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文坛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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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文坛秀

董宇峰
  





   

　　前言　这个题目，让人望而生厌。关于上世纪末如何，本世纪初如何的话早已经被反复说烂。文坛呢，是个让外人看不起，而内部偏又纷争四起的地方。如此不吉不利的时间地点，能做出什么好秀来？只能请读者朋友等待意外发生，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做秀，广播和电视上是靠嘴巴，比如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锵锵三人行”，开场白就是一句“脱口秀不停”。成功的做秀节目足以撑起一家电视台的门面。文坛做秀，当然只能靠笔墨。做得成功，如曹雪芹、李白、屈原，可以流芳千古。做得不成功，那就怪你自己了。现在就来看我们面前的秀做得怎么样。

　　岳麓书院秀值世纪之交，已经先后有余秋雨、杜维明、余光中、黄永玉诸先生在长沙岳麓书院开讲。同一篇讲稿，在那里讲与在别处讲，至少会有微观的不同效果。这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秀，就像死后把骨灰盒放进十三陵或者马王堆汉墓。

　　互联网秀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现代文明进程在电视等东西的掌握上比世界迟了许多年，是大遗憾又买不到后悔药。好在文明又发展了，九三年，人类开始兴建信息高速公路，普及因特网。这东西虽然不是我们发明的，可是学习得还算及时，终于与世界同步。据说互联网能改变整个世界，我们要像当年西方人学习了我们发明的火药又来打我们一样，用学来的互联网去超越西方。

　　反思秀　一年到头，人会反思这一年里做的事，一个世纪到头，也是一样。二十世纪是跟整数的千年同时到了头，可反思的事情于是逾越千年，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反思的“反”字分明有翻案的意思，这次翻案的主题是惩乱扬治。秦始皇马车同轨，汉武帝独尊儒术，武则天立无字碑，康熙、乾隆有盛世之称，皇帝女士先生们大都成了好榜样。不好的只能是没有皇帝的时代了，比如民国。首当其冲的是“五四”运动，被指责为破坏秩序。

　　刮风秀　这是龙应台女士的独角秀，号称龙卷风。其实呢，她在极小心地控制风级也就是风速，让你凉快又不让你感冒。

　　堂吉诃德秀　先设定世界里有一大群善良、勇敢又正在受难的人，之后再设定自己和这群人是一伙的，向共同的强敌——当然也是假想的，比如堂吉诃德的风车，举起长矛。偏好这架风车是立在东南西北风都吹不到的一个地方，于是大获全胜。

　　红灯区秀　立的本是牌坊，却装饰成青楼的样子，以广招读者，多赚版税。

　　佛道秀谈佛论道的文人，得大名者也不少，几乎形成独特的文风。可惜他们只是显得有学问，有聪明，并未显示出还有相关的信仰，甚至在事前或事后又声明自己不信。而佛与道皆是宗教，缺了信仰，到底还是镜子里的风景。

　　随笔秀　这个秀有一种类似顺手牵羊的味道，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文人劳动的严肃与辛苦。然而这个秀却在世纪之交成了时髦，而且是文人自己做成的。事出有因：严肃如今是一种招人烦的态度，辛苦则是低贱的代词。文人只好打肿屁股充胖子。而文人们都曾经严肃过低贱过，好不容易才混到轻松和高贵！这个秀于是成为文人的集体秀。

　　痛说革命家史秀　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曾经是我们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志。如今呢，仍然是。这就难怪文人喜欢做追忆、怀旧、自传之类的文章。胡适之的朋友当然是有学问的，跟郭沫若通过信也是不小的光荣，举人的孙子应该有家学渊源，中西混血儿岂能不通两国英语？你当过知青，他蹲过号子，三八少女也不能小看，信不信人家玩过×个男人？价值标准随时而异，乃是情理之中。

　　生日秀　一般人过生日，是过生日那个人做秀。某某大学过生日，是一帮文人借机会做起秀来，一时文章满天飞。这就像一个大家庭，老爷子过生日那天，儿子、孙子和重孙子们跟着吃一餐佳肴。

　　假洋鬼子秀　洋鬼子到中国来，分为古典的、近代的和现代的，西风东渐，大有益于文明进步，功德不浅。世纪之交又来了一拨后现代的。顶着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等等大名，却像是假洋鬼子。请看“族群”、“此在”、“解神化”、“文本系谱”、“语境”、“纯粹并置”和“根本本质”等等生词，如果洋鬼子们真敢这样胡编，早被他们本国读者掐死了。

　　“文革”秀　从巴金的《随想录》到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总共有多少文人著作言说了“文革”？汗牛充栋。有感人泪下的，有气人骂娘的，有吓人一跳的，风格品种多姿多彩。当然也不是尽善尽美了，比如还缺少故事《皇帝的新衣》里小孩子说的那句话。

　　漫画秀　据说现在是成人与儿童一块儿读漫画的时代了，这时代的特征当然不是儿童的智力已经提高到成人的水平，而是成人的智力降低到了儿童的水平。

　　重写文学史秀似乎有不少的文人在做这个秀，出了不少的著作。可是，真正做到了重写而不是重复的，几近于无——林贤治先生《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是一个例外。由此可见，做秀也不容易，做到名实相副更不容易。

　　骂街秀　金庸这条街，前几年才有人骂过一回，是李敖。如今王朔又来开骂，其实只是用京腔重复了李敖的意思，但还是惹来众人围观，当然，围观者须扔下几个小钱。

　　诺贝尔文学奖秀人家这个奖在世纪初就设立了，到世纪末还没轮到我们一个，说起来真有点儿“他妈的”！新世纪开头，事情有了转机，李敖先生向评奖委员会报了大名。如果他们在正式奖、提名奖之外再设报名奖，得报名奖最多的准是中国人！这里讲的只是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已经出过多种获奖者文集、诗集和评论集，还应该再出一种争议中国人为什么没能得上这个奖的论文集，哪位书商朋友愿意干这件事，铁定发财！

　　

　　经济学秀　我们的经济学家，总共有两派。一派是喜鹊，喜群居，只知有喜，不知有忧，其数不可计，叫声悦耳，告诉世人头顶是蓝天。另一派是猫头鹰，喜独居，充满忧患意识，其数只有一个，叫声刺耳，提醒世人脚下有陷阱。如果没有喜鹊，我们会忧虑而死。如果没有猫头鹰，我们会被陷而死。幸好我们兼有喜鹊与猫头鹰，死神拿我们没办法了。

　　琴棋书画秀　这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秀。到今天，文人中能通琴棋书画之一二者或许有之，四样全通者则几近于无。所以，这是一个失传了的秀。当然还是有人在假模假式地做，让古人看了发笑。

　　

　　结语　在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商品，因为不能成为商品就意味着没人买，没人喜欢，没人理睬，意味着赚不到养活自己的钱。文人怎样才能成为商品？只有通过传媒。电台、电视、电影、互联网、报纸是传媒，刊物也是传媒。书籍呢？讲台呢？当然都是传媒。文人的价值要由某种传媒体现出来，从竹简帛书时代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如今的传媒复杂多了，并且不仅仅适合文人，甚至主要的传媒地盘早已经被主持人、歌星影星、政治、金融、商业人士占领。文人在传媒的位置。只是做秀这一档节目而已，让听众、观众或读者在茶余饭后欣赏。所以，也就不能指望文人再有多么大的作为。设若外星人在二千年前到中国来，从传媒接触到的必定是孔子和老子。如果他们今天来，最先认识的只能是巩俐、张艺谋和张惠妹、刘德华诸类小姐先生了。这当然是文人的悲哀。于是文人们希望抓住世纪之交的大好时机重振旗鼓，用尽浑身解数大做其秀。较为成功者如上述诸种，列以存照。这些秀能不能抵得上巩俐的回眸一笑，张惠妹的狂歌劲舞？我看是抵不上。我也算是一个文人，写这篇文章，也是做的一个秀，做完了，感觉是连自己都讨厌。就让它上传媒去吧，恶心世人一回，希望能从反面促使文人同志们争一口气，在新的世纪里把秀做得好一些。不然，到下一个世纪之交，我们文人会连做秀的地盘也丢掉了，那将不仅是文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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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商品，因为不能成为商品就意味着没人买，没人喜欢，没人理睬，意味着赚不到养活自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