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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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的一种，花鸟画中的画法中有“工笔”、“写意”、“兼工带写”三种。而写意花鸟画即用简练概括的手法绘写对象一种画法。

中国古代著名写意花鸟画家
　　五代 徐熙 　　南宋 法常 　　元朝 王冕 　　明朝 徐渭 　　清朝 朱耷 .扬州八怪等

特点
　　中国花鸟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适应中国人的社会审美需要，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以寓兴、写意为归依的传统。 　

　所谓写生就是“移生动质”，就是“变态不穷”地传达花鸟的生命力与各不相同的特性。所谓寓兴，通过花鸟草木的描写，寄寓作者的独特感处，以类似于中国诗歌“赋、比、兴”的手段，缘物寄情，托物言志。所谓写意，就是强调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就是追求象中国书法艺术一样淋漓尽致地抒写作者情意，就是不因对物像的描头画脚束缚思想感情的表达。　

    为此，中国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描花绘鸟，不是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它既重视真，要求花鸟画具有“识夫鸟兽木之名”的认识作用，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强调其“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 　

　表现在造型上，中国花鸟画重视形似而不拘泥于形似，甚至追求“不似之似”与“似与不似之间”，借以实现对象的神采与作者的情意。

　　在构图上，它突出主体，善于剪裁，时画折技，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而且在写意花鸟画中，尤善于把发挥画意的诗歌题句，用与画风相协调的书法在适当的位置书写出来，辅以印章，成为一种以画为主的综合艺术形式。
　
　在画法上，花鸟画因对象较山水画具体而微，又比人物画丰富，所以工笔设色更具写实色彩或带有一定的装饰意味，而写意花鸟画则笔墨更加简练，更具有程序性与不可更易性。

　写意花鸟画的形成和发展　（1）花鸟形象比人物、山水出现要早，如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出现的花木鸟兽、虫鱼、龙凤等纹样。如长沙马王堆的帛画《人物夔凤图》等，当时还没有产生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和理论，花鸟画也多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的。这些作品或是常有较多的装饰性，或是主要表现人物生活环境。  

（2）唐代经济繁荣，统治者生活奢侈豪华，社会习俗与审美观念都有新的要求（此期间出现不少花鸟画高手，如画鹤的薛稷，画马专家曹霸、韩干，还有如韦偃画龙，戴嵩画牛等）。

　　（3）五代时期，出现了两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形成了“黄家宝贵，徐熙野逸”的两大流派，标志着花鸟画已进入成熟阶段。 　

　黄筌：西蜀宫廷画家，重视写生，专写宫中奇珍异石，珍禽异兽，风格富丽工巧。 　
　徐熙：南唐布衣，专画山野花鸟草虫，其画法“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主张笔墨为主，设色为辅，墨迹与色彩互不相遮盖。 　
　徐黄二体的不同风格遂形成五代以后花鸟画工整和粗放的两种风貌。

　　（4）进入北宋，因皇家画院独钟“黄家宝贵”之风，工笔花鸟画在此期间得到很大发展。直到北宋中叶，崔白、吴元瑜等创造了与黄家浓艳重彩大异其趣的“放笔墨以出胸意”的风格，才使宋初埋没多年的徐派画风得以光大。（宋徽宗赵结是北宋花鸟画的集大成者，使工笔花鸟画达到顶峰）。自此以后，工笔花鸟画便开始走向衰落，这与文人画出现不无关系。 　

　（5）宋代文人画的兴起，宋代文人画的标志是水墨梅竹成为独立的画科，其代表人物是文人画理论的倡导者文同、苏轼等。他们主张“不专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崇尚笔墨、形式的意趣，强调寓意抒情。可以说水墨梅竹是文人画理论的实践。因此水墨梅竹一经出现，立即被士大夫掌握，作为感事抒情的艺术形式而迅速地发展起来。

　　（6）到了元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发展文人画的良好土壤，所以水墨梅竹风行一时。特别是画竹，名家之多，作品流派之广，是任何朝代无与伦比的。元赵孟頫标新立异，主张以书入画，他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的“书画同源”理论，为其后以水墨变化为主的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元代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的说法，更是将花鸟画推向写意的航道。同时，墨法已备，艺术技巧也达到了足以适应这种表现的要求。不再取悦于工丽，以清淡的水墨写意为主，是元代花鸟画的一个特点。

　　（7）明清两代是中国写意画真正确立和大发展的时期。明代沈周的花鸟画强调笔精墨妙，擅用水墨淡色。继而有陈白阳在其水墨写意基础上以生宣纸作画，使水墨韵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徐青藤推波助澜，用笔更为奔放淋漓，“不求形似，但求生韵”，他的《杂花图卷》、《墨葡萄图》是其风格的代表，徐渭的大写意画风对清代的八大、石涛、杨州八怪及近代的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的影响极大。 　

　八大山人和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他们无论在笔墨、造型、章法，还是在画中立意，画外寄情等方面都是别出心裁的革新者。八大山人以他奇古的笔墨画出的“伤心鸟”、“瞪眼鱼”传达了他孤高、愤懑的情怀。他的《荷花小鸟》、《孔雀牡丹竹石图》可以说是体现他艺术观的代表作。

　　石涛是一位诗文并茂、书画冠绝的画家。他的花鸟画脱尽窠臼，挥洒自如，寓豪放于潇洒之中；他的《画语录》盛传于世，集中表达了他的艺术思想；他的“画者从于心”、“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独到见解，对后世的花鸟画创作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
　
　受八大山人和石涛直接影响的画家是称为“杨州八怪”的金龙、黄慎、郑燮、李蝉、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骋等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画家，他们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摆脱种种束缚，不拘一格，大胆创新，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珍品，成为清代花鸟画最为别致的创作。更值一提的是其中的郑板桥。他是杰出的画竹专家，他的思想情绪往往借他的兰竹作品和题画诗来宣泄。
　
　（8）清朝末年，“海上画派”的出现，顿时使嘉庆、道光以来花鸟画冷落的局面为之改变。这个画派起于赵之谦，盛行于任伯年，吴昌硕，别树一枳，放射异彩，对近代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9）近代画坛受其影响的画家的赵云壑、王一亭、诸乐三、王个移、陈师曾、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等。他们不同程度地从吴昌硕艺术中吸取营养，同时发展各自特长，使得中国写意花鸟画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同面貌。

　　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一批有志于中国画革新的画家，努力从西画中吸取营养，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最早体现这种艺术思潮的是以高剑父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他们的花鸟画吸收西画的造型方法、重写实，重渲染设色、有较强的质感，清新明快，怡情悦目。
　
　（10）同样，当代有成就，有创造性的花鸟画家，都十分重视生活，强调写生。无论是下笔奔放，造型夸张的刘海粟、朱屺瞻、崔子范、袁振西、张立辰、张大林，还是造型严谨，笔法工细的于非訚、陈之佛、郑乃珖等，由于作品中充满了新的生活情趣，反映了时代精神，均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
编辑本段花鸟画发展史上的画派衍生之变

　　五代黄筌、徐熙并起，渐成两大系统，以后继续衍生。明代花鸟画演变成四大系统，一为边景昭、吕纪的黄氏体，二为林良、徐渭的大写意体，三为陈淳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体，四为周之冕的勾花点叶兼工写体。《国朝画征録》卷下则把花鸟画归纳为三派，称“花鸟有三派：一为勾染，一为没骨，一为写意。勾染，黄筌法也；没骨，徐熙法也。后世多学黄筌，若元赵子昂、王若水，明吕纪，最称好手；周之冕略兼徐氏法，所谓勾花点叶是也。……其写意一派，宋时已有之，然不知始自何人。至明林良，独擅其胜，其后石田、白阳辈，略得其意，若其全体之妙，非大有力者学之必败”（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40页）。 　

　五代黄筌、徐熙两大系统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画派衍生。明代花鸟画的四大系统，亦是考察中国花鸟画派衍生之变的重要窗口。边景昭，字文进，博学能诗，擅画花鸟，继承两宋院体工笔重彩的传统，作品妍丽堂皇，精细工致，韩昂《图绘宝鉴续编》称其作品“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传世之作有《竹鹤图轴》、《竹鹤双清图轴》（与王绂合作）、《杏竹春禽图轴》、《三友百禽图轴》等。上海博物馆藏《杏竹春禽图轴》以杏花竹报春讯，以春禽寄春意，满目春光，生机勃勃。吕纪画花鸟画十分出色，他近学边景昭，远师南宋画院体格，敷色绚烂，为明代院体花鸟画家代表之一。上海博物馆藏其《浴凫图轴》作品，很好地处理了浴凫与流水的关系，构图大胆，笔墨流畅，设色雅淡，气息清和，体现了明代花鸟画家的娴熟技法和时空营造能力。林良的花鸟画注重写意，墨气豪放，对于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建树，具有启迪意义。他擅画水墨花鸟，上海博物馆藏其《双鹰图轴》，气势磅礴，鹰目炯炯，枝叶穿插，墨色淋漓，反映了明代院体画之十足神采。徐渭的大写意体用笔简练，不求像物，重在写其意趣性情，故称“写意”。他的画较之以前的减笔写意画更为简约概括，放逸豁达，故谓“大写意”。徐渭十分推崇陈淳、谢时臣、陈鹤。他关注陈淳的写意花鸟之道，曾跋《陈白阳卷》曰：“陈道复花卉豪一世。”在《徐文长文集?书谢叟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赞赏谢时臣的山水劲笔多墨，称“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多，其乡讶之”。而对陈鹤的水墨花卉则叹之“滃然而云，莹然而雨，炫炫然而露也，殆所谓陶之变耶”。（明徐渭《徐文长文集?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徐渭的作品题材囊括花卉、草木、瓜果、鱼虫、走兽、山水和人物，尤以花卉著名。上海博物馆藏其《花果图卷》用笔放纵，水墨酣畅，诗画并茂，画坛称颂。上海博物馆所藏《牡丹蕉石图轴》、《拟鸢卷》，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墨竹卷》、《写生图卷》，南京博物院所藏《杂花图卷》，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花十二段图卷》、《四时花卉卷》、《墨花九段卷》，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杂花卷》，云南省博物馆所藏《水墨花卉卷》等，都是难得的传世之作，从中足见徐渭大写意的精彩笔墨。陈淳，字道复，他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在画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于晚年创作的花卉长卷颇有特色，有时以四季为序，有时时空交叉，颇见水墨组合的视觉冲击力。上海博物馆所藏《墨花十二种图卷》，画了梅花、兰花、玫瑰、百合、月季、紫薇、秋葵、桂花、芙蓉、菊花、水仙和山茶，姿态各异，繁花烂漫，写意抒情，水墨淋漓。上海博物馆所藏《花果图卷》、《山茶水仙图》、《花卉图册》等也属陈淳水墨华章，令人驻足。其实，说陈淳的花鸟画贵于简笔水墨淡彩的小写意，这只是注重从沈周的水墨写生至陈淳的水墨写意的飞跃而言，实际上陈淳在晚年的花鸟佳作中已呈现泼墨大写意的体貌。徐渭的大写意笔墨就得益于陈淳。世称“青藤白阳”，其实青藤亦源于白阳。论及周之冕的勾花叶兼工写作品.

也是探索明代画派衍生之变的必然落笔之处。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源于孙隆、沈周和陈淳之法，他是集大成而用之，推陈而出新。王世贞曾对明代中期三位写意画家陈淳、陆治和周之冕作了评价，所谓“道复（陈淳）妙而不真，叔平（陆治）真而不妙，周之冕撮二子之长”。南京博物院藏《桂子图》和故宫博物院藏《花卉图卷》都是周之冕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馆藏周之冕《花鸟图册》的花鸟传神，“勾花点叶”，写意中兼工笔，墨韵中见色彩，从中可以洞察明代画派衍生的脉胳。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尽管画派林立，技法有异，可是在注重写生这一点上，却形成共识，绵延后续。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流传诸多佚事。他要求画月季花和牡丹花时仔细观察，能画出不同时间的变化。一次，众画家写生孔雀，只重生动富丽，画孔雀升墩为先举右脚。赵佶告知需细心体察，发现孔雀升高时必定先举左脚，被传为画坛佳话。赵佶重视写生，使创作极受裨益，他的作品被邓椿誉为“妙体众形，兼备六法”。上海博物馆藏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尽得高雅之气，柳叶低垂，吟鸦自在，芦雁嬉水，一派休闲清景。其中神韵之妙，不能说和平时重写生、察细微无关。元代水墨写生画的高手当推陈琳、王渊和张中。陈琳借助写生，突破了传统工笔重彩画技法，以水墨淡彩法描绘物象，形成了富有艺术个性的勾、刷、点、染之法，造型严谨，笔简意高，其《溪凫图轴》为花鸟画史论所褒扬。王渊从写生中得清淡之气，其佳作《花竹集禽图》和《花竹锦鸡图》对后世影响很大。张中在当时被人称为“写生第一”，采用水墨晕染，深得文人写意之神韵，上海博物馆藏其《芙蓉鸳鸯图》，出笔清新典雅，鸳鸯与水极富动势，堪称从写生中赢得生机。陈淳绘画也看重写生，其《漫兴花卉图册》自跋中曰：“古人写生自马远、徐熙而下，皆用精致设色，红白青绿必求肖似物物之形，无纤毫遗者，盖真得其法矣。”他还谈到少年时就“有心于此，既而想造化生物万有不同，而同类者又秉赋不齐而形体亦异”。周之冕则善于观察禽鸟生活动态，落笔皆有生意。其绘画成就自然得写生之妙。清代任颐的画风清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写生，善于捕捉生活感受。平时他留意观察花鸟、家畜，往往聚精会神，十分专一。有一次他爬出天窗，翻到屋顶上细察猫儿打架，全神贯注勾画速写，客人来了，不知其去处，最后竟在屋顶上见到他。上海博物馆藏任颐《花鸟册》极富生气，实是其对物象感受的笔墨定格。当然，古人之所谓写生，有异于今天西画中的写生。“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祝允明语)，生和意密不可分，写生和写意难以分离。不言而喻，写生就是写物之生气、生意。写生之法推动中国花鸟画生机勃发、绵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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