轻一代有潜质作家的写作生长点和支撑点，他们正在以充满激情的写作，表达着浓郁而强烈的本土体验，表现、阐释着坚实的乡土中国内涵和形态，使当代汉语写作在民间这一文化流脉得以承传和延续。我觉得，在当下这个世情喧嚣、人心浮躁的“转型”时期，一个作家将自己的审美目光、想象和笔触深入到乡土世界，以一种民间的情怀去看待、发现历史的朴素、丰富和复杂，显示出生命的自然状貌，努力地寻找另一种真实，这不仅是一种有责任感的写作立场和姿态，更是一种具有文化感的宽广胸怀，以此成为写作不竭的叙述动力，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萨娜的中篇小说《黑水民谣》（载《钟山》2008年第3期），就是这样一篇表现民间生命活力和存在形态的优秀之作。我感到，这是一篇极富个性的小说，它的出现，原本就不是为了提供某种历史或现实的某种见证，猜测或否定，它完全是作家与民间的一次平等的对话，是对民间的一次深情的发现。小说在试图呈现民间意义的同时，毫不掩饰地剥离掉我们以往的观念形态中的民间世界，而且，其对历史进行“原生态”的还原，竭力地展示出了民间的宽厚，粗糙、人性困扰和生命欲望。
　　与许多小说不同，《黑水民谣》在近六万字的篇幅里虽然尽情地铺排、演绎生命的悲与喜，情感的痛与伤，人性的扭变和乖张，世态的炎凉和惨烈，但是，透过小说戏剧性的表象世界，小说叙述的本质性目标却直指民间生命的生死歌哭和俗世生活的不同凡响。我感到，小说的叙述异常的自由和洒脱，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已然不仅仅是兰妮、马翠翠、洪发、胡龙青、大臭、二臭、周福旺、天秋这些鲜活、具体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命运场景，传神的故事，在看似柔韧的叙述背后，蕴涵的却是一个丰盈饱满、寓意纷呈、感性而荒诞、既抒情又富于哲理内蕴的“民间形象”。这个“民间形象”，显然没有任何理念的支配和控制，也没有对形式或技术的刻意谋划，更无追寻历史和生命“本质”的负担。因此，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性分析和任何概括性描述就显得徒劳或牵强。小说似乎有意地模糊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在所营构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中，作者以一种非历史化的叙述观念，使小说把艺术表现发挥到某种极致，从而将人的存在困境和悖论推向极端，也将人物的心理引向极端，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与神奇、传奇与荒诞一起构成了民间价值的复杂性。
　　小说的叙事选择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叙述主要围绕马翠翠和兰妮、大臭、二臭一家的命运沉浮展开。从故事的形态上看，《黑水民谣》的叙事时间跨度虽然短，但仍算是一部家族小说，整部作品演绎一个家族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刀光火影。一个家族的兴旺、破败和毁损，充溢着黑水人毫无顾忌的原始生命力，人心和人性被刻画、书写得淋漓尽致。小说尽管没有十分明确的贯穿性的叙事视点，看上去松散随意，善于变化腾挪，大起大落，不拘章法。叙述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焦点，但恰恰是这种没有“主视角”的叙事，给这种“荒野”般的民间声音、民间话语和民间生命提供了自由呈现的机会。
　　小说没有在故事层面上滑行，叙事走向不断地向人物内心探询和挺进，直逼民间生命存在的真相。小说不仅以“死亡”作为叙述的开始和结局，而且“死亡”成为展扬、诠释生命存在形态与力量的叙事线索。生命在这里仿佛一曲曲令人震颤的狂歌，字里行间都穿透出黑水人不可遏制的旺盛的力量。周百岁的神秘死亡带有宿命般的意味；土匪天秋血洗黑水屯，马翠翠凛然赴死的坚定和从容，凸现出北方女性宁折不弯的不屈性格；胡八面对天秋枪口的英雄大义，会让我们对一个穷苦农民瞬间迸发出的无畏肃然起敬；二臭在经历漫长的隐忍之后，向胡龙青致命的搏击，使我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了惨烈倒下的二臭最接近大地的生命的呼吸，看见了民间理想的、张扬的、积极的、新生力量的崛起。在乡村民间既有的秩序和格局中，既隐藏着骚动不安的情绪和生命冲动，也蕴蓄着乡村世界即将毁灭的清醒的愤怒，并且预示出人生虚幻无常的隐约的预感。我们感到了生命的轻与重、悲与喜，苦难的渊薮，灵魂的罪与罚，在乡村世界的生长与绵延。
　　我们还看到，兰妮被胡龙青的肆意强暴，最终不仅没有一个公正的判决或惩处，竟然会使马翠翠萌生将兰妮嫁给胡龙青的念头；洪发和马翠翠有违伦理的混乱的性爱和恋情，警察所罗所长对于兰妮的胁迫和占有，都体现出乡村世界对女性的漠视和鄙视；土匪天秋的猖獗和为所欲为给乡村制造的苦难，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揭示了乡村世界的无序以及纯朴民风的愚顽不羁。显然，作者没有回避民间先天的“藏污纳垢”性，没有简单地表现乡土民间的愚昧甚至野蛮，也没有简单地以真假、善恶、美丑标准来规定人物存在的理由，而是正视了它的存在，在表现他们生命的狂野性、积极冲动的同时也表达了民间生命的失重和某种脆弱性，包括无法整饬的蒙昧和糟粕。小说还正视乡土境遇中恒久的“心物平衡”的自足的精神特征，这使他们缺少对文明世界的向往，更鲜有内心对美好生活状态的憧憬。这也就呈示给我们一个真实、完整的乡村世界，也才让我们触摸到一个真实可感、丰盈的民间。
　　在很多人看来，民间似乎是远离诗性的，因此，其间的动人与美好常常被叙述所抽空和忽略。《黑水民谣》虽然无意构建乡村的诗意，没有对民间存在的轻易否定，也不想渲染任何“宏大”的主旨，但“黑水村”人内心的隐秘和内心隐痛，个人性的感受，民间生活的边边角角，丝丝缕缕，被细腻入微地摹写，略具写实意味的文字里弥散着作者对民间、乡土的独特感受。我们会感到，小说不经意间提取出与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道德伦理范畴，在东北乡村的风土氛围当中，发掘人情、人性内在的骨感和精神质地，小说并不张扬的文字句式，舒缓从容的叙事节奏，真切而又含蓄地表现民间生活。无论是白描还是叙述，既透露出简洁、明朗的抒情姿态，也难掩作者审美感受上的浑沌品质。马翠翠与洪发暧昧、不乏真情的欲望和激情，马翠翠与黑水屯男人们的不即不离，以及她面对死亡的慷慨从容、凛然赴死，兰妮对生活的单纯、坚韧、承担和对爱情的朦胧憧憬，洪少爷的执着和坦诚，都给晦暗、古旧、麻木、浑噩、散漫的乡村添加了牧歌般的情致、飘忽不定的诗情以及能够震撼灵魂的力量。《黑水民谣》像是一曲哀婉而痛楚、冲动而惨烈、无奈而缠绵的歌谣，起起伏伏，跌宕涌动。这里不但有民间世界的斑驳陆离，还有这篇小说文本本身异乎寻常的朴实和智慧。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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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评论三篇

□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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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

——读邓宏顺的《饭事》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不过是一顿饭的事，不过是一顿饭没有请一个人的事，但“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件小事在不断的激荡之中，竟然成了一件大事，使请客者在多年之后陷于囹圄。小说的主人公国土局长陈一归请客，没有请马市长，马市长产生了怀疑，以为他拉帮结派争夺权力，于是他为保权力决定先下手为强，要“七擒孟获”制服他，两个人的现实争斗，又与过去的私人恩怨、人事变化与上级领导的干预结合起来，使一篇小说摇曳生姿，充满了变数。到最后，陈一归没有顶住市长的压力败下阵来，绞金尽脑汁想办法弥补以前的过错，决定向市长送一件礼物，但市长却误会了他服软的表示，以为他要给自己下套子，于是将他的行为举报，让检察机关介入。他本来只是想压他一下，没想到陈一归竟然招出了一些，于是便不能不被处理，而他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竟然自杀了。

这篇小说关注的是小事如何变成了大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心态以及他们的“较量”，说是“较量”，也并不全是较量，双方都不乏和解的善意与沟通的愿望，但在相互提防、戒备的状态下，即使有这样的愿望，最终也在相互隔膜、彼此不信任之中陷入僵局，尽管如此，小说对善意与和解的描写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也写出了官场生活中的“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小说对人物细腻心态的发掘，比小说中的结局更加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场”的逻辑，而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相对于其他“官场小说”的独特之处。

《饭事》中的人物，都不是简单的坏人，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请客的陈一归是出于不想暴露自己的“资源”的想法而没有请市长，马市长（后来的马书记）则是出于“七擒孟获”把陈一归制服的想法而给他下了绊子，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都是暗藏玄机，而在他们不断的误会与较量之中，事情的发展也出乎他们的意料，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导致了最终的结局，这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官场的“生态”所必然要达到的结果，而小说的叙事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生活、官场逻辑结合起来，达到了一种诡异的艺术效果，从而也让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种生活逻辑对人性的扭曲，以及置身于其中的险恶。

小说中另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陈一归对待自己所交代的受贿行为的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显规则与“潜规则”相互交织的复杂之处，在他看来，他那点事根本不算什么，甚至可以说是清白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与现在反腐败案件中动辄上亿的数目相比，他的“十多万元”确实并不多，连马书记都说，“如果把这些有权有钱的局里的一把手随便扳倒一个，盘根错节都挖出来，查一查，你说谁能比老陈的问题小？”——然而这里的清白，只是潜规则中的清白，在“显规则”中，即使“十多万”，那仍是出了问题，正如办案人员对马书记说的，“你真是个实在人，你这些话也都是摸着良心说的。不过，没有挖出是一回事，挖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一归之死表面上在于与马市长“斗法”失败，而更深的原因则在于“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在于他将潜规则与显规则混淆在了一起。在没有出事之前，他可以是“先进代表”，是局里难得的人才，而一旦他交代了某些事实，即使这些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显规则”中则触犯了法律，——他之所以自杀，乃在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在吞服老鼠药之前想得很简单：无论如何自己不能让人以行贿罪送进监狱去，因为他始终认定自己不愧为当代廉政的典型！”

一个自以为廉政的典型被以受贿罪判刑，这是这篇小说的戏剧性之所在，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吊诡之处，是显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之处。在这样的官场逻辑中，只要“挖”，那么任何官员都不会没有问题，这或许也是有人将官员与矿工、三陪小姐等一起列为“高危职业”的原因吧，而这一现象当然是不合理的，无论是对社会现实来说，还是对官员自身而言，而要转变，只能从对“潜规则”的反思与改变入手。





“潜规则”的洞察与拒绝

——读张笑天的《VISA卡悬疑》

                                                



张笑天的小说《VISA卡悬疑》，向我们揭示了官场的一种新的潜规则：彭局长和纪检组长老许出国，带了林场场长“我”这个“土包子开洋荤”，“我”本来以为是一件好事，没想到却是让“我”去为他们买单，这对别人来说是个进贡的好机会，“我”也想抓住这一靠近领导的契机，但没想到领导的胃口越来越大，“我”从积极到消极，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领导无限透支的VISA卡偷出来扔掉了事。小说以一种幽默诙谐的笔法，紧紧贴住“我”心情的变化，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写出了对这一潜规则的洞察与拒绝。

让下属为自己的非正常消费买单，这一潜规则似乎是常见的，但将之娴熟地运用到国外，在一个小地方却并不是常有的事。对于“我”来说，能够跟局长出国考察，成为他所带的两个成员之一，这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同时“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紧紧抓住机会，靠近领导，从中谋取个人的好处；二是消极应对，不当领导的“钱罐子”，而这则面临着得罪领导的危险。小说中“我”一开始是想做第一种选择的，但伴随着领导狮子大张口，越来越让人胆战心惊，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办法，而偷出VISA卡这一冒险的举动，只是在万般无奈中的选择。在这里，“我”一开始的选择是合情合理的，作者也没有将之塑造成不食人间的人物，而是切实捕捉住了“小人物”的一般心态，也正是这一迎合的愿望以及迎合的不可能，更加反衬出彭局长的贪得无厌，小说将他在国外购物时的从容、坦然表现得越自然，越能让人们认识到这一人物的丑陋面目，而将“我”内心的矛盾、惶惑、尴尬表达得越充分，也就越能让人看到在潜规则中“小人物”的处境，小说在这两点上都有极为出色的描写，二者的对比让人们对这一畸形现象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在小说的进展中，还穿插了行前买相机、与姐夫的谈话等内容，这些穿插从不同侧面为我们勾勒出了潜规则的运行方式，既是高潮前的一个铺垫，也使整篇小说更加丰富，让我们对其生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尤其是姐夫的谈话，揭示出这一规则背后的内在逻辑，“领导出国，你出点血，又好走帐，不正是报效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实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信不着的人，你上赶着给他送一座金山去，人家还不敢要呢，谁知道你是不是给人家下套？”在当前不少的“官场小说”中，也揭露了种种类似的潜规则，但面对这一规则，有的小说强调主人公的彷徨无奈，有的人物则融入了其中，而这篇小说则以一种巧妙的结尾，将这一矛盾加以化解，同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与爱憎。

有人指出，在当前的中国，贪官、奸商与“无良学者”已经构成了一种“铁三角”，他们相互勾结，形成了一种垄断性的力量，极大地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而小说中的彭局长，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行贪污之实，像这样隐形的贪污比公开的贪污更加难以辨识，也更具危险性。面对来自上级的威逼利诱，小人物似乎只能逆来顺受，进行消极的反抗，像小说中的“我”一样。但正如《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所指出的，“小人物”的消极反抗也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对“潜规则”及其内在逻辑的拒绝，只要对这种逻辑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反抗的意识，那么整个社会还有希望，一旦有适当的时机与坚决的措施，社会就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更可怕的是小人物完全认同了这一逻辑，泯灭了反抗意识而融入其中，那么社会就丧失了改变的内在动力，必然会深陷在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逻辑中，所以当我们看到“我”扔掉了那张VISA卡，应该为小人物的智慧而感到庆幸，这是“弱者的武器”，是小人物的反抗方式。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整篇小说语言幽默、叙述自然，对人物的心理有着细腻的刻画，但总体上似乎有些单薄，更加近似于一种速写，这对于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但至少他所讲述的故事和提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人情练达即文章

——读孙建邦的《县委书记失踪了》



   

《县委书记失踪了》是孙建邦的处女作，但出手不凡，是一篇好小说，在《北京文学》随附的评论中，白连春先生认为小说的成功在于“技术”，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赵毅豪这个好县委书记的形象”，在于作者“几十年来对人生的思考”。白先生所说的虽然不无道理（尤其是最后一点），但却不够准确与清晰，因而值得再做辨析。

这篇小说写的是，县委书记赵毅豪从周五下午自己开车离开后，三四天一直没有露面，他的司机、家人和县长等人一直联系不上，因此在县城内引起了种种猜测、流言，有的认为他被双规了，有的认为他被绑架了，有的认为他携款带小蜜出境了，到最后真相大白，原来他在邻县帮助警察时，被歹徒刺伤而昏迷了。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篇写人的“小说”，其成功也不在于塑造了一个好县委书记的形象，而在于作者描绘出了不同人物在“县委书记失踪”这一事件中的心态，这是作者描绘的重点，也是小说中最为精彩之处。在小说的十个小节中，每节以一个人物自述的形式表现，这些人物有信访局的老钱、宣传部的秘书小李、宣传部的周部长、乡长、县长、退休的老县长等等，作者抓住了他们的心态、个性、官职以及说话场合的不同，以惟妙惟肖的语言刻画出了他们的形象，比如其中第8节以县长的口吻叙述，他分别与县委书记的小付和公安局黄局长谈话，他在与小付的谈话中是那么深明大义，在与老黄的谈话中又表现得那么老谋深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不同侧面，其间的转折是一句“老黄，毅豪失踪个毬啦！”，最能见出他的心态。第7节，是两个都当乡长的老同学在喝酒，小说结合喝酒的过程描绘了他们的心态，从一开始清醒到最后喝醉，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语言，小说其他各节的口述也都各具个性，如秘书小李的小心谨慎、老县长的愤世嫉俗等等，都跃然纸上。

此外，小说也展现了“流言”传播的途径与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道消息”是如何产生，并在现实中是发挥作用的。人人都说要保密，但“流言”还是像风一样自由地传播，其间的反差具有一种反讽的喜剧效果。他们对县委书记失踪一事所做的种种推测，无论是双规、绑架或者潜逃，都让我们看到官场的“险恶”，或者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危机，几乎没有人会从好的方面来推测这一事件，而是先在地认定他“出事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已经破产。而在这些人中，除去老县长之外，其他人都在想着在这一事件中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考虑集体或公共的利益，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幸灾乐祸或者“两手准备”，最能看出世态人情，正是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了作者洞察世事与人情练达之处。

从“技术”上来说，作者以多年写作杂文的经验来写小说，准确地抓住了人物的心理，有一种讽喻的意味和一种喜剧性的夸张，带有杂文的锋芒与风格。另一方面，以不同人的口述来组织叙事，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小说受到重视以来，在中国大行其道，但大多并没有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因而只成为了一种技术上的炫耀，这篇小说的长处在于它不动声色地运用了这一“技术”，并将之与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活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了不同人面对同一件事情时的心态。另外，小说中的种种推测，也很像《罗生门》中的不同故事版本，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但与《罗生门》不同的是，他在最后给出了一个确切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否定了以前的种种推测，但不同的推测与真实故事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张力，让我们看到了事实走向的多种可能性。

在“官场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分享艰难”式的教化与启蒙，或者腐败官员与“反腐”之间的斗智斗勇，但很少看到对官场日常生态做细致的描摹，揭示出其内在的逻辑，而这篇小说以一个巧妙的切入点，让我们看到了官场的世态人情，很值得一读。

教师之友网

抚州有个“小小说作家群”


雪  弟



在全国地级市当中，有那么几个城市的小小说创作分外惹人注目。一是这些城市分别涌现出了一两位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小小说作家；二是，以这一两位作家为中心正日渐形成一个“小小说作家群”。哪几个城市已经具备了上述条件呢？我以为，目前至少有四个。它们是河北的沧州，以蔡楠为中心，包括高海涛、魏金树、宋子平等；河南的新乡，以赵文辉、安庆为中心，包括范子平、葛长海、无业良民等；广东的惠州，以申平、牧毫为中心，包括陈凤群、肖建国、海华、王仕伟等；再一个就是江西的抚州，以刘国芳为中心，包括展静、蔡良基、汪云飞、临川柴子等。

一、抚州“小小说作家群”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1982—1996：生长期

1982年左右，也就是在我国小小说刚刚萌兴之时，刘国芳、蔡良基等就不断有小小说问世，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各自出版了小小说集。其中，《黑蝴蝶》（刘国芳）、《风铃》（刘国芳）和《歪脖子》（蔡良基）等单篇作品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影响。比刘国芳、蔡良基稍微晚些从事小小说创作的展静，在这一阶段虽未有集子出版，但也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如获得《小小说选刊》1993—1994年度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提名奖的《犁地》，以质朴、鲜活的人物对话，表现了两位老农对城市的深度隔膜和对土地的深厚依恋，感情浓郁，诚挚动人。不过，尽管这一阶段，刘国芳、蔡良基和展静等创作势头强劲，但毕竟人数较少，尚未形成一个群体，因此，这一阶段可看做抚州“小小说作家群”的生长期。

（二）1997—2006：形成期

1997年前后至2006年，在刘国芳、蔡良基和展静的示范性促动下，汪云飞、陈振寿、万斌生、杨沥泉、刘柳、罗国钦、岩泉、李晓东、陈国兴等加入到了小小说创作的队伍，东华理工学院中文系的陈平辉、邵维加教授和雪弟讲师也日渐开始了小小说评论的写作。他们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生活在市区的十多位小小说作家还时常举办“小小说沙龙”，至此，抚州“小小说作家群”真正形成了。

（三）2007年以来：深化期

2007年7月，江西微型小说高峰论坛在抚州举行； 11月—12月，江西首届小小说作家联谊会分三站先后在宜黄县、奉新县和省会南昌召开。这一系列的笔会和当年小小说作家网举办的全国小小说新秀选拔赛进一步激发了抚州作者创作小小说的热情，临川柴子、黄殷夫、吴素贞、朱旺根、一滴紫泪等人以昂扬的姿态跃出了水面。尤其是临川柴子，表现异常突出，在当年全国小小说新秀选拔赛中，他以《红土》、《出走》、《意外》等小小说作品成功进入全国十强。2008年他又在《天池·小小说》开辟专栏，以成熟的语言和叙事向全国表明：抚州小小说后继有人。因此，从2007年至今，可以看作抚州“小小说作家群”的深化期。

二、抚州“小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评介

1、刘国芳。放置于全国范围内，刘国芳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小小说作家之一。著名评论家刘海涛称，“刘国芳的名字已和中国大陆的小小说发展史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刘国芳从1984年开始创作，笔耕不辍，如今已发表小小说2000多篇，出版《诱惑》、《人在旅途》和《花开的声音》等近十部小小说集。高数量与高质量的完美结合使刘国芳成为小小说作家的典范，以致不少年轻的作家都十分真诚地说，他们是读了刘国芳的小小说才走上小小说创作道路的。这话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读刘国芳的小小说，确实如饮香茗，其诗意的语言、精巧的构思、悠长的意蕴真的让人回味无穷。

2、蔡良基。蔡良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尽管作品数量不大，但质量很高。蔡良基的小小说创作，有着极具个人化的特征。他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世界和言说人生的方式。具体点说，就是构思精巧、叙述机智和想象奇特。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你很难看到有与其他作家的作品相雷同的情节和结构，至于细节上的类似更是不可能。《离婚是一剂减肥药》对“离婚”具备减肥功效的提炼，《不要声张你的幸福》对人最好要低调生活的揭示，《爱在问话之中》对问话顺序体现着爱的洞察，都证明了蔡良基善于发现生活并进行精巧构思和机智叙述的能力。

3、汪云飞。汪云飞从1995年开始创作，现已发表200多篇小小说。日常生活中的汪云飞是个较为传统的人，他的这种观念，自然也反映在了他的小小说创作上。简言之，就是汪云飞对小说中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持一种认同和赞赏的态度，而对小说中人物的现代意识则多少有些怀疑和警惕。当然，在主题内涵上，汪云飞并不限于对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二者矛盾的表达。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的他，在小小说创作上，可以说是不停地向着多维度进发。批判腐败“后继有人”的《又见牛大》，反省离婚岂可儿戏的《离婚的理由很简单》，歌唱亲情温暖人心的《永远的继父》等优秀作品都在阐释着汪云飞创作的广度和深度。

4、刘柳。受父亲刘国芳的影响，刘柳从2000年开始创作，短短两三年内她就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小小说近百篇。2003年，她还出版了小小说集《一片纯真》。刘柳在小小说创作上有何特点？与全国其他小小说女作家相比，她的优势又在哪里呢？答案是，“为孩子写作”。刘柳说：“为孩子写作，是我一直想做也愿意做的事。因为孩子是最纯净的，我愿在这张洁白的纸上画出最美好的图画”。正是“为孩子写作”的创作动机使刘柳与其他小小说女作家区分开来，使她成为独特的“这一个”。由于是“为孩子写作”，因此刘柳在选材上多以儿童生活为主要内容；由于是“为孩子写作”，刘柳在情感立场上自然站在孩子一边，注意从孩子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由于是“为孩子写作”，刘柳在表达上，多采用直接展示即对话的方式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对人物语言进行直接描摹的“对话”可以真切、生动地展现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的性格，让孩子觉得小说中所写的人物离他们很近；二是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上说，简短和口语化的“对话”更便于孩子阅读和接受。

5、岩泉。岩泉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杂文上，他的《千金散尽花为媒》、《读史与毒死》、《有人愿打败仗》、《举荐》等作品皆以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在全国杂文界产生过大的影响。岩泉在小小说创作上的特点，是以写杂文的方式来写小小说，形成了他独特的书写风格：在主题内涵上，鞭挞社会丑恶行为，颂扬世间真善美；在叙述文笔上，犀利、尖刻，直率、坦诚。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酣畅淋漓中批判现实。《拔钉子》写房管局为了对付一个“刁蛮”的钉子户，不惜采用无耻、卑鄙的伎俩；《精神病》写公安局孙局长在处理举报事件上有“绝招”，就是把举报人当作精神病患者，以此来帮违法犯罪者逃脱法律制裁。透过这些作品可明显看出，岩泉的矛头指向一直未离开官场和其它领域中的丑恶行为。

6、李晓东。李晓东是抚州市临川四中的教师，出生于1970年，已发表小小说、散文、评论近千篇，著有《抚州古代学府》、《抚州教育诗文》等。李晓东的小小说有个特点，就是它决不停留在故事上。他写作的出发点，就是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石山》批判了贫穷落后的村人在利益诱惑下的目光短浅；《美丽的围墙》控诉了如花似玉的承诺对人的戕害；《做个陌生人》表达了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对尊严的渴望，尽管它有点狭隘；《你往哪里逃》则表现了一个人无处躲藏的恐慌。总之，李晓东的大多数作品，都承载着深厚的思想，让人的心灵震颤，并引发无限的思考。

7、黄殷夫。黄殷夫供职于宜黄县宣传部门，以写新闻为主，业余创作小小说。黄殷夫在小小说创作上的特点是：老实。一是体现在选材上，他总是选取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事件进行写作。黄殷夫高中毕业后曾做过四年木工，以此经历，他写出了《算命》、《他是我师傅》等佳作；当下，黄殷夫在机关工作，他又写出了以《王武那张嘴》、《领导为啥总板着脸》为代表的多篇“机关风云”小小说。二是体现在写法上。综观他的数十篇作品，大多数是传统的写法，极少有创新之处。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因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写法，都可能导致好作品的产生。

8、陈国兴。陈国兴出版过长篇小说，小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从内容上说，陈国兴侧重于表现男女之间的情感（更确切地说，是爱恋）上，尤其是物质时代的男女情感。这些作品或者是对纯真爱情的歌唱（《风铃》、《塔》），或者是对物欲爱情的焦虑（《左岸风情》），亦或是对婚外恋的反思（《项链》、《套圈》、《情人节的白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