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科书和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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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科书和公民教育

——在祝贺袁伟时先生80岁生日时的发言之一

傅国涌



    我手头只有二十五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公民教科书（包括修身、新修身教科书），同时我也看过《教育杂志》1909年到1948年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的文章，我发现从晚清到民国，公民教育这条线是非常清晰的。在那个时代，公民教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已经进入到了小学生的层面，意味着在我们这个国家，公民教育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常态。二十五种教科书从修身到新修身，到袁世凯死后的中国出现的第一种以“公民”命名的教科书《公民须知》，直到最好的那套教科书，1922年开始启动、1923到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可以证明从小学到初中都有完整的公民教育。

    已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是1923年生人，他上初中时读的不是“新学制”公民教科书，而是1932年后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那时国民党已经加入了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很好。李慎之曾经多次在发言和文章中说到，公民教科书对他一生的影响。他之所以在七十岁以后对这个时代有那样清晰的认识，是跟这些教科书给他的常识有关系的。他在上海曾亲口告诉谢泳兄，上世纪50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中很大一部分读过那些公民教科书，只是这个链条后来断掉了。

    前些年，杨东平先生主持搞了一套《小学公民读本》，到现在未见使用，也不容易买到，初中的似乎还没见启动，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公民教育。没有公民教育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不完整的教育，因为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尤其中小学基础教育，要提供给人的常识教育，是公民教育，是做人教育，是教一个人成为社会的公民，而不是教一个人成为天才。因为教育要提供的是底线教育，而不是高端的教育、成为天才的教育、成为科学家的教育，中小学不可能设定这样一个目标，大学的目标也不是为培养爱因斯坦而设定的。在一个常态社会，教育要提供给人的首先是常识教育、公民教育，如果缺乏健全的常识教育、公民教育，你就是把数理化学得最好又能如何？今天我们的教育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看过的二十五种教科书当中，在小学阶段，这些教科书的编者就已清楚地告诉一个小学生——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什么是选举、怎样成为一个好公民、怎样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它告诉孩子，在家庭中成为一个好孩子，在学校里成为一个好学生，然后成为一个国家的好国民、好公民，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公民。到了初中就告诉你怎样过国际生活，什么是国际法、怎样签订国际条约、怎样解决国际和平问题，等等。

    我在读1917年初出版的《公民须知》——中国第一本公民教科书时深为震撼，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包括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等章节。仅从这个目录，我们就可感知到，那个时代告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什么样的公民常识。

从   清末到民国的五十多年间，并不是只有商务印书馆的一套公民教科书，至少还有三套以上由民间出版社出版的、在中国的中小学占主流地位的公民教科书，一套是中华书局出的，还有一套是世界书局出的，这三套是主流。此外，国民政府主办的正中书局在1941年以后参与了教科书的制作，出版过他们的教科书，品质比较低，意识形态色彩更浓。我还没有读到世界书局版和中华书局版的公民教科书，但我觉得他们的水平不会低于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因为它们都是后起的出版社，要与商务竞争，分享市场份额，品质是第一位的。参与这些教科书编辑的人不仅有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这样的人，还有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同时也有一些我们今天比较陌生的普通编辑编写的。但是在他们编的中小学公民教科书中，我已看到了知识分子可以有怎样的作为。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追求高远的东西，能够“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东西，要在学术上追求“高、精、尖”，当然更多的人在追求那些头衔，因为头衔可以证明他的成功。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追求对本民族的文明怎么样有推动，他要把自己的毕生所学献给这块土地，他们与这块土地是共命运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为普通人来编这种看似非常简单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小学教科书按照有些人的理解不是大知识分子做的，但那时恰恰是许多大知识分子来做的，所以才能达到那种水准。

    我看了这二十五种中小学公民教科书，从1904年的版本看到1947年的版本，有很多的感触，毫无疑问，那是本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只是被我们长期遗忘了，重新返回那个时代，编出无愧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小学公民教科书而努力，应该是我们今天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