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藏书文化之别//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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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藏书文化之别//转载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书，日常生活里所阅读、使用、陈列、展示的书，其实，都只是历史最多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的书。而我们今天和西方社会比起来，会欠缺旧书，欠缺旧书店，欠缺旧书文化，许多原因也就很清楚了。
　　对喜爱藏书的人来说，旧书店是个不能不去的地方。因此，许多城市都有以旧书店闻名的街道，譬如东京的神保町、伦敦的查令十字路、巴黎的塞纳-马恩省河畔。而在华文世界里，过去北京的琉璃厂，台北的牯岭街，也都是大家可以琅琅上口的代表。因此这篇文章是从一些疑惑开始的：为什么当东京、巴黎这些旧书店继续以都市的地标而闪耀着，每年不断地举办着吸引许多人参加的旧书展之同时，我们的牯岭街、琉璃厂却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为什么伴随着种种出版业蓬勃发展的指标，我们的旧书店却没有相对应的成长？（虽然犹豫了一下，还是要说明一下这篇文章里所谈的「旧书店」是近于「古书店」，而不是「二手书店」。其间的差别，请参见附录一。）
　　我的思路是这么走下来的：旧书店是个行业的话，旧书就是这个行业的商品。因此在谈中西旧书业变化之前，应该先比较一下中西方的旧书，也就是中西方过去的书有什么异同。
　　我们需要多一个想象的动作，把自己拉回到一百五十年以前，大约清末的「过去」，用当时的角度来比较一下中西方的书，看看其中的差异何在。

　　首先，纸。
　　中国纸的文化，早于西方一千年以上。中国造纸，最早也是以麻类植物为原料，但是一方面由于是呼应毛笔书写的需求，一方面随着造纸技术的发达，原料的多元，纸张也越来越往轻柔的方向发展。西方的造纸技术，是由阿拉伯世界间接传播过去的。阿拉伯世界欠缺植物，造纸原料很长一段时间逗留在使用破损的衣料（亚麻布）阶段，造出来的纸质不够细腻，因此又使用浆糊来给纸面填料美白。西方世界一方面承续芦苇笔与鹅毛笔的书写需求，一方面受阿拉伯世界造纸的影响，因此开始造纸之后，以纸质的坚韧为尚。（到工业革命之前，西方有四百多年时间都是主要以麻布为造纸原料。工业革命，机器纺织大兴，欧洲棉织衣料多起来，才开始改以棉为造纸原料。同时，工业革命也给西方带来大量造纸技术之突破。）

　　再来看印刷和油墨。
　　印刷术有两种，一种是雕版印刷，一种是活字印刷。中国在第七世纪唐朝中叶发展出雕版印刷，第十一世纪北宋毕升再发明泥制活字，两者都远早于西方古腾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的年代。中国从雕版印刷出现之后就一路当作主流使用下来，反而把活字印刷当作是一种变奏，没有大力发展，其中原因，除了文字美学的立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活字拼的版在印刷之后，必须先拆版才能再进行其它书的排版，而雕版却可以一次雕好之后长期使用，并且改字方便，因而在使用便利与经济效益上，一直是领先活字印刷的。利玛窦来华之后，就因为目睹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之先进与便利而感叹不已。（活字印刷之所以逆转，呈现比雕版印刷更具合理性的领先，与十九世纪西方发明出「纸型」有关。）
　　中西油墨也有异。过去中国印刷用的墨料，是延续毛笔书写使用的墨的系统，适宜与柔软纸张的结合。而西方印刷用的墨料，延续以鹅毛笔书写的需求，一开始就要适合于附着在金属活字上，适宜和坚韧的纸张结合。（古腾堡最早印刷的两百本圣经，有一部份甚至是用羊皮纸印的。）
　　这种种条件的组合，使得西方的活字印刷是凸版，结合油性的墨料，坚韧的纸张，着重的是压下去的「印」（Press）。而中国的雕版印刷是凹版，结合水性的墨料，轻柔的纸张，着重的不是「印」而是「刷」。（把墨料涂在版子上，然后把一张张纸贴上去刷平再拿下来。）因而，以代表中国印刷艺术巅峰的宋版书而言，就讲究其墨色的「香淡」，而不是墨如「点漆」。
　　而中西方不同的印刷概念，又一路和纸质的走向相互呼应。雕版印刷只印纸张的单面，和纸张轻柔的走向相互呼应；金属活字印刷将纸张的双面皆印，和纸张坚韧的走向相呼应。

　　装订和封面。
　　在装订上，中国书的装订，从早期结合滚动条型态的「旋风装」（唐朝），到后来的「蝴蝶装」（宋朝），一直都主要使用浆糊与纸张来当作装订的工具。明朝之后流行的「线装」，相对于西方的装订虽然是十分轻柔的装订方式，但在中国书的发展历程上，却已经是后来十分「粗鲁」的装订方法了。西方则不同。延续着羊皮书的传统，他们对于书的装订，一开始就用皮革穿洞的方法，这样再接续后来以钉子之类的金属物来发展装订的技术，就一脉相承。
　　封面也是如此。中国书既然从纸张到装订方法走的都是这么轻柔的系统，当然就不可能突变出多坚硬，多铺张的封面。要保护书，顶多是用书匣包起来，而书匣主要也是纸质。相对地，西方书从纸张到装订方法既然一路走的都是坚韧路子，当然也就需要一种相配合的封面。西方书的封面一方面承续他们早期的传统，爱用皮革，一方面加上种种其它补强、装饰，所以就发展出十分结实又华丽的工艺。


附录一：和旧书店相关的一些型态

　　古书店：卖的是顶级的，有骨董价值的旧书，属于高价位。
　　旧书店：卖的是各种不同年代的旧书，有时间很久远的，也有不那么远的。旧书的价值也差异很大，多属于中价位，但也有高价位或平价价位的。
　　二手书店：年代普遍不远，多属于低价位。
　　廉价书店：只是打着二手书的招牌而已。许多是从出版社滞销或退书仓库直接流出来的。不能说是旧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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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书籍的差异，可以综合显示在一件事情上。
　　西方出版史上，到了一九二○年代左右，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平装书」革命。平装书革命有许多时代意义，但其中最大的一点，还在于其「平装」（Paperback），用纸做的封面。西方书籍从此而有Hardcover与Paperback形式之分。今天我们把Hardcover译为「精装书」，是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来的。因为我们的一直是平装书的文化，因此「精装书」是一种新生的型态。但是从西方文化的思维来看，书籍本来就应该是Hardcover，结结实实地保护起来，无所谓精不精装，因而对后来出现的「平装书」，反而要以革命相称。
　　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大约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那个时空，可以明显感受到中西书籍有别所产生的冲击。虽然同样都叫做书，虽然说纸张和印刷术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但在事实上是两种概念和形式都太不一样的书了。这两种书从原料到生产工具到制作方法到美学观点，都截然不同。而且中国纸张和印刷，都从原先长期之先进于西方，一下子呈现落后的局面。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中国人很快就告别过去对书籍所有的传统与理念，而全盘采用西方的制作与价值系统，是很自然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书，日常生活里所阅读、使用、陈列、展示的书，其实，都只是历史最多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的书。
　　而我们今天和西方社会比起来，会欠缺旧书，会欠缺旧书店，欠缺旧书文化，许多原因也就很清楚了。

　　第一个原因，和我们书的硬件特质有关。由于书的纸张硬度、装订方法、封面，都走的是一种极为精致、轻柔的路子，不但不适宜在民间频繁的流通与交易，连保存也非易事。也因而不利于后人进行研究。缺乏流通与研究的旧书，进一步局限其本身的价值，再进而不利于其研究，形成恶性循环。因而中国的旧书虽然有远比西方悠久的历史，但是却没有相形之下该有的流通量。而西方的书，由于先天条件的坚固，经得起不断转手、买卖，以及各种储藏方法，因而书籍的历史虽然比中国要短，但是光近几百年的书，就可以大量构成旧书店及藏书文化的腹地。
　　第二个原因，和我们对待「藏书」的心态有关。一般而言，英文的「Collector」在中文里译为「藏书家」，然而，「Collector」和「藏书家」应该有些意思上的差距。Collector 做的事是「Collection」（收集）。收集本身有各种意思，可以自己珍藏，也可以是为了展示，为了进一步商业交易。但是中文的「藏书家」和「藏书」，重点却在「藏」，是真的要有个「藏书楼」把书藏进去的概念，有时候连至亲也不得见的「藏」。这些藏书只有在大时代的动荡中才比较容易流散出来，太平年代里把书给散出来，可能要遭到「败家子」的嘲讽。（五、六○年代台北牯岭街的兴盛，正和那个变动时代的特色相呼应。）
　　西方则大不相同。从十五世纪活字印刷发明而出版业大兴，到接下来重商主义与工业革命之发生，是一脉相承。各行各业的生产与流通发达，商品的供需与价格，都有市场规则可循。书籍在其中自然也是如此。因而Collector固然也有对应于中文「藏书家」的人，但也有许许多多其它的人。他们或是为了研究需要而收集之后再客串交易的学者，或是只为商业利益之买卖而进行收集的书商，或是为了服务别人的收集而收集的掮客，或是收集一定程度之后捐献给图书馆的家族或富翁，总之，Collection可以有各种作用，不见得非「藏」不可。他们把书的流通和其它商品的流通都看作是商业社会里自然的现象。读书人来研究、买卖书籍的事情，不但自然，还可以形成传统。商品流通的量多，商店多，买卖的人多，研究的人多，大家形成游戏规则的共识，也自然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个原因，当然和中国这百多年的社会情势有关。
　　先不谈这中间发生了多少战争，这些战争对旧书、藏书所造成的毁坏，光看大规模战争停止后的二十世纪五○年代以降，也知道两岸许多政治禁忌在旧书、藏书这些事情上所产生的障碍与破坏有多大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影响，固然是对旧书的浩劫，台湾过去对二、三○年代许许多多作家、作品的禁忌，也是使旧书、旧书店、旧书文化无法长期生根的主因。

　　旧书文化无法生根、发展，有许多影响。
　　其中显著的，当然是对旧书本身价值的影响。
　　1993年的一场拍卖会上，中国的宋版书《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十三卷》六册，卖出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平均每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元台币。从明朝开始，就以论叶计价的宋版书，果然如同黄金。然而在1998年欧洲的一场拍卖会上，一本1470年的《Book of the Hours》，卖出价格却是三百六十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一亿二千多万元。
　　中西古书的价差如此之大，固然就像中国画和西画在拍卖市场上仍然价格悬殊，除了归因于西方文化居于主流地位的作用之外，我们不能不沉思其背后的许多因素。
　　第二个影响，在于对我们过去历史与知识的获得。
　　书是过去历史的一部份，没有足够的旧书与旧书店，对一个读者而言就没法有充分的视角来检视过去的历史与知识，更别提如何体会过去时空下的情怀。
　　没有各种不同情怀的衬托，也就难以形成书籍文化，以及对书籍迷恋的多元层次。
　　第三个影响，在于对我们未来书籍形态与价值的发展。
　　2004年，我们面对着台湾每年新书出版量达四万种，大陆新书出版量达十五万种以上的局面，就整体中文文化来说，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为五百年后的人，也留下一些迷恋的依据，也留下一些单本拍卖价格可以高达三百五十万美元，或起码也有一百万新台币的书籍。对新的出版、印刷传统才不过一百五十年的我们来说，这里面的挑战，不仅在于展望未来，也在于接续过去。


附录二：一名骨董书经纪人的一天

　　皮埃·贝瑞（Pierre Beres），是欧洲顶尖的藏书家兼古书买卖人，1997年就已经在这一行里做了七十周年。他一天时间里的工作是：「要读二本到五本不等的书目。看十册，二十册的书，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浏览两千到两万册的书。」
　　在他眼里，任何藏书如果能让人感受到它集中于一个主题，并且兼顾到所选藏本的质量，那就值得尊敬。不论这个主题是否显学。
　　他虽然有二十名手下，但是要写他自己的书目的时候，则一定不假手他手。「在我的行业里，怎么描述一本书是最关键的。描述有时候很长，甚至可能太长，但不要顾忌。」
　　他还有些名言。「一个爱书的人，就必须当个真正的『爱人』。你得和书睡在一起，和书生活在一起。你必须亲手处理书，你绝不能害怕和书发生亲密的关系。」他继续说，「那就是真实的人生，你朝那个美女望过去，你朝她微笑，确保不吃闭门羹。然后你必须谦卑，然后你必须鼓起勇气，然后你绝不能在接下去的事情上犹豫不决。」
　　（以上参考《Patience and Fortitude》，by Nicholas Basba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