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是学术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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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是学术的断头台

  
  
作者：曾念长
  
  
    若干年前，在参加完一次诗歌朗诵会之后，诗人于坚写了一篇雄文：《朗诵是诗歌的断头台》。于坚感到，现代诗歌的内向与朗诵艺术的外向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性格矛盾，朗诵在本质上是一项行为艺术，它在一个政治秀和商业秀并行的时代尤其焕发出了迷人的光辉，而那些贡献了出色的诗歌文本的当代诗人却在这种光辉面前患上了结结巴巴的失语症。
　　于坚的判断深得我心。他不仅言中了“诗”与“歌”相互背叛的事实，而且隐讳地暗示了更广阔的时代真相：越来越多的事物正在走向分裂和难以苟同。今天的学术生产和知识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零年代，中国的大学一度在“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这三种功能阶梯上不停地攀爬，每向后一种功能的跃进都意味着大学地位的提高。这一诡异的现象包含着两个互为因果的解释：第一、教学（知识传播）和研究（学术生产）正在走向分裂，“教学研究型”成为大学的一种暂时的过渡形态；第二、“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构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大学等级架构。
　　学术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人为区隔最终导致了零年代一度令高等教育管理者抓狂的局面：学术型教授从大学讲台上大面积撤离。这个撤离，更直接一点的表述就是，越来越多的教授不愿意为本科生上课。显然，在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大学，为本科生开课被教授视为一种最没有价值的劳动，它远没有“国家级科研项目”来得实惠。对于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来说，本科生是绝对的主体，那些“以学术为业”的教授疏离了本科生课堂的讲台，实际上意味着讲台成了学术的断头台。
　　大概是在2005年，郑也夫为北大社会学系本科生开了一门“怎样写论文”的选修课，在第一节课堂上，他做了一个自己都觉得别扭的表态：走进本科同学的教室，和大家对话，非常高兴。接着郑也夫就开始论证自己表态的真实性：他是那种终生处于“悬置”状态的“怪物”，只有在不安分的本科生课堂上，他才能感到自己是适得其所的。郑也夫猜测这大概也是美国的大牌教授最喜欢给本科生上课的重要原因。
　　郑也夫实际上是在论证一个命题：讲台不是学术的断头台。他做学术，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申请国家课题，二是在教学中确立他的研究课题。他先后在人大、北大开过六门课，每开一门课，就当作一项新课题。一边讲课，一边思考，最后达成自己的通透理解。这就是郑也夫的“学术范式”。一门课上了三、四轮之后，他就着手写成著作，或者直接将讲课录音整理成书出版。
　　“怎样写论文”这门课程的录音被整理成书稿后，以《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为名出版。单看这个生硬的书名，不能不说是对当下消费意识形态的一个无礼挑衅。郑也夫精通消费问题，又与大众媒介保持着密切接触，他不可能不懂得大众传播领域那点哗众取宠的小聪明。不讨好消费者，注定是没有好下场的；不取个好书名，注定是要被多数图书消费者鄙视的。这种僵硬的市场逻辑，郑也夫不是不明白，而是太明白，以至于他彻底放弃了那些不可能争取到的消费型读者，转而专心致志地打造自己的小众路线。
　　与《城市社会学》、《阅读生物学札记》不同，《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一书并不能称为学术著作，如果真要跟学术靠点谱，那也只能称为“学术入门指南书”。郑也夫认为，大学必须传授给文科生三种本领：读书、思考和写作。因此他不是直接从技术层面展开“怎样写论文”这个命题，而是从一些至关重要的外围问题入手：如何理解社会学的无用之用；怎样读书；学术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看似有点高蹈的话题，却常常让人获得飞翔的力量。在郑也夫的世界观里，会飞翔的思想才是学术的生命。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虽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属于郑也夫个人的学术谱系。他是那种吸附在课堂上的学者，用“讲台的革命”取代了“书斋的革命”。
　　来源：新京报2008-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