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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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沈　宁

（美籍华裔作家）

今年七八月间短暂回国，承陈夏红先生赠《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册。返回美国后冗务缠身，最近才拜读完该书，很有感触，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请方家指教。

现在中国，估计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听说过陶希圣这个人。但1949年前，那是个全国媒体几乎天天见得到的名字。他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做过北伐军的中校，领导过社会史大论战，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他是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军衔中将，替蒋介石执笔写出《中国之命运》，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多年间蒋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圣先生起草。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日报》总主笔，主持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数十年。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是我的外祖父。

不过，就算听说过陶希圣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专家。其实我的外祖父，本是学法律专业出身，抗日战争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养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学问后来获得了更大的发挥，所以反倒喧宾夺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而不再被当作法学家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年间，是很普遍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家，都是文史传家。就算学数理化专业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诵读文史经典出身。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如此，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如此，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学生出国后学什么专业，国内朝廷是管不着，但中国早期官费留学生首先要能得到选拔出国才行。而当年朝廷里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的官员们，都是读文史考科举出身的，只有文史学问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选中。那些年里，光会算些数学题，没有熟读四书五经，是绝对考不上留学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苍埠镇陶圣六村，他的父亲中了进士，在河南湖北两省做了很多年县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举进士官宦子弟，大多从小勤恳读书，很少如当今的高干子弟或暴发户子弟那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外祖父三岁始读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先生打手板。

中国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没有法律一科。经纶满腹，考中进士后，朝廷任命官员，则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钧儒先生，就是读四书五经，考中进士，入了刑部，从此成了法学家。外祖父的母舅，有个叫做夏寿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进士点翰林，宣统三年，在湖北省谘议局任副议长。辛亥革命时，做湖北省民政长，后来进京任肃政史，就是监察长。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命王治馨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长。王治馨原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从前袁家的公子们要用钱，都向账房王治馨去要。现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们用钱，还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么供应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当时肃政史夏寿康先生，写了一份弹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亲到大总统府密呈袁世凯。第三天袁大总统下令，将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桥枪毙。夏寿康先生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弹劾京府要员，震动海内外。或许这个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使他日后选择法科为专业了。

1915年外祖父16岁，随他的父亲由湖北黄冈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学预科旁听生。外祖父告诉我们，他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功课很紧，有英文课，法文课，中国历史课，世界通史课。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

外祖父读预科时，国学课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两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学生们深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点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读几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章太炎《国故论衡》。北大预科二年级和三年级，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外祖父记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讲陆机的《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除学校必修功课外，外祖父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他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梁任公《明儒学案》节本，再读《明儒学案》原书，然后读《宋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