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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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全文上传完毕）
序

张志公
　　
　　五六十岁以上受过封建教育的人，大都进过蒙馆，在那里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背过在当时不能理解的《四书》《五经》，为对对子伤过脑筋，为写八股文吃过苦头。那种传统的学塾教育，就其内容而论，当然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就其方法而论，也含有不少落后的、不科学的因素。郑振铎先生认为那种教育是“用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思，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之，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载《文学》，1936年7月，第7卷第1号。)这种批判，无疑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至于方法上的缺点，就连古代某些有见解的人，都曾尖锐地批评过。明代的王守仁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因狱而不敢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毅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躯之子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王守仁：《训蒙大意承教读刘伯颂等》，《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封建教育的腐朽面貌。本来，教育从来就是为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封建社会的教育不能不深深地浸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的方法，又为教育的内容所制约。以灌输封建思想意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它的方法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当我们回顾传统蒙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必然是大堆大堆的糟粕，有些东东，简直污浊到使我们不愿意伸手去碰。
　　然而，不谈整理遗产则已，只要接触这项工作，就用得上“披沙拣金”这个成语，怕脏手是不行的。因为，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无论哪个方面，在成堆的糟粕之中，总还有某些精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内。把这一部分“金”拣出来，于我们总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就拿传统的语文教育来说，蒙馆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教儿童认识相当多的宇，这个事实就值得重视。一本《千字文》从南北朝直到清未，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裸本，这里边不能说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了插图相当精美的儿童故事书，比西洋同类书籍的出现早了一个世纪左右；今天我们所见所知的蒙书,品种之多，某些本子编写方法的巧妙，插图刻印的精工，也都大有可观：前人的这些努力，留下来的这些遗产，不能一笔袜煞。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有两个重要之点: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一是要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学习韶本校正重印的。(虞本情况待考.)
　　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在千百年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之中，前人在这两方面确实找到了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作一些分析研究，看看他们所用的方法之中，哪些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会有效，哪些是不对头的，为什么不对头，进而明确哪些是应该丢弃的糟粕，哪些是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又应该怎样同现代的科学成果结合起来，赋予旧的经验以新的生命，使它得到发展和发扬。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语文教育工作能有些参考作用，对于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也会有些益处。
　　要研究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能不首先探索一下蒙学的发展情况，因为传统的语文教育是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必须对蒙学的一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比较确切地了解语文教育这个方面的特点和问题。但是，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各种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散失，现在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就连从前的书目之类，对于蒙书也不多著录，现在想查考一下书名都很麻烦。至于对蒙学和蒙书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整理。这种工作前人作得更少。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千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笔路兰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而个人的见闻又极有限，因此，对于蒙学的这项探索工作，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见闻较的同志来共同努力。
　　这里姑且根据初步探索之所得，试为蒙学语文教育的情况勾面一个极粗的轮廓，作为进一步考查的线索。
　　古代蒙学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从现存的记载和教材采看，先秦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送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礼记•学记》里说：
古之教者，家有垫，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孛。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止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陈浩对这段的注解说：“离经，离绝经中之句读也；辨志，辨别其趁向之邪正也。”《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率，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力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中，字或不正，辄举劾。
　　在整个"小学"”部分，著录了十家三十五篇，都是识字课本之类，例如在《史籀篇》下面就明白地说：“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据王国维考证：
　　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中用《含凡《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力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王国维：《汉魏博土考》，《观堂集林》卷四。)　　
　　这段时期的蒙书，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两种，一是管子的《弟子职》，一是史游的《急就篇》。这两种书流传使用了根长的时间，对于后来的蒙书，有很大的影晌。经过魏普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到清末的《千字文》，再就是编注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此外还出现了“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令。第二是出现了新的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第三是运用以上两类蒙书的编法（用整齐的韵语），产生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令《兔园册》和《蒙求》等。可以说，到了唐代，蒙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包含互相配合的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这三类蒙书对于后世的影晌非常大，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很大一批新的教材。
　　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根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第一，识字教育方面，继承了《千字文》，补充了《百家姓》和《三字经》，成为几乎不可分的一套识字教材“三，百，千”；另一方面，“杂字”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的另一条路线，与"三，百，千”相辅而行。第二，在卦建思想教育方面，一则用《千字文》《三字经》深入到识字教育中去；再则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产生了新的教材《小学》和大批性质相类似的书；此外又运用《弟子职》和《蒙求》的形式，产生了大批韵语的训诫读物。第三，在《蒙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更完整的一些知识教育的教材如《史学提要》《名物蒙求》等，前者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后者有计划地介绍各方面的知识，包括一点自然知识。第四，产生了重要的初步阅读教材——诗歌读本《千家诗》和散文故事有《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第五，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一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选注和评点本。
　　此外，朱熹和他的门人，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许多人，很重视蒙学的方法、步骤问题。他们的一些言论，对后世的影晌很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蒙学的体制和教学方法。
　　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发展，产生出一些新的教材；在某些方面，也有过一些并不成功的新的尝试。就识字教学而论，“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没有多少改变，中间曾经有过不少人编了些新的千家姓、百家姓、三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在群众中有越来越广泛的影晌。封建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沿著宋元以来的道路前迸，中间也产生了一些新课本，有的流行较广，影响很大，例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等，到了清末还产生了一些用蒙求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一直风行，后来并且产生了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了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等，训练一直沿用下来。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发展成为八股文，跟科举考试完全粘合起来。文章选注评用，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选本。讲基本的文字蒙书和蒙学用的工具书出了一些。此外还前人经验、专谈教学方法的著作，如崔学古的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等。
　　以上是从先秦到清末的蒙学语文教育发展对于这一套遗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研究。
　　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
　　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就各个历史时期逐一研究，比较周祥地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蒙学情况，有哪些作法，哪些教材，哪些重要的教育学，进而分析蒙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它的成效和缺点，它如何继承前一时期的传统，它对后一时期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可以就若干种重要的蒙书逐一进行专书研究，考察它产生的背景和演变的路径，分析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反映的教育方法，进而分解出它的精华和糟粕。
　　也可以从教学的角度，就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例如专门研究蒙学中进行知识教育的方法，或者专门研究它进行语文教育的方法，或者研究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语文教育怎样互相配合，等等。
　　此外，还可以从别的角度、用别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把几个角度、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
　　无论从哪个角度、用哪种方法来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也都需要把一些繁重的搜求探索、爬梳整理的工作，面是不是轻而易举的。
　　限于资料和能力，这里不企图对蒙学作全面的研究，只打算从语文教育这一个角度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就是这样，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还不足以就这个问题研究得很深入，只能作一些比较粗浅的观察和分析。
　　同时，为了便于别的同志参考，节省研究者一部分翻检之劳，也把个人所见所知的蒙书开列一个草目作为附录。
　　总之，这本小册子是个“初探”，它所希望的不是全面深入地解决研究蒙学语文教育的问题，而是，用个俗语来说，抛砖引玉。对传统语文教育方法的概括、分析和评价有不恰当的地方，史实、资料有遗漏，乃至运用资料有考据上的失误，等等，都是在所不免的。这些，热诚地希望得到指正。
　　曾在《人民教育》1961年9月号、11月号、1962年1月号、3月号用笔名张耕发表过几段摘要，事后得到不少同志的鼓励，所以才把全稿加以修改整理，编成这本小册子。
引言

　　
　　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完整的一套步骤和方法。大体说来，从开始识字到完成基本的读写训练，这整个的语文教育过程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文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有的又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识字。第二步是把识字教育和初步的知识教育以及封建思想的教育结合起来，巩固已识的字，继续学习新字，开始熟习文言的语言特点，同时学到一些必要的常识，为第二阶段进行读写训练打下基础。这样，全部语文教育也可以说包含从集中藏字开始的四个步骤。
　　古代的教学制度不是很明确的，语文教育的每个步骤，用的时间可长可短，各个步骤也可能是互相交错，而不是逐一衔接。前边所说的，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概括出来的一般的情况。前人并没有明白地这么说过，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际作法，也很可能跟这里所概括的有出入。不过，根据种种可用的资料看来，这样一个粗线条的描写是大体能够反映出传统语文教育的基本面貌的。
　　下边，我们就按照上述的四个步骤，逐一加以探讨。每个步骤，我们介貂一下使用的教材和采用的作法，谈一谈前人自己的一些意见，归纳一下特点，试着作一点粗略的分析，看看其中有些什么值得重视的经验，有些什么显著的问题。


一　集中识字


　　
　　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工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额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作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干左右。清人王筠说：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王箱：《教童子法》）王筠是文字学家，所以他提出先教纯体、再教合体这种合乎汉字构造规律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人采用，不过并不广泛。至于他说必须首先集中教儿童认识两千字，然后读书，这倒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项经验总结。下边，我们先考察一下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然后讨论它的作法。


　　　　（－）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


　　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是所谓“三，百，千”（即三字题》《百家姓》《千字文》）。为了探讨“三，百，千”的情况，不能不追溯一下它们的前辈《急就篇》；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荐察一下在群众之中跟它们相抗衡的另一路教材——各种“杂字”。
　　1．《急就篇》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从周、秦到汉，陆续出现了很多种识字课本，如《史籀篱》《苍颉篇》《凡将篇》《训篡篇》《急就篇。等。其中流传的时间最久，并且一直保存下来的是《急就篇》。（其余各种久佚。清人孙星衍、任大椿、顾震福、马国翰、黄等分别从各种古籍的引文中辑录出一些片段，多少能知道一点情况，但无从见到原书面貌。）
　　《急就篇》，西汉史游（据《汉书•艺文志》，史游在西汉元帝（前48一前33在位）时为黄门令，余无考。）编撰，成书时间约在纪元前四十年。关于“急就”两个字的意思，宋人晁公武是这样解释的：
　　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急就篇》，全书共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据前人考证，最后的一百二十八字是东汉人补加的。
　　王应麟《汉志考证》曰：“《隋唐志》谓之《急就章》”。国朝太宗皇帝尝书此篇。又于颜本外多“齐国”“山阳”两章，凡为章三十有四。此两章盖超于东汉。按《急就篇》未说长安中澄渭街术，故此篇亦言洛阳人物之盛以相当。而部县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为高邑，与先汉所改真定常山并列。此为后汉人所续不疑。（姚振宗《隋书•缓籍志考证》引。）
　　就前边的二千零一十六字来看，大致是把当时常用的单字编集起来，使之成为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以便记诵，尽可能避免重复字（一般都说《急就篇》没有重复字，实际上有的，不过确实不多。清人俞正变就指出过十几个重复字，见所著《癸巳存稿》卷十二。），同时尽可能使每句都表达一定的意义，借此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多少教给儿童一些常识。这两千来字编成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四百多字；一是“服器百物”，一千一百多字；一是“文学法理”，四百四十多字。（据王应麟补注《急就篇》的跋语。）第一部分用三言，如：
　　　　　　　　　　　　　　宋延年　　郑子方　　卫益寿　　史步昌
　　二、三两部分用七言，如：
　　　　　　　　　　　　　　稻黍秫稷粟麻秔　　饼饵麦饭甘豆羹
　　　　　　　　　　　　　　治礼掌故砥砺身　　智能通达多见闻
　　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如：
　　　　　　　　　　　　汉地广大　　无不容盛　　边境无事　　中国安宁
　　这部识字课本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间。顾炎武说：
　　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
　　唐代以下，《急就篇》虽然确实被新起的识字课本所代替，但是这本书还是保存流传下来，并且对后世蒙书的编法有很大的影响。下边就要谈到的“三，百，千”，以及再下边将要讨论的各种韵语读物，可以说都是继承了《急就篇》的经验而有所发展的。（宋人欧阳修、王应麟都用“急就”这个名称编过识字课本。欧阳的叫作《州名急就章》，见《居士集外集》，《欧阳文忠公文集》五十八；王的叫作《姓氏急就篇》，有单刊本。两种都没有广泛流行。）
　　2．《千字文》和《开蒙要训》
　　我们最熟悉的《千字文》是南北朝梁周兴词（周兴嗣，字思纂，南朝梁武帝时曾为散骑侍郎，给事中，以文名。）编的，就是用“天地玄黄”打头的这一种。这本识字教材编成于梁武帝大同（535一543）年间。关于编著的经过和千字的来源，较早的记载见唐姚思廉的《梁书》和唐李绰的《尚书故实》。《梁书》说：
　　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麦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见周兴嗣传，《梁书》四十九，《列传》四十三。）
　　《尚书故实》的记载是：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塌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罩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
　　宋代王应麟的《玉海》里说：
　　太祖谓近臣曰：千文盖粱得锺破碑千余字，周兴嗣次韵而成，词理无可取。（谢启昆《小学者》卷十四引。）
　　《宋史》李玉传的说法相同。据间若璩的判断，《梁书》应该更可信些。他说：
　　《千字文》本有二篇，一周兴嗣，一萧子范。子范制久失传。而所次韵之书，《梁书》以为羲之，《宋史》以为锺。要《梁书》近而得其真。
　　此外，日本存有一种李注本《千字文》。序里说，原有锺于字文》，晋末播迁，载书遇雨，几至靡烂，《千字文》亦在其中。于是命王羲之重为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不顺。至梁武帝，乃命周兴嗣重为灰韵。这本书没有刊刻年号，李也末知何许人。
　　明、清以来，这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翟灏《通俗编》等。）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去追究。
　　《千字文》编成以后，很快就成了流行各地的通俗识字课本。《唐摭言》记载：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渐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查。未几，无疾而终。（王定保：《唐摭言》，卷十。）
　　不仅作为课本，《千字文》的语句当时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太平广记》引《启颜录》（唐人侯白作）的记载，有人用《千字文》里的话戏作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间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1957页。）
　　此外，还有这样的记载：
　　唐阎立本善画，后拜右相，而姜恪以战功为左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赵翼：《膝余丛考》，卷二十二。又，康熙复宋本《十七史蒙求》卷三，“立本画师，公绰侍书”条的注里也提到这件事，不知赵翼所记是否据此。）
　　唐宋以下，《千字文》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的识字教材，并且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着。从前商人赈册的编号，考场试卷的编号，以至大部头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的卷册编号，常用《千字文》里的字序作线索，编成“天字某号”“地字某号”等等。直到今天，有的城市（如天津）还用《千字文》开头一部分字给街道命名。
　　不仅在汉民族中间传播，《千字文》还有满汉对照本和蒙汉对照本，供满族、蒙族的儿童学习汉字之用；不仅在国内传播，还有日本的刻本，供日本初学者学习汉文之用。
　　一本启蒙的识字课本，流行这么长的时间，具有这么广泛的影响，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
　　从编法上看，这本《千字文》确有它的一些特点。
　　就内容论，虽然只用了有限的字，却并不是一千个单字的堆积，而是组织成通顺的、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若干句子，这些句子的安排又大致前后连贯，相当有条理。开头一部分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说起，接着就分别说“天”的一些现象，如：
　　　　日月盈是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再说“地”的一些现象，如：
　　　　海咸河淡鳞潜羽翔
　　这样就介貂了一些有关自然界的名物。然后叙述上古之世，介绍一些有关历史的名物，如：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以下说到当时，说到帝都朝廷典章人物之盛，说到当时的人应该怎样修身持己，为人处世，一直说到务农、读书、饮食、居处、园林祭祀等等生活的各方面。这一部分包含了不少封建伦常的教训和慎言远祸之类的人生哲学，另外也有一些不无可取的劝识，如：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信使可复器欲难量
　　　　尺璧非宝寸阴是竟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还有一些优美的景物描写，如：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
　　　　楷杷晚翠梧桐早雕
　　　　陈根委翳落叶飘鹞
　　　　游鹍独运凌摩绛霄
　　只用一千个字，基本上保持不重复（个别的重复是有的，如“女慕贞真洁”“轨扇圆洁”。），而能写出这么丰富的内容，并且大多数的句子通畅可读，没有多少牵强硬凑的痕迹，这确是很不容易的。清人褚人获说：
　　王凤洲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褚人获：《坚瓠集》戊集，卷四。）
　　就语言论，除了通顺可读之外，保持了《弟子职》《急就篇》整齐押韵的传统，便于儿童朗读背育，并且押韵自然，没有勉强硬凑的地方。所选的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没有很生僻的字；用文言的标准看，多数的句子也是普通的桔构，艰涩难懂的句子很少；引古书，用典故的地方有一些，不太多，也不算艰深。（当然，今天看来很多的字、词、语句是不在常用范围之内的。）
　　根据以上的筒单介貂来看，周兴嗣《千字文》之所以历久风行，广泛传播，决不是偶然的。
　　这里应该提到跟《千字文》编法相近的《开蒙要训》。这本古代的启蒙教材在敦煌石室保留下来完整的唐代写本，可惜原书巳被劫夺，我们所见到的是刘复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回来，重印在《敦煌掇琐》里的本子。此外，日本也曾有过一本，不知是何时的抄本或刊本。《敦煌掇琐》本没有序跋，书末题“天成四年九十八日（按：原文如此，疑有误）敦煌郡学士郎张□□□”。天成系五代后唐明宗的年号，四年为公元929年。
　　推断这是抄者的记名。日本藤原佐世《日本见在书目录》小学类把《开蒙要训》列在王羲之《小学篇》之后，周兴嗣《千字文》之前，注云“马氏撰”，不知何据。
　　《开蒙要训》也是用的四言韵语，开头说：
　　　　乾坤复载日月光明
　　　　四时来往八节相迎
　　　　春花开艳夏叶舒荣
　　　　□□秋落松竹冬青
　　接下去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行动操作，欲食烹调，耕作，树木，鸟兽，等等。最后说：
　　　　笔砚纸墨纪录文章
　　　　童□习学易解难忘
　　全书一千四百多字。跟《千字文》比较，有几点异同。第一，跟千字文》一样，以教学识字为目的，尽量避免复字，用四言韵语,以便记诵。第二，所收字数比《千字文》多，涉及的方面比较广。第三，讲封建伦常的话比《干字文》少，也比《千字文》通俗，收了一些当时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第四，不如《干字文》“雅驯”，编法略嫌呆板。
　　这本《开蒙要训》虽然没有象《千字文》那样风行，但是直到五代还在传抄，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不只一本，说明它还是流行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再从此后产生的各种杂字书来看，好些地方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比如，收入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分类编排等等。研究古代蒙书，《开蒙要训》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
　　3．《千字文》的种种续编、改编本和周兴嗣《干字文》同时先后编出来的还有别的几种干字交,《隋书•经籍志》《旧　　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就有五六种。宋代以下续编和改编的千字文更多，现在能见到的和见于著录的，有好几十种。此外还有几种所谓万字丈，五千字文，三千字文等等。
　　续编和改编千字文的用意，概括说来，约有四类。（甲）认为《千字文》的字少，不够用，所以要增广补充。这一类比较多，下边择要介绍几种。
　　（1）《续千文》，宋侍其玮（侍其玮（1022一1104），侍其复姓，字良器，长州人，北宋仁宗皇祜元年（1O49）进士，官朝散大夫，知池州军事。）编，有《澜秘录初刻》本，《云自在龛丛书》本，清抄本。卷首有宋绍兴戊午（1138）葛胜仲序，未乾道乙酉（1165）跋。文句古奥。开头的几句是：
　　　　混沌初开乾坤刚柔
　　　　震兑巽坎角亢奎娄
　　（2）《重续千文》，也称《三续千文》，宋葛刚正编，自注，有《海源阁丛书》本，清影宋抄本。卷首淳祜戊申（1248）自序。也较古奥，少数句子还晓畅易读，如：
　　　　阑干偏倚爽榭堪凭
　　　　坡前樵笛矶畔渔罾
　　　　膑渭谲诈靖绩雄骁
　　　　租逖誓楫费袆赠刀
　　（3）《广易千文》，明周履靖（周履靖，明嘉兴人，工书，好金石，编有《夷门广牍》丛书。）编，有《夷门广牍》本。书分《初广千文》《二广千文》《三厂千文》《四广千文》四部分，各千字。但是所谓《二广千文》实即葛刚正的《重续干文》，《三广千文》即侍其玮的《续千文》，各改少数文句，加上周某自己的名字而已。那么《初广》《四广》是不是周某自编的呢，尚待查考。
　　《初广》的开头是：
　　　　洪荒之始杏乎邈焉
　　　　阴阳机斡实分地天
　　《四广》的开头是：
　　　　粤考曩族氓诡儇
　　　　谫劣未著纯粹由完
　　（乙）认为周兴嗣《千字文》内容庞杂，要用一千个字专讲某一方面的知识的。这一类也有几种，如：
　　（1）《叙古千文》，宋胡寅（胡寅（1098一1156），字明仲，临泾人，南宋高宗时曾为起居邵，中书舍人。主张武装抗金，反对秦枪。著有《读史管见》等书。）编，黄灏注，有《粤雅堂丛书》本。又，姚福注，有清抄本，称《致堂先生叙古千文集解》。全书用一千字讲从上古到宋代的历史，分十四节。文句大致通顺可读，如第七节讲西汉的几句：
　　　　炎汉开创规模广延勃诛禄产光拥昭宣
　　　　董相仲舒儒术穷研靖罢辟邪乃绩巍焉
　　此外，顾炎武提到过两种讲历史的千字文，书皆不传，不过从记载的话可以见到顾对于字文的考证和看法，引在下面，以备参考。
　　吕氏《千字文》者，待诏馀姚吕君裁之之所作也。盖小学之书，自古有之。李斯以下，号为《三苍》，而《急就篇》最行于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学之童子，无不习之。而《千字文》则起于齐梁之世。今所传“天地玄黄”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兴嗣取王羲之之遗字次韵成之。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而崇祯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纪先帝初元之政，一时咸称其巧。吕君以为事止于一年，未备也。于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错综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进而愈巧者乎！……
　　吕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未曰：“臣吕章成，顿首敬书。”即犹史游之意也。……（顾炎武：《吕氏千字文序》，《亭林文集》卷二。）
　　（2）《正字千文》，明李登编，有清初奎壁斋刊本（参见图5）。正如书名所示，这部课本的主要目的在于正字，所以特别注意偏旁部首的区别，形似字、音近字的辨认。开头说：
　　　　古者六书　　幼龄早讲　　今也长年　　犹然罔罔
　　　　为作斯编　　用资蒙养　　但遵制书　　非敢求广
　　　　俗如可从　　亦在通融　　惟于谬误　　难可苟容
　　从这几句看，编著的意图和态度都还不差。以下是辨字的正文。如：
　　　　戊戍戍戌　　胄胄母毋　　柬生阑辣　　东出栋冻
　　　　已生汜祀　己生忌记　　折拆小异　　析柝微分
　　《正字千文》正文的前边有《楷书字法》，从执笔讲起，然后按“永字八法”讲基本笔画，再按偏旁部首讲基本字形，最后讲书法原则。正文的后边附《篆书字法》《草书字法》《隶书字法》。
　　所以全书又总称《四体字法》。看来本书意图是要把识宇和写字合编为一种课本。用意很好，编法也有可取，书的刻印相当精工，仿佛当时在社会上受到一定的重视，只是失之于繁琐，写字的要求偏高，正文的编排呆板枯燥，缺少解析，这也许是流行不广的原因。
　　《正字千文》的编者李登，字士龙，自号如真生，上元人，万历初贡士，作过新野县丞的小官，多年作训导、教论，从事县级以下的教学工作，很注意蒙学，编了好些种蒙书，《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就有《字学正》《杂字直音》《六书指南》等。《四库提要》提到《六书指南》，说：
　　是书成于万历壬辰，用《千字文》体，以四字为句，辨俗体之字，以诲童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
　　就这个说明看，有点跟《正字千文》的编法相近。《四库提要》对李登的几种书评语都不好。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热心于蒙学的人，不应该抓住他的著作中的某些缺点就一笔抹煞。
　　（丙）认为周编《千字文》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作用不够，需要加强的。如：
　　《训蒙千字文》，清何桂珍编，有道光原刊本，又有多种复判本（有的改称《何文贞公干字文》）。卷首有唐鉴的一篇序文，里边说：
　　如周氏《千字文》者，不过《凡将》《急就》之未流，一时习俗之所好而已，是亦文字之至小者矣。然而习俗好之，则将家弦户诵，所为灌溉乎重幼者，几乎天下皆然。未尝不叹当时此篇之作出于捷才，而不出于明道者也。丹溪何君念之，以于日之所得于言思拟议者，穷源竟委，探本析末……字不过千名，而先圣先贤先儒千古之学术心源皆昭然如日月，较之周氏原本，其用心固不同，而所以善人心神世教者，其益且无方矣。
　　这本书居然能用一千个字源源本本地讲一套“先圣先贤先儒千古之学术心源”，看来确是煞费苦心的，所以在清末极受道学先生们的推崇，被列为“训蒙必读书”之一。然而，文句古奥，内容艰深，决不是七八岁的儿童受得了的。讲宋代学术的部分在全书中是最容易的，文如下：
　　　　五季湮沦　　宋廷聚宿
　　　　绩茂范韩　　年尊文富
　　　　君实宝鉴　　永叔瑶编
　　　　湖州模范　　渐广陶甄
　　（丁）还有少数，大概是认为周编不够好，想别出心裁，一新面目的。如：
　　《千字文》，清李崇忠编，有清刻本。开头几句是：
　　　　天地定位　　造化生成
　　　　曦晖月朗　　闰积阶平
　　　　俯察川岳　　仰眺星辰
　　　　藏图出洛　　翔鸟跃鳞
　　最后应该提到，有一种汉字、梵文、日文对照的《梵语千字文》（又名《梵唐千字文》），题三藏法师义净撰，内容与周编不同，但也通俗易懂。开头几句是：
　　　　天地日月　　阴阳圆矩
　　　　昼夜明暗　　雷电风雨
　　从序文看，这本千字文是僧人学习翻译用的。
　　所有上述这些续编本和改编本，都曾在一时一地流行过，然而都不久不广，没有一种能够同周兴嗣《千字文》相抗衡。今天看来，周编本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习惯力量不容易打破，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新编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内容艰深，不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与不符合初步识字的需要。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作我们编写教材的一个前车之。
　　4．《三字经》和种种改编本
　　我们最熟悉的《三字经》是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打头的一种。这部《三字经》相传是宋代学者王应麟编的。这个说法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人夏之瀚给《小学绀珠》写的序言但是语焉不详，只是说小时候读《三字经》，不知是谁作的。
　　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按：指王应麟），；因取文熟焉，而叹其要而赅也。
　　至于是怎样知道的，没有说。明末人屈大均有不同的说法。他说：
　　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
　　后来很有一些人认为《三字经》不是王应麟编的。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有“魏蜀吴，争汉鼎”的话，这与王应麟尊蜀抑魏的观点不符，（见胡鸣玉：《订伪类编》）也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有几处错误，少数地方说话不严密，这与王应麟博学而严谨的情形不合。（见褚人获：《坚瓠集》）这个部题一直没有结论。
　　无论《三字经》是否出自王应麟，对于这本启蒙教材的优点，前人几乎是一至肯定的。章炳麟在《重订三字经》的《题辞》里说：
　　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把《三字经》的内容考察一下，章炳麟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今天所见到的清初的本子是一千一百四十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如所谓《徐氏三种》本），总共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大致包含五部分内容。首先说“教”和“学”的重要性，八十四字，有些观点当然不见得正确，但是也有些话说得很不错，成了多年传诵的格言，如：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
　　　　子不学　　非所宜　　幼不学　　老何为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其次是讲封建伦常的一些话，一百十四字，今天看来当然无足取。再就是介貂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这些基本名物，九十六字，如：
　　　　稻粱菽　　麦黍稷　　此六谷　　人所食
　　　　马牛羊　　鸡犬豕　　此六畜　　人所饲
　　然后介绍小学、四书、六经和五子这些当时的基本知识，二百四十六字。接着是讲述历史，四百六十八字。最后讲了一大串历史上愤发勤学的人物故事，勉励儿童努力学习，作有用的人，总共二百四十字。虽然里边有“学而优则仕”“显亲扬名”“光前裕后”那套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可是所讲的故事多数是有启发性的，要求作有用的人，也不无鼓励儿童上进的作用。如：
　　　　披蒲编　　削竹简　　彼无书　　且知勉
　　　　头悬梁　　锥剌股　　彼不教　　自勤苦
　　　　如囊萤　　如映雪　　家虽贫　　学不辍
　　　　如负薪　　如挂角　　身虽劳　　犹苦卓
　　　　犬守夜　　鸡司晨　　苟不学　　曷为人
　　　　蚕吐丝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古代蒙书，《弟子职》是四言，《急就篇》有一部分是三言，其余是七冒和四言，汉魏以下，《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等等。都是四言。《三字经》全用三言，更便于儿童朗读背诵，这可以说是《三字经》的一个特点。从那以后，发展出来一大批三言韵语的蒙书，甚至连别的通俗知识读物也采用了三言韵语的办法，如《医学三字经》等等，可以说都多少是受了《三字经》的影响。
　　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三字经》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这两个缺点。
　　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需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得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举例来说，有些是三个字成句的，如：
　　　　蚕吐丝　　蜂酿蜜（主语+动词+宾语）
　　有些是六个字成句的，这又有几种情形，如：
　　　　昔仲尼师项橐（第一字表时间，次两字主题，后三字谓语部分）
　　　　融四岁能让梨（第一字主语，次两字表时间，后三字谓语）
　　　　人不学不知义（第一字主语，以下五字有假设关系）
　　也有些是十二字成句的，这也有几种情形，如：
　　　　匏土革　　木石金　　丝亨竹　　乃八音（前九字是联合词组，主语部分，后三字是谓需部分）
　　　　苏老泉　　二十七　　始发愤　　读书籍（前三字主语，以下谓语部分）
　　　　读书易　　礼春秋　　号六经　　当讲求（前六字联合主语，后六字联合谓语）
　　从词语的组织来看，几种基本结构，如动宾、偏正、联合，都多次用到;基本的虚词，如“之”“乎”“者”“以”“而”“则”“于”“且”“虽”“既”“苟”“所”等都反复出现。
　　从上边这个粗略的分析来看，无论就内容论，或者就语言论，作为封建社会的一本启蒙教材，应该说确是编得高明的。
今天看来，除了内容上某些传播封建思想意识的东西之外，它的编写方法乃至某些具体材料，对我们仍旧是有可借鉴的，乃至可用的。
　　同《千字文》一样，这本《三字经》一编出来，很快就流行开了，并且一直广泛地流传使用到清未民初，并且也有满汉对照和蒙汉对照的本子供兄弟民族的儿童学习之用。
　　也同《干字文》一样，元明以下陆续出现了好些种增改新编的《三字经》，用意也不外乎这样几种：有的认为旧本内容还不够，需要增补，或者有不妥善的地方，需要修改；有的企图用《三字经》的方式专讲某一方面的知识；到了清末，还有人企图用这个方式传播一些当时认为新的思想。属于第一种情形的，如清初黄周星的新编《三字经》，道光间连恒的《增补注释三字经》）光绪间蕉轩氏著、王晋之张错之重订的《广三字经》，以及后来章炳麟的《重订三字经》等等。这一类不多介绍。属于后两种情形的，下边各举一个例子。
　　（1）《三字鉴》，清余懋勋著，陈超元注释，有同治庚午（1870）刊本。用二千七百多字，采用《三字题》的形式，讲上古至明代的历史。有些部分讲得还简明扼要，不难憧。如，讲战国的：
　　　　春秋后　　田代齐　　韩赵魏　　剖晋基
　　　　与赢秦　　及楚燕　　称战国　　诈力先
　　　　赫赫周　　一线延　　至赧王　　九鼎迁
　　又如，讲辽国的：
　　　　阿保机　　起唐末　　十六州　　石晋割
　　　　继称辽　　与宋角　　输岁币　　来自弱
　　（2）《时务三字经》，江翰编，有光锗二十八年（1902）刊本（参见图4）。开头说：
　　　　今天下　　五大洲　　东与西　　两半球
　　以下讲了一些中外地理知识，然后说：
　　　　泰西人　　来京师　　始传教　　继通商　　至本朝　　愈鸱张
　　接着列举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名称，特别指斥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最后说：
　　　　宗徒逃　　教蔓延　　开兵端　　数百年
　　　　迄于今　　祸中国　　惟愚民　　受其惑
　　以下讲了一些科学知识，看来是在宣传变法维新，以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
也象《千字文》的情形一样，各种改编和新编的《三字经》，都没有得到较久、被广的流传。
　　5．《百家姓》和种种改编本
　　我们所熟悉的《百家姓》是用“赵，媛，孙，李”打头的这一种（参见图）。明人朱国桢说：
　　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八）
　　王明清也说：
　　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群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
　　“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百家姓》是宋初人编的，这一点大致没有问题。南宋陆游有《秋日郊思》诗三首，其第三首是：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在这首诗下面，作者自注：
　　　　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陆游：《剑南诗钞》。）
　　可见在宋代，《百家姓》已经是广泛采用的启蒙识字课本了。从那以后就一直流传下来。
　　《百家姓》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四百多个字的堆积（通行本四百七十二字）。为什么它也能这样长时间广泛流行，这是一个很有趣昧，也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边一节来探讨。
　　跟《千字文》和《三字经》的情形一样，《百家姓》也有不少改编本。改编的目的有三种。一种是明、清的统治者不愿意让“赵”字打头，所以出现了下边两种改编本。
　　（1）《皇明千家姓》，明吴沉、刘仲质编，有明洪武十四年（1381）乔山刘龙田刊本。收单姓一千七百六十八，复姓二百，共一千九百六十八姓，二千一百六十八字。改用“朱”字打头，仍旧用四言韵语。由于收的字多，大部分能够成句，并且能按照意思内容归类。比如，开头几句是：
　　　　朱奉天运　富有万方
　　　　圣神文武　道合陶唐
　　　　学弘周扎　统绍禹汤
　　　　葱平胡狄　混一封疆
　　　　爱革夷习　树立典常
　　　　尊崇仁义　劝勉农桑
　　末尾又有若干句歌功颂德、喜庆吉利的话，中问则大都按照事物归类，如：
　　　　牛羊犀象　彪豹狼熊　麋骓骊骆　虬犴鸟鸿
　　　　络纬经论　丹红紫黑
　　　　黄彤赤绛　苍缘青白（这些姓，有的现在少见了，但是确实有过，《万姓统谱》《姓考》
　　　　等书有记载，一般辞书如《康熙字典》，也可查考。）
　　（2）《御制百家姓》，号称康熙编，有康熙问原刊本（参见图2），复刊本，道光十三年张瑜笺注本。改用“孔”字打头，继以“孟”字，然后是孔门弟子之姓：
　　　　孔师阙党　孟席齐梁
　　　　高山詹仰　邹鲁荣昌
　　　　冉季宗政　游夏文章
　　　　盖郗颜闵　殳却苏张
　　这两种改编本都曾用政府的力量推行，所以都流行了一阵，可是到底不能同旧本抗衡，老百姓不管用谁的姓打头，还是念“赵，钱，孙，李”。再一种是认为《百家姓》字太少，应当扩充，所以除了上述的《皇明千家姓》以外，还有《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一种《千姓踞》，和清人崔冕编的一种《千家姓文》，此外有的书上还提到别的本子的千家姓。第三种是认为旧本《百家姓》没有文义，所只要重编，使每句都有点意思。（各种《千家姓》也有这个企图。）突出的例子是下边这一种。
　　《百家姓新笺》，明末黄周星编，载《夏为堂别集》，有清初刊本。又抄本，改题《重编百家姓》。有作者自序，说旧本《百家姓》阙漏殊多，单姓如商，岳，涂，来，复姓如左丘，叔孙，鲜于，胡毋之类，指不胜屈。且杂乱无文，于义奚取！
　　于是他重新编了一本，居然仍用四百七十二字，（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最后仍用旧本的“百家姓终”结尾）而作到成句成文。如，开头几句是：
　　　　尚慕隆古　胥仰盛王
　　　　万方弘赖　怀葛虞唐
　　　　农牧施惠　熊夔司常
　　　　胡越全暨　家国寿昌
　　也跟《千字文》和《三字经》的情形一样，各种改编本都没有能取旧本而代之。旧本《百家姓》除了在汉民族中间流行之外，也有《蒙古字母百家姓》和《女真字母百家姓》流行在兄弟多族之间。
　　6．“三，百，千”
　　宋代出现了《百家姓》和《三字经》。以后，它们并没有取《千字文》而代之，象《干字文》取《急就篇》而代之那样，《千字文》也没有以“老资格”的身份把《百家姓》和《三字经》“压制”下去，象它把各种后起的千字文“压制”下去那样，而是三本书配合起来，成了一整套启蒙的识字教材。全祖望考证明初的教育情况，说：
　　若乡里学会，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首，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全祖望：《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鲒亭集外编》，卷二十二。）
　　明人吕坤说：
　　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吕坤：《社学要略》。吕坤（1534一1616），字新吾，宁陵人，幼愚钝，发奋力学，后中进士，累官巡抚。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封建思想、进德修身的教育。著有蒙书《擅小儿语》等。）
　　这样，久而久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略语“三，百，干”，更可见这三本蒙书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什么道理呢？为什么这三种书这样善于合作呢？
　　《千字文》只有一千个字，事实上确是不够用的，需要补充；同时，《千字文》基本上没有复字，儿童学的字得不到夏习巩固，这也是个不足之处。各种后起的续编本和增补扩充本，字虽然多了，可是一则大都艰深古奥，儿童无法接受，再则连续用一本书、一个方式教儿童识字，必然陷于枯燥乏味，容易挫伤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还有，别种千字文或其他类似的蒙书，不是过分强稠封建思想的教育，弄得满篇大道理，完全脱离了儿童的理解能力，就是过分不注意文理，搞成单纯的文字堆积。“三”“百”“千”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各种缺点。第一，三种合起来，总字数是二千七百二十，除去复字不算，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一部分字重复出现，也有利于复习巩固。第二，三本书各有特点，每本字数最多的不过一千二百多，少的只有四百多，儿童可以很快地学完一本又换一本，有新奇可喜之趣，而无冗长枯燥之威。第三，《百家姓》和《三字经》，在同类的蒙书之中可以说是最通俗浅易，容易接近的。《百家姓》，字数少，所列的大多数是普通常见的姓，特别是开头很大一部分，没有一个象“阙”“郗”之类的难字，念起来流畅和谐，容易上口。《三字经》的特点前边谈过，不再重复。第四，《百家姓》里的字都是姓，除此以外，四个字、四个字地连起来，没有意义。姓，对儿童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儿童只要念这些字，认这些字的模样就行，无需去追究字义和句义。从实行集中识字的角度来看，有这么一部分教材是有益无害的。第五，这三种书合起来，就所收的字和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确如吕新吾所说，既比较地会于“日用”，也多少能使儿童增长些“见闻”，还相当地能教给儿童一点“义理”。识字的目的很突出，没有被不适当的内容考虑所掩盖，而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忽视儿童求知的要求和进行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的需要。
　　当然，“三”“百”“千”之所以能够配合得好，是偶然的，并非这些书的作者有意识地这样编写。但是，前人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了它们能够互相配合这个客观事实，肯定了这个事实，于是充分运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也许，“三，百，千”的形成，原因就在这里；“三，百，千”在方法上对我们有所启发之处，也在这里。
　　7.“杂字”
　　跟“三，百，千”并行的还有另一路识字课本，叫作“杂字”。
　　（甲）宋代以前的杂字杂字的起源也很早，大致与《千字文》先后不远。《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就有好几种。可惜大都亡佚，清代有些人从古书的引用中辑录出一些片段，多少可以见到一点原书的内容，但是无从知道全书的面貌。就这些片段来看，那些杂字书跟唐宋以下用作启蒙教材的各种杂字还不尽相同。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杂字书还有几种。如：
　　《要用杂字》邹里撰，《隋书•经籍志》《国史经籍志》著录，有《丛书集成》据《粤雅堂丛书》本。
　　《俗务要名林》，见《敦煌掇琐》，无编撰者姓名。书分菜蔬、饮食、杂畜、舟、车等十九部，每部排列常用词（单音、双音都有），逐词注音（用反切或直音），有的还有简单的释义。就内容看，这是通俗的分类词汇，可备查考，不适宜作识字课本，但是后来有些杂字书跟它的编法很相近。
　　《藉杂字》，见《敦煌杂录》，无编撰者姓名。编法与后世的杂字书最相类，可惜错漏太多，不能读。根据现有的记载推断，杂字书在宋代已广泛流行，在社会上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前边引述陆游的诗注里，“杂字”和《百家姓》并提为“村书”，可见当时农村里是把杂字书作为基本的识字课本的。此外，《宋史》还有这样的记载：
　　元昊（按：即李元昊，西夏国君）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题重复。教国人把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番语。（《夏国》上，《来史》列传二四四。）
　　西夏创造了文字之后，首先翻译《四言杂字》与《孝经》《尔雅》并列，可见这本杂字书在当时的重要性。据黄任恒考证，这本《四言杂字》似乎还存在。他说：
　　罗福苌《西夏国中略说》曰：“西历一千九百十年，俄大佐柯智洛夫氏于张掖掘得西夏国书刻本经册十数箱，中有汉语及夏国语对译音书一册，约五十叶，名《掌中珠》。夏国书旁皆注汉字汉音，汉语旁亦注西夏字音，四言并列，殆即《宋史•夏国传》所谓《四言杂字》者兴？（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
　　（乙）明清流行的各种杂字明、清流传的杂字书种类非常多。但是这种书由于特别通俗，一般只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仿佛是“正式的”启蒙课本“三，百，千”以外的“非正式”读物，因此比“三，百，千”更“不登大雅之堂”。所以，除了少数例外，杂字书一般不题编者姓名（实际上多数是“市井中人”编的），历代书志、书目上经少著录，也从来没有人象考证《千字文》《三字经》似的去考证它，更没有人去收藏它。今天，我们搜集、研究起来，也就特别困难。
　　就我个人收集到的十几种来看，杂字书的编法大致有四种。
　　（1）分类词汇。这种杂字书都是分类编排，以词为主，并不建属成文，也不跟成韵语。如《益幼杂字》，分五谷、蔬菜、杂货、身体、人物等六十类，共五千多词，很象前边提到的敦煌遗籍《俗务要名林》，只是规模更大而已。清康熙同王相（王相，字晋升，临川人。他编撰注释的蒙书很多，如通行的《三学经》就是他注的，通行的《五言干家诗》题王相编，此外还有别的好些种。《四库》总集类存目四著录了他的《尺牍嘤鸣》一种，事迹无考。研究蒙学，这个人很值得查考一下。）编的《世事通考杂字》也是这一类，分类更细，收词更多。这种书都属于分类词汇性质，可以备查考，不能作识字课本用。
　　（2）分类韵语。这种杂字书也是分类编排，虽不连属成文，但都编成四言或六言的韵语，以便记诵。如，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本《鳌头备用杂字元龟》，《百花门》这样开头：
　　　　花卉枝叶　　根蒂苞葩
　　　　果实子核　　普蕊茎芽
　　　　牡丹芍药　　木樨桂花
　　　　海棠石榴　　水仙梅花
　　（3）分类杂言。这种杂字书虽然还是分类编排，但是每类里边尽可能连属成文，不过要二言、三言、四言、六冒交错运用，也不能全部押韵。如《群珠杂字》，《人事类》：
　　　　砌路修桥　　起塔雕柱　　砌田膀　　筑田塍　　填屋基　　修屋宇　　淘井搬塘　　开渠作埸　　放水吊水车水　耕田莳田耘田
　　　　梳头洗面　　吃饭穿衣　　备妆奁而嫁女　　整肴馔以待宾　　会亲眷　　相女婿　　通乡贯　　结婚姻　　分娩贺喜　　下定娶亲
　　（4）杂字韵文。这种杂字书往往是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对象来编的，全书一贯，连属成文，收字不多，不分类，都用四言、五言或六言的韵语。这一类可能比较后起，而在社会上受到更多的欢迎。如：
　　《山西杂字必读》，四言，是以市井小商人的子弟和学徒为对象的。这样开头：
　　　　人生世间　　耕读当先
　　　　生意买卖　　图赚利钱
　　　　学会写账　　再打算盘
　　　　天平戥子　　纸墨笔砚
　　　　升合石斗　　一秤两端
　　　　明千明两　　不哄不瞒
　　　　冷蒸热卖　　现吃现端
　　以下尽量把有关各种日用商品器物和手工技艺的字编进去。里边也穿插了一些功名利禄和有关农事的字，那一方面是为了把常用的字多包罗一些，一方面也是“升官发财”思想的反映，在全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山东庄农日用杂字》，五言，看来是以中产农家的子弟为对象的。开头说：
　　　　人生天地间　　庄农最为先
　　　　要记日用账　　先把杂字观
　　以下尽量把有关农具、农活、农事经验的字收罗进去。如：
　　　　开冻就出粪　　制下镢合锨
　　　　扁担槐木解　　牛筐草绳拴
　　　　明日把场打　　麸料牲口食
　　　　套上骡合马　　不禁碌辘颠
　　　　迎风摔簸箕　　扬的蛾眉弯
　　　　若遇风不顺　　再加扇车扇
　　再从农事说到生活，说到节日，说到婚娶，从而把一些常用的字收罗进去。
　　《六言杂字》，看来是以北方较大城市或近郊农村的士财主子弟为对象编的。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文字比较通畅，方言士语比较少，也掺杂一些文言的附庸风雅的成分，内容方面，则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发财致富之类的思想色彩很浓厚。如：
　　　　多行阴骘善事　　遗与后代昌绵
　　　　再休倚强压弱　　再休越理欺官
　　　　再休嫉贫妒富　　再休恨地怨天
　　　　有无安分守己　　勤俭本等为先
　　　　且耕且读正业　　只图家庆身安
　　　　良田多买几顷　　树木多栽傍边
　　　　幸遇连年丰稔　　仓库银粮积攒
　　全书大致就以这样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为线索，把各种应用的字组织起来。
　　根据上述的介貂来看，以第（4）类为代表的杂字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通俗；第二，结合特定对象的生活实际，注重日常应用；第三，带有显著的地方色彩，乡上风味。可能正是由于这几个特点，杂字书居然能跟几乎是“官定”的“三，百，千”相抗衡，在不被“读书人”认可的情况之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实际上，也确是靠了这一路土教材，才真正解决了中下层社会人家（也包括只想作土财主不怎么巴结功名的上层人家）的子弟只用短时间学会识字，以应付日用需要的问题。任何一种编得好些的杂字书，大致都能用一次（顶多两次）冬学的时间学完；学会那些字，记记账，写写信，看着通俗小说和唱本，的确可以对付对付了。
　　今天看来，用杂字书的办法教儿章识字，不见得合适。但是，如果抓住它上述的三个特点，用整齐韵语这个方法（当然首先要确定正确的内容），在成人扫盲或者成人业余补习教育中适当加以运用，未始不是可以试验的一途。
（二）集中识字问题的探讨


　　前人在识字教学中第一步是用较短的时间教儿童集中地认识两千来字，然后才逐步教他们读书。在这个集中识字的阶段，以教会儿童认字为主，至于每个字怎样讲，要求很低，怎样用，可以说完全不要求。这期间也开始教儿童写字，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要求一致，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这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的基本方法。千百年来，前人一直采用这个方法，不肯放弃。
　　为什么这样作呢？这样作法，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得考察一下，集中有无必要和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才能谈认跟讲的关系，认跟写的关系，因为怎样讲，怎样写，都是由是否集中决定的。
　　1．要不要集中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学习汉语汉文，不能象欧美的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成句地乃至成段地阅读。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不阅读,不跟语言实际联系起来，识字的效果又会受到影响，难于致用，难于巩固。这是个矛盾。前人采取了集中识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另一方面，汉语语法，字的形态变化很少，名词也罢，动词也罢，形容词也罢，没有什么特殊的形态变化，字的安排可以不受语法的限制，完全依照识字的需要来办。这使集中识字具备了可能性。此外，汉字一小部分是单体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之中，大部分是形声字。偏旁部首，造字的规律，相当明显，即使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很容易领会。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能成堆成批地认字。这又为集中识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就表明，汉语汉字的特点，使集中识字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如果不集中识字，过早地让儿童学习成句的话，成段成篇的文章，一方面，儿童认得的字太少，内容势必受到文字的限制，贫乏单调，落后于儿童的智力发展，不能满足儿童的学习欲望；另一方面，文字的出现又势必受到内容的限制，不能多顾到文字本身的规律性，这样就无从发挥比较类推的作用，儿童不容易领会到文字的规律，学的字就比较模糊，既不容易记住，又会产生错字别字的毛病。字既学得不牢固，不快，就会回过头去影响阅读能力的发展。换言之，不集中识字而过早地教儿童读书，其结果是识字教育和知识、思想教育两败俱伤。前人的作法恰是充分运用了集中识字的有利条件，排除了分散识字的缺点。
　　集中识字有必要，有可能，进一步的问题是识字的数量。太少，不够用；太多，儿童记不住，而且旷日持久，也会挫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当时农村里上多学识字的儿童更没有大多的时间可用。王筠说两干字。从传统的经验看，这个估计不是没有根据的。
　　前边说到过，跟史游《急就篇》先后同时的识字课本还有好几种，主要是合《苍颉》《历》《博学》而成的《苍颉篇》，杨雄的《训纂篇》和班固的《训纂篇》续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苍颉篇》五千五章，每章六十字，一共应该是三千三百字；杨雄的《训篡篇》扩充《苍颉篇》成为八千九章，班固的续编又有增补，成为一百零二章，则杨雄、班固之书估计会有五六千字以上。史游的《急就篇》字数最少，只有二千零一十六字。杨雄、班固，都比史游的地位高，比他的名气大，可是他们的书很早就失传了，惟有《急就篇》沿用到隋唐，并且保存下来。什么原因呢？除了编法上和别的可能的因素之外，会不会还因为《急就篇》字数适当，所以大家一直采用，而《苍颉》《训纂》字数太多，不适合作启蒙教材呢？看来这个可能是很大的。因为别的几种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千字文》一直流传，而所谓三千字文，五千字文，万字文，都不流传；《百家姓》流传，而经政府颁行的《千家姓》不流传。另一方面，单是一本《千字文》，人们显然感到不够，所以选来选去，还是选中了一本《三字经》，一本《百家姓》，跟《千字文》配合起来，以足两千字左右之数。这些事实似乎足以说明，前人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字左右才合适，超乎这个数目过多，不足这个数目就太少。
　　今天，我们可以参考前人的这条经验，作得更科学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定若干种儿童必读书，作一个字汇统计，看看这些书使用的字汇有多大，这些字的出现情祝怎么样，从而确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字汇表。这项工作，应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2．认和讲
　　《千字文》和《三字经》里的文句，有些是儿童能懂的，也有很多是儿童不能懂，或者不能全懂的。前人教这些书，主要是要求儿童认得一个一个的字的模样，能念能背，并不要求句句会讲，教的时候，大致是略微讲解一下，孩子们懂多少算多少，所以考查的时候只叫背，并不要求回讲。其甚焉者就干脆完全不讲，只管叫孩子硬念，硬记，硬背。这一向是我们对前人识字教学方法非难得最厉害的一点。
　　前人的作法是不是完全不对呢？这需要分析。
　　完全不讲当然是不行的。前人也不赞成那样作。王筠就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作法。他说：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教童子法》）
从各种蒙书的演变来看，凡是过分艰深，儿童完全无法理解的，就一定站不住。不论用意怎样，不论编者是多么受推崇的人物，不论用什么力量来推广，总归行不开。何桂珍的《训蒙千字文》，朱熹的《小学》（后边还要谈到这本书）是突出的例子。但是，如果要求把每字每句都讲清楚，让学生都明白，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要求，《千字文》《三字经》当然不合用；另编，也无法编出来；一定要编的话，那就必须改变或者放弃集中识字。集中识字和全讲全懂之间有矛盾。简单化的解决办法是抓住一个排挤另一个：过去有些三家村的老夫子完全不讲，只叫死念，是一种；后来搞成“狗，大狗，小狗”，彻底取消了集中识字，是另一种。这两种简单化的办法怕都是不对头的。
　　前人提倡过一些办法，也许用意之一就在于比较不过分简单化地解决那个矛盾。清人崔学古说：
　　识字，第一分纸上识字，书上识字二法。何谓纸上识字？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姿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何为书上识字？凡教生书，先会本生就书上字逐字挨认，遇不识字用朱笔圈出，又用墨笔写在书头，最为易记。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与“刑”，“扬”之与“杨”，声同而笔画边旁不同；如“巳”之与“已”，“行”之与“行（杭）”，……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与“心”，“登”之与“敦”，声近而用舌用齿又不同：诸如此类，必细辨之。（崔学古：《幼训》）
　　清人唐彪也提倡过类似的办法。（见唐彪：《父师善诱法》）清末兴办新学之后，识字块的办法还在群众中同流行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后来慢慢消失了。这个办法是否还有某些用处，似乎可以再研究一下。
　　当然，识字块还不能完全解诀集中识字和全讲全懂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肯定集中识字的必要性，恐怕需要进一步作些试验。比如，基本上集中，基本上全讲，不绝对集中，不绝对要求全懂，也许是可以试行的一条途径。
　　3．认和写
　　前人重视书法,从儿童入学就教写字，可是所写的并不是按照“三，百，干”里字的顺序，而是另有写的一套。《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三字经》开头两句里的“初，善”，《千字文》开头两句里的“地，黄，荒”等等，都要到很久以后才写得到。儿童开始学写字，写的是“上大人，丘（也作“孔’）乙己”。
　　这个办法，也有很久的历史。敦煌遗籍中就有一叶这样的东西，是这么一串字：
　　上大夫丘乙已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日舍屯（见《敦煌掇琐》，编者有按语：“以下字迹模糊，不可读。”可见还不止这些字。）
　　清初人褚人获有这样的说法：
　　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水东日记》言，宋学士晚年喜写此，必知所自。又，《说郛》中亦记之。大抵取笔画稀少，童子易于识认耳。（《坚瓠集》壬集卷四）
　　写“上大人丘乙己”还分几个步骤。第一步写大字。首先描红（有的还先把腕，就是老师拿着儿童的手来写），描仿影，进一步是写“米”字格，再进一步临帖。大字写得有点基础才写小字。反正，始终跟识字走的不是一条路。
　　这个办法也是值得研究的。
　　从一方面讲，写字和认字一致，可以收相辅相成，互相巩固之效。写认得的字，因为学过它，大体知道它的意思和偏旁形体，写起来容易些，进而又可风加深和巩固对它的认识。如果认字和写字互不相谋，就收不到这个效果。但是，从另一面讲，为了集中识字，教材里的字就不能完全按照笔画的多少难易来安排，而为了学写字，却必须从基本笔画，基本字形，基本结构练起。如果一定要求认了就得会写，那就必须从最简单的字认起，并且大大放慢认字的速度，因为最简单的字是没有多少的，也就是说，必须基本上取消集中识字或者改变集中的程度。如果要集中识字，也要跟着识字的进度学写字，那就使儿童一开始就学写很多字，并且学写难字，这恐怕也有困难。看起来，如果肯定了集中识字，肯定了学写字应该从基本笔画人手，并且大致按照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步地练，那么，写字和认字的步调不完全一致，恐怕是难于避免的。
　　“上大人丘乙己”未必是最合理的安排，他们的步骤也未必是最合适的。然而，不让识字和写字互相干扰，互相牵制；教儿童写字从有依傍（把腕、描红、描影、临帖）到无依傍；先大后小：这三条却显然是跟汉字的特点相合的。近几十年来，初学写字不用毛笔而用石笔和铅笔，描红、描仿影的办法作起来有困难，用石笔、铅笔写大字也成问题。再加上一般地要求认字和写字并进，于是不得不让初入学的儿童一开始就捏着小手，毫无依傍地把笔画繁多的字装在小小的方格里。这，实在有点难为孩子。难为一点也罢，这样入手学写字，恐怕是终究学不好而不得不养成马虎潦草习惯的一个原因。
　　前人的作法似乎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发：我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根据今天的情况研究出一套比较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训练写字的办法来，甚至还需要设计一种专供初学儿童学字用的工具，既有铅笔钢笔在制作、携带、使用上的便利，又有毛笔适于初学写字的优点。
　　还应该提到，就前人的作法来着，仿佛他们有这样一种经验。认字，记字，开头可以快，但是到了一定的限度（比如两千多字），再继续多记新字，速度就不能那么快了。懂字义，懂用法，开头只能慢，到了后来，认的字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开窍，这方面会快起来。写字，也这样。汉字难写，开头只能慢，但是等到基本笔画练熟了，基本字形掌握了，学写也会快起来。于是，前人就肯定这三个方面的差别，开头教儿童多认多记，多到远远超过他们能讲能写的地步，而让讲和写慢慢追上来，追到集中识字阶段完成，乃至进入下一阶段之后，认，讲，写，用终于会师。
　　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来考虑，根据儿童学习能力的发展来考虑，前人这个经验似乎不无可资参考、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在集中识字阶段，为了便于儿童记诵，前人采用了整齐韵语的办法。这个办法，一直到下一阶段还继续使用，我们留到下一章再去探讨。
　　集中识字教材在编法上有显著的缺点，这也留在下一章里合并讨论。
二　进一步的识字教育

　
　　　　　　　　　　　　　（一）从“三，百，千”到读写训练


　　封建社会的儿童，学过“三，百，千”之后，就该读《四书》了。让那么小的孩子（八九岁，甚至更小）读《四书》，实在为时过早，里边讲的许多道理都是孩子们无法理解的，于是无可避免地只能仍旧采取教“三，百，千”的办法，要孩子们硬记，硬背。教《四书》，原是要用“圣贤”的思想去教育学生的，不象集中识字阶段教《三字经》，首要目的在让学生认得书里那些字。
　　进行思想教育而使学生不懂，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过早地教《四书》，采用跟教“三，百，千”差不多的办法，这在传统教育中可以说是糟粕的一面，无足取。而且，教孩子们读《四书》，目的不在进行语文教育（尽管在客观上也会使学生学到一点语文），跟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关系不大。因此，启蒙阶段教学《四书》的种种情形，这里不讨论。
　　在语文教育方面，这里有一个不小的问题。学过“三，百，千”，孩子们记了两千来字。然而，这两千来字，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不完全理解意义的情形之下记住的，当然不巩固。
　　在读《四书》的过程中去巩固吗？不行。因为读《四书》只能一点一点地慢慢读下去，不能起巩固识字的作用。同时，学“三，百，千”一共才认了两千来字，少不得还要忘掉一些，剩下的怕不到两千，读书作文都还不够用，有待补充。这，也不能全靠读《四书》去慢慢地补。总之，教过“三，百，干”之后，需要采取某种办法，来巩固集中识字的成果，进一步扩充识字的范围，为下一步进行读写训练打下基础。不解决这个问题，集中识字那一步的工作，将成为徒劳。
　　再一方面，学过“三，百，干”的八九岁的孩子，知识渐开，求知的欲望很强；一入学，生活的范围渐广，性格品德的发展成长很快。这时候，向他们进行一定的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显然是必要的。而《四书》，不能满足这个需要。讲思想，不切合儿童的实际；讲知识，里边涉及的方面不广，也不符合儿童的要求。这就说明，在“三，百，千”和读“经”读“史”之间，需要有个过渡。
　　前人大概在教学实践之中觉察到这个问题了，于是试验过几种办法，有的是失败的，有的是比较成功的。

　　　　　　　　　　　　　（二）朱熹《小学》和种种“类小学”——失败的尝试

　　为了向儿童进行封建思想的教育，并且为教学《四书》《五经》奠定基础，朱熹编了一部《小学》。
　　在《小学》里，朱熹辑录了“古圣先贤”的许多话，组织成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里边除了直接说教的话之外，有不少格言、故事，也有一点诗歌，还包含一些名物知识，而处处不离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见朱熹：《小学》序言）。拿封建教育的尺度来衡量，朱熹编这本书总算是煞费苦心的。书成之后，备受推崇，知名的文人学者纷纷给它作笺释注解，官家、私人不断刻印，版本之多，印制之精工，凌驾乎一切蒙书之上。然而，在群众中间，这本教材还是行不开。朱熹编这本书的意图是“授之童蒙”（见朱熹：《小学》序言），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流行于学塾蒙馆，而是陈列在理学家的书斋里，供他们欣赏赞叹。什么原因呢？服膺程朱之学的陆世仪，对《小学》的失败有过中肯的论断：
　　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陆世仪：《论小学》。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太仓人，师事刘宗周，服膺程朱而重视力行。明亡后隐居，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东林、太仓等书院讲学，门生很多。着有《恩辨录》等。）
　　宋代以下，跟《小学》类似的书，出过一大批，这里给它们一个名称“类小学”。有的仍以辑录前人的话为主，如宋代吕祖谦的《少仪外传》，体例最与《小学》相近。也有的主要用自己的话来说，或者既引前人的话，也用自己的话，如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明代吕本中的《童蒙训》，清代张履祥的《训子语》，等等。所有这些书，主要内容当然都是宣扬封建统洽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但是也有片片段段的说得不坏的地方，如《训子语》里说：
　　子弟七八岁，无论敏钝，俱宜就塾读书，使粗知义理。至十五六岁，然后观其质之所近与其志尚，为农为士，始分其业。则自幼不习游闲，人于非慝，易以为善。虽肄诗书，不可不会知稼穑之事；虽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诗书之义。
　　这虽然仍不出封建士大夫所谓“耕读”的套子，总还没有显著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味道，已经算难得的了。所有这些书，除了陆世仪指出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对象不明。书里的话有些是对儿童说的，讲怎样修身，怎样学习的道理，有些又象是对塾师和儿童的父兄说的，讲教育儿童的道理。原因可能是编写这些书的人多数是知名的理学家、道学家和他们的追随者，而不是有实际教学经验的人，于是只想到把他们的理学知识和道学观念硬灌给儿童，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所说的那番道理和所用的那套语言是儿童无法接近的。结果是，不论早已湮没无问的《少仪外传》，或者名声很高的《童蒙训》，还是受到道学家们推重的《训子语》，命运都跟朱熹的《小学》一样，在群众中吃不开。
　　从以上的事实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过早地用“庄严典重”的文章向儿童讲大道理的办法，是完全行不通的。　

　　　　　　　　　　　　　　（三）韵语知识读物　　

　　《急就篇》和“三，百，千”之外，宋代以前本来早就有另外两路韵语知识读物。一路是用韵语向儿童讲洒扫应退、修身力学、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矩的；一路是讲掌故知识的。宋元以下，这两路教材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小学》和“类小学”的尝试失败之后，更大量地产生，成为古代蒙书中数量最大的一个部门。　
　　从后起的这类韵语知识读物的编法和明清以来学塾里的用法来看，用意大致在把巩固识字，扩充识字的需要和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需要结合起来，而以前者为主。
　　一般的使用情况是，有的在“三，百，千”之后先教儿童读一点韵语知识读物，然后教《四书》。有的是紧跟着“三，百，千”，既教《四书》，也教韵语知识读物；还有的干脆抛开“三，百，千”（或者抛开其中的一两种），上来就教韵语知识读物，然后教《四书》。清人唐彪主张让儿童在入学之前，先在家里认字块（用《千字文》《三字经》里的字），他认为：
　　一年可识一二千字，然后从师人塾。字之识者过半，刚读之易；且其目之所视，亦知属意在书，而不仰天口诵矣。读半年小书，便可教读《四书》。（唐彪：《艾师善诱法》）
　　前人说“小书”，一般包括“三，百，千”和某些韵语知识读物。这里说的“小书”，显然只指韵语知识读物。杨迦怿说：
　　余年六岁入学，读过王伯厚先生《三字经》，师即授以王逢原《十七史蒙求》，以其有注而易解也。（杨迦怿：《李氏蒙求集往》道光三年自序）
　　上述的主张和实际作法都是先教“三，百，千”，次教韵语知识读物，然后教《四书》，也就是说，用韵语知识读物作为从“三，百，千”向《四书》的过渡。这种办法在明、清两代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韵语知识读物，一般不只教一种，大都少则两种，多则三四种，学生有条件的还可以自己读一些。道理恐怕跟“三，百，千”合用一样，一则接触面可以广一些，再则过些时候换用一种，能增加儿童的学习兴趣。教学的时候，比“三，百，千”讲得多一些，对学生的理解，要求也高一些，但是仍旧不要求绝对的透彻理解，有些比较难的内容，还是懂多少算多少。
　　韵语知识读物，除了少数几种出自大手笔，讲述大道理的以外，历来是常常受到非难或讥嘲的。有人指责这种书编得“杂乱无章”，有人嘲笑它们“鄙俗无文”。然而，这些批评指责都没能把韵语知识读物压制下去。正相反，它们大大地发展起来，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小学》和“类小学”，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逼得道学家不得不赶紧把朱夫子的《小学》改编为韵语（清人罗泽南编有《小学韵语需》）来应付。前人在教学实践中的这种取舍，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以下我们分节把两大类韵语知识读物简单介绍一下。

　　　　　　　　　　　　　　　　　　（四）训诫类

　　就内容而论，这一类的糟粕极多。不过，在历史上这类书的出现很早，千百年来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它们的情形还是值得注意的。至少，把它们作为一种反面教材，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用些什么办法来向他们的下一代传播封建思想意识，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对我们也还是有意义的。　
　　从形式和需言上看，这类书绝大多数是四言韵语，个别的用三言韵语，少数几种是不整齐的韵语，有的类似格言。多数当然是文言的，有的杂用俗谚，也有几种运用相当多的白话成分。
　　根据内容和编法的不同，这类教材可以区分为下列几种。
　　1．儿童守则
　　举有代表性的几种为例。
　　（1）管于《弟干职》。有多种注释本。专讲儿童应当怎样作学生的。对儿童的要求是：　
　　　　先生施教　弟子是则　
　　　　朝益暮习　小心翼翼　
　　　　出入恭敬　如见宾客　
　　一直讲到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坐，怎样立，怎样说话，等等。总之，是要把儿童训练成一个小大人。　
　　此外，有蔡邕的《劝学》，书巳佚，据搜辑者马国翰的推断，拟与《弟子职》相近。他说：　
　　《劝学》篇皆勖学之言，编为韵语，取便讽诵。“人无贵贱，道在则尊”，实篇中名言也。（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　
　　（2）李毓秀《弟子规》。有多种刊本。这是清代中叶以后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三言。全书根据《论语》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句话，分作五部分。第一，“总叙”，二十四字；第二，“入则孝出则弟”，三百字；第三，“谨而信”，三百八十四字；第四，“泛爱众而亲仁”，二百二十八字；第五，“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百四千四字：总计一千零八千字。尽量用《论语》里的说法诠释那句话，能抓住要点，提纲挈领，语句比较好懂，字数少，容易记诵，这些大概是它所以风行的原因。比如，“谨而信”部分，有这样一些句子：
　　　　见人善　　即思齐　　纵去远　　以渐跻　
　　　　见人恶　　即内省　　有则改　　无加警
　　　　惟德学　　惟才艺　　不如人　　当自励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戚
　　　　闻过怒　　闻誉喜　　损友来　　益友却　
　　　　闻誉恐　　闻过欣　　直谅士　　渐相亲　
　　　　无心非　　名为蜡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倘拴饰　　增一辜　
　　2．妇女道德　
　　《女论语》，这是最早的这类读物，相传为唐代女子宋若昭姐妹所著。清人王相把它跟班昭的《女诫》，相传为明成祖的徐皇后所著的《内训》，王相的母亲刘氏所著的《女范捷录》编在一起，称加《女四书》，有李光明庄（这是从清初到清末专门出版蒙书的一家书坊，设在南京，出版的书则行销全国，影响很大。出书种类很多，“三，百千”，《四书》《五经》，故事书，属对书，诗文选本，直到八股文作法，样样齐备。联系了一批有经验的编者，如王相等，出的书一般经过校注，刻印也比较好，有的有插图。前边的图3就是李光明在刊本《三字经》的一页。）刊本和其他刊本，也颇风行一时。后来又有了《女儿经》《四言闺鉴》等等。这类书少不了都是讲些“三从四德”“男正乎外，女正乎内”那一套，无可称述。
　　3．性理知识　
　　宋人程若庸的《性理字训》和清人罗泽南的《小学韵语》。这是主要的两种，内容都艰深难懂。在当时，这类书很受理学家的推崇，象元代的程端礼，不赞成教儿童念韵语知识读物，但是赞成念《性理字训》，这本书后来还跟《弟子规》，何桂珍《千字文》一起，被列为“童蒙必读书”。但是实际上没有多少蒙馆采用，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
　　4．格言谚语
　　这一种历史久，品种也不少，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大。特点是既吸取古书上的话，也吸取流行的谚语，尽量作到通俗好懂，有的干脆用白话，多数是不严格的对偶句，容易念，容易记，因此风行全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下边介貂主要的几种。
　　（1）《太公家教》。这是现存最早的这一类蒙书，出于敦煌遗籍。原来有好几本，其一被伯希和（伯希和（1878－1945），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汉学家。一九○六——一大○八年在我国甘肃、新疆一带进行“探险”活动，盗劫敦煌千佛洞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巴黎。）劫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收在《鸣沙石室佚书》里的另一本；此外，《敦煌杂录》收有开头序文的片段，与前一种略有出入，当是又一残本。这本书，唐李翱的文章里就提到，他说：
　　义不主于礼，言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辞章不能工，有之矣，刘氏《人物志》、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李翱：《答进士王载言韦》，见《唐文粹》，卷八十五。又见《李文公集》，卷六，题作《答朱载言书》、注谓“一本作梁载言”第一句作“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戳劝”《人物志》作《人物表》。按：魏刘邵作《人物志》，集作《人物表》，恐误；又《剧秦美新》，杨雄作，见《文选》，卷四千八，称颂王莽，后世多评识之。）
　　宋人胡仔诋评杜荀鹤的时候也提到过：
　　《唐风集》中，诗极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时”，“不觉裹头成大汉，初看竹焉作儿童”之句，前辈方之《太公家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杜荀鹤”条。）
　　明人王明清认为：
　　世传《太公家教》，其言极浅陋鄙俚，然见之唐李习之文集，至以《文中子》为一律。观其中犹引周汉以来事，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来，历来的文人学者对《太公家教》都很鄙视；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这本书从唐到明，在社会上流行非常广泛，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一种蒙书。书前有短序，里边有这样一些话：
　　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为书一卷，助诱童儿。
　　从这些话来看，王明清的推断是可信的。
　　全书除少数例外，多用四言韵语，以训诫的口气，讲些为人处世之道。文字很通俗，夹杂不少俗语，有些地方确实牵强不通，抄本里错字漏字也多。个别地方径抄《论语》，如：　
　　三人（抄本此处多一“同”字）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抄本误作“盖”）之。
　　还有几处，径抄《千字文》，如：　
　　　　知过必改　　得能莫忘　
　　　　女慕责洁　　男效才良　
　　多数句子，似是当时的俗说，谚语，其中有些一直流传下来，甚至直到现在，如：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贪心害己　　利口伤身　
　　　　落网之鸟　　恨不高飞　
　　　　吞钩之鱼　　恨不忍饥　
　　　　凡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就其思想内容而论，是充满了忠君孝亲，隐恶扬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等那一大套，可以说它只能使我们从反面看到在产生它的时代里，人们是生活在怎样一种窒息的空气之中，使我们看到封建思想意识和逃避现实的思想意识的腐蚀性之大，此外，怕是一无足取了。也许正是由于它完完全全投合了封建社会的需要，而编法通俗浅显，平易近人，所以能在千百年间广泛流传。据王重民先生考证，就是在“三，百，千”和其他蒙书流行，《太公家教》在内地已经被人们遗忘之后，它还在东北各地流行了一阵。他说：
　　《太公家教》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本。大概说来，自从第八世纪的中叶到第十位纪未年（750－1000）通用在中国本部；第十一位纪到第十七世纪（1000一1650），还继续不断的被中国北部和东北的辽金高丽满州各民族内说各种藉言的儿童们所采用。……
　　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根据《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女直字《大公书》，就是高丽的《太公尚书》，就是《太公家教》。……
　　满州文本《太公家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译成的。《八旗通志阿什坦传》说：“阿什坦字海龙，顺治二年以通满汉文，选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翻译《大学》《中庸》《孝经》及《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刊行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219一224页）
　　这段考证清楚地说明了《太公家教》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因此，书虽无可取，但是它的流行和影响还是值得注意的。
　　（2）《小儿语》和《读小儿语》，明吕得胜、吕坤父子编，有多种刊本。书用四言、六言、杂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用）韵语，讲些训诫的话。总的精神无非是训练儿童低声下气，安分守己等等，间或也有几句可取的话。语言则极浅易，可以说基本上是白话的，并且句句通畅顺口，没有一点牵强的地方。明清以来，备受封建统治者所推重，在社会上流行也广泛，有些话简直象格言谚语似的到处传播着，影响很大。如：
　　　　一切言动　　都要安详
　　　　十差九错　　只为慌张　
　　　　能有几句　　见人胡讲　
　　　　洪钟无声　　满瓶不响　
　　　　无心之失　　说开罢手　
　　　　一差半错　　哪个没有　　
　　　　自家有过　　人说要听　
　　　　当局者迷　　旁观者醒　
　　　　乞儿口干力尽　　终日不得一钱　
　　　　败子羹肉满桌　　吃着只恨不甜　
　　　　大凡作一件事　　就要当一件事　
　　　　若是苟且粗疏　　定不成一件事　
　　能用白话写成整齐押韵的警语，单就这一点而论，很值得我们重视。
　　（3）《昔时贤文》，又称《古今贤文》，不著编者姓氏，流行最广的是上海普通书局和昌文书局的石印本。这是一本通俗的格言谚语汇编。杂言，清代未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影响极大。里边许多话都是直到现在还家喻户晓的，如：　
　　　　路遥知马力　　事久见人心　
　　　　人老心不老　　人穷志莫穷　
　　　　使口不如自走　　求人不如求己　
　　　　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把无时当有时　
　　就其内容而论，可以说是良莠相杂，有十足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最坏的东西，也有表现群众生活经验的比较好的东西，总的情况无疑还是坏的多，好的少。值得注意的，也在于它的方法。
　　总起来说，训诫类的韵语知识读物在封建社会的影响极大。在向儿童少年，乃至一般成年人传播封建思想意识，以加强其封建统治这个方面，这类蒙书所起的作用，几乎是远远超过《四书》《五经》。就其内容而论，无足取，原因就在这里；就其方法而论，很值得注意，道理也在这里。前人留下来的格言谚语之中，不乏精华；用白话写成浅近易懂、流畅上口的整齐韵语，我们的能力至少不该低于吕氏父子。我们应该能够编出更多的内容既健康，语言形式又为儿童所喜爱，容易念，容易背，一经上口终生不忘的一些读物！

　　　　　　　　　　　（五）李翰《蒙求》和种种“类蒙求”

　　另一类韵语知识读物是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因为这类读物创始于唐代李翰的《蒙求》，从那以后产生了许许多多同类的读物都沿用“蒙求”这个名称，所以我们也就用这两个字来概括整个这一类。有一些蒙书，不叫作“蒙求”，但是性质和编法相同，我们也把它概括在这一类里，称之为“类蒙求”。——另外也有这样两种情形：书名叫“蒙求”，实际上虽为初学而设，但不是韵语读物，跟“蒙求”的性质不一样，如王筠的《文字蒙求》等，我们把它归在后边另外的地方介绍；书名叫“蒙求”，但实际上不是蒙书，女清人徐朝俊（徐光启的后人）的《高厚蒙求》，是一部讲天文学的书，我们不谈。
　　这是韵语知识读物中比较重要，影响比较大，值得参考的地方也比较多的一类。按照内容，又可以分作下列三类。
　　1．掌故类
　　以掌故知识为主要内容来编写蒙书，教儿童诵读、记忆，这是古代蒙学一个新的发展。办法是，用对偶押韵的句子，每句包含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传说人物的故事。故事，当然要由老师来讲，不过，由于有故事，提高了儿童的兴趣，再加上语言整齐押韵，便于诵读，孩子们很容易地把那些简单的句子背下来。记住了这些句子，又回过头去帮助记忆那些掌故。这样，既达到了识字的目的，同时增长了儿童的知识，为下一步的阅读教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就现有的材料看，这个办法滥觞于唐代的《兔园册》，创始于李翰《蒙求》，最后发展为明情以下广泛流行的《幼学》。
　　（1）《兔园册》，书佚，现仅残存半篇序文，见《鸣沙石室佚书》。据宋人晁公武的记载：
　　《兔园策》十卷。唐虞世南（虞世南（558—638），字伯施，余姚人。博学，善书。历仕南朝陈、隋、唐三戍。有文集三十卷传世。）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
　　但是王应麟的记载与此不同。他说：
　　《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今僚佐杜词先仿应科目策，自设对问，引经史为训。恽，太宗子，故用梁玉兔园名其书。（王应鳞：《困学纪闻》，卷十四。）现在残存的半篇序文，书名的确题为“《兔园册府》”，下边作者也的确题为“杜嗣先奉教（按：疑为‘敕’之误）撰”。又《遂初堂书目》也有《兔园册府》著录。可见王应麟的记载是不错的。可是晁公武的记载一般也可信，并且也还有别的记截可资印证，如宋初人孙光宪说：
　　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兔园册》乃徐瘦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九。）
　　这与晁说“皆偶俪之语”相合。此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的有“《兔园策》九卷”（未注撰人），这与晁志的书名相合，卷数相近。根据这些情况，也许可以假定，曾经有过两种本子，至少其中之一是用“偶俪之语”记“古今事”，并且广泛流行在民间，用作蒙学读物的。原书虽然已经无法见到，然而我们不难从《蒙求》和别的一些类似的蒙书中看出它的影响。因此，谈到掌故类的蒙求书，我们不能不提到这本《免园册》。<br>
　　（2）李翰《蒙求》（参见图7）。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和时代，过去有两种说法。晁公武和陈振孙都说作者是唐代人（只是晁写作李瀚，陈写作李翰）。（《书录解题》巷十四，《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后来有些人从这一说，如：
　　《蒙求》二卷，《书录解题》云：“唐李翰撰。”宋叶大庆《考古质颖》，亦以翰为唐人。明顾起论标注，序谓：“翰故赵人，天宝末擢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父华，弟观，并以文章擅名。宋宗窒诸家家塾各有《蒙求》，实翰倡之。”（见清人张海鹏《蒙求集注•跋》。）
　　关于唐代的李翰，《新唐书》《李华》传记载说：
　　宗子翰，从子观，皆有文名。翰摇进士第，调卫尉，……累迁左补阙翰林学士。大历中病免，客阳翟，卒。翰为文精密而思迟。（《新唐书》二○三，列传一二八，文艺下。）
　　《旧唐书》《萧颖士传》说：　
　　（李）华宗人翰，亦以进士知名。天宝中寓居阳翟。为文精密，用思苦涩。……上元中为卫县尉，人朝为侍御史。（《旧唐书》一九○下，列传一四○下，文苑下。）
　　两书记载相近，但是与李华的关系和个人经历，有些出入，都没提到著《蒙求》的事。　
　　《四库提要》则认为《蒙求》的作者是五代时后晋的李瀚。《提要》说：
　　《蒙求集注》二卷，晋李瀚撰。瀚始未未祥。老李匡义《资暇集》称：“宗人瀚作《蒙求》”，则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维翰传》称：“初，李瀚为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晋高祖以为浮薄，当即其人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
　　从此以后，一般从《四库》说，称《蒙求》为后晋李瀚撰。《宋史》《李涛传》说：　
　　涛弟瀚，字日新，幼聪敏，慕王杨卢骆为文章。（《宋史》二六二）列传二一。）这个李瀚曾在后晋作官，任宣政殿学士等职，著有《丁年集》。不过传里也没提到《蒙求》。各种本子的《蒙求》有的题李瀚，有的题李瀚。有人并且从书的内容上找出根据，如：
　　辽宣政殿学士李瀚撰《蒙求》一卷。……瀚仕辽，尝谋南还，见穆宗纪。《宋史》附见《李涛传》后，“翰”或作“瀚”，实一人也。辽人重文学，瀚谋归不果，始终以词翰见重于时。篇中类举古人而终于“鲍照篇翰，陈琳书檄”，殆以自寓与？（郡晋涵：《蒙求补注•序》）
　　《全唐诗》附收了《蒙求》，，称唐末五代人李瀚作，但是在前边的两个地方分别收了李翰诗和李瀚诗各一首，又似以翰、瀚为两人。陈振孙，晁公武都是宋人，距《蒙求》的时代近，他们著录的多是亲见的书，一般可信，都说《蒙求》是唐人所著，此说本应重视。然而《全唐诗》和《四库》都是“官书”，所以后来的人多以它们的说法为据。因此，形成了二说并存，没有定论的局面。
　　光绪六年，清政府驻日本使馆的随员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发现了好几种古本的《蒙求》，其一是卷子改装本古抄《蒙求》一卷，开头有唐代镜州刺史李良在天宝五年（746）写的《荐蒙求表》，里边说：
　　窃见臣境内寄住客前信州司仓参军李瀚，学艺淹通理识，精究古人状迹，编成音韵，属对类事，无非典实，名曰《蒙求》，约三千言。……司封员外郎李华，当代文宗，名望夙著，与作序云：“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求》哉！”……（见杨守敬：《日本前书志》，卷十一）
　　接着是李华的序。再下去是给《蒙求》作补注的宋代人徐子光的序（这篇序文，后来的《蒙求》也佚失了），里边也说作者是唐人。此外，还有另一种三卷的（陈、晁书志都作三卷，后来的《蒙求》则多作二卷）旧抄本《蒙求补注》，两种三卷的抄本《附音增广古注蒙求》，一种三卷的活字本《标题徐状元享补注蒙求》，大都有上述的李良表和李华、徐子光的序。（按：《蒙求》一书在日本特别流行，除了从中国去的本子和据以翻印的本子之外，还有日本人自己注释校订的本子多种，参见《大汉和辞典》。）
　　敦煌石室的宝藏打开之后。里边果然也有两部《蒙求》残卷（可惜都为伯希和劫去），其一为卷子本，开头也有李良表的后半段和李华序。（见《敦煌古籍叙录》，266—207页）
　　至此，《蒙求》的作者是唐代人已无问题，是与李华有关系的李翰的可能性也很大。（只是各本都作“瀚”或“瘠”，没有作“翰”的，这一点尚待进一步查考。）我们根据上述情况，暂时把作者写作李翰。　
　　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略为考查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问题，是由于《蒙求》这部教材在蒙学史上是可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对于此后的蒙书具有极大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历史上，《蒙求》还是遭到过不少的非难。如陈振孙就批评它：　
　　本无义例，信手肆意，杂袭成章，取其韵语，易于训诵而已。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事有甚不可晓者。余家诸子在褓，未尝令诵此也。（《书录解题》卷十四。）
　　元代的理学家程端礼也说：　
　　日读《字训纲》三五段，……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程端礼：《读分年日程》，卷一。程端礼（1271一1345），字敬礼，一字敬叔，号畏斋，鄞县人。服膺程、朱之学，历任教论、教授等职，生徒甚众。所著《读书分年程》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地方奉为教学的准绳。）
　　然而，宋、元、明几百年之间，《蒙求》在社会上则广泛流行，正象陈振孙说的，“举世诵之”，并且对后来的蒙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翰《蒙求》全书正文都用四言，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讲一个掌故（只有最后四句桔束语是例外）。现存本总计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全书所讲的，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也包括一些传说人物的故事，有的表现某种可取的言行，有的带有激励劝勉的意味，有的是文学上脍炙人口的故事，如：
　　　　桓谭非讥　　王商止讹　
　　　　西门投巫　　何谦焚祠　
　　　　匡衡凿壁　　孙敬闭户　
　　　　孙康映雪　　车胤聚萤　
　　　　屈原泽畔　　渔父江滨　
　　　　绿珠坠楼　　文君当垆
　　其中很多成为后来《三字经》《日记故事》《龙文鞭影》《幼学》取材的来源。此外，还有一些神话故事和古代寓言，如：　
　　　　女娲补天　　长房缩地　
　　　　墨子悲丝　　杨朱泣歧　
　　也包括一些纯知识性的材料，如：　
　　　　杜康造酒　　仓颉制字　
　　　　程邈隶书　　史籀大篆　
　　　　蒙恬制笔　　蔡伦造纸　
　　从思想内容上看，当然免不了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的东西，但是跟许多古代的蒙书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李翰《蒙求》中那类毒素很重的东西比较少，而取材面相当宽广，思想境界相当开阔。这，也许正是一些道学家不赞成它的一个原因。　
　　程端礼把李氏《蒙求》跟《千字文》相提并论，可见《蒙求》在蒙学中流行之广；从历代注释《蒙求》者之多，以及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在社会上影响之大。根据某些记载来看，这本书大概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才渐趋湮没。清人杨迦怿说：　
　　李氏《蒙求》旧板罕存，坊间所刻，止取其总目（按：即正文）而删其注，浅学塾师，何从讲肄？盖可憾矣！是有目无注之李氏《蒙求》，尔时（按：指杨幼年时，约在乾隆间）坊间尚有售者，迄今（按：指杨作序时，即道光三年）又将百年，并此亦不易见矣。其憾更为何如！
　　（3）《十七史蒙求》《龙文鞭影》等。李氏《蒙求》之后，陆续出现了大批蒙求书，其中编法与李氏书相同，内容也属掌故性的，就有宋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人，王安石妻妹婿，少有才华，二十八岁卒，有《广陵集》）的《十七史蒙求》，明姚光祚的《广蒙求》，明萧良有（萧良有，字以占，号汉仲，汉阳人，明万历八年（1580）进士，任国子监祭酒。有《玉堂遗稿》。）的《龙文鞭影》，清张似谦的《记事珠》等多种，其中流行较广的是《十七史蒙求》（参见图8），现存清康熙庚寅（1710）复南宋乾道已丑（1169）麻沙本和清乾隆间金三俊注本及重刊本。再就是清代中叶以后盛行的《龙文鞭影》，现存种种通行本。这本书原名《蒙养故事》，明萧良有撰，夏广文注。随后杨臣承认为萧作太简略，夏注有错误，于是大加补充订正，改名《龙文鞭影》。清末的李恩绶又校补过一次。清人李晖吉、徐灒仿《龙文鞭影》的体例，合编了一部《龙文鞭影二集》。现在通常看到的《龙文鞭影》，多半是合杨臣承、李恩绶先后校补本和李、徐二集在一起的。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吸取以前若干蒙求书的材料，并且更多地从古代神话、小歌如《搜神记》《世说》等书里吸取材料，内容比较活泼，丰富；一是逐联押韵，全书就按韵部编排，念起来更为流畅顺口。这部书，由于内容与李氏书大同小异，不多介貂。　
　　（4）《纯正蒙求》等。纯正蒙求，宋末元初胡炳文（胡炳文（1250一1333），学仲虎，号云峰，徽州人，曾任信州道一书院山长，篇守朱熹之学。）撰，采用《蒙求》的方式，但是只讲有关“进德修身”的掌故，全书也就按“师儒之教”“父母之教”“勤学之功”“父子之伦”“君臣之伦”“长幼之伦”等等来分类编排。由于它如此致力于宣扬封建礼教，所以很得道学家们的好评，《四库总目》也给它写了较好的评语。实际上，虽然偶有一些可取的故事，多数是无足观的，在群众中间流行也并不广。类似的还有所谓《孝佛蒙求》《驯女蒙求》等等，从书名就可看出内容之偏狭，那些都早已亡佚，可见更是流行不广的。
　　（5）《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明程登吉（程登吉，字允升，西昌人。一说此书为明邱（1419—1495，琼山人，景泰进士，著《大学衍义补》等书）原编。）原编，通行的是清人邹圣脉增补注释的《幼学琼林》，钱元龙校订注释的《幼学须知句解》，董成重注的《幼学求源》等几种本子。这本书在整个清代风行全国各地，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大。它的特点是：（一）广泛吸取多种蒙书的材料，涉及的方面很广，带有很大的综合性；（二）打破四言的约束，灵活运用杂言的形式，只求两两成对，不强求整齐押韵；（三）按内容分类编排（共分“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花木”等三十多类）。
　　从内容上看，相当驳杂，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的东西很多，也夹杂些庸俗无聊的东西。另一方面，无害而有用的（乃至至今还有用的）东西，也很不少。其中有常用的词和成语，如：　
　　　　战胜而回谓之“凯旋”　
　　　　战败而走谓之“奔北”　
　　　　事遂心曰“如愿”　
　　　　事可愧曰“汗颜”　
　　　　土木方兴曰“经始”　
　　　　制造已华日“落成”
　　　　“管中窥豹”，所见不多　
　　　　“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　
　　　　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　
　　有各种常识，如：
　　　　河南在华夏之中，故曰中州
　　　　陕西即长安之地，原为秦境
　　　　寒食节是清明前一日
　　　　初伏日是夏至第三庚
　　有神话故事，传说故事，掌故典故，如：
　　　　后羿妻，奔月宫而为嫦娥
　　　　傅说死，其精神托于箕尾
　　　　刎颈交，相如与廉颇
　　　　总角好，孙策与周瑜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毛遂讥众，碌碌无奇
　　　　“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司马光之自信
　　　　“运用之妙惟存乎一心”，岳武穆之论兵
　　还有一些格言，如：
　　　　一人之所需
　　　　百工斯为备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
　　从编写方法、语言运用方面看，有分类不当的情形，有对偶牵强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能够既顾到符合出处的原句原词，也顾到通顺上口，易懂，易背．从前，有些人读书并不太多，可是记得一些成语典故，看古书和写文章都有某些方便，往往是得力于小时候背诵过《幼学》的。
　　２．历史类
　　宋代开始出现了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的蒙求书。从宋到清，这类书出了很多种，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其内容和编法而论，大致有四小类。
　　（甲）断代蒙求。编法与李氏《蒙求》，王氏《十七史蒙求》等有同有异。相同的相同的地方是都以掌故为主要内容；不同的地方是，掌故类的蒙求书不拘时代顺序，包括的门类也多，不限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故事，断代蒙求则专讲一个历史时期的掌故，并且大致以历史人物或事件为范围。这一类的数量很不少，从上古到清代，几乎讲到第个朝代的都有。如宋胡宏的《叙古蒙求》，宋邹彦春的《春秋蒙》求，三四种《左氏蒙求》，两三种《两汉蒙求》，此外，还有《三国蒙求》，《晋史属辞》《南北史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皇朝（清）掌故》等等。断代蒙求现存的较少，多数存佚待考。
（乙）韵语通史，就是用四言韵语依次介绍从上古到当代（或前一代）的历史。这是现存数量较多，过去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一类。下边择要介绍几种。
　　（１）《史学提要》。宋黄继善（字成性，盱江人。事迹待考。）编,有明刊及清代复刊的《小四书》（明人朱升把宋元间四种较好的蒙书编在一起，称为《小四书》。这四种是：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训＞，黄继善＜史学提要＞，陈栎《历代蒙求》）本。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的蒙书，对后来的蒙书有很大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抄袭它的句子。这本书，一般地说，介绍历史知识能够作到简明扼要。如，讲春秋吴越纷争的一段，这样说：
　　　　阖闾杀僚　　贼用专诸
　　　　破楚入郢　　谋取伍胥
　　　　夫差轻越　　国灭身屠
　　　　越王勾践　　伤吴阖闾
　　　　夫差报仇　　会稽逃逋
　　　　枕戈尝胆　　竟以沼吴
　　　　种因赐剑　　范蠡泛湖
　　　　七世无疆　　楚实灭之
　　从历史见解方面看，在古代的历史书之中，偏见还不算太深，乃至有某些比较通达的看法，例如，讲三国的一段里说：
　　　　魏武曹操　　明略最优
　　又如，讲到武则天的地方，并没有象别的古代文人那样骂她，而且肯定她：
　　　　亦有权数　　善于用人
　　讲史实，不只注意帝王兴替，改朝换代那些事，也还注意到文化方面，例如，讲唐代的一段就提到李、杜、韩、柳：
　　　　李杜文焰　　流落毫芒
　　　　元和以来　　古文特盛
　　　　韩柳二家　　粹然出正
　　这些，应该说是这本书可取的地方。
　　（2）《史韵》和《增订史韵》。《史韵》，明赵南星（赵甫星（1550一1627），字梦白，高邑人，万历进士，官考功郎中，左都御史，有正直无私之称，后被魏忠贤陷害，充军代州而死。）编，起西汉，终于元。赵南星是反对魏忠贤的知名人物之一，学识为人，都有可取。《史韵》的内容，就叙述史实来说，比较扼要，不枝蔓，文字也比较好。但是偏见相当深。讲西汉的开头，痛骂秦始皇；对于武则天，诋毁不遗余力；讲三国，独尊蜀汉，不仅痛骂曹操，也颇贬斥孙权。再加上发挥议论太多，就在当时，也不能算是很合用的蒙书。清初仲弘道，认为赵书不坏，但是不完备，于是大加补充，成为《增定史韵》。其实，赵书已经有八千二百八十字，这一增订，简直成了一部巨著，一般蒙童不仅读不动，恐怕也买不起了。但是，赵南星既是知名的人物，仲弘道自己也小有名气，增定本又弄来潘耒和仇兆鳌等人的序文，少不了对这部书推崇一番，所以《史韵》和《增定史韵》在清代，尤其是初叶和中叶，也颇流行过一陈。
　　（3）《韵史》。明末清初许遯翁编（参见图11）。叙史自上古起，止于宋。许遯翁始未待考。书的开头有陈确的一篇序。陈确是明未刘宗周的弟子。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人，万历进士，服膺程朱而重力行，明亡后，绝食而死。他在当时很知名，弟子很多。他本人也编过一两种训诫类的蒙书。陈确在明亡之后，也隐居乡里而死。序里说：
　　亥子之年（按：清顺治四年为丁亥，十六年为已亥），余携妻子寓黄山，与遯翁隔溪而居。
　　以下对许的学问为人，推崇备至。据此，可能许遯翁也是陈确一流人物。《韵史》不仅止于宋，不及元、明，并且对宋代叙述特别详细，几占全书三分之一，其中又大部分叙述宋代内忧外患的种种史实，愤激伤感之言很多，结尾的一段尤其显著。如：
　　　　伯毅南伐　　长驱直入
　　　　守臣大帅　　望风窜逸
　　　　腥嬗满地　　枕尸狼籍
　　　　天遣虎臣　　手诛贾贼
　　　　尚恨已晚　　国亡旦夕
　　　　江淮破竹　　临安日迫
　　　　师次皋亭　　君臣衔壁
　　　　孤儿寡妇　　伤哉此日
　　　　三宫北去　　断魂寂寂
　　　　庭芝姜才　　立信李芾
　　　　全节誓死　　忠臣殉国
　　　　尚多节义　　史难尽述
　　　　文公天祥　　孤臣洒泣
　　　　秀夫世杰　　共有帝室
　　　　奉戴二王　　九死靡易
　　　　天不祚赵　　崖山舟溺
　　　　魂渍沧海　　丹心照日
　　尽管流露的仍不出忠君思想，但是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则跃然纸上。根据这些情形看来，此书很可能是有为而作的。直到清代中叶，这本违犯清朝忌讳的书始终没有出版，只有抄本流传，后来朱玉岑又补作了元、明两代，才在咸丰间印出来。书里有些见解是相当保守的，比如。对王安石就一味责备，甚至把宋代削弱的原因推在他身上。但是也有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讲秦未的一段，这样说：
　　　　楚赵陈王　　梁籍广胜
　　　　发愤戍卒　　豪杰响应
　　　　沛人刘季　　亦起繇中
　　这里就没有过去文人只推重刘邦，称道项羽，而歧视陈涉起义的话，相反，倒有推重“发愤戍卒，豪杰响应”的意味。至于文字，似乎比别的类似的书还通畅些。由于这本书刊印得晚，所以流行不广。但是它既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也还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4）《鉴略》，也称《鉴略四字书》。清初人王仕云（王仕云，字望如。该书自序作于康熙五年（1666），里边说：“余被逮西曹，日坐银铛汤火中，与甲士十余人嗷嘈杂沓，日拈古史集为四字，或取诸故本，或发自心裁。……长儿部白，此可为幼弟辈作句读。不谓传之坊客张子焕之，力请从梓。”此书之外，还见过他评点的一部《水浒》。）编。在同类的书里边，这恐怕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许遯翁《韵史》末尾有锺文的跋，里边就说到：
　　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鉴略》，家炫户诵，颇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诸书，层楼更上。
　　其实，这本书并没有这么好。它的特点，一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更浓厚，比如，黄巾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别的同类书中有的没提，有的提到，虽然免不了也称“贼”，但是多半一笔带过，说得不多，也不是破口大骂，而《鉴略》则用了非常恶狠的字眼。再一个特点是比较地通俗些，却很不严谨，上述锺文跋语中就说它：
　　于历朝事迹，兴衰治乱之故，终不免罢漏遗讥。
　　这个批评显然就否定了前边的赞许。“有益童蒙”云云，恐怕正是指的里边那些糟粕。跋语的后半就明白地说，《韵史》要比《鉴略》高明得多。
　　除了上述几种之外，比较通行的还有任启运的《史要》，鲍东里的《史鉴节要便读》，周的《史学珠》等等，不一一介绍。
　　（丙）咏史诗。从魏晋到隋唐，诗人常有咏史之作，此风至晚唐而特盛。不过一般所谓咏史的诗作，大都是诗人借古人古事为题，发抒自己的胸怀感叹的，或者是以古喻今，有所批拜劝诫的，真正叙述历史事实的不多，语言一般也“典雅”庄重，有的并且相当深奥。这种咏史诗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从来也不大有人用来作启蒙教材。这里要介绍的是确曾作为蒙书用的和确是为童蒙而写的两种。
　　（1）胡曾《咏史诗》。唐末的胡曾（据《全唐诗》的简介，胡曾是湖南邵阳人，唐懿宗咸通（860一873）间举进士不第，作过从事之类的小官，著有《安定集》十卷，《咏史诗》三卷。）写了一百来首（《四部丛刊》影印的宋抄本有一百五十首，与胡曾自序所说相合。《全唐诗》《全唐蔚话》都作作百首。）史诗，语言特别通俗，用的是七言绝句，简短，容易背诵，不象别人的咏史诗常用排律，动辄几百字。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胡曾的《咏史诗》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后来用它作为启蒙教材的越来越多。至于胡曾当时是否专为蒙童写的，不得而知。他自己的序里也没说。推断起来，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一，《全唐诗》收有胡曾的另外一首诗，虽然也还通俗，但是跟《咏史诗》的格调不尽相同，总不至于通俗到叫历代文人议为“卑俚”的程度。二，跟胡曾同时的陈盖，曾为《咏史诗》作注，注语也很通俗，有的简直是白话。那么通俗浅易的《咏史诗》，除非用于蒙学，实在没有注释的必要。而且，当时人为当时作品作注，这在唐代是少见的，后来也不多，有之，往往那本书就是为初学而写的。三，唐代诗风特盛，朝廷又以诗赋取士，蒙学教儿童学诗，因而需要比较浅易的作品，这种情形是可以设想的。
　　胡曾的一百来首咏史诗，涉及的范围很广，多数是写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事迹的，往往在诗里发些感慨，如：
　　　　　　　　　　五湖
　　　　东上高山望五湖，雪涛烟浪起天隅。
　　　　不知范蠡乘舟后，更有功臣继踵无？
　　　　　　　　　函谷关
　　　　寂寂函关锁未开，田文车马秦来；
　　　　朱门不养三千客，谁为鸡鸣得放回！
　　也有些表示某种批评讽刺的意味，如：
　　　　　　　　　阿房宫
　　　　新建阿房壁未干，沛公兵已入长安；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
　　　　　　　　　汉宫
　　　　明妃远嫁泣西风，玉双垂出汉宫。
　　　　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
　　此外，还有一些文艺故事之类，虽与历史不无联系，毕竟不同于历史故事，如：
　　　　　　　　　成都
　　　　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
　　　　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亡。
　　　　　　　　　武陵溪
　　　　一溪春水彻云根，流出桃花片片新。
　　　　若道长生是虚语，洞中争得有秦人？
　　　　　　　　　望夫山
　　　　一上青山便化身，不知何代怨离人，
　　　　古来节妇皆销朽，独尔不为泉下尘。
　　这本通俗的《咏史诗》，好象很快就在社会上传播开了。宋人诗话里有这样的记载：
　　王衍（按：即五代时的蜀后主，历史上说他沉缅酒色，好靡靡之音，在位七年，为后唐所灭）五年，宴饮无度，衍自唱韩琮《柳枝词》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何须思想千年事？惟见杨花入汉宫。”内侍宋光溥曾诗曰：“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缘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按：这是胡曾《咏史诗》里的一首，题为《姑苏台》）衍怒，罢宴。曾有咏史诗百篇行于做。（尤袤：《全唐诗话》，卷五。）
　　从这段记载可以推知《咏史诗》在五代和宋代广泛流传的情况。元、明以下，好几种通俗历史小说也常常引用，如《三国演义》第八十八回，写到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的时候，来了个“后人有诗赞曰”：
　　　　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
　　　　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
　　这就是胡曾《咏史诗》里的一首，原题是《泸水》。
　　《千顷堂书目》著录了一种蒙书，叫作《释文三注》，书目的编者注明是《蒙求》、胡曾《咏史诗》《三字文》三种书合起来的注本，共十卷。可见它在明代还是跟《蒙求》《千字文》同样风行的蒙书。这部《释文三注》更传到了日本，有了复刊本，称为《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明代又有过好几种咏史诗，书都未见，不过从著录的情况看，多数是一百来首绝句，很可能也是供蒙学用的。
　　用通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讲历史知识，看来这个办法是值得重视的。
　　（2）《鉴纲咏略》。清张应鼎著，柯龙章注，有同治癸酉（1873）刊本。这是特为蒙童写的咏史诗。全书按历史顺序，（胡曾的咏史诗不按顺序，）从上古到明末，以帝王为线索，重要些的每人一首，有些就把几个人合为一首。每一首所写的不限于帝王本人的事，而是那一个时期的好些事，例如，秦汉之际，陈涉起义、楚汉相争等等史实就都在“秦二世”那首诗里讲。因此，每首都相当长，尽管以诗篇计算，总共才一百三十三首，并且都用五言，可是全书分量还是很大。这部书拘泥于全面地讲历史，忽略了儿童的特点，搞得分量过重，历史见解平常，语言也有不少牵强难通的地方，所以过去流通不广，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可取之处。只是由于它是有意议地为蒙学而写的咏史诗，所以作为一个例子介绍一下。
　　（丁）朝代歌和人物歌。有元代许衡的《编年歌括》，清人鲍东里的《历代国号总括歌》，《鉴略》所附的《国号歌》《帝王歌》《群英歌》，等等。这些歌的用途都在于帮助记忆，没有什么内容，这里不多介绍。
　　我国历史悠久，单就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来说，内容就很多，学习起来甚费时日，结合语文教育教儿童少年早一些点点滴滴地记些事实掌故，是有必要的；历史上有些人物事迹，对儿童少年颇有启发教育的意义，知道些也有益处；于有故事内容，比较符合儿童的兴趣，再加上使用韵语，便于记诵，这对识字教育当然很有帮助。从这些方面来看，前人编写大批历史类蒙求读物这件事，是值得加以重视，作一些探讨、研究的。
　　3．各科知识类
　　用蒙求的形式介绍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常识，不局限于掌故、历史，不拘拘于劝诫、教训，这种蒙书比较少，然而值得重视。
　　（1）《名物蒙求》。这是最早的，也是最值得称道的古代蒙书之一。宋人方逢辰编（参见图9），有《小四书》本。方逢辰（1221－1291），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死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作过兵部侍郎等官，因为极力反对奸臣郑清之、贾似道，在朝廷站不住，从此退出政治生活，不再作官，后来朝廷要他去作尚书，也坚辞不干，而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就当时情形而论，方逢辰应该算是一个有操守、有学养的人物。
　　《名物蒙求》，正如书名所示，是专门介绍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名物知识的，包括天文、地理、鸟兽、花木、日用器物、耕种操作，以及当时社会上亲属、家庭等关系的种种名称。方面虽然广，但是不繁琐，总共只有二千七百二十字，全书用四言韵语，绝大部分通畅易懂。从内容上看，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注重常见常用的名物，很少讲生僻难懂的东西，比如，讲地物的部分：
　　　　高平为原　　窈深为谷
　　　　山脊曰冈　　山足曰麓
　　　　小路为径　　通道为街
　　　　闹则市井　　静则郊墟
　　一是具有某些科学观念，迷信色彩不重，比如，讲自然现象的，有这样一些句子：
　　　　云维何兴　　以水之升
　　　　雨维何降　　以云之蒸
　　再一点是，虽然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相当显著，但是也流露出某些比较开明的见解，比如，讲到衣服的时候，说：
　　　　纨裤公子　　锦幛豪家
　　　　楚客珠履　　杨姨锦花
　　　　夏而絺绤　　冬而狐貉
　　　　昼日绣衣　　香风罗幕
　　　　蓑笠牧子　　襏襫耕夫
　　　　卒岁无褐　　平生无襦
　　把贫富悬殊的情形这样对照起来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
　　这本书的毛病当然也少不了，然而在六七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能编出这样的蒙书来，还是难能可贵的。
　　（2）清末的韵语科学读物。清代末年兴办新学之后，很多人着手编写新的教科书。在这中间，有一些人试图用旧的蒙求形式来讲新的科学知识。如徐继高的《算学歌略》：
　　　　凡习数学　　列位为先
　　　　自右至左　　个十百千
　　　　若有零位　　必用一圈
　　　　几数并陈　　上下齐肩
　　又如张士瀛的《地球韵言》：
　　　　大地椭圆　　旋转如球
　　　　东半西半　　分五大洲
　　　　摄引全球　　专赖吸力
　　　　绕日而行　　八星居一
　　诸如此类，很有一些，大都被当时的教科书审查机关批驳，认为不合教科书体例，因而不得流通。
　　这类书，当然是有缺点的。它们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识字教育，而是正式的知识教育；可是，教科学知识而全用这个办法，恐怕反而要受到语言的约束，好些地方讲不清楚。完全采用这种方式来编写各科教科书，是行不通的。但是，在最初阶段适当采取一点，帮助记忆，或者摘出若干部分跟识字教育配合起来，或者适当地用之于成人补习教育，也未始没有好处。
　　对这类读物，不加分析，一笔抹煞，恐怕也是不适当的。此外，清代还有少数综合性的韵语知识读物，如唐仲冕的《唐氏蒙求》，大体上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只是内容过多，并不适于作童蒙教材，虽然编出的时间较早（乾隆间），总算比较地有见地，这里也不详细介绍了。

　　　　（六）经验和问题

　　根据前边介绍的一些情况来看，在进一步的识字教育这个环节，前人确实摸索出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今天看来，也有一些尚待研究的问题。除了在前边介绍各类教材的时候，随时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之外，这里再概括补充几点。
　　1．使用韵语和对偶
　　前人的实践证明，从最初的集中识字教学直到进一步的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凡是不采用这个办法的，如朱熹的《小学》等等，就收不到效果，乃至碰壁。这个事实非常值得重视。
　　我们知道，汉语虽然不是单音节语言，汉字则确实是单音节文字。在识字教育阶段，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一个的不直接表音的单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昧，引不起学习兴趣，勉强学了，也不容易记住。这是学习汉字的不利条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相形之下，要比多音节的西洋语文容易得多。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这显然比学一个一个的单字好，也比一上来就念参差不齐的句子好。前人大量采用整齐韵语的办法，的确是充分运用了汉字的有利条件，避免了它的不利条件。使用韵语的好处，古人早有所见。宋人项安世说：
　　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
　　古人垂训，多用韵语，亦欲其易记也，又文字整齐，听者易晓，如《大禹之驯》及《洪范》等书可见。……
　　古之卜筮，专用韵语，至今犹然。……（项安世：《项氏家说》，卷七）
　　清人章炳鳞和阮元在好些学术问题上意见分歧，但是认为训蒙宜于用韵语，这一点则是一致的。阮元说：
　　……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阮元：《文言说》，见《经室外集》，卷二）
　　章炳鳞说：
　　《急就》《三仓》，由章句以组成，由此上推《史籀篇》，以教学童，必为韵语，若《弟子职》之伦。……至后世以韵语编字之书，实无不祖《仓颉》者。《说文•序》引《仓颔》“幼子承诏”，《尔雅》郭注引《仓颉篇》“考妣延年”，《颜氏家训》引《仓颉篇》“汉兼天下，海内并厕，稀黥韩复，畔讨残灭”（此汉人顺绩《仓颉》之文，疑出《训纂》），是其文皆四字也。其后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问以三言、四言、七言成句。《急就》之文，泛施日用，尤便于闾里书师，盖取《仓颉》正字，书以草书，于当世之用最切，而后来书家亦爱书之，所以独传也。……儿童记诵，本以谐于唇吻为宜，古人教字，多用此体。又如《埤仓》《广仓》，崔瑗《飞龙》，灵帝《皇羲》，蔡邕《劝学》《圣皇《女史幼学》，陆机《吴章》，陆《悟蒙》，皆属此类。（章炳麟：《论篇章》）
　　前人这些说法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第一，合于学习语文的规律；第二，合于汉语汉字的特点；第三，是千百年来长期实际经验的总结。事实上，不仅儿童喜欢韵语，成人也充分利用这个办法。学医的有汤头歌诀，脉诀；学画的有各种画诀；学武术的有各种拳诀：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一些便于记诵、传授的歌诀。
　　对偶，跟押韵一样，也是汉语汉字的特点，也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境界高的，更给人以优美隽永之感。
　　前人把汉语汉字的这两个特点充分运用于儿童的识字教育，对我们来说，应该视为珍贵的遗产。
　　2．向阅读教学过渡
　　在文言文的时代，怎样开始指导儿童们读书，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困难从两方面来：一是书的思想内容和知识内容，一是语言。
　　封建社会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绝少专为儿童写书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没有几本是儿童们读得了的。但是，儿童识字之后必须读书。怎么办呢？怎样把儿童的思想、知识跟“经”“史”“子”“集”联系起来，使儿童们能够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些书，阅读那些书，理解那些书，进而从中受到教育呢？前边我们提到过《四书》《五经》，那些书的思想内容是孩子们无法接近的。就是一些比较浅易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首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里边也会包含孩子们不知道的名物、掌故。历史久，名物多，掌故多，这是我国文化遗产的特点之一。要读古书，知道的名物少，掌故少，会有很大的困难。而名物、掌故要求记忆。如果年岁小的时候不多记一点，等年岁大了，记忆力略微差些了，也不能用很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去读书了，阅读古籍就会处处遇到障碍。这是前人在开始进行阅读教学的时候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古代，从很早的时候起，书面语言就跟口头语言分了家。书面上用的是文言，两汉之后就基本上定型了，很少变化了，而口头语言则一刻不停地变化着，发展着。于是书面上的文言和口头上的白话，距离越拉越远，形成了一条鸿沟。当然，白话和文言之间有递嬗继承的关系，那条鸿沟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要跨过去毕竟不容易，得想办法，并且需要一种比较自然的办法，使孩子能够从日常的白话一步一步地接近文言，等到一旦拿起古书来，不至于象是突然到了外国一样。这是前人在开始进行阅读教学的时候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集中识字之后教儿童们多读一点韵语知识读物，这个办法，不论前人是否有意识地这样作的，客观上对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有极大的帮助。就内容说，除了少数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目的的训诫类读物之外，其余各类的主要内容都是介绍名物、掌故的。儿童们在识字的同时记住那么一批名物、掌故，等到正式开始教他们读书的时候，显然要方便得多，正象唐彪说的，孩子们也不至于心不在焉地“仰天口诵”了。就语言说，从“三，百，千”到蒙求、类蒙求，基本上都是用文言的。前边曾经简略地分析过《千字文》和《三字经》的语言，我们发现，灵活地运用三言和四言韵语，完全可以把文言的各种基本结构表现出来。换言之，文言，学习文言。可是，由于是三个字、四个字的短话冠，不是佶屈聱牙的长句子，并且还押韵，念起来象唱歌一样，并不觉得别扭，几乎不怎么觉得这跟自己说的话有千百年的距离。这样，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下来，孩子们耳儒目染，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些文言习惯，等到正式教他们读古书的时候就不会感到面生可疑或者面目可憎，也不至于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了。
　　从前十岁上下的孩子就能念的古文，今天拿到高中来教，学生们还觉得念着吃力，我想，原因就在于，从前的孩子念过三字头、四字头的东西，有底子，而今天的中学生没有。
　　如果前边这些说法站得住，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韵语知识读物是跨越白话、文言同那条鸿沟的一座桥梁，在文言文时代，它是从识字走向读物的很好的过渡。
　　3．回顾清末的改革
　　前人采取的启蒙教育的那一套办法．一直实行到清末兴办新学之前。大致在同治年间，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例如同治九年（1870）的《小学义塾规条》就还有这样的规定：
　　塾中功课，未识字者先识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学诗（新刻《续神童诗》，为人道理都说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续千家诗》及《孝经》《弟子职》《小儿语》各种，如有余力，皆可接读。其每日讲说，则以学堂日记、学堂讲语为最）。务须尽二月内训毕一二本。（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90页引）
　　光绪中叶之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浪潮，蒙学教育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光绪末年，就正式把以前的作法完全废弃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钦定蒙学堂章程》里，开始有了这样的规定：
　　字课：实字，凡天地人物诸类实字，皆绘图加注指示之。
　　习字：即用所授字课教以写法。
　　次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了进一步识字教育的办法：
　　第一年：讲动字、静字、虚字之区别，兼授以虚字与实字联缀之法；习字，即以所授之字告以写法。
　　第二年：讲积字成句之法，并随举寻常实事一件，令以俗话二三句联贯一气，写于纸上；习字同前。
　　（第三、四两年基本上与第二年相同。）
　　第五年：教以俗话作日用书信；习字同前。
　　大致就根据这样的精神，先后产生了好些种新的识字课本。
　　一种是《识字贯通法》和《文话便读》。前者把字分为“名字”“活字”“虚字”三类，依次分课教学。每一课先列单字，次讲意义，又次拼句。如第一课：
　　　　　单字：天　　地　　子　　西　　工
　　　　　　　　夫　　南　　瓜　　片　　冬
　　　大义：积气为天，上下四旁包于地球之外。地形圆，东西通，南北皆有冰洋阻之。所生者为子。东之对面为西。造各种器物之人为工。女所嫁之人为夫。北之对面为南。或圆或扁圆或长圆，中有子，而外肉可吃者为瓜。
凡物薄者谓之一片。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冬。
　　拼句：冬天。南瓜。工夫。
　　　　　片子。西瓜子。天地。
　　《文话便读》也分课，每课先单字，次列句子。如第一课：
　　　　　鸟　　狗　　儿　　飞　　叫　　追　　逃　　小
　　小鸟飞。小狗叫。小儿追。小狗逃。
　　再一种是上海澄衷蒙学堂编的《字课图说》。全书共选三千多字，按语法分类排列一名字、动字、静字、状字、虚字，每类之中又把意义相关的编在一起，如天文，地理，人事，物性等等。每字先注音，文释义。有详略两种，详者为十一岁以上的学生而设，略者为十岁以下的学生而设。名字、动字很多都附图。例如“亭”字。简略的注释是：
　　　　音庭。停集行人之所曰亭。亭台。邮亭。
　　详细的注释是：
　　　　特丁切。汉制，十里一亭，所以停集行旅也。故游宴可停集之所皆曰亭。
　　从此，集中识字和使用韵语的办法都相继废弃。不过，当时也还有部分地吸取传统办法编写的课本。例如，光绪二十八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的《蒙学读本全书》第八课：
　　　　读书一时　　游散一时
　　　　读书之时　　不可游散
　　　　游散之时　　弗用读书
　　学部图书局编的《简易识字课本》第三十七课：
　　　　关门　　开窗　　挂帐　　卷帘
　　第八十九课：
　　　　夏雨初晴　　稻田水满
　　　　男子插秧　　女子送饭
　　光绪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十四课：
　　　　青草　　红花　　池草　　青山　花红
　　第三十六裸：
　　　　画眉叫　　孔雀飞　　鹿能走林　　猴能升木
　　又如光绪三十二年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的《初等小学女子国文教科书》第十九课：
　　　　识字形　　解字义　　笔画分明　　声音牢记
　　第三十六课：
　　　　棉可纺纱　　纱可织布　　人工纺织迟　　机器纺织速
　　这些都还保持整齐的特点，有的适当对仗，有的大致押韵。
　　民国以后，进一步抛弃传统的作法，逐渐产生了“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小小狗，快快走，小小猫，快快跑”那一路课本。更进一步，建那极少的一点还算整齐的特点也放弃了。
　　应该肯定，清末废科举，办新学，编订新的教科书，这些教育改革的工作是作得对的。旧蒙书里的许多东西，旧蒙学的许多作法，确实应该淘汰。新学和新教科书吸取了一些近代科学的成果，吸取了外国的一些办法，也是应当的。辛亥前后，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在反封建的浪潮之中，对封建主义的种种堡垒，包括蒙学这个堡垒在内，予以彻底摧毁，更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在回顾清末教育改革的时候所持的基本看法。只是，废弃了旧办法之后，必须建立新的来代替它，而在建立新办法的时候，应该就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对于传统和遗产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比如，当时之所以彻底抛弃传统语文教育的办法，有一条理论上的根据，那就是，对儿童进行语文教育，要符合儿童常生活的语言实际。这条原则，显然是对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儿童开始认字，开始要把口头语言过渡到书面上来，而我们用的却是方块汉字这样一种文字工具，于是必须找出“谐于唇吻”“便于记忆”的办法来，使儿童尽快地并且愉快地学会足够的方块，这是问题的另一面。清末兴办新学以后，显然是只注意到前者，忽视了后者，只注意到进行语文教育的一般原则，忽视了汉字的独特情况，于是对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方式，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儿童的课本成了只能说说看看，既浅得毫无趣味，又干枯得不能琅琅诵读的东西。事实上，当我们还在使用方块汉字的时候，要初识字的孩子读的东西全然合乎口头语言的需要，那是很难办到的。“马来，马”，“大狗叫，小狗跳”，这是什么语言实际！六七岁的、说活早已相当完整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实际又何尝是这么一副样子、当然，前人在进行集中识字，以及使用韵语和对偶当中，不对头的地方是有的，例如，完全不讲，只教硬记，为了押韵成对而搞得艰深古奥，或者牵强难通等等，那些情形都要不得。然而，应该作的是纠正那些不对头的作法，研究进一步的、更好的作法，而不是“把孩子跟洗澡水一齐倒掉”。
　　儿童的课本必须能读，必须便于记诵，这应惑是同样需要重视的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仍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对于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似乎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此外，我们还需要看到，今天在文言文教学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从接受文化遗产，吸收古人的有生命的语言，学习前人的写作经论等种种方面考虑，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似乎应孩读一些文言文，具备一点看古书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念得太少是不行的。比如，只在中学里念上三五十篇古文恐怕无法达到看看浅近文言文的水平。达不到这个目的，为学这三五十篇所付出的并不太少的劳力时间就有些无谓。多念些呢，太多了显然又不行。中学生要学的东西很多，很重要，把时间精力大批地耗费在念古文上是不合适的。那么，往前推，从小学就教古文，行不行呢？少少地来一点也许行，可是不管用；多念点，看来也有困难，一是孩子们啃不动，二是搞多了要排挤白话文的学习，而学好白话文，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排挤不得。“进退维谷”，这就是矛盾所在。
　　假定我们肯定了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应该具备初步的阅读一般文言的能力这个前提，那么，前人运用韵语识物这条经验，也许很有值得参考之处。要是小学生早一点—一比如三四年级，念过一些经过仔细斟酌、严格编选的类似蒙求之类的东西，也许五六年级就能念点短而浅的文言文，这样，到了中学就可以不化过多的时固而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了。
　　这里是只就学文言说的。即使不从学文言这个角度考虑，而是专从识字教育和最初步的阅读教学和知识教育来考虑，使用整齐韵语这个办法还是有好处的。这层意思，上一节着重谈过，这里不再重复。
　　4．有待解决的问题
　　前人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的作法也有缺点，应骇引为教得；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问题也在两方面：一是内容，一是语言。从集中识字的“三，百，千”起，直到蒙求和类蒙求，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缺点，就是都不尽符合儿童的理解能力。编得好些的，距离小一些；差的，距离大些；最差的，完全脱离了儿童的实际：总之，没有距离的，可以说一种都没有。《三字经》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李翰《蒙求》开头的“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就是儿童无法理解的。至于各种改编本的《千字文》,若干种贪多求深的蒙求和类蒙求，情形更为严重。内容既然不符合儿童的理解能力，就只好不讲，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在以识字教育为主的初级阶段，对于理解内的要求放低一些是可以的，可是，弄到儿童对所读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不懂，那是万万不行的。此外，“三，百，千”和蒙求、类蒙求讲的绝大部分是些书本知识和封建礼教，既不接触儿童的生活，更不接触生产，因而作不到学以致用。传统的识字教育之所以有这样严重的缺点，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所决定的。这是应该彻底丢弃的糟粕。我们说前人的经验值得重视，主要是指的方法方面。在内容方面，前人的大批遗产之中，好的、有用的、无害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但是必须经过认真的选择、整理。另外，如果我们认为前人所用的这些方法可以试一试，那就还得根据今天的需要，根据儿童的生活和学习的实际情况，自己动手编写一些材料。完全照搬前人留下的家当还是不行的。
　　在语言方面，又有两个问题。一是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的比重问题，一是几言比较恰当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研究一下，不过都没有很大的困难。就前一个问题说，既用短句，又保持整齐押韵的原则，有些文言成分是可以的，这一点，前边说过。太文，甚至弄到古奥，当然不行。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既要整齐押韵，就必须用相当文的文言，不能用白话。事实不是这样。前边引过吕氏父子的《小儿语》和《绩小儿语》，可以证明，用白话同样能编成整齐押韵、琅琅上口的读物。自己新编一些，吸收前人一些可用的材料，能够作到这样：开头全用白话，逐渐增加文言成分，最后基本上用文言。用文言，三言、四言看来是最合适的；用白话，三言可能有困难，因为今天我们有许多必须让儿童学习的词语是两个字的，还有一些是四个字的，并且都无法拆开，无法缩简，也无法用别的词语代替。四立，即使用白话，也可以充分运用，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能够用两三个或者三四个四个字构成一个句子，而同时保持每四个字成一个段落，并且让相连的两个段落押韵。灵活地运用“杂言”也许是更好的办法。不过，五言以上，最好还是少用，因为长了就不容易背诵，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
　　前人的识字教材，尤其是“三，百，千”，还留给我们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些书里，字的出现和组织很少照顾到汉字构造的规律。有一些从这方面着眼的，如李登的《正字千文》，内容又嫌枯燥，不适合作儿童读物；后边将会谈到的王筠《文字蒙求》,干脆只能用来讲文字的基础知识，不能作读本用。既要编成有内容的三言、四言韵语，又要顾到字的出场次序和编排组织，这是一个难题目。然而，这不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必须付出不少的劳动去研究，摸索。
三　读写基础训练


　　

　　传统的语文教育，在启蒙阶段的集中识字和进一步的识字两个教学步骤之后，大致在儿童入学的第三个年头（有的还早些），进入以读写基础训练为主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一般的作法是：开始教学生读《四书》《五经》;配合读经，教学生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易的诗歌，教学生学对对子，有的还教给学生一点极浅近的文字、音韵的知识。前边说过，读经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进行语文教育，并且为时仍然过早,对于培养语文能力，客观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大;因此，我们还是不把读经包括在当前这个题目之内。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其余的几个方面。

　　　　　　　　　　　　　　　　　（－）阅读散文故事

　　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教育，学生认识了两三千字，知道了一些名物、掌故，应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阅读教学的基础。然而，从三字头、四字头的整齐韵语到内容复杂、词句错综的文章，这中间仍旧需要一个过渡。前人让散文故事担负了这个过渡的任务。
　　散文故事已经用散体，不再用韵语，不过内容都很简单，一则只讲一个小故事(有的并且是读蒙求书的时候学过的),篇幅很短,最短的只有三四句话,二三十个字.可以说,这是一般记叙文章的一种雏形。
　　散文故事书的起源也很早，下边举两种有代表性的为例。
　　1．名物掌故
这是为儿童编写的故事书中最早出现的一类，以介绍常用的典故、成语中所包含的故事出处为主。揆其用意，最初可能是为的给蒙求书作注解，以便查考，同时借此使儿童初步接触一点文言散文。
　　（1）《书言故事》。宋胡继宗编（参见图12），倪灿《宋史•艺文志补》著录，现存明刊本和清初刊本，按天文、时令、地理等类，先举出典故或成语，有的直接指出出处，微引原文，有的叙述几句，不引原文，也有的先加解释，后引原文。引原文的，有时稍加修改、删节，并加注释，使之比较易懂。如：
　　[忧天崩堕]　（列子）杞国有人，忧天堕，身亡无所寄，废寝食者久。有晓之者日：“天，积气也，奈何忧崩堕乎！”于是其人甚喜。
　　［守株待兔]　（韩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之，折颈而死。因释耕守株，冀复得兔。冀，音计，希望也。
　　[桃李之言]　李将军名广，恂恂如鄙人，恂恂，信实之貌，如鄙野之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知与不知，皆为流涕。谚俗语也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音溪，径路也。桃李不能言，但花开子熟，人自至其下观花摘子，以踏成径路也。
　　[吠日]　罕见而惊曰“吠日”（韩文）蜀中少日盖为山高，日难出而易没也。每日出，则群犬吠之。
　　（2）《白眉故事》。大致与《书言故事》的性质相同，不过包罗更厂，分类更细，几乎成了一种成语典故辞书，可备查考，不能作为初学读物了。
　　2．人物故事
　　这一类以介招历史人物故事为主，是专为作为儿童读物编写的。大致起于元代。
　　（1）《日记故事》
　　朱熹《小学》引杨亿的话，说：
　　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朱嘉：《小学》，外编，《嘉言》第五。）
　　杨亿、朱熹倡导教给儿童一些故事，目的在于向孩子们进行封建思想的教育，而客观上，他们的倡导对于进行语文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元代人虞韶，根据杨亿的意思编了一部故事书，并且就用他的话，定名为《日记故事》。虞韶的书，《补辽金元艺文志》和《补元史艺志》都有著录，不过今天所见到的都是明代以后的人改订过的本子。最早的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熊大木校注本（参见图13），其次是万历十九年（1591）郑世豪刊本，再就是芝兰室刊本（参见图14);清初又有尺木堂本（附在康熙《御制百家姓》后边）和王相增注本。所有后起的本子大致都以虞韶原本为基础，不过所收故事的数量不同，编排不同，注解详略不同而已。嘉靖本的分量比较大，共分五十多类，将近三百个故事;芝兰室和尺木堂的比较少，大约有嘉靖本的半数;王相增注本又多些，共分三十一类，二百三十入个故事。故事内容，宣扬封建礼教的居多，如“二十四孝”故事，每种本子都有，后来并且有单印这一部分的；其次是劝勉力学的故事，如《三字经》和《蒙求》都讲到过的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等等；此外，也包含一些比较有趣、能启发儿童智力的故事，如司马光破瓮救儿之类。故事都很短，大部分在百字以内，多数是编者自己写的，不是照抄古书。如：
　　　　　　　　　　　　　　　　　　磨杵作针
　　唐　李白，字太白，陇西人。少读书，未成，弃去。道逢一老妪（音于，去声，老妇曰妪）。磨铁杵。白问：“将欲何用？”：“欲作针。”白感其言。遂还卒业。
　　　　　　　　　　　　　　　　　　颖梧非常
　　元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年七八岁，受学乡师，书过目辄不忘。一日，问于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科第耳。”复曰：“如斯而已乎？”言读书不但应科第已也。师大奇之，谓其父（衡之父）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不能为之师矣。”固辞而去。
　　　　　　　　　　　　　　　　　　神色不异
　　后汉　刘宽字文饶，弘农人。温仁恕爱，虽在仓卒，急迫之时。未尝疾言遽色。桓帝朝为廷尉。夫人欲拭宽，令恚，（怒也）。乃俟当朝会时，装严已讫，穿朝衣整齐己毕。使侍婢捧肉羹，翻污朝衣。宽神色不异，乃徐言曰：“羹烂汝手乎？”
　　（2）《蒙养图说》《日记故事绩集》和《二十四孝图歌》。这是几种专讲封建伦常故事的书。《蒙养图说》，明陶赞廷编，用白话解说故事，每个故事有一幅图，这种编法原是一个进步，可惜它的内容使它丧失了价值，《日记故事绩集》，清人编，署名寄云斋学人，内容比前者更糟。《二十四孝图说》，清慎独山房刊本，不题编者，插图技术很工细，而内容只是“二十四孝”，一无足取。这些，可以说是只取了《日记故事》的渣滓，是古代儿童故事书的糟粕。
　　（3）《童蒙观鉴》。清丁有美（丁有美;字磊山，宁都人。书首陈辉祖乾隆三十六年序称：“宁都丁磊山先生，行孚乡里，学采原本，著远基富。以名诸生屡应征聘，皆以亲老不就。杜门著书，训迪群子弟，卓然有成者不胜指数。《养正》七种，搜罗富而决择精。”该书封面确题“养正第一种，七种嗣出”，但其余六种未见。）编，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全书分“志学”、“孝友”、“高洁”、“智识”、“才力”、“颖敏，六类，总共六百四十九个故事，多数取之于史传，也有不少取之于小说等文学作品，有的经过改写，字数一般比《日记故事》略多，但也在百字左右，超过一百五十字的很少。有注释。庞杂，是它的缺点，但是总的说来，内容确比《日记故事》丰富。下边举几则作例。
　　李斟，字定臣，幼孤。年十岁，好学不倦，拾薪自，夜无灯火，即闭目默诵日之所记。
　　管宁幼与华歆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歆辍书出观。宁与割席分坐，古人席地而坐毡毯席垫之类。曰：“子非吾友也。”
　　虞寄，少聪慧。年数岁，客有造请谒也其父者，遇寄于门，嘲之曰：“郎子姓虞，音同愚。必当无智。”寄答曰：“文字不辨，只虞为愚。岂得非愚！”客大惭。
　　上述各类故事书中，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是《日记故事》。唐彪说:
　　日记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唐彪：《父师善锈法》）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教学散文故事的意义和效果。《日记故事》和《书言故事》，不论哪种版本，大都有插图，有的并且相当精美，很有助于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帮助儿童理解故事的内容。用故事书教育儿童，在西洋各国很盛行，我国从清末以来也广泛运用。因此，阅读散文故事这一填，并不能算是传统语文教育中特有的经验。但是我国插图故事书的起源那么早，走在世界各国之前，前人的成绩还是十分值得称道的。此外，把古代的许多故事加以选择，整理，改编，汲取那些优秀的部分来充实我们今天的儿童读物，这也是一填不应忽祝的工作。

　　　　　　　　　　　　　　　　　　　　（二）读诗

　　儿童认字之后，一方面读些散文故事，同时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这是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明人吕坤说：
　　每日遇重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分之歌颂，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吕坤：《社学要略》。）
　　清代的沈龙江义学有更明确的规定：
　　放晚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诗要有关系的，如“二月卖新丝”“锄禾日当午”“青青园中葵”“木之就规矩”等。……次日放晚学时背讲。（《枕龙江义学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教学诗歌所用的教材，有过一些发展变化，其中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阔题。下边分别探讨一下。
　　1．教材
　　蒙学用的诗歌读本，最早的是胡曾《咏史诗》,因为它的主要用途在于介绍历史知识，已经并在前边历史类蒙求书里谈过了。这里要介绍的是宋代以下的几种。
　　（1）《千家诗》。清人曹寅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行的
　　《栋亭十二种》收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题“后村先生（按，即宋刘克庄（1187－1269），字潜犬，自号后村，莆田人，出启豪门，官也作得不小，早年还有耿直之称，后来寅缘亘似道，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文章，颇为后世所不齿。能诗，有《后村集》，《后村诗话》）编集。”全书二十二卷，分为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共十四类。这部诗集是不是刘克在编选的，编选的好坏，前人有不同的看法。阮元说：
　　案，后村大全集内有唐五七言绝句选，及本朝五七言绝句选，中兴五七言绝句选三序，或锓板干泉州，干建阳，于临安。则克庄在宋时，固有选诗之目。此则疑当时辗转传刻，致失其缘起耳。……所选亦极雅在，多世所膻炙之针。惟中多错谬，如杜甫、王维、赵嘏诸人传诵七律，往往截去半首，改作绝句，甚至名姓不符。然……古人多有此例，不足以掩其瑜也。（阮元撰，傅以礼重编：《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四）
　　宗廷辅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列举了集中许多错误之后，说：
　　后村先生在南宋季年虽为江湖宗主，然其集实足成家，所为诗话颇具别裁，何至纰陋如此！殆陈起江湖小集盛行之后，游士阔匾相望，临安、建阳无知书贾假其盛名，缘以射利，故至是欤？观卷首标题，其不出先生手了然矣。（宗廷辅：《重振干家诗读本•跋》）
　　不论这部诗集是什么人编的，它的影响则确乎不小，后来风行全国，被用为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就是明代人从上书选录编订的，所以有的仍题刘克在编选，有的改题别人的名字。通行的《千家诗》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约八十五首，以程明道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打头，下集收七言律诗约三十八首。所选的诗有些很不好的，也有些偏深的，但是大部分是浅近易懂，于儿童有益，或者无害的，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两个黄鹂翠柳》，范成《四时田园杂兴》中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杜荀鹤的《时世行》，谢枋得的《蚕妇吟》等等。，清人王相又选编了一种《五言千家诗》，也分上下两卷，分别收五言绝句和五言律诗各四十来首，以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打头。选材的情况大致跟七言的那一本差不多。后来许多通行本把七言和五言合印在一起，总称《千家诗》。有各种不同的注释本，还有各种不同的所谓“增补”或者“重订”本，都是以上述两种为基础，多少增、删一点，换上个名目而已。前边提到的宗廷辅《重编千家诗读本》（参见图16）是比较严肃地作过一番校钉整理工作的。清乾隆固又出了一种《国朝千家诗》（参见图17），专收清人作品，选编的办法大致与《千家诗》相似，只是选材范围缩小了。“云淡风轻近午天”和“春眠不觉晓”这两种《千家诗》，几百年来风行全国，家喻户晓的程度，简直不亚于“人之初”“赵钱孙李”和“天地玄黄”。因而在“三，百，千”之外又有“三，百，千，千”的名称。清末刘鹗写东昌府书店掌柜的话，说：
　　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
　　在进行语文教育方面和传播文学遗产方面，《千家待》确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2）《训蒙诗》《神童诗》《绩神童持》和《小学千家诗》。这是另一路的蒙学诗歌读本，性质跟《蒙养图说》。那一路故事书一样，完全着眼在向儿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这一点上，对于语言文字的艺术，基本上不加考虑。
　　朱熹《小学》引程颐的话：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之作，如《关睢》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见《小学》。外编，《嘉言》。第五。）
　　大概就是由于这类倡导，从宋到清，相继出现了如上所举的一系列以训诫为主的诗歌读本。
　　关于《神童诗》，明人朱国桢有这样的记载：汪沫，字德温，觐县人，九岁善诗赋，牧鹅宫，见殿宇颓圮，心窃叹之，题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上官奇而召见……世以其诗铨补成集，以训蒙学，为《汪神童诗》。（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四。）
　　但是据清人翟灏考证，汪洙的诗很少。他说：
　　其前二三叶相传皆汪诗，其后则杂采他诗铨补。（翟灏：《通俗编》，卷七。）
　　不管这本诗出于何人之手，反正它的内容是非常低劣的，开头的一首就是：
　　　　天子重英豪，文章救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思想的腐朽，写作的庸俗，于此可见一斑。《续神童诗》，不知撰者何人，署名梁溪寄云山人。这是一篇很长的五言打油诗，首尾一贯，不分首。文字极浅陋，不仅充满了封建说教，还夹杂着许多因果报应的迷信。可以说，完全不成其为诗。
　　《续千家诗》,后又改称《小学千家诗》,两书有些出入,编者大概跟《续神童诗》的作者是一个人，署名剡溪西樵氏，序跋里又说是“寄云山人”或“梁溪晦斋学人”。（前边提到的署名“寄云斋学人”的《日记故事续集》，很可能也出自此人之手。）书里有少数诗是选的，大部分是编者自己写的，跟《续神童诗》一个调子，无可观。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也由于这一类读本里的诗都极肤浅庸俗，冬烘夫子们容易对付，所以也颇有不少蒙馆采用，在社会上散布过一些很坏的影响。但是，这种本子绝对没有力量跟《千家诗》相抗衡，群众的选择，终于淘汰了它们。
　　（3）《小学弦歌》清李元度编，有光绪间李氏家刊本。这部诗集，也是本着程颐的意旨编选的，所以把全书分为“教”和“戒”两大类，所教的有孝、忠、夫妇之伦、兄弟之伦等十六门，所戒的有贪、淫、杀、争竞等十二门。不过，由于他主要是选诗，并且总算还有一定的尺度，所以尽管也有不少无聊的坏诗，倒也收罗了一些好诗，反而显得他的归类有些牵强了。例如，他选了《木兰歌》放在“教孝”一类，乐府诗的《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还有杜甫的《新婚别》，都放在“教夫妇之伦”－类，选了白居易的《杜陵里》。《缭绫》《观刈麦》以及聂夷中、李绅、谢枋得等好些人的同类的诗，放在“教困农桑”一类，选了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三吏》和《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等，放在“戒黩武”一类，选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家别》，皮日休的《橡媪叹》，白居易的《新制布衣》，李思衍的《鬻孙》。等等，放在“教恻隐”一类。尤其是在最后所谓“广劝戒”一类，颇选了几首很别致的小诗。全书总共选诗九百三十多首，作为童蒙读物，显然分量过重，如果从中精选一下，把所有的坏诗都去掉，倒未始不能选出一本过得去的儿童诗歌读本来。
　　2.经验和问题
　　古人对于教儿童读诗，大致有三种主张。一种是赞成教一点，但必须是有关洒扫应退、忠君孝亲那一路的。程颐、朱熹都是持这种主张的。王守仁更进一步，简直要用教诗作为蒙学中主要教育手段之一。他税：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鸟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萧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他既这样重视歌诗的作用，于是很具体地规定了教诗的办法：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稠，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人刚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输一般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王守仁：《教约》，同上书。）
　　再一种也主张利用诗歌教育学生，不过尺度宽一些，不一定是直接讲孝悌忠信那一套的，只要有激发儿童向上的作用的就行，所以象“青青园中葵”，乃至“二月卖新丝”之类，都算是合格的教材。还有一种是不主张教儿童读诗的。如陆世仪就明白说：
　　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刚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今人材塾中开蒙多教子弟念诗句，直是无谓。（陆世仪：《论小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卷二。）
　　总起来看，古时对教育工作影响最大的道学家或者主张不教诗，或者主张只教伦理训诫诗，倡导教一般的诗歌的（就象《千家诗》那样吧，）是极少极少的。然而，在这一点上，群众的实践否定了道学家的主张，蒙馆里愿意教一般的好诗，孩子们也愿意读那些诗。《千家诗》可以说是在完全没有官家支持，没有大学者倡导之下，自己在群众中成长生根的。这跟“三，百，千”的情形大不相同，跟好些种蒙求书的情形也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教儿童读一些好诗，对于进行语文教育有什么作用呢？
　　诗容易念，容易背，琅琅上口，适合儿童的爱好，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无需多说。儿童认字之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当口，培养读书的兴趣是很重要的。十来岁的孩子，当然已经懂得一些道理，但是，要求他们充分认识读书、学习的意义，从而自觉地、主动地努力读书，还是不很容易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一些比较干板枯燥的东西去读，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前人在这个时候指导孩子们读些故事书，读些诗，这是很有见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讽诵，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很大的快感；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字字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以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了他们爱好语言的感情，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愿望，增长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诗的语言精炼，一字一词都带着显著的色彩，组织配合又十分严密，因而揣摩起来，一字一词往往象是有丰富的蕴含。惟其如此，如果老师的指点得体，读些好诗最容易培养对语言的敏感，而这一条正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基础。对语言缺少敏感，理解意义必然模糊浮泛，对语言的色彩、含蓄感觉迟钝，对语言的正误美丑不能辨别。在这种情形之下，读书的收获必然打很大的折扣。
　　在广泛阅读之前和同时，指导学生读些诗，看来对进行语文教育是颇有意义的。
　　前人的实践经验又说明，教给儿童的，必须是好诗。思想内容要健康，至少要无害，而语言必须优美，必须琅琅上口。只管内容，不管语言用拙劣的诗（如《续神童诗》之类）重重复复地向儿童说教，时刻不停地训诫那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至于教多少，教到什么时候，这是一个问题。从前人各种教材流行的情况看，五、七言《千家诗》合起来一共是一百二三十首。百首上下，这个数量仿佛大体合适。《唐诗三百首》，已经是再后一个阶段的读物；《唐诗合解》之类，就只能挑着念了。开头的时候，可以多念些，《沈龙江义学约》竟至规定每天念一首。往后，恐怕就得逐渐减少，终至以读散文为主。
（三）属对

　　在这个阶段里开始教学生学对对子（从前叫做"属对"），这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种教学方法。
　　我国古代有过一段散文、骈文的发展过程。到了唐宋，近体诗仍然部分地运用对偶，赋体文学也还存在。教儿童学属对，最初大概是以学作骈文和学作近体诗为目的的。发展到后来，属对成了启蒙之后一种必修的课程。苏洵的文章里说：
　　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苏老泉全集》，卷十五。）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在宋代，属对已经是同句读、声律相提并论的一种基础课程。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专为学作近体诗，而是作为语文基础训练的一种手段了。程端礼说：
　　大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巳（原文如此）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能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即行，使略知轻重虚实足矣。（见《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这段话把属对的作用说得很清楚。教学生属对的目的是配合"习字演文"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字的"虚实死活"，掌握阴阳上去四声。属对教学，大致就依据这样一种目的，一直实行到清末。这中间编出了好多种指导属对的课本，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是《对类》，里边不仅编列许多属对的材料，并且还详细地讲了属对的方法。这本书可能是宋元之际编印的，现在明初刊本。以后有好些种都是以它为基础增删修改的。此外，广泛流行于书坊，不见著录的有关属对的书，种类就更多了。（流行较广的是《诗腋》《词林典腋》《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多半附在《诗韵合璧》《千家诗》等书里，也有单印的本子，大都只列出一些对子，供人查考或背诵，不讲属对的方法。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笠翁对韵》，就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那一种。再就是《声律启蒙》，就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那一种。另外，又有清章庆辑的《对语四种》，赵暄辑的《三字锦》等等，大都是从古书上辑录一些对语，供学生背诵的。
　　根据对课本的内容来看，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词汇的训练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
　　学属对首先要正音，同时学会阴阳上去或平上去入）四声，这是基本的语音训练，自不待言。属对课本大都是分类编排的，分天文、地理、人物、器物等若干类，学属对的时候是一类一类地练，如天文对：“天”对“地”，“雨”对“风”，“天地”对“山川”，“清风”对“皓月”"；花木对：“山茶”对“石菊”，“古柏”对“苍松”；等等。这是一种词汇训练，也很明显。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属对的语法训练的作用。属对课本一般把字分作"实字""虚字""助字"三大类。实字下附有“半实”，虚字分“活（或生）”“死（或呆）”两小类，并附“半虚”。定义是：“无形可见为虚；有迹可指为实；体本乎静为死；用发科乎为生；似有似无者，半虚半实。”把分类和例字排列一下，大致如下：
　　　　1．实字：天，地，树，木，鸟，兽，……
　　　　　　半实：文，威，气，力，……
　　　　2．虚字（活）：吹，腾，升，沈，奔，流，……
　　　　3．虚字（死）：高，长，清，新，坚，柔，……
　　　　　　半虚：上，下，里，外，中，间，……
　　　　4．助字：者，乎，然，则，乃，于，……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所谓实字，都是名词，半实是抽象名词；虚字（活）是动词；虚字（死）是形容词；助字包括现在所说的连词、介词、助词等各类关联词和语助词。只有所谓"半虚"比较杂乱，除了上边列的那些方位词之外，还包括一些意义比较抽象的形容词和时间词。半实，一般就并入实字用，半虚并入虚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关联词和语助词。这显然是一个很简要的语法上的词类系统，同现代语法学了分类基本上吻合。
　　进行训练的时候，首先作"一字对"，要求实对实，活对活，死对死，也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这显然是基本的词类训练，作得多了，学生可以逐渐树立起词类的观念。
　　第二步作"二字对"。用实字、虚（活）字、虚（死）字两个两个地组织起来，可以成为好几种结构，如下：
　　　　1．上实下虚（活）：风吹，云腾……名词+动词，主谓结构。
　　　　2．上实下虚（死）：天高，风急……名词+形容词，主谓结构。
　　　　3．上虚（活）下实：凿井，耕田……动词+名词，动宾结构。
　　　　　　行云，流水……动词+名词，偏正结构。
　　　　4．上虚（死）下实：微云，细雨……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
　　　　5．并实：父子，兄弟……名词+名词，联合结构。
　　　　　　虎背，熊腰……名词+名词，偏正结构。
　　　　6．并虚（活）：弹唱，歌舞……动词+动词，联合结构。
　　　　7．并虚（死）：敏捷，迟钝……形容词+形容词，联合结构。
　　这就表示，要学生练习二字对，也就是训练学生运用主谓、动宾、偏正、联合这几种基本的造句格式。经过反复练习，能够敏捷地对上二字对，那就意味着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基本的句法规律。
　　进一步作“三字对”和“四字对”，这时就可以把助字加进去。三字和四字的结构，在文言里，已经可以表现绝大部分造句格式，包括复句在内。例如：
　　　　1．推窗邀月，出户乘风……“邀月”是“推窗”的目的，“乘风”是“出户”的目的，这
　　是一种复杂单句的格式。
　　　　2．月缺月圆，花开花落……“月缺”“月圆”，“花开”“花落”，都是两个主谓结构并
　　列，这是一种联合复句的格式。
　　　　3．水清石见，云散月明……“石见”是“水清”的结果，“月明”是“云散”的结果，这
　　是一种偏正复句的格式。
　　再进一步作“多字对”（五字，七字，九字等），那就不但可以练习种种基本格式，也可以练习种种变化格式和特殊格式了。
　　总起来看，属对练习是一种不讲语法理论而实际上相当严密的语法训练；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学生可以纯熟地掌握了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因为从一开始就是通过造句的实践训练的，而不是只从一些语法术语和抽象定义学习的。
　　除了语音训练、词汇训练的作用之外，属对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星光灿灿”对“水势滔滔”，“如烟”对“似火”，“一川杨柳如丝袅”对“十里荷花似锦铺”，这些显然都能训练学生运用形容、比喻等修辞方法。再如，“飞禽”，是类名，必须仍用类名如“走兽”去对；如果用“鸣蝉”去对，虽然也是“上虚（活）下实”（即动词+名词）的结构，这个对法应该算是不合格的，因为“鸣蝉”不是跟“飞禽”相当的类名。这种练习得多了，显然能训练学生注意概念、分类、比较等等逻辑关系，从而收到逻辑训练的功效。
　　清人崔学古介绍他指导属对的经验，说：
　　一曰训字。先取《对类》中要用字眼，训明意义。戒本生勿轻翻对谱，须先立意，方以训明字凑成。勿轻改，勿轻代作。一曰立程。语云：“读得古诗千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须多选古今名对如诗话者，细讲熟玩，方可教习。一曰增字。假如出一“虎”字，对以“龙”。“虎”字上增一“猛”字，对亦增一字，曰“神龙”。“猛”字上再增一“降”字，对亦增一字，曰“豢神龙”。“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对亦增一字，曰“术豢神龙”。“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对亦增一字，曰“异术豢神龙”。从此类推，自一字可增至数字，为通文理捷径。（崔学古：《幼训》。）
　　从上边介绍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属对这种训练的确不单是为了作诗（虽然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而是涉及方面很广的一种综合性的语文基础训练，对于培养学生读书、作文的能力能起一定的作用。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对于这一点曾经这样说：
　　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选集》。）
　　把属对看作“作文的开始”，崔学古说属对是“通文理捷径”，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过去教学生属对，要求过高，过于复杂，练习的内容又不好，产生不少副作用，甚至束缚儿童的思想发展，那是应当批判的。然而作为一种基础训练的方法，的确不无可取之处。我们往往以为学对对子只是为了学作诗，这种看法应当改变。属对练习能够通过实践，灵活地把语法、修辞、逻辑几种训练综合在一起，并且跟作文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点很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多年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教不教语法修辞等知识的问题。不教，学生显然需要得到一些这方面的训练；教，又觉得只是一堆术语、定义，并不能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从前人进行属对吝这个办法之中得到一些启发，研究出适合于我们需要的训练方式，再配合上简要知识的讲解，也许能为我们的语文基础训练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四）知识书和工具书

　　经过启蒙阶段，学了两千多字，开始接受读写基础训练（并且已经开始读《四书》）的学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首先，由于学的字多起来，并且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相当集中地学习的，对于好些安的字形、字音，可能记得不准，对于好些字的字义，可能还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确切。于是念错字音，写错字形，误解字义的现象必然发生。其次，学生既已学习属对，必须能够辨别平仄，这对很多学生会有困难。此外，学生以前读的大都是三言、四言的韵语读物，现在开始读文言散文，对于句子结构弄不清楚的情形，当然也有。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靠读写实践，就说，在读故事、读诗、写字、属对的实际训练中，逐步提高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不过，前人似乎发现，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在加强种子种实际训练的同时，教给学生一点人关文字、声韵乃到语法的基本知识，能够提高他们学习语言文字的自觉性，这对提高读写基础训练的效率是有帮助的。此外，前人似乎也发现，如果提供学生一些简单的工具书，教他们学着自己去解决读书、写字、属对中遇到的困难，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既使读写基础训练容易进行得好，也为下一阶段的训练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因此，在前人留下的大量蒙书之中，我们也发现为娄秒少的讲解基本知识的书和小型的工具书。下边分别作些简略的介绍。
　　1．文字、声韵、语法书
　　文字、声韵之书，在历史上起源很早，见于著录的，种类很多。不过隋唐以前的，除了少数重要的、学术性较高的几种之外，多已佚失，其中哪些是为蒙童用的，哪些不是，已经不易判断。现在所知道的确是蒙学用的有关文字、声韵、语法之类的书，大致有下述几种。
　　（1）文字知识类：《文字蒙求》等。专为蒙学编写的，讲解文字知识的书，宋元以下颇有几种，如元代楼有成的《学童藏字》等。比较系统、完整的，是后起的《文字蒙求》《文字蒙求》，清王筠（王筠（1784___1854），宇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人，道光时举人。在文字学方面造颛诣很深，能综合前人的学说加以分析批判，提出自己的见解。著作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等。）撰，现存多种版本。这本书是根据作者对识字教育的见解编写的。首先介绍纯体的象形字二百六十四个，每字举出篆书的样子，说明所象何形;其次介绍纯体的指事字一百二十九个；然后介绍合体会意字一千二百六十个;最后介绍基本的形声字三百九十一个。全书总计介绍了二千零四十四个基本字。作者认为，学生学会这两千个字很容易，而学会了这些字，懂得了这些字的造字原理，“全部《说文》九千余字，固已提纲挚领，一以贯之矣”。王筠编这本书的用意是作为初步的认字课本用的。让六七岁的孩子用这样的书作认宇教材，显然是有困难的，所以当时在启蒙阶段用这本书的很少。但是，在第二个阶段，乃至在更后的一个阶段，用它来教给学生初步的文字知识的很多，并且确能收到相当显著的效果。
　　（2）正俗、辨误类：《字学举隅》《文字辨》等。这类书的特点是，排比实例，辨正易混易误的字，不系统地讲知识，例子的排列或按音序，或按笔画，或者不按什么次序，总之也不拘知识系统。早的如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就是辨别正体字、俗体字、通用字的。晚些的如明末李登的《六书指南》清人易本的《字体蒙求》，都用四言韵语编写，前者侧重辨正俗字，后者侧重辨别偏旁形体，编法都象李登的《正字千文》。《正字千文》,就其内容性质而论，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字学举隅》，这是清代后期流行鞍广的一种，龙启瑞（龙启瑞《1814一1858），学翰臣，广西临桂人，道光进士，督学湖北、江西，迁布政使。通文字声韵之学，著有《古韵通歌》等。），现存多种刊本。书的分量不大，是根据《辨正通俗文字》增补改编的，分“辨似”“正说”两部分。“辨似”是辨别形体相似的字，分“二字相似”（如刀、刁，爪、瓜，泊、泪，奕、奕等），“三字相似”(如漫、慢、谩等），“四字相似”（如戊、戍、戌、戍等），“五字相似”(如辨、、辩、瓣、瓣等），“偏旁相似”(如抒、杼，诀、快，菅、管等）几类。“正”是辨别错别字和俗体字。这本书从道光间编出来，不数十年间就出了好几种校订增补的本子，一再翻印，并且还有铁珊在原书基础上扩充的《增广字学举隅》。可见它很能适应当时的需要。
　　《文字辨》，清吴省兰（该书乾隆五千四年（1789）自序，末题“湖北督学使者南汇吴省兰韦于使署之三余堂。”）编，有乾隆固刊本（参见图19）。这本书的特点是重视正音，首先列举了很多“平仄异义”而容易误读误用的字，如“难”字，注明：“难易，平声，寒韵；患难，去声，翰韵”，“分”字，注明：“分寸，分别，平声，文韵；安分，分际，去声，问韵”等等。然后又列举若干一字异音异义的例子，如“差”字：“参差，不齐也，支韵；使也，择也，佳韵;错也，麻韵”等等。后半本也是辨正错别字的性质。这本书编印比前一种早，流行也相当广泛。
　　（3）声韵类：《切字捷说》《平厌易记略》等。历代讲声韵的书很多，但是专为蒙学用的比较少。有的，也往往因为讲得不够通俗，不好懂，而且过去的文人多半视声韵之学为畏途，教蒙学的塾师多半不敢碰它，所以这类书在当时大都流行不广，后来也就逐渐佚失不传了，如胡宗绪的《等切开蒙》，寇鼎的《启蒙韵略》，程启鲲的《启蒙韵学》等等，就是这样。
　　《切字捷说》，不知撰者，见于元代出版的通俗类书《事林广记》。这本书讲反切的基本知识，首先举出反切“七十字诀”，次以杜甫的《春夜喜雨》诗为例，把每个字都用反切注出音来，再下去是辩十四声，最后讲双声叠韵。篇幅很小，讲得非常简略，供蒙学入门之用，也还可以。
　　这里需要岔开一下，说一说通俗类书跟语文教育的关系。《事林广记》，除了《切字捷法》、还收入了皮日休的《速成法》，相当全面地讲了蒙学教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此外又有一卷辨正错别字的材料，《字当正讹》。另一部通俗类书《万宝全书》。里有《字学须知》，讲写字的基本知识。再－部通俗类书《翰墨琅》。里有《千文字义》，用《千字文》的字作主体，每个字下边列几个同音字，分别注上字义。《万象全编不求人》列举了不少《千字文》《千家诗》《蒙求》的酒令游戏。这种通俗类书是专供蒙学用的，但是对蒙学有很大的影响。每一种类书都包含历史、地理、医药等各方的常识，以及书信格式、公文格式、喜庆丧葬的仪节、各种场合应用的对联等等，并多日用备查的材料，这些都是适合当时蒙馆塾师迫切需要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塾师，往往是一个村落、一个地区里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读书人，乡邻们只要有了需要动笔杆的事，就去精教“学里的先生”。所以几乎每个蒙馆塾师都得备一部通俗类书，才应付得了。这样，书里包含的有关蒙学的材料，也就成了他们教学的“本钱”。因此，尽管通俗类书里包含的这类材料很少，很浅，但是它在蒙学教育中起的作用是值得重祝的。
　　《幼学平仄易记略》是一本用具体材料教学生学习平厌的小书，清代中叶苏云从（苏云从，事迹不祥，书首嘉庆十九年（1814）自序，末题”堰邑借亭氏”。）编。书用四言韵语，上下两联成对，上联都用仄声字，下联都用平声字，并且作到全书一贯，从天地山川，自然名物讲到社会生活，最后还有些龟勉儿童努力上进的话。下边摘引一些，以见一斑。
　　　　浩浩碧落　　悠悠苍穹
　　　　有象易见　　无言难穷
　　　　日月照耀　　阴阳交融
　　　　汉挂永夜　　星排长空
　　　　好雨瑞雪　　祥云和风
　　　　霜阵节冷　　雷鸣声同
　　　　草色雨碧　　枫林霜虹
　　　　共爱物阜　　群歌年丰
　　　　极目岭畔　　遥瞻山巅
　　　　曲径怪石　　层峦飞泉
　　　　碧峭远峙　　青岩遥连
　　　　壁峭蟑叠　　冈崇崖悬
　　　　洞口近水　　桥门冲烟
　　　　草木并茂　　林花争妍
　　　　古柏翠若　　长松苍然
　　　　柳舞乱絮　　榆摇青钱
　　　　竹实风集　　桑枝鸠迁
　　　　杏蕊十里　　桃龄三千


　　　　宴客敛酒　　呼儿煎茶
　　　　避暑引扇　　乘凉披纱
　　　　启脯听鸟　　推窗看花
　　　　涉水击楫　　于田乘车


　　　　实意应物　　虚心从师
　　　　舍利取义　　从公违私


　　　　恶恶好善　　疏奸亲寞
　　　　敬老恤幼　　开来承先

　　每个字的旁边还注上属某韵。此外，书的上栏把《三字经》。等书里的有些话，用歌诀形式说明每字的平仄，帮助儿童记忆。如：
　　　　三才“夭”“人”二字平，（天地人）
　　　　三光“星”字是平声。（日月星）
　　　　四方四时几个平，
　　　　惟有“北”“夏”是仄声。（东西南北，春夏秋冬）
　　这本书编成于嘉庆十九年，到光绪初还有翻刻新印的本子，可见是曾相当流行过的。
　　（4）语法类：《虚字说》等。前人不怎么专讲语法，编给蒙学用的书当然更少。后来有一些讲虚字的书，如《经传释词》《助字辨略》等，不适于蒙学之用。只有袁仁林（袁仁林，宇振干，三原人。书首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自序，末题“书于东渠小学”，所著尚有《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八卷，四库人存目。）的《虚字说》是为蒙童编写的。作者在序言里先说了说虚字的重要性，然后批评当时人对虚字的忽视，末了说：
　　闲尝为童子说书，约其一二，俾垂髫者目焉。是亦末之末也。然困末而畅其所言之本，本且获矣。末云乎哉！
　　书的分量相当小，扼要他讲了几十个常用的虚字，有的是一组一组他讲，略加比较，一般举《四书》的句子为例，少数的用《五经》的句子，个别的也用子书和古文的句子。看来大体上还适合基础训练阶段的需要。
　　清代末年兴办新学之后，陆续出了一些讲语法的书，大都是照《马氏文通》的系统讲的，例如光绪二十九年朱树人编的《蒙学文法教科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这已经不是纯然传统蒙学的作法了。
　　（5）综合性的：《宜略认字》《字学汇海》等。清代书坊里也出过一些综合性的基本知识书，在上述几类书里选辑一些材料，汇编在一起，《宜略识字》就是这样的一种。书的分量不大，但是包罗的方面不少，计有：
　　六书大义（伍泽梁），字体诀（许汉昭），辨似，正伪，帖字，俗音正误，宋•王　（“雨”下一“方”字）字书误读抄，释适之金壶字考抄，联字考义，韵字辨同辑略，一字数音，平仄借读，韵略通叶
　　十三种材料。
　　2．工具书
　　蒙学用的工具书主要有三类。
　　（1)一般字典：《字汇》等。通俗字典，较早的是明代梅膺祚编的《字汇》，按部首骗排，把《说文》的五百四十部简化为二百十四部，每一部又按笔画多少的顺序徘列，共收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字，内容虽庞杂，但不收生僻的字；注音，反切与直音并用；释义比较通俗。只是分量太大，不很适于蒙学使用。随后相继产生了以梅编为基础，压输、精简的本子，如清康熙固陈子改编的《同文字汇》（后印者有的改称《增串字汇》，也有的改用别的名称），不但内容有所精简，并且改用小字，印成所谓中箱本的形式，以便携带和翻检。缺点是收字仍嫌庞杂，而解释有的不够确切。用直音，注释简明，合乎初学的需要，这是它的优点。如：
　　　　栽音哉。种莳也。
　　　　矢音始。箭也。叉，誓也，正也。又，姓。
　　　　薮音叟。大泽也。
　　　　酈音孚。地名。
　　大概就是由于它有这点好处，这袖珍小本的《字汇》，一再翻印复刻，广泛流行在蒙馆和市井之间。
　　此外，还有一种通俗小字典，直音、释义之外，特别标明声调和所属的韵部，显然是照顾初学属对和作结之用的。清乾隆间华纲编白《增注学类标韵》和嘉庆间姚文登编的《初学检韵》等，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如：
　　　　函音含。包也。乎声，罩、咸韵。
　　　　掩音淹，上声。猛盖也。俭韵。
　　（2）专书字典：《养蒙针度》。这是清初潘子声编的一本小字典，专注蒙学所读各种裸本里的生字，按书排列，一种一种地分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生字，基本上全收；《神童诗》《千家诗》的生字，大部分都收；《四书》《五经》的生字也收一部分；《左传》《国语》《国策》历代古文中少数几篇的生字，也略收一点。每个字注音，扼要地释义。由于它是密切针对蒙学的需要编的，所以流行极广。光绪元年重刊本的序文里说：是编于雍正十三年付梓，元和孙苍璧容文氏书序于平乐郡斋，迄今百有余年，刷印不下数十方卷。
即使这个说法有夸大之处，总也可以约略见出它流行广泛的程度了。
　　（3）名物园典：．《小学绀珠》和《家塾蒙求》。这也是两种流行很广的工具书。《小学绀珠》，宋王应麟编，自序里说：
　　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之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中，始于三才，终子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
　　这几句话很可以概括说明这本书的编法，简言之，就是把见于古书的许多名物，按“天道”“律历”“地理”“人伦”“性理”“人事”“艺文”“历代”“圣贤”“名臣”“氏族”“职官”“治道”“制度，“器用”“儆戒”“动植”这些项目，分类编集，每一类之中，又以数目为线索排列，例如艺文类开头的次序是：六艺，五经，六题，九经，七经，四术，三史……。每条注明包合的内容，有的略加解说，注明出处。这样的书，很象一个小百科辞典，无论编者原来的意图怎样，实际上当然只能备查考，而不能作为课本来念的。
　　《家塾蒙求》，清人康墓渊（康基渊，字镜溪，临泉人。道光复刊本有宋绍跋，称康“有《霞堂文稿》,传诵艺林”。）橱。书分天、地、人、物四部，每部举出有关的名物，加以简要的解释。也象一个分类的百科小辞典，例如人部中间的一部分，实在就是一个历代名人辞典，下边举两条为例：东晋祖逖字士雅，范阳人，元帝时渡江击楫，誓清中原，尽收河南地。元帝以为豫州刺史。俄卒于雍丘。宋胡寅字明仲，安国弟淳之子也。从杨时学。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学者称致堂先生。抗阻和议，为秦桧所诎。论文忠。这本书比《小学绀珠》通俗简要，所收的名物大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流行相当广泛。书成于乾隆三十四年，初刻于嘉庆七年，以后有过几次复刊本，至光绪二年，张叔平又复刊一次，改称《万卷读余》。从书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它在群众中间是相当受到欢迎的。
　　上边简单介绍了基础训练阶段所用的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这些书，就其内容而论，不仅在见解方面有不少坏东西，就是在方法方面，今天看来，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早已把它们远远地抛在后边了。这里用相当的篇幅来介绍，觉得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我们常常有一种印象，认为传统的语文教育只是教学生死念书，死背书，丝毫没有科学，完全不讲知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诚然，当时许多私塾先生是那样作的，但是，那只反映旧社会师资水平之低，并不足以代表传统的经验。真正的传统语文教育经验是，在以读写实践为主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时机需要教给学生一些必要的知识，教给他们使用基本工具书的方法，使他们把不自觉的学习逐渐转化为自觉的学习，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这从为数不少的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的出现及其流行情报，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这一点传统经验，对我们还是多少有些参考意义的。
　　第二，基础训练怎样进行，教学生作什么样的练习，学哪些知识，二者怎样配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前人的作法是，文字方面用的工夫特别大，首先用种种办法教学生识字，然后又用种种办法帮助学生巩固已识的字，接着教学生一些有关文字的基本知识，特别着重在造字原则，字的结构，帮助学生辨音、辨形;语法方面，创只讲一些虚词用法，此外很少讲词法、句法的知识，而是着重采用属对练习这种方式，帮助学生实际掌握词的运用和句子结构。这些作法未必都对，对的也未必适合于今天的情况。然而，其所以逐渐形成这样一套作法，显然同汉语汉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传统的经验对我们是颇有启发作用的。
四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传统的语文教育在读写基础训练的阶段之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是这是这个阶段中语文教育的密切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过，阅读和作文在教学中也各有自己的内容和方法。下边就把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探讨。

　　　　　　　　　　　　　　　　　　（－）阅读训练

　　1．阅读训练的范围
　　经过启蒙阶段和基础训练阶段的教育，学生巳经认识了相当多的字，并且比较牢固地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记住了一些名物、掌故，大体熟习了文言文用词、造句的特点，也多少知道一点怎样欣赏作品了，有了这样的基础，进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阅读训练的范围显著地扩大。大致说来，包括下迹四个方面。
　　（1）经书和古文。一般情况，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学生还在继续念《四书》《五题》，除此以外，开始学习古文。在这个阶段读经书，学生已经逐渐能够理解它的内容，教学中也更多地注意讲解，不单是要求记诵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续题跟读古文，在语文教育方面能够产生大致相同的作用。古文，主要是从几种重要史书（《左传》《国语》。《国策》《史记》等）选出的若干篇章和历代名作家（如唐宋八大家等）的一些散文。这可以说是阅读训练的主要方面。
　　(2）诗赋。这是阅读训练的一个次要方面。在这个阶段，大都仍教学生读一些诗，但是数量不多，一般以古诗和唐诗的名篇为主。有的也教些骈文，为数更少。教学生读一些宋词的也有，那是极个别的作法。
　　(3）“时文”。为了指导学生准备应考，有些蒙馆教学生读一些所弱“时文”，或称“制艺”，就是当时中了状元、进士的那般人作的入股文。但是，历代学者多半不赞成这样作。实际上，很多的蒙馆都不教“时文”;即使教一点，也是在这个阶段的后期作为一种补充，或者作为临阵磨枪的办法，不是阅读训练的主要内容。
　　(4）涉猎。指导学生广泛涉猎，也是前人进行阅读训练的一个方面，并且也有一些具体的作法。
　　2．阅读训练的原则——“文”“道”不可偏废
　　古人对于“文”（语言文字之学，辞章之学）与“道”（他们所理解的正确思想的总称）的关系非常重视。历来有过种种说法，藉如“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等，也有过不少争论，但是争输之点往往在“载”“明”“贯”这些字眼上，说到基本精神，则一致性相当大，那就是：“道”是根本的，然而正确的“道”必须有高明的“文”来阐发，传播，人们也必须通过“文”来理解“道”，因此，二者是不可分的，不可偏废的。这种看法，在他们向青少年进行阅读训练的见解和具体作法之中，格外清楚地反映出来。
　　理家学朱熹是非常重“道”的，他甚至连“文以载道”“文以贯道”这些说法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样说还不足以显示出“道”是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当他谈到读书、治学的时候，谈到指导学生阅读的时候，对于名物、训诂则十分重祝。他说：
　　汉魏诸儒，正音续，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世。（朱熹：《语孟集义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
　　有人读书或讲书不注意名物、训诂，只笼笼统统地得其大意，对于这种情形，朱熹提出实践的批评。他说：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作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曾见有人歌《诗》，问他《关睢》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一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见张伯行辑订《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程颐也说：
　　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见朱熹编、张伯行集解《近思录》,卷三。）
　　张伯行对这两句话解释发挥说：
　　读书是格物第一义，则看文字不可不求作者之意。然必先晓其文义，而后意看得出。所以训诂之学，亦不可不用心。若于文义有所未晓，谓可略观大义，必至穿凿附会，失立言之本指矣。或谓寻章摘句，反成学究者，何也？曰：正坐不晓文义耳。古人立言，各有所指，须看他前后文义如何，或一字分数解，或一义分数类，或断或续，或单或合，或缓续或急续，学究家不潜心理会，误执旧见，拘泥不通，遂使作者之意不明，岂云晓文义者乎？
　　陆九渊则从另一面说起，实际的意思还是一样的。他说：
　　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足，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见杨希闵《读书举要》）
　　对于阅读中对待“文”“道”关系的这种看法，张伯行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论道而专求诸语言文字间，则道晦矣；抑论学而不求语言文字之间，则道亦泯矣。（《朱子语类辑略》序）
　　根据上述这种“文”“道”不可偏废的原则，在指导学生阅读的时候，他们就主张仔细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诂、句读、篇章，使学生充分地理解其“文”，同时领会其“道”。崔学古说：
　　书有数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虽数句而语气作一句读者，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幼训》）
　　又说，教一篇文章，既要“讲”，也要“贯”：
　　“讲”者，讲其实意，初讲时用之。“贯”者，贯其神理，有贯串之意焉，
　　概括起来，讲书的步骤和目的则如程端礼所说：
　　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结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所谓讲明文章的主旨等等，他们认为应该适合学生的理解能力，不能过多地去发挥微言大义。吕坤说：
　　与初学讲书，教弟子先将该讲之书理会一遍，方与讲解。只用俗浅，如闾阎市井说话一般。……至于深文奥理，天下国家，童子理会不来，强聒反滋其惑。师道岂易言哉！今之教者学者，只是虚套相欺，可哀也已！（吕坤：《四礼重•养蒙》）
　　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里语文教育中的弊端，同时也道出了当时一些学者从中得出的经验教驯。
　　总的说来，前人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对于阅读训练所持的主张，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的蒙馆学塾，尽管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有的作得好些，有的作得差些，有的也产生这样那样的流弊，但是总的趋向都是采取这种作法的。不仅教学，许多阅读教材，也大都是根据这样一种原则编的。
　　3．阅读训练的方法——要求熟读，精思，博览
　　在阅读训练的方法上，前人强调要求学生熟读精思，也重积指导学生博览。
　　首先，他们认为书不能单用眼睛看，必须读，并且认真地读。崔学古对读书提出的要求是：
　　毋增，毋减，毋复，毋高，毋低，毋疾，毋迟。（《幼训》）
　　朱熹不仅强调读得准，并且强调读的遍数多。他说：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朱于童蒙须知》《养正类编》，卷一）
　　这段话是传统语文教育中一致采用的原则。读的要求是：第一，大声诵读；第二，读得准确，一字不差；第三，多读遍数，达到纯熟，以至能够背诵。目的是：第一，能够上口；第二，能够记住；第三，通过熟读达到更好地理解。
　　同时，他们也并不主张胡里胡涂地读，胡里胡涂地背。崔学古说，读书应该首先“求明，不先求熟。明则自然易熟。”所以他主张先把文章讲明白，然后要学生读，并且要他复讲，讲后再读，读熟再温。他说“得趣全在涵泳。（见《少学》）朱熹提倡"三到”——心到，眼到，口到。眼到是看，口到是读，心到就是理解领会。他说：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见《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又说：
　　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见《朱子语类大全》，卷十）
　　又说：
　　看文字须入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若只略略地看过，恐终久不能得脱离，此心又自不能放下。（见张洪等编《朱子读书法》，卷一）
　　上边这些意思合起来，就是朱熹再三强调、宋元以来人们一致奉行的“熟读精思”的原则。
　　他们主张熟读精思，并不意味着只要捧着少数的几篇文章死念。博览，也是他们一向所重积的。唐彪说：
　　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见《读书作文谱》,卷一）
　　从书的内容说，要博；从文章的风格体裁说，也要博：
　　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奇平并取。……韩、柳、欧、苏之称古文大家者何谓也，王、唐、归、金之称制艺名家者何谓也，以其集中清浓虚实、长短奇平，无所不有，故称大家名家也。（见《读书作文谱》,卷一）
　　陈芳生并且提出一种办法，主张蒙馆里藏书要多，使学生从小就熟悉书籍的情况。他说：
　　一曰多藏书。日课固曰无务博矣；古今有用书籍，馆中则宜多聚。师为分类藏之，簿记名目，将各书大意作小序一段，随注名目之下。使童子自幼即知某书有某用，某事当看某书。少长即能与人言，壮时自有不得不博览之势，而学问自此可渐扩充。（陈芳生：《训蒙条例》）
　　这实际上是主张蒙馆里要设立一个小图书馆，让塾师兼作管理员。前人有这样的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强调朗读、熟读、精读、多读，这是传统语文教育中阅读训练的要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历来流传着许多有关博学强记、苦思精研的故事，那些故事正好反映了当时所倡导的风习。
　　4．阅读教材
　　（1）主要教材——古文选注评点本。作为阅读训练的主要教材的，也是具体表现前人阅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的，是流传下来的较多古文选注评点的本子。要研究这种教材的来源和特点，又得从来熹说起。
　　朱熹《论语集注》的序言里说：
　　余既序次论语精义以备观览，暇日又为儿辈论之。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非本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通求诵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书。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一二条焉。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敢偏废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读书分年日程》《纲领》引）
　　这段话说明了他评注《论语》的三条原则：第一，“本末”不要偏废，这就是“文”“道”不可偏废的具体化；第二，注释要详，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语言，至于“义理”，也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则只要指点一下“精微”之处，必要的时候加一点阐发，帮助学生自己去“精思”；第三，要“便于童子之习”。朱熹的这套作法，可以说是后来文章选注评点的基础。
　　文章选本，由来很久。专为初学编选的、分量不大而有注释弄点的本子，则至宋代而大量出现。流传使用下来的和见于著录的、宋人所编的这类教材，不下十余种。比较出名的是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参见图20），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古文标注》。选本之外，宋人还有自著的这种教材，那就是一直广泛流行的、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参见图21）。宋代以下，古文秤选之风一直很盛，陆续出现了许多这类教材。清代中叶以来，特别流行的是《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和《古文笔法百篇》。
　　所有这些选本，大都有注、评（或批）和圈点。注，是解释字义、名物、典故等等;评（或批），是指点文章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方法上的要点;圈点，是用符号（画在字旁的圆圈、黑点，直线、三角，画在段落末尾的短横等）标示重要的词句或段落的划分。这些，一般总称为评点。
　　从文章的选法、编法和注释评点的体例来看，大致有下述的一些情形。
　　就选文的数量说，可得三类。一类选得很多，在三百篇以上，以至上千篇，如《文章正宗》《古文渊鉴》《唐宋文醇》《古文眉诠》《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分编集评》等。这类选本，一般学塾不直接用作教本，而是由塾师从中挑选若干篇教给学生。一类选得很少，在百篇以下，如《文章轨范》《古文关键》，都只有六十几篇。有的学塾采用这类选本，但是往往再由塾师用别本补充。再一类选文在一百篇以上，三百篇以下，如《古文析义》（二百三十篇），《古文观止》（二百二十二篇），《古文喈凤》（二百零八篇），《古文释义》（一百四十七篇）等等。在学塾中流行最广、直接用作教本的，这一类居多。从三类选本流传使用的情说来看，前人似乎有这样的经验：为了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至少要教他们读熟二百来篇古文，再少不够，过多也不必，因为只要具备了基本的能力，学生就可以自己去广泛涉猎，不需要由老师一句一篇地来讲了。
　　就选文的标准和范围说，每种选本当然各有自己的尺度，有的并且有某些偏见。但是有一点看来是共同的，那就是都重视选用历来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名文，至于包罗的广狭，情形就报复杂，有的从先秦一直选到编者所处的时代或前一代，上述第三类选本大都这样；有的只选或基本上限于唐宋两代，《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文醇》之外，《古文关键》和《文章轨范》。也是这样。不论包括的时期长短，在所包括的时期之内，选文的范围又有不同。有的很窄，比如选唐宋文只限于所蹭八大家，甚至人家中的几家;有的宽些，八大家之外又加上李翱、孙樵等;有的很宽，象唐的郭子仪，宋的朱松，也各选人一篇，其余作家可以想见。就文章体裁说，多数的以散文为主，少数的把诗歌作为一个方面，如《文章正宗》，还有的也选人一些四六骈体文，如《古文分编集弄》。流行最广的几种本子，选文范围一般比较宽，无论是时代方面或作家方面，都包罗得相当广，但是也不至广到杂的程度，以至把很普通的文章选进去。
　　就编排的方式说，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按时代先后由古至今编排，同一时期又按作家排列。大部分选本都是这样的。一类是按时代由近及古分段逆溯，每段之中再接由古及近编排，并且兼顾体裁的分别，如《古文分编集评》，全书分四集，初集是唐宋十家（八家之外加上李翱和孙樵），二集是两汉文，六朝文，唐宋名文（一家以外的文章），三集是左传，公羊，谷梁，国语，国策，史，四集是骚赋，用韵杂文，唐宋四六，十六史论赞。再一类是先按体裁分作几部分，每部分之内再按时代和作家的次序排列，如《文章正宗》，全书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部分，《唐宋八大家类选》分“奏疏”“论著”“书”“序记”“传志”“词章”大部分，《古文笔法百篇》按写作技巧归类，分得更细。就注释评点的体例说，有的非常详细，从字的读音、意义，到典故、事实，句段的联系照应，文章的结构层次，遣词造句的要点，等等，都有所解说或指点，有的还通解全篇大意，总额圣的内容和写法，个别的更附有读后感之类的材料。有些则评点较略，只在关键之处指点一下，不多说，最简的只在最后附一两茶简要的总评，就文章的内容略加评输，别的没有。至于部点的着眼点，有的偏重文章的“义理”，有的偏重文章的写法，有的二者并重。下边，择较祥较略的各举一两则例子，以见一斑。
　　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评点较略，一般只用旁批，在关键性的词旬旁边加上极简单的评语，偶尔夹注一二条，介绍点有关的材料或指出掌故的出处等。举一篇作例。
　　　　　　　　　送薛存义之任序
　　　　　　　　　　　　　　柳宗元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于，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①凡民之食于士者，出其什一②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③之，向使一夫于家④，受若直，怠若事，又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⑤。势不同而理同⑥，如吾民何？有达于理⑦者，得不恐而畏乎？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⑧，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镜。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全篇只有八处旁批，每处三四个字，一条简单的题注，一条夹注，另有两处坡勘注，
　　题注：一本无“之任”二字。虽句少，极有反复。
　　旁批：①“盖民之役,非以役民”旁，批：“一篇筋骨”。
　　　　　②“”字旁，批：“下的当”。
　　　　　③“盗”字旁，批：“下的当”。
　　　　　④“一夫”旁，批：“譬得切”。
　　　　　⑤“势不同也”旁，批：“斡旋”。
　　　　　⑥“势不同而理同”旁，批：“一篇精神”，
　　　　　⑦“达”字旁，批：“下得好”。
　　　　　⑧“其为”旁，批：“应前”。
　　夹注：“不得与考绩幽明之歌”下，注：“（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陡、幽明。”
　　校注：“今受其直”，“今”字下，注：“一有‘我’字。”“宫以酒肉”，“赏”字下，注：“或有‘之’字。”
　　浦起龙编的《古文眉诠》，是另一种评点简略的本子，一般只用简单的眉批和总评，偶尔有点夹注。例如《史记》《项羽本纪》最后的“赞”：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日，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精霸王之业，欲以为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这段文章，一共有四句眉批。开头一句：“点染是论赞法。”第二段（这部书用短横表示分段，这里用空两格表示分段）上头一句：“就其成霸撮举本配前半篇大意作扬。”在“放逐义帝而自立”那一句的上头，批：“摘出放义帝作抑之由，有识。”最后一句：“抑笔凡三层，收尽本纪后半篇。”
　　《古文关键》旁批的办法和《古文眉诠》眉批的办法，对在它们之后的各种选本，影响很大，有的就直接引用它们的批语。
　　流行最广的几种选本，注释评点都比上述两种详细。余诚编的《古文释义》是比较突出的一种。举一篇为例。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喝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盔之出其阴，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文章一共只有四句，八十八个字，旁批就有七十二个字，每句一批。第一句旁批：“此一段平叙起，而以能得土字作案，全赖鸡鸣狗盗之力。”第二句旁批：“此一段以孟尝不足以得土作断。”第三句旁批：“此一段言所得是士，便用不着鸡鸣狗盗。”“力”字旁还加了一句：“‘力’字应首段。”最后一句旁批：“此一段以上不肯与鸡鸣狗盗为伍作结。”
　　旁批之外，有眉批一百七十字，包括简单的作者介绍和解题：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相神宗，封荆国公，谥曰文。
　　　　孟尝君，齐国之置公子也，世称善养土，游于其门者数千人。
　　　　《史记》为之著传。荆公读而有感，因作此篇。
　　另外有指点词句和篇章结构的话，如：
　　　　“世皆称”句，陡然而起。
　　　　“士”字宜重读。
　　　　“孟尝君”句，陡然而落。
　　　　“不然”二句，陡然而转。一转驳“有力”。
　　　　“鸡鸣”二句，再一转作结，警健绝伦。
　　旁批、眉批之外，又有八十二个字的总评：
　　通篇只八十八字，而有四层段落，起、承、转、会，无不毕具。洵简劲之至。然非此生龙活虎之笔，寥寥数语中何能得此转折，何能得此波澜！文与可画竹，尺幅而具寻丈之观，此甚似之。至议论之正大，尤堪千载不磨。
　　此外，有“音义”两条，一注“世皆称”，辨明作者的意思是泛揩世人，并不专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注“鸡鸣狗盗”，叙述孟尝君从秦国逃出的故事，总共一百五十三字。
　　最后有“序解”，引申发挥全篇的文义，二百八十四字。旁批、眉批、总评、音义、序解，种材料合计，共七百六十一字，为本文的九倍强。
　　介乎这繁简二者之间的，也有几种，如林云铭编的《古文析义》和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这两种历来都比较受到重视，下边举《古文观止》的一篇为例。它采取注的办法，每句或每几句之下，加上一点简要的评注，既有关于训诂音义的，也有关于文章的关联照应、遣词造句的，但是要言不繁，只是扼要地点一点，以帮助理解，每篇末后有几句筋要的总评，大致是指点一下全篇的主要意思不。作法。例如，诸葛亮《出师表》这一篇里，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下边，加注：
　　　　先提明事势。
　　在“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下边，加注：
　　　　次数群情，起下用人。
　　然后在“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道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下边，加注：
　　　　菲，轻也。……连说歌宜与不宜，发起一篇告戒之意。
　　象这样的扼要的指点，对于学者理解全文的脉络，显然是有帮助的。全文未后，附了这样几句总评：
　　后主建兴五年，诸葛孔明率军北驻汉中，以图中原，临发上此疏。大意只重贤远佞，而亲贤尤为远佞之本，故始以开张圣听起，末以咨诹察纳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勤恳恳，皆根极至诚之言，自是至文。
　　这对学者理解全文的写作意图、要点和表达上的优点，也能有所启发。《古文观止》的两个编者是不出名的人，可是比一些名人编选的本子流行广得多，这恐怕跟它选文数量适中，标准、范围无所偏蔽，注释评点比较得体是很有关系的。
　　古文选注评点本，很有些编得不好的。单就评点方面说，最坏的情形是繁琐支离，牵强附会，或者用上些空空洞洞的赞许的话，搞成一种评点滥调，既对学生没有什么帮助，又容易使学生把写文章理解成庸俗的文字游戏。不过，也很有一些编得不坏的。上边引的几种，虽然有繁有简，有长有短，大体上都能够要言不繁地指点出思想内容和表达上的关键、要点，引导学生去思考揣摩，体会学习，而不作过多的发挥分析。这种作法，我们还是很值得参考借镜的。
　　（2）辅助教材——诗赋选本和涉猎用书。前边说过，这个阶段也还教学生读一些诗，有的教一点赋体文章和词。所用的教材主要是古近体诗的各种选本。这种本子很多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清代中叶以下，流行最广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古唐诗合解》。再早些的选本而一直流行的有《玉台新咏》等几种。赋体文章的选本则有《骈体文钞》《六朝文契》等。词的选集，主要有《花间集》和《绝妙好词笺》。后来也出了《宋词三百首》。这些，都是至今仍为大家所熟知的书，在当时的蒙学中又不是主要教材，所以这里不多介绍。
　　值得提一提的是备学生浏览涉猎的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课外阅读书。清代中叶，钱树棠、雷琳、钱树立合编了一种书，叫作《经余必读》。凡例里说：
　　凡童子束发受书，读《四书》经传后，即可以是编循诵，故概加句读，其文义奥质者，略有笺释，使人一目了然，其易晓者刚从其略。这部书陆续编了三集，包罗很广，有《夏小正》《孔氏家语》《书序》《诗序》《竹书纪年》《韩诗外传》《大戴礼》等等，以子书为最多，一直包括到《世说新语》《山海经》《穆天子传》。每种书只节选少数片段。就书的内容看，可以说编得杂乱无章，选法和节法也不高明。但是在那个时候，能有这样一种设想，为学生编选一种可以自学的书，并且注意到选材面的广泛，想到怎样开阔学生的眼界，增长学生各方面的知识，这种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


　　　　　　　　　　　　　　（二）作文训练


　　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作文训练，由于跟科举制度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糟粕很多。但是就其方法步骤而论，也不无可资参考之处。这里提出几个问题来，既加探讨。
　　l．“词”“意”并重——作文训练的原则
　　前人训练学生作文，主张“词”“意”并重，或者说“辞章”“义理”并重，换个说法是，作文应该以“意”为主，以“义理”为根本，但是好的“意”，正确的“义理”，必须用恰当的“词”，好的“辞章”表达出来。杨希闵引陆九渊的话说：
　　吾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字。若根本壮。怕不会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学问自学问。若此不已，岂止两段，将百碎。（见杨希闵：《读书举要》）
　　章学诚从另一面说过来：
　　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章学诚：《原道（下）》，《文奥通义》）
　　孙奕说：
　　作文有三病：意到而辞不达，如讼者抱直理，口讷莫伸，一病；辞达而调不工，如委巷相尔汝，俚鄙厌闻，二病；调工而体不健，如堂堂衣冠姜丈夭而无精神，三病。（孙奕：《示儿翻》，卷八）
　　唐彪引顾泾阳的话说：
　　意与词相为联属者也。意铸矣而词不琢，将并其意而失之。……是作文不可有意无词也。然琢词不可无法。短则欲该，如欧阳公“环滁皆山也”一句，省却许多字而意未尝不尽也。长则欲逸，如昌黎公“若驷焉驾轻熟路而玉良造父为之后也”，字虽多而逸致动人。（《读书作文谱》，卷六）
　　崔学古训练学生作文的要求是：
　　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题旨要明透，笔气要清顺。此为行文要务。（《少学》）
　　作文训练的这种原别和要求，同前边谈到的阅读训练中“文”“道”不可偏废的原则是相通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无需再多加申说。
　　2．先“放”后“收”——作文训练的步骤
　　古代学者一向主张训练学生作文要经过“先放后收”的过程——首先鼓励学生大胆地写，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再要求精炼严谨。我们所熟知的唐宋入大家，好几位都谈过自己的这种经验，也表示过这样的主张。例如，苏轼说：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苏轼：《与侄简书》，梁章钜《返庵论文》）
　　连最主张庄严典重的欧阳修也貌：“作文之体，初欲奔驰”。欧阳修：《与池徐宰》，《欧阳文忠公文集》《书简》，卷七）
　　宋人谢枋得并且根据“先放后收”的原则编了一部阅读裸本《文章轨范）。这部书分两部分，前半叫作“放胆文”，后半叫作“小心文”。在所谓“放胆文”的前边，编者写了这样几句引言：
　　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此集皆粗枝大叶之文，……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突。”
宋以下，元代的程端札，清代的梁章钜叛、王筠等好些人都曾提出同样的主张。（见《读书分年日程》卷二，《退庵论文》，《教童子法）
　　初学阶段既要鼓励学生大胆地写，所以他们主张批改作文的时候，不要改得太利害，以免挫伤学生的信心和兴趣。这种主张有广泛的影响。前边提到过通俗类书《事林广记》里的《建成法》，张伯行辑《养正类编》也收有此书，称《训蒙法》，较《事林广记》所录为略）里边就说到：
　　若改小儿文字，纵作得未是，亦须留少许，不得尽改。若尽改，则沮挫其才思，不敢道也。直待作得十八分是了，方可尽改作十分。若只随他立意而改，亦是一法。
　　唐彪也说：
　　先生于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宁置之。……盖不可改而强改，徒费精神，终不能亲切条畅，学生阅之，反增隔膜之见。惟可改之处，宜细心笔削，令有点铁化金之妙，斯善矣。善学者于改就之文细心推究，我之非处何在，先生之妙处何在。逾数月，又玩索之。玩索再四，则通塞是非之故明，而学识进矣。（《父师善诱法》）
　　从这些主张看来，前人在作文训练中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这种经验，显然是值得重视的。在鼓励学生大胆地写的同时，在用词、造句方面，尤其是在写字方面，要求还是十分严格。这是大家熟知的情形，这里不多说。
　　3．多作多改___作文训练的方法
　　古文家很多人都曾用多作来总结他们自己从事写作的经验，并且用这条经验要求年轻的一代。韩愈、柳宗元都是主张文以载道的，因而主张作文要慎重将事，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他们同样也主张学文要能推陈出新，放胆多作。韩愈说：
　　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韩愈：《答刘正大书》、《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柳宗元说：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
　　欧阳修说学文有三个要点，一是多读，一是多作，一是多商量。苏辙也说，学作文章一定要多看多作。（这类记载很多，见陈师道《后山对话》,欧阳修《归田录》等书）为什么必须多作呢？清代桐城派作家姚提出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姚鼐：《与陈硕土书》，见《惜抱尺牍》）
　　“利病自明”正是熟练的表现。要达到这种境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多作。所谓多作，当然主要是指写成篇的文章。但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也需要从更基本的工夫练起。以前我们谈到过“嘱对”那就是初步的作文练。下边我们还要谈到另外一些训练基本工夫的方法。这些，都包括在多作之中。多改，目的在于深入揣摩，一方面可以达到更牢固地掌握语言文字的运用方法，同时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和习惯。这是前人在作文训练方面非常突出的一条经验。贾禹的“推敲”的故事，欧阳修改定《醉翁亭记》第一句的故事,王安石改定“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诗句的故事，都是脍炙人口的轶闻美谈。这一类的故事，可以说举不胜举，而前人一向就是用这些故事来鼓励学生勤于推敲、认真修改自己的文章的。多改，并不是依赖老师给改，而是要求学生自己修改，不是只指个别词句的润饰，而是指通篇文章检点。唐彪《读书作文谱》引武叔卿的话，说：
　　如文章草创已定，便从头至尾，一一检点。气有不顺处，须疏之使顺；机有不圆处，须炼之使圆；血脉有不贯处，须融之使贯；音节有不叶处，须调之使叶。如此仔细推敲，自然疵病稀少。
　　多改，还指反复地改。唐彪说：
　　文章初脱稿时，弊病多不自觉，过数月后，始能改窜。其故何也？凡人作文，心思一时多不能遍到，过数月后，遗漏之义始能见及，故易改也。又当其时执着此意，即不能转改他意，异时心意虚平，无所执着，前日所作有未是处，俱能辨之，所以易改。
　　文章写成以后，当时就要从头至尾地检点一番，修改一番，然后把它收起，过些时候拿出来，重新考虑，再加修改。这个办法，不仅成年的作者经常实行，从前在训练学生学习作文的时候也时常采用。
　　有些人不但要求学生认真修改自己的文章，还提倡看别人怎样修改文章，从中体会写作方法，吸取有益的经验。所以有这样的传说：
　　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也，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识其用意所起故也。
　　4．八股文——程式化的作文训练
　　程式化的作文训练，是有极大弊害的。往根本处说，足以束缚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越出封建统治的牢笼；从写作方面看，必然形成一种追求形式，讲究格律，陈词滥调，言之无物的风气。这和我们提倡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进步的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文风是根本对立的。不过追溯一下这种方法的来源，分析一下程式的内容，看看在大堆的糟粕之中，是否还包含着，那怕只是一点值得注意的东西——长时间积累的、有助于培养作文能力的经验，还是可以的。
　　程式化的作文训练，渊源于唐代的帖经和应举诗。唐代以诗赋取土，作应举诗，有“破题”“颔比”“颈比”“腹比”“后比”“结尾”一些名目，格局。到了宋代，罢诗赋，以经义策论取土，于是作文开始有了程式。不过当时的程式还并香堂笔记》有这样的记载:
　　荆公创立制义，原与论体相仿，不过以经言命题，令天下之文体出于正，且为法较严耳。然当时对仗不必整，证喻不必废，侵下文不必忌。（《制艺丛话》卷三引）
　　不过，朝廷既然这样倡导，蒙馆里训练学生作文，当然也就开始往程式化的路上跑了。于是慢慢有了“冒，原，讲，证，结”，“义头，原题，人腹，引证，结题”等种种说法。大致是把一篇文分作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个总冒，概括地既说全大的主旨；第二部分说题意的本原；第三部分分是对题意的发挥；第四部分是引用古书上的话或者别的事例来论证；第五部分是结论。训练学生作文的时候，第一步只练习写“冒”（或“义头”），用两三句，几十个字。就这样反复地练，直到一看见题目就能熟练地写出个“冒”来，才进一步练习写“原”，也只用几十个字。“冒”“原”写熟了，再进而练习写“讲”“证”“结”，终至于写整篇的文章。大致从宋代起，经元代至明初，训练作文一直是采用这种五段的程式，虽然所用的名目有种种变化。
　　到了明代，程式愈变愈严，愈变愈死，中叶以后，终于演变成为八股文，一直流行到清末。顾炎武说：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前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胺者。）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本之唐人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这段话把八股文的源流和内容说得很清楚。此后逐渐定型，成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这么一种死板的程式。训练学生作文，也就先学作破题，次学承题，一步步下去，最后学作全篇。到了清代，并且编出了不少八股文选，供学生阅读学习，如乾隆同方苞奉敕编选的《钦定四书文》等，还有专门指导学生学作八股文的课本，如李元度编的《小题正鹄》等。
　　上述这种训练方法，其弊害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边说到的两点之外，其适用范围也只在于写所谓“经义”——即阐述四书五经论点的一种议论文，显然失之于偏狭。顾炎武对八股文就曾提出严厉的批评：
　　今之经义策论，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等为之。……陈后山《谈丛》言荆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后，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即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修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至于清末变法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对八股文的批评，辛亥前后许多人对八股文的进一步批判，那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并且都是批判得正确的，这里无需一一抄摘。不过，这种方法流行了千把年之久，除了由于它适合科举考试这个因素之外，它本身作为一种语文教育的方法，是否也有某些符合作文训练需要的地方呢？蔡元培曾有过这样的看法：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无培选集》）
　　蔡元培的意见，肯定得未免多了些。但是从指导学生作文看来，我认为以下两点是可以研究一下的：
　　第一，无论是"冒、原、讲、证、结”，或者“破题、承题、分股、大结"，或者"起、承、转、会”，定成死板的公式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理解为一般议论文的桔构特点，则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因为议论文的桔构，概括起来说，总不外乎反映提出问题、论述问题、得出结论这三个基本的步骤，而论述问题又往往需要从正反两面来进行。“冒、原""破题、承题”“起”那些名目，无非都是提出问题，导人主题的部分;“讲、证”“起讲、分股”“承、转”无非都是论述问题。发挥主题的部分；其余则是得出结论的部分。提出问题、论述问题、得出结论，可以有种种方法,应该根据文章的性质、对象、目的来考虑，定出公式和框子是不对的;但是要求初学者熟悉并且掌握议论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方法，还是需要的，对于初步培养学和的思维条理也是有益的。
　　第二,先学局部，后学整体，先学勾出轮廓，后学发挥充实，这种办法，适当地采用，对于训练基本技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局部不能离开整体而存在，实际写文章的时候，总是先有个整体的观念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写下去，勾画轮廓，也必须对于轮廓里边的内容先有个大致的设想,因此,不能把"冒、原"同“讲、证、结”彻底割裂开来。不过，在初步训练的过程中，适当地划分步骤还是可以的，正象是学画的人先练习基本的笔法,练习画树,练习画石头，练习画山,逐步地练习画整幅的画，先练习比较粗的勾勒，再练习比较细的染，道理是一样的。总之，旧时代采用的程式化的训练方法，就前人实陈上的作法来看,特别是到了后期的八股文时期，确是充满了弊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风披沙拣金的态度透过那些作法去挖掘一下，里边也还包含着某些值得研究的东西。蒙馆里在这个阶段也教学生学学作诗，有的甚至教一点填词。不过，那不是作文训练的重点，并且也没有多少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略而不谈。
　　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的这个阶段，学生一般要学着使用。《说文》《康熙字典》《切韵指掌图》《经传释词》《诗韵会璧》乃至《佩文韵府》等等那些工具书和知识书。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没有需要特别提出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从略不谈了。

结语


　　
　　前边就传统的语文教育作了一个极粗糙的叙述。开头就说过，作这项工作还是一个尝试。考查不祥备，理解不确切,评价不恰当的情形，都在所不免。在结束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愿意把这句话重复一遍，以表达作者希望得到补充和指正的热诚。
　　建国以来，语文教育，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内容到方法都有了本质的改进。语文教育巳经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只是由于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破烂摊子，一下子不容易完全收拾好，所以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待继续改进的地方，也还不少。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语文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语文教育工作，我想，有三件事，清需要作。首要的是研究我们的教育方针，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于语文教育的任务，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研究我国当前青少年和儿童的语文状况，研究他们语言文字能力成长发展的规律，总结解放以来和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语文教育经验，总之是研究当前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种种实际。
　　与此同时，也还需要补作废科举兴新学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就应该作而没有作，或者作得不够、不好的两项工作。一方面是研究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看看其中哪些作法是坏的，错误的，哪些是虽然不坏但已过时的，哪些是仍有现实意义的。坏的，批判它;错误的，有些可以引为鉴；过时的，有些可资参考；仍有现实意义的，就应当加以运用。对于传统的经验，过去几十年没有研究过，只是全盘地加以否定。曾经有人倡导过“读经”，那只是反动思潮的一种反映，开倒车的玩意儿，跟吸取传统经验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再一方面是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看看其中哪些是不见得对头的，哪些是虽然好而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和需要的，哪些是于我们有用的。一对于外国的作法，过去几十年中多数时候是生搬硬套，认真的分析研究，作得也很少。这几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是相当艰巨的，然而都是必要的。这本小册子的编写，就是想在这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之中，就其中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点初步的线索和权备查考的簧料。它所能尽到的力量是极其微薄的，然而它所表达的感情则是对祖国语文教育的更快更好的发展的热烈的期望。
　　探讨传统语文教育，我们的着眼点主要在方式方法方面。
　　至于它的教学内容充满了封建思想意识，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对于大多数蒙书，除非它坏得格外突出，或者竟有某些可取，我们在论述中也就其内容多少提上几句，一般的只就编法方面着眼，没有多谈内容。所谓方式方法，指的是教学的步骤、训练的途径、教材的编配这些方面，因为这都与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有关，是利是弊，对我们有较大的参考意义。至于教学中的一些具体方法，诸如怎样讲课，怎样指导等等，实际上是注入多于启发，强制多于诱导，既于我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也不值得多费笔墨去批判，因此，除了少数地方，一般也没有多加讨论。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古代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分家，而当时的语文教育又以应付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因而许多作法都是从念文言文和写文言文的需要出发的，这无疑地使语文教育的方式方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最突出的一点是前人绝少注意到说话能力的培养。在语文教育的这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前人没留给我们任何经验，正相反，留下来的倒是一种难除的积习一直到今天，不少人在语文教育工作之中还是只重目治，而忽祝口耳识练。除此以外，别的一些方式方法，即令是在当时行之有效的，也由于文言白话的不同，今天未必能直接加以运用。当然，文言也罢，白话也罢，毕竟都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文言白话之间，差异之外，在词汇、语法、修辞的基本因素方面还有显著的继承性。因此，教和学的方式方法，很多地方也就能够相通。不过，在我们对传统的语文教育作了一些探索研究，找出来某些经验之后，怎样把那些经验用之于今日，也还需要作很多的研究和实验。继承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接收。不付劳动，只享现成，把前人的经验原封不动地搬过来，那是不行的。如果这本小册子在语文教育这项工作上能够提出一两个值得讨论讨论的问题，值得研究研究的题目，值得作作实验的设想，那就是不小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