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眼中的胡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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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眼中的胡适（1）
作者：范泓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20年，当陶希圣还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法律门（后改称法律系）二年级学生时，胡适先生已出版《尝试集》，旋即又有《胡适文存》第一集出版。陶希圣读的是法科，因此没有上过胡适先生的课，但一直尊他为师。即使后来两人在北大共事，陶给胡适写信时一直称“适之师”，但胡适本人并不认为陶希圣就是自己的学生。只有一次不确定的“例外”，那是在胡适去世的前两年，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鼓噪修宪或修改宪法临时条款，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蒋介石的第二次连任。针对这件事，胡适与雷震等人坚决反对。其中有一则报道披露，说在陈诚官邸的一次宴会上，胡适提出了三点质询，其中第二点即：“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陶希圣，他说修改临时条款不是修宪……”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加以辩解，说：“你的学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场的王世杰也附和：“不修宪，连任的问题也可以谈谈……”1这些在胡适日记中确实可以读到，胡适称“这一则报道，大致不错。不知是怎么传出来的”。但这毕竟是剪报上的说法，胡适在日记中并没有加以说明。以胡适的为人及性格而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尽管可能会提及陶希圣关于修改临时条款不是修宪这一说法，但绝不会说“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陶希圣”这样的话。陶希圣知道后，曾对报端表示：“我们应当维护北大这位大师的尊严，不使其玷污于谣言制造者之手，现在关于胡先生的谣言是太多了，我们对于谣言的办法，就是不理。”2胡适先生去世后，台湾《传记文学》举办过一次座谈会，陶希圣旧事重提，在会上说：“这不是胡先生的话，因为胡先生从来不说我是他的学生。”3
    不过，陶希圣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一直非同寻常。当年陶希圣不幸卷入“日汪密约”中进退失据、焦虑不安时，唯一想到可以写信表达内心痛楚的人就是胡适。而当年蒋介石有心敦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一职时，派的就是陶希圣秘密赴北平向胡适说项。这一历史细节大概鲜为人知，人们更多的只是知道在这之前，同样是胡适的朋友王世杰曾经为邀胡适出任政务委员一事而费尽了口舌。
    1931年上半年，年仅三十三岁的陶希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这时，突然接到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学生会的一封电报，邀其担任该校的教授。陶不胜诧异，为何聘请一个教授要由学生会来出面？未出三天，北平复驰来一电，这是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亦邀请他担任北大的教授。这对于陶希圣来说，似无以推脱，他当即给中大校长朱家骅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母校的聘约不可推辞”，同时又给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学生会作复，表示已接受母校北大的聘书，预备到了北平之后，“愿意兼任师大史学系讲师”。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用人心切，一天冒雨来到陶希圣的宿舍，再三表示挽留之意，他认为一个大学的风气，以中国文学及史学两系为枢纽。他的计划是一步一步对中央大学的文史两系充实力量，并称已邀请顾颉刚也来中大史学系，由此劝说陶希圣不要走。陶希圣对朱家骅一再解释，说无力抵抗母校的聘约，而且自己“学问还差得很远，愿意回到母校，力求上进”。朱家骅无奈，在大雨中告辞，陶希圣后来也形容自己是“在大雨中告别了中央大学”。4
    胡适大陶希圣九岁。自陶到北大任教成了同事之后，两人相处得一直彬彬有礼，以陶希圣的话来说，就是“各守各的分际”。这时《独立评论》已创刊，每月在译学馆（北大三院）左首的清华同学会聚餐一次，陶希圣偶尔也去，但他不是《独立评论》社的社员。“九一八”后，胡适对待国事的态度有所转变。有一次，在文学院院长办公室，胡适对蒋梦麟、陶希圣说：“我一向主张世界和平，从现在起，我是爱国主义者。”5这一期间，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周炳琳、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聚首晤谈，针对复杂多变的时局交换意见。1935年11月19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邀请北平各界人士至中南海居仁堂谈话，宣布华北五省自治。胡适与傅斯年当场慷慨陈词，表示反对。宋有了顾忌，敷衍几句便宣布散会。胡、傅二人回到学校后，在深秋的黄昏中，立即邀请教授们在马神庙二院一间教室里集会，通报居仁堂之事。众人商讨之后，一致认为在北方如此危情之下，北大的教授、学生只要还在北平一天，就应做好二十年的打算。众人甚至议到图书仪器一概不搬，万一平津失守，学校南迁，只要搭几座茅棚，照样可以讲学，诸如此类的细节。随后胡适等人发表反对华北自治的声明，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陶希圣当时就感到“这一股惨淡刚健之气，真是可以开金石、动鬼神”。陶希圣甚至认为：“五四”之前，在中国学术界引领潮流的人物是梁任公；“五四”以后，则是胡适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