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清末读书少年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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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清末读书少年郎
2008-01-07

近些年间，跟有些朋友谈天，我经常会感叹：现在的青少年们，实在是受教育程度太浅，在文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学问。中国人特别是所谓读书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的父亲那一辈，恐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代读书人，他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但照他说，他的学问还是远不及他的父辈和祖辈们。而且在父亲眼里，我还只是会写几篇作文而已。

　　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的母亲称他师兄，我们便尊他做师舅，今年九十四岁。他读过我写的书，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但是缺乏学问，今后要痛下决心，多下工夫读读书才好。我听了无话可说。我自认读书比同龄人多，可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似乎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于是我想，比我更年轻的人，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我相信，一年又一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现在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读到此处要跳起来大叫：谁敢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谁敢说我们没文化。还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的学生们，本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自然也难以忍受我这样的评价。

　　空口无凭，我来讲些历史小故事，举些历史小事例，请现今六十岁以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特别是各名牌大学的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博导们，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学问够得上前辈的脚后跟么。

　　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没有留过洋，但做过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很多大学的教授，曾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中国史学一派的领袖。我想，这样的经历，大概够资格比较目前一代中国文化人，以他作比也不算降低现今大学教授和学生吧。所幸的是，外祖父曾相当详细地记录许多他早年读书求学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后代子孙为镜。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故乡，但不满三岁，就跟随他的父亲到河南去了。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做河南巡抚的幕府。当时巡抚的幕府，每月八两银子的薪水。而当时的物价，肉一斤是三十文，柴一担是五十文，后来有了铜元，一枚铜元可买鸡蛋十个，三枚铜元购得一斤肉。在外祖父的记忆里，他最初见识到父亲之外的读书人，是在河南巡抚的衙门里。

　　有一天，曾外祖父带了外祖父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进了一座玻璃隔着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古时文人学士，把同年中举的友人称作同年，所以他们的儿辈就把父亲的同年称做年伯。而世伯则是后辈称家里前辈的世交朋友，所谓世交，至少有几代人之久的友情关系，萍水相逢者不算。外祖父听不懂大人们讲些什么，无外“之乎者也”。那些年伯世伯们让外祖父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八十年后，外祖父走南闯北，什么场面都见过了，仍然回忆说：他平生再也没有吃到那样鲜美的汤面。我想，古所谓幼承庭训，就是如此这样一番景象。

　　外祖父四岁时跟随他的父亲住在河南开封。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在开封做知县。适逢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都集合在开封。据外祖父记忆，黄梅汤贯予先生借住曾外祖父家院内的一间房子。汤先生送给外祖父一本《三才略》。那本书很大，长一尺几寸，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外祖父最早的读物。我很怀疑中国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三才略》是一本什么书，那是讲解《易经》的著作，所以包罗万象。可是很难想像，那么一本书，当时居然就给四岁的小孩子当读物。

　　五岁时候，外祖父又随曾外祖父到夏邑，住在县太爷衙门里，不许随便外出，外祖父吃饭睡觉乃至游戏都在官府里面。那一年，他开始正式跟随二叔修斋读书，当时人称发蒙，现在人习惯说是启蒙。但是外祖父不喜欢读《三字经》，又够不上读《四书》，而二叔也并不太管教他。如此混过一年，外祖父六岁，再次跟随曾外祖父回开封，由曾外祖父亲自督导，开始读《诗经》和《论语》，同时也开始练习毛笔字。

　　只一年，那两本书就读完。曾外祖父调任新野县长，外祖父也随同乘坐骡车从开封到新野，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 《左传》上颖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曾外祖父边走边给两个儿子讲古迹故事，增加了外祖父对历史和小说的兴趣。

　　曾外祖父在新野任职的两年，外祖父随着他认真读书，先读《书经》和《礼记》，然后读《史记》和《汉书》。所谓《书经》，就是《尚书》，也有称一个字《书》的。那是一部多体裁的文献汇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纪录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数千年的历史。《尚书》以及外祖父读的其他启蒙读物，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我相信现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尚书》和《礼记》的，别说六七岁，就是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甚至三十六七岁的中年，恐怕也难找一个读过“四书五经”的，证据就是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更毫无礼貌修养。

　　曾外祖父庚子年曾经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他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特为熟悉，所以教导外祖父读《史记》和《汉书》，极尽描摹分析，使七岁的外祖父仿佛亲眼看见刘邦项羽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与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

　　我的曾外祖母，即外祖父的母亲，也出身湖北黄冈的大族人家。她的父亲是秀才，有咏史诗二百首，被友人偷去刻书，自己无所成名。曾外祖母的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学问，但她只以女工教导女儿。所以曾外祖母毕生尽瘁家务，儿子们读书习字之事，一概听任曾外祖父督教。

　　那几年，外祖父在河南几处县官衙门里度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曾外祖母做县太爷夫人，对监狱里犯人的极度关怀。清代监狱，极端冷酷和悲惨。曾外祖母规定，县狱中每日每餐饭粥，须先送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一日三餐，天天如此。每次曾外祖父调任，狱中犯人们最感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知县夫人离去。那情景重复过三四次，在年幼的外祖父心里烙上深深的印记。

　　外祖父曾说，因为九岁就进了中学，小学生活记忆没有什么，只记得在新野读小学，有一次开学校运动会，他参加算学竞走。学生比赛走二十码到目的地，在黑板上做一道算术题，然后走回原地。学生们都穿制服，黑色羽绫绸衣裤，胸前一排金色纽扣，上面刻龙徽。外祖父穿了那制服，晋见到会的南阳府知府，很觉骄傲，所以记了一辈子。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曾外祖父卸任新野，回到开封，外祖父也跟着住在开封二龙巷。这个时候，清廷实施新政已经几年了，措施之一就是开办新学。开封初创一所高等学校，名叫客籍学堂，在孟子游梁祠。另外一所中等学校，名叫旅汴中学，还有一所法政学堂，一所优等师范，和一所女子中学。其中旅汴中学同法政学堂在同一条街上，那条街就改名叫法政街。

　　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是朝廷不给经费，当时清廷官府银库称做藩库。于是河南省布政使司便通令全省各州县官“捐廉”。清廷给州县官发薪俸的做法是，每到年底，省府布政使的藩库就清查各州县官的薪俸，从中扣除各种罚款，剩下的银子，通知州县官亲自到省藩库领取。清廷官员规矩很多，监察州县官非常严厉，责罚也很苛刻，大小州县官一年做下来，总难免犯有不少差错，受许多罚款，扣除之后，能到手的薪俸不过几两几钱几分，谁也不愿意乘骡车走十天或一个月，去省城领那不够塞牙缝的钱，所以交一张领条了事，银子也不要了。

　　既然州县官们很少从藩库领薪俸，那只好从本地的税收中抽取自己的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州县官到哪里去出捐廉﹖无非在各州县田赋的“耗羡”中拨交而已。清廷为防止军阀割据发生，各省州县官都派外省人，不允许本地人在故乡任官，所以州县官们捐廉办了学校，他们的子弟优先入学，而且无须交纳学费。因此学校才起名叫做客籍或者旅汴，本省的子弟们不过趁便搭学而已。

　　我的曾外祖父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儿子，便将小兄弟两个一起送进旅汴中学，那年我的外祖父只有九岁，小学还没读够两年，就进了中学。旅汴中学的算学、英文、历史、地理，以及博物和体操诸课的教师，都是从武昌聘来的湖北人，都是武昌优级师范短期教育的毕业生。原因是湖北省创办新学比河南要早。

　　外祖父那时上的中学，国文分两门，一门是“策论”，一门是“经义”。策论就是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或一句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同学在各自家塾老师指导之下，已经读过《东莱博议》，作为“论”的榜样，所以就抄摹为文。那《东莱博议》一书，文体是就论题大发一番议论之后，到末段点题，然后全篇也就结束。我的外祖父本来不喜欢发议论，也不会发议论，更不知道怎么大发空论。而曾外祖父本来不喜欢那部书，所以也没有教外祖父读过。因此外祖父自认对于做文章的起承转合始终不大明白，做不好策论。但是他熟悉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所以做起史论，倒每次都能得九十分以上。

　　在国文课上做策论，发挥尚可被接受，上历史课就不可以了。当时外祖父上的中学，历史课也是每星期做一篇文章。历史课老师是湖北黄冈的同乡王先生，除印发讲义之外，经常在黑板上摘录些故事，讲到三国，特别津津有味，外祖父很喜欢听，但并没有读过《三国志》。这里顺便插一句，现在中国有几个少年在九岁时读《三国演义》的﹖我甚至可以问，现在中国有几个十岁少年知道有一本《三国志》﹖就算有些孩子听说过《三国演义》那本书，他们读得懂古文吗？

　　有一次王先生发下题目：刘备不取荆州而取宜州论。外祖父自信那题目是自己的拿手好戏，非常高兴，半小时写了三百字，把庞士元被射死在落凤坡的故事也写上去。哪料这篇文章得了零分，王先生批注：《三国演义》所记者不可全信，而且在课堂上大加申斥。从此之后，外祖父晓得了做史论的规矩，做了一辈子史论，再也不敢拿《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做文章。

　　所谓“经义”，就是摘取五经的文句，加以解释。经学老师是浙江人，在河南落籍，姓陈。陈先生讲《春秋》，以《左传》为主，再参考《公羊传》和《谷粱传》的经义。外祖父记得，陈先生讲《左传》时，先朗读一篇，之后再作描述，最后才解释《春秋》的义例。外祖父年幼，特别喜欢听《春秋》故事，每听陈先生讲《左传》，就听的手舞足蹈。但是陈先生讲《公羊传》和《谷粱传》，外祖父就一句也听不懂。

　　有一次陈先生的经义题目是“元年春王正月义”，限两小时交卷。外祖父一个字也写不出，眼看着同学一个一个交卷，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陈先生和外祖父两人。外祖父坐在凳子上，两眼流泪，还是写不出。陈先生不得已，走到外祖父桌边，写了几句，叫他抄上去，总算把卷子交了。那陈先生写的句子中，有一句是“何言乎正月﹖王正月也”。外祖父虽然照抄，但一个字也不懂，所以记了一辈子。1931年他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到“元年春王正月义”，引用《公羊传》何休注来说明，讲了两个钟头，再也不必窘迫得流眼泪了。

　　清末年间的中学，除以上课程外，还有修身一课，相当于现在的公民课或政治课。但那时中学的修身课程更着重学生身心的修养，内容大多是从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中取其有关修养和成就的话语和行为来引导学生。此外，博物一课，讲述动物植物矿物之外，加以图画。现在所谓物理化学，当时称作格致，分为声、光、化、电四大部门。

　　英文课分为文法和阅读两节，文法采用纳式文法，阅读采用《拿破仑小传》。英文老师利用这个课本，讲述法国大革命，向小孩子传播共和革命思想，鼓吹中国革命。

　　宣统元年（1909年），外祖父就读的中学改为开封第一中学，并迁入贡院的新校舍，外祖父兄弟二人也住进新盖的宿舍。开封的贡院是北闱所在之地，乾隆皇帝曾亲自去过，所以规模阔大。贡院后面有座铁塔，有十三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琉璃砖砌成。坐火车从郑州往开封去，车行至中牟，离开封四十里，就可以望见那铁塔了。铁塔后面有个三官寺，寺里神像破碎零落。寺旁有个小砖房，高至三层楼的高度，内有一尊铜佛像，左手摆在胸前。当时第一中学学生们常去那里玩，拾起碎瓦片用力向上抛，以能够将瓦片抛到佛像左手中搁住，不再落下为优胜。

　　那贡院内的原第一中学校舍，到民国初年成为留美预备学校。北伐战争之后又改做河南大学所在。1937年4月，外祖父到河南大学做演讲，还重访旧地，发现了当年他曾住过的宿舍遗迹。

　　外祖父记得，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在中国有了译本，学界人士开始知道“物竞天择”的道理，受了很大影响。开封的中学生也看到这本书，外祖父读过，但不大懂。他班上的国文老师出了一道题目，就叫“物竞天择”，要学生写。外祖父记得有个同学姓鲁，绰号叫木瓜，也是不懂达尔文，就以贡院横额上的两句“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来立论，做了一篇文章，被同学们拿来做笑柄了。

　　在中学的各班里，外祖父所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班，而外祖父又是该班年龄最小的一个。代数课老师要学生上黑板演题，总是第一个叫外祖父，因为头一题最容易，从来做不错。英文课老师问题，也从易到难叫学生回答。但英文课座位按上学期考试成绩排列，考得最好的坐最后座位，回答最难的题目。外祖父每学期考优等第一名，永远坐最后一个座位。一次他见最后一题很难，前面第三个座位同学缺席，便偷偷坐到那座位上。老师叫到第三题，他站起回答。老师不准坐下，大加申斥：陶汇曾�熗庾娓傅拿�，希圣是他的字　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要误一生。外祖父站在那里，汗流浃背，不敢抬头。那班只有九个学生，他换座位，如何骗得过老师。从此外祖父懂得不敢取巧，要下真工夫，学业方有大长进。

　　一百年前的中学生们，读书用功，娱乐也不少，而且正派。开封的游艺中心在大相国寺，中学生们到那里去玩，兴趣不在寺院周围的商店，也对茶座饭摊之类的棚子无所谓，他们感兴趣的，或者是听快书和评书，或者是在大广场上各种卖艺的人，包括表演武术。外祖父认识一个练童子功的少年，十五岁左右，功夫了得，两臂和胸膛受得住刀砍剑劈，小肚子经得住脚踢。曾外祖父的卫士里有一人，号称练金罩功，说是十八天打坐念达摩易筋经，再加些祭拜和符咒，就可练成，那其实是邪术，不是功夫。

　　外祖父一群开封中学生，也都练武术，学打拳，学对手，练单刀，也练镳，还练轻功，两腿绑沙袋。他们用的弹弓、袖箭、白蜡杆、单刀、双刀、剑等器具，都在大相国寺买。后来外祖父跟随曾外祖父到洛阳任职，那时卫士已经用五响的毛瑟枪，叫做无烟钢，外祖父也学会开枪。而且他最喜欢携带一种短马枪，后腔里可装十三粒子弹，所以叫做十三太保，背了那短枪，骑银鬃黄马，游龙门，很觉快意。

　　当年有一种大风筝，也叫做十三太保。外祖父回忆说，那年间，放风筝是中原少年最喜欢的游艺。开封每年三月三四有缴筝会，在铁塔之下三官庙前的广场举行。少年和青年们拿出他们最得意的风筝到场比赛。大风筝的力量大，有的要用生丝编成手指粗的绳子才能拉得住。最有力的是蜈蚣筝，以下的有五星筝、七星筝、九星筝，乃至十三星，别名就是十三太保，高达屋顶。青少年们集合一起放风筝相缴，力气大的或者技术高的，会将别人的风筝缴下来。缴人者自然得意，被缴者也不会生气。相互之间都很友善。

　　外祖父还记得，在中学生时代，除了到书店去买书籍文具之外，几乎没有自己到街上去买什么东西。有一个时期，听说开封鼓楼街上，新开了一家洋货店，叫做华盛公司。全城为之轰动，大家去看热闹。外祖父特地叫了一部人力车，说到华盛公司去。那车夫把他拉出南门，一直拉到火车站。外祖父找不到什么公司，只有回家。他也记得，开封青年会有电影，那只是幻灯，一张一张映出耶稣的事迹。偶然加映活动片子，也只是一条铁路上的旅行，过山洞，顺河沿，眼看着铁路向后退而已。

　　因为寻常不上街买东西，有些同学买新缎子鞋，总比较窄小。一则窄小一点显得好看，二则不大合适，表示这鞋子不是他自己买，而是佣人去买的。外祖父自己从来不自己上街买鞋袜，因为衣服和鞋袜都是家庭自制的。

　　那时近视眼在中学里很多，戴眼镜的同学也不少。但是一般社会把戴眼镜当作老年人的事。老年人戴“老三山”的镜子是应当的，年轻人为什么戴眼镜？平辈的人见面为礼，要把眼镜摘下，晚辈见长辈是不敢戴眼镜的。外祖父班上的数学老师张先生是近视眼，他上课时，一进讲堂就摘眼镜，一脚踏不上讲台就要跌倒，惹得全堂学生大笑。

　　民国元年（1911年），因为曾外祖父调职，外祖父在河南没有读完中学，就回到湖北。然后曾外祖父希望外祖父在武汉继续学业，曾带他到武汉报考博文书院。博文书院当时在武昌大东门外，是卫理教会的学校。外祖父后来很得意地回忆，说他在考场上三个小时不到，就考完了国文、英文、数学三科。国文题目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论”，恰好是《三国志》上诸葛亮的话，落到外祖父手上，一篇文章写了三百多字，半小时交卷。

　　外祖父考中了博文书院，但是没有去，而进了另一间学校。他在去考博文书院的路上，看见英文馆招考新生的招牌。回住处禀告曾外祖父，便去报考。进入考场之后，国文题目是“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外祖父也是半小时交卷，而且考取，住校读书。外祖父在回忆那考题时补充说：从民国元年的考题，可以想见几十年以后的今日，一些高谈中西文化的人实在毫无长进。

　　英文馆是郭复初和王璘阁两位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后来改做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外祖父当时已是高中四年级的程度，入英文馆分班，分在甲班，同班学生都是中学或中学以上程度。英语教师是英国人苏则南先生，一开始就教学生读莎士比亚的诗篇。国文教师是胡先生，国学馆毕业。历史教师是罗鹿宾先生，也是国学馆出身。修身课由方先生教授，是个老秀才。这几门课，都是选读些古文与史书。

　　其间有两个小故事，很有趣。当时曾外祖父在湖北财政部任职，外祖父每每到财政部去见曾外祖父，取得几串钱，回学校缴纳伙食费。有一次他到财政部，发现曾外祖父调任黄陂县长，不在武汉了，他拿不到钱。于是学校伙房就贴出学生欠费通告，列出外祖父的名字，并且立刻停止他的伙食。直到后来，外祖父找其他在武汉的亲戚长辈要到伙食钱，才有饭吃。

　　英文馆的两座楼后面，走上山坡就是树林。右边有一道矮墙，越过墙去，就是财政部后面的山坡。坡上有陈友谅墓，是武昌的名胜之一。英文馆的学生下课之后，经常上山一游。有一次财政部大印失踪，都知道是部里哪个职员偷去私印税单，可仍旧装模作样地寻找，前厅后院搜查。那天刚巧外祖父与几个同学越墙在陈友谅墓游玩，就被财政部工役们捉到，押解下山，送回学校。走过财政部房子，外祖父感觉十分窘迫，一怕被曾外祖父发现，当众责骂，二怕部里员工晓得他是曾外祖父的儿子，让曾外祖父脸上无光。

　　外祖父在武汉英文馆读了一年半，便休学被曾外祖父接到黄陂任上。他没有在黄陂进学校，而是住家跟从曾外祖父读书。读史之外，曾外祖父教授外祖父读《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与《杜诗镜诠》，学作文和写诗。外祖父读完四史，又开始圈点《资治通鉴》；读完杜诗后，又开始读苏东坡诗。他会做史论，却无论如何不会做诗。曾外祖父责备之外，只有鼓励他多读、多背、多写。但是外祖父读诗时，多记诗中典故，实际上仍当作历史读了。多记典故，就可以做骈体文，外祖父曾尝试学做此类文章，但还是不会做诗。

　　1915年，曾外祖父从黄陂调回武汉，外祖父跟着回乡，没有回英文馆，而是在家闲居。所谓闲居，也并不闲，一年时间里，他读了《资治通鉴》，又读《史兵略》，还读《老子》、《庄子》及诸子书。他每日用小楷抄录杜少陵、苏东坡、杜牧、李商隐以及温飞卿的诗集。除此，还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之类的书。外祖父那时自认在史论一门大有可为。每次自择题目，自写文章，每文有至二千字或三千字之多，直有“下笔不能自休”之概。

　　外祖父自小就不大在乎身外之物，不在意整理衣服，夏天的白布衫往往穿成黄色，裤腰总是在裤带之外，而且向下搭。有个邻居姓柳，是镇上的巨绅，柳家少爷跟外祖父年纪相若。每当晚饭之后，各家眷属都在后门外纳凉。柳家少爷的裤带是向上撑，外祖父的裤带却往下搭。相形之下，外祖父大觉惭愧。后来读到《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少年时，见朱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才知书，见之自失。援兄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外祖父背下此句，衷心地以此自解。

　　其实博文书院和英文馆虽然不够正牌大学的水平，却已经高过普通高中，可以算是学院级的学校。外祖父当时才十四五岁，只是中学生年龄，所以仍当作中学来读，我在这里也就记做中学了。

　　外祖父还记得，他初中在河南曾外祖父官府里住的时候，就读过佛教的《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曾外祖父去世，外祖父在家居丧期间，为了解除心中的悲痛，更曾用心诵读《法华经》、《圆觉经》、《阿弥陀经》、《楞迦经》、《成唯识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等，还手抄过《金刚经》。虽然那时他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但做到这些功课，仍旧实在很让人惊奇，他毕竟只有十七岁。

　　原载《书屋》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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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寧眼中的台北－「台北6日」
沈寧

　浙江嘉興人。一九四七年生於南京，後居上海。一九五三年隨父母遷北京，完成初中教育。一九六六年大陸文革浩劫，高二停學。一九六九年到陝北山村落戶，接受勞動改造。一九七七年秋，大陸恢復高考入學制度，考入西安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至陝西省電視台電視劇部工作，參加電視劇編劇及拍攝制作。一九八三年夏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自費深造，學習東亞文化學、大眾傳播學、教育學。一九八六年夏獲東亞文化學碩士，應聘至舊金山任教。一九九０年後，在多家美國公司任職，曾任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新聞主播，亦於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任文職教官。工作之餘，勤於寫作。除在中美港台各地華文報刊發表多種文字之外，近年出版書藉包括：《嗩吶煙塵》《美國十五年》（中國經濟出版社），《戰爭地帶》（中國華僑出版社），《商業眼》（光明日報出版社），《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教官筆記》（中國電影出版社），《A Different View》（美國 Writers Club Press）。
台北6日

【聯合報╱沈寧】 2008.01.21 03:49 am

人在海外，只通過報紙和電視發布的點滴去認識台灣，結果是負面的，以為台灣政府業績不彰，官員品格拙劣，台灣人素質低下，文明缺乏，社會混亂，令人覺得恐怖，乃至若干年前有機會在台北謀得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推掉了。

最近去了一次台北，發現過去多年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錯了。台灣政府確實業績不彰，官員品格確實低下，但僅此而已，就我個人所見，台灣人（至少是台北人）的素質文明，已達到就中國人而言的最高度。

我是第一次去台灣，希望親身了解真實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所以推辭了接待單位的盛情，爭取更多個人單獨活動的機會。台北之美，固然依賴台北飯店之眾多，夜市之繁榮，小吃之豐富，飯菜之精美，但更加吸引著我的，卻是台北的人，普通市民們。

走出中正機場，立刻體驗台灣人敬業樂業的精神。我找到長榮公車櫃檯，買票坐車到台北。從桃園到台北，一小時路程，票價135元新台幣，折合4.5美元（設以30:1計），實在便宜，美國丹佛這樣公車，要貴一到兩倍。我對台北毫無所知，詢問去下榻旅館在哪站下車，他們拿出汽車路線圖，指給我看，並用紅筆勾出下車站名。我又問在台灣怎麼打公用電話，他們詳細告訴我，講解幾種價格，告訴我省錢竅門，給我換了幾枚硬幣，說是還有十分鐘開車，我可以先在候車室打兩通電話，指給我用哪架電話機。

在台北期間，我因故換過兩家旅館，沒有來得及告訴妻子更新電話號碼，怕她打來找不到，跟前台服務員一講，他不僅在本旅館電腦上做紀錄，以便所有服務員接到找我的電話，都能轉給我，而且分別打電話到我原先住過的兩家旅館，請那兩處的前台做好紀錄，凡有美國來電找沈先生，便將電話轉過來。那兩邊的服務員，也都很樂意地答應下來。

事情都是小事情，但我看出大意義。他們既沒有板了面孔，愛理不理，也沒有「堆滿笑容」，為賺你的錢而忍痛做出「笑模樣」，或者臉上帶「笑」卻心不在焉。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臉上總是很和氣，很真誠，也很認真，似乎那樣做很自然，很平常，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所以很舒服。

我住在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的交點，是台北鬧區的中心，每日從早到晚，車水馬龍，熱鬧非常。早晨上班高峰，捷運（地鐵）忠孝復興站裡人湧如潮。但擠在人群中，隨眾進退，發現台北人雖然匆忙，卻曉得禮讓，頗有君子風。即使在捷運車站裡，人滿為患，卻似乎並不喧鬧。那是我在任何中國人聚集之地，從來沒有體會到過的。公車上，飯館裡，就算西門町那樣的熱鬧地方，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台北人，也都懂得儘量保持安靜。我從經驗總結：喧鬧與文明成反比。喧鬧之地，必是文明低落之處。喧鬧度越高，文明度越低。而凡文明之地，自然不見喧鬧。由此可知，台北人的文明程度實在相當高了。

此言不虛，有例為證。在台北乘捷運，站內上下自動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空出左半邊，讓趕路人走。我從未見到一個人，站在左半邊，即使整條扶梯左側都空著。最可愛那些中學生，也如此守規矩。中學生本來是最調皮的一群，喜歡結夥說笑走路，可一上扶梯，便都自覺站在右側，絕不為說笑方便，擠在左側擋路。

捷運車廂內，靠門處安排博愛座，即老幼病殘專座。我每天乘幾次捷運，經常看見那博愛座都空著，許多乘客站在旁邊，卻都不坐。上下學時，很多中學生乘車，也都站在博愛座前聊天，絕不占座位，特別有規矩。一次我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立刻有四五人同時站起讓座，令人感動。

捷運車站月台，每個車門前地面，都畫了斜斜的排隊線，我發現不論多麼擁擠的時刻，所有乘客都會自覺依線排隊，絕不亂擠，而且永遠先下後上，絕無搶先之舉。我在台北六天，街道上，商店裡，公車上，飯店裡，無論何處，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臉紅脖子粗，更別說罵架甚至鬥毆。中國人聚集的市面，能做到如此，實在是讓我感嘆萬分。

台北是個大城市，馬路上行人多，汽車更多。自行車極少見，但輕便摩托車成千上萬，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上下班時可說震耳欲聾。但我發現，市內交通亂中有序。十字路口，每遇紅燈，大群摩托車都會停下，而且全部停在停車線後面，幾乎看不到有人搶出白線，停在斑馬線上。左轉摩托車，也都會停在專設的左轉區內，規規矩矩。行人過馬路，從不亂竄，都走斑馬線，遵守燈標。所以雖然車多，還是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這是台北全民崇尚推廣文明五十年的成果。上世紀後半段時間，當有些地方把野蠻落後當作光榮來崇拜的時候，台北社會開始對三代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文明教育，已見碩果櫐纍。現在台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所有青少年都起碼國中畢業，進一步建設文明社會，更有雄厚基礎。

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有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逛，只在瞻仰國父紀念館的路上，順便去了誠品書店，覺得真舒服極了。台灣出版書籍，講究紙張裝幀，所以擺到架上總是很好看，毫無簡陋之嫌。書店之大，之整齊，之華貴，顯示著書世界的壯美。裡面人並不少，但極安靜，絕無擁擠雜亂之感。我走了走，買了一套自己多年前出版的《嗩吶煙塵》，當晚要送人，又買了一批音樂唱片，價格都比在美國便宜一半，真想多買，苦於無法攜帶太多行李。

我星期天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看到許多家長帶領七八歲的孩子，細緻觀看各種展物，低聲地講解，耐心地回答孩子的問題。我看到孩子們驚喜的眼睛，景仰的神情，家長的笑容，非常感動。我想，那些家長肯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希望下一代也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這樣的孩子，長大之後，當然會成為文明的人。由此可知，不論有人怎樣地企圖切斷歷史，中國文化將永遠代代承傳，綿延不絕。

我向台北的友人們談到這些，讚嘆不已。他們則幾乎一致表示，我選了個不幸的時刻，來到混亂的台北。十年之前的台灣，遠比現在好得多，到處是欣欣向榮，愉悅和諧，人與人之間充滿親切和溫暖。這八年來，台灣被挑起族群仇恨，社會分裂，經濟衰退。我對台北的讚美，倒使台北的朋友們十分感慨，想起過去的美好年代，似乎已是很遙遠的事了。兩個台灣影視界的朋友，跟我吃兩次飯，嘆了幾次：實在懷念過去上學讀書的歲月，雖然生活不那麼富足，但真是和平快樂，無憂無慮。

我到台北的第二天，是台灣政府拆除中正紀念堂牌樓上「大中至正」四個字的日子，所以我一早趕到現場，拍照留念。在報紙上讀，或電視上看，紀念堂前好像萬眾擁擠，衝突頻頻，混亂不堪。實際上，當時在場的不過三五十人而已，警察護衛和新聞記者及工人人數，倒比聚集的市民還要多些。媒體，特別是電視，實在過度誇張，不光誤導民心，而且給台灣人的品格素質抹黑，確是不該。台北人根本不是那樣子的，那天星期五，幾乎所有台北人都在正常上班，很少人願意去參加這個政治鬧劇。

也在中正紀念堂前，我看見綠營的人排隊呼口號，也看見有人高舉青天白日旗示威。一個婦女靜坐地上，舉著一本雜誌，向路人講解紀念堂的建設。兩三隊警察都背著手，站在旁邊看。聽見一個警官指示部下，見此種種，只要民眾不發生肢體衝撞，警察不得干涉，公民有表示自己觀點的權利。

紀念堂廣場上，成群的和平鴿，漫步在森嚴的鐵絲網前面，看到很感痛心。那情景，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圖片上見到過。想不到居然發生在今天，在相當文明了的台北市中心，可見台灣政府確實太落後於時代了。不過，我願意相信，這只是暫時的。美國有句話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既然台灣人已經走入了理性和文明，他們就一定能夠選舉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造就理性和文明的官員，建設理性和文明的社會。

在台北短短六日，對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有了近距離的認識，並因此增加了許多信心，相信中國人還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文明。所以我尊敬台灣人，愛戴台灣人。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再次到台灣去，享受一個正常，理性，文明的中國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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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简介

蒋介石文胆陶希圣之外孙，民主人士沈均儒之侄子，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


先后出版了《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商业眼》《美军教官笔记》《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等。他的作品被誉为是“目前为止新移民文学中表现美国社会最真实、最全面的力作”。
长篇小说有《百世门风》、《刀口上的贵族》（原名《唢呐烟尘》）。《刀口上的贵族》原载于《联合报》、《美国世界日报》，引起广大反响，好评如潮。有人称该书“为当代的传记文坛立下了一块难得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