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专业水平 力戒虚浮之风——访上海师范大学王荣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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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专业水平  力戒虚浮之风——访上海师范大学王荣生教授



王荣生
课程与教学论 分类：语文百家访谈(专栏文章)



  
    王荣生，1960年生，浙江宁波人，我国大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第一位语文教育方向博士。曾任宁波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部主任。主要著作有《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等。主编、参编丛书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桑哲（以下简称桑）：王老师，您对语文这门课程是如何理解的？您认为当前的语文教学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荣生（以下简称王）：我认为语文课的主体内容是语文知识；语文教学的主要途径是语文实践，培养学生语文能力、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关键因素也是语文实践。
    目前，语文教师传授的知识有明显的老化倾向。有一些是上世纪20年代的，如修辞知识；有一些是上世纪50年代的，如语法知识；有一些是上世纪60年代的，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文体学知识。由此看来，对语文课程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以及写作学研究。孙绍振老师说，我国的语文教育界“理论落后二十年，思想方法落后五十年”。我有同感。
    语文知识教学不仅有“新与旧”的问题，而且还存在“对与错”的问题。过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语文知识，现在看起来有些是存在缺陷需要纠正的，甚至需要对其知识体系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重建。比如说关于文章学的知识，20世纪50年代，语言和文学实行分科教学，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意识形态的需求，因而知识部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实用性和局限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逐渐形成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一文体教学知识体系。今天看来，当时的知识体系本身有问题，其形成过程也不合理。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国文八百课》（叶圣陶、夏丏尊编）把文体归纳为四类，到了60年代归纳为三类。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当时的记叙文训练的不是“叙事”，而是静态的描写；说明文训练的不是“阐释”，而是说明一种静态事物；议论文训练的不是“论证”，而是讲一些人所共知的道理。记叙、说明、议论已经名不符实。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由于专业水平相对较低，或者缺乏一种专业的反思精神，以至于把简单的基础知识教得千奇百怪。我在《语文学习》杂志主持过一个专栏，还主编过高中新课程的课例评析，主编过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以及《新课程教例与教案研究丛书》，从而接触到大量课例。我觉得散文教学是一大难点。我曾经写文章评价华东师大二附中郑桂华老师执教的《安塞腰鼓》，我认为郑老师是目前国内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课堂感最好的老师之一，也是目前不多的能够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的老师。我曾经把他的课和另外一位老师的课做了对照。同样讲《安塞腰鼓》，都利用录像教修辞，另一位老师由于对知识本身的把握有所欠缺，教学过程中就频频出错。
    我在西安一所学校讲文学鉴赏课时举了一个例子：虽然老师们都知道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但在教写景抒情散文时，往往在黑板上列出“景”，然后画一个大箭头指向“情”，一边是景，一边是情，“景与情”分得清清楚楚，“交融”却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的1997年的教育教学大讨论，讨论的是老师教什么，却没有讨论老师怎么教。于是，有些人针对传统语文教学肢解课文的教学弊端，提出淡化知识，后来在新课程标准里对此有所强化。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理上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门课程都是由知识组成的，抽去了知识也就否定了这门课程。语文课程的主体是知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知识的除旧纳新和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安塞腰鼓》是一篇非常讲究文体结构的散文，文章的优点在于言语本身，更在于用陌生化的手法抒发的情感和营造的气氛。这种散文背后是没有所谓深刻的含义的，语句之间的逻辑也是不需要去考究的，学习和欣赏的关键在于对文章的整体理解。作者刘成章用写诗的方法来写散文，用写剧本的方法来写散文，他在借鉴杨朔散文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所以文学界评论他的散文一般不从作品的思想内涵去发掘，而是从作者言语表达方式和言语技巧层面来评论。但课文后面的几个例题却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文章最后写到安塞腰鼓戛然而止之后，世界出奇地寂静，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上，这时候，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鸡鸣。这是一种很美的意境，是真正的刘成章式的风格。然而，课后设问：为什么会听到遥远的地方有一声鸡鸣？作者自己说这是他在陕北的生活经历带来的一种感受，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让中学生从中挖掘微言大义，实际上是引导他们去穿凿附会。另外，这篇文章还提到安塞腰鼓只能诞生在黄土高原，水乡的江南像易碎的玻璃是打不得这样的腰鼓的；江南孕育不出元气淋漓的西北汉子，江南也没有黄土高原的沉沉的厚土。这就是事实，不需要问原因。教材在课后出这样的习题是毫无道理的。
    网上关于《安塞腰鼓》的教案和教学设计有8000多个，我浏览了其中几个，发现很多教师都要求学生能流利地阅读这篇课文，教材也是这样要求的。可是，作为书面文学作品，《安塞腰鼓》讲究作品结构形式的美和言语本身的美，词句用了陌生化的手段有意违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流利阅读是困难的，它不是用来听的文本，而是用来看的文本。学生读起来往往结结巴巴，老师读起来也不太流畅。许多教师缺乏必要的文学素养，要求学生流利地朗读这篇文章，本身就不妥当，这不是教学技能问题，而是对文体特征的认知上的失误。


    桑：新课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的本质特征，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王：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工具性和人文性搀杂了太多的东西。所谓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思想性与人文性、思想性与工具性，这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形成的独特的话题。
    我曾经为浙江师范大学王尚文先生关于学生语文学习情况的一个课题写了一份意见鉴定，其中写道：从想当然的研究方法转移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语文教育研究必须摆脱想当然，种种观点必须要有可供查证的依据，不能只讲个人的观点和圈内人的看法。如果语文教育界是虚浮的，那么大家对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理解就只能流于空谈观点、空谈认识。
    2006年的教育类杂志上关于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出版社也只出了一套十二位语文特级教师的丛书。推进新课程改革的关键因素是教师，但从语文学科建设来看，却很少有人关心语文教师专业知识的现状及其发展，整个语文研究都在谈论观点、想法和课程性质，实践证明收效甚微。这一年，传统意义上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研究，只有王尚文先生发表在《课程·教学·教法》上的一篇关于对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思想上有所进步，但从其他教育工作者发表的教研文章来看，关于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研究全是想当然的思辨方法，几乎没有一篇通过实践验证形成有效结论的文章。研究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的人员，虽然出了一些书，也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有价值的语文研究成果几乎没有。
    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我感到教学界的文革遗风犹存，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语文教育界对教师的发展有所忽视，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


    桑：王老师，新课标提出了“训练”和“感悟”这两个概念，您认为训练和感悟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王：我曾经在《课程·教学·教法》上发表了一篇《解读“语文实践”》的论文，文章中列举了三种语文实践，第一种是和日常听说读写活动相类似的实践，相当于“感悟”。比如说许多学生在课外喜欢看言情小说或武侠小说，通过老师的引导之后，他们对经典名著产生了阅读兴趣。第二种叫做“课程引导实践”，即教师心中有知识，口中无术语，教师把所传授的知识通过实践活动的方式让学生去体验、感知。第三种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语文实践活动，相当于“训练”。
    十几年来，语文教学往往把“感悟”的重点落实到对词汇的理解上，强调训练，无非是学习语法、修改病句。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感悟和训练，表现了理论研究的不够深入。从课程论与教学论角度看，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知识训练和语感培养是课程和教学不同层面的问题。我认为：“语文课程的主体内容是语文知识，语文教学的主要途径是语文实践，语文教学的最后落脚点是培养学生的语感。”这三句话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这样认识的话，无论是对课程的研制、教材的编写还是对语文教学，都可以找到基本的、可靠的立足点，这有助于在教学研究过程中看清许多问题。


    桑：自从新课标实施以后，教材编写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教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您认为这种教材编写格局或者说编写模式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王：一种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发生松动，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毋庸置疑，教材的多样化是有利于课程与教学发展的。在这里我着重说明的是：和上世纪80年代的状况相似，目前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都说自己有很鲜明的特色追求。教材的特色追求按理说应该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出来，但非常遗憾，我几乎找不到相关课例。在不同的班级，老师的上课模式几乎是一样的。现在高中有六套新课标语文教材，选文各有差异，但在教学内容上却没有实质性区别，与原来的教材相比甚至还有退步的地方。部分内容走向空灵化，空灵化的结果是各种版本的教材面目趋于类同。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新课标颁布之前的教材格局下，高中语文教师平均每天备课四至六小时，初中教师备课二至四小时。新课程实施后，老师的备课量加大了，课堂上教学内容出错的概率却增加了，错得可谓千奇百怪。许多教师现在的专业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却把大量时间花在揣摩课文上，以致在教学方法上走了很多弯路。
    目前的语文教材，少数水平高的教师能用，多数普通教师却不能很好地应用。有些优秀教师的眼光比教材编者还好，他们是不需要教材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课程改革、教学改革一定要严把教材这一关。


    桑：王老师，您个人认为怎样的一堂课才能称得上是比较成功的课？
    王：一堂成功的语文课首先应该表现为教学内容合理，教师对文本、对学生、对教学流程把握得都比较准确，这是不容易的。是否实现教学目标，不能凭老师的想当然。鉴于教师的专业水平以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矛盾，当前教学环节的安排和和教学目标的实现离期望值还有很大距离。
    在人们心目中，语文课分两种，一种是培养语文素养的，一种是服务于应试教育的。我认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应该以大部分时间切切实实地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以小部分时间做应试指导，这对学生和老师都是有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好课的标准还是一样的，简要地说就是教师教学出彩，学生学有所得。我们过去说的好课是从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的角度来衡量的，这一分钟做什么，下一分钟做什么，都有规定，把课堂教学搞成课堂表演，这是不妥当的。教学的常态是课堂氛围宽松，教学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些枝枝节节，会走一些弯路，甚至会出现某些“离题”现象，这都是很正常的。现在，老师的困惑是怎样把语文素养的培养和高考成绩的提高结合在一起。现实是由于某些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相对较低，以至于既没有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也没有达到应试目的，这一环节成为语文教育的软肋。由此看来，提高教师专业水平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


（桑哲/文，作者为全国中语会理事、山东省中语会常务理事）
（原载于《现代语文》2007年8月中旬刊－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