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生面·立新场的国画大家[〈教师之友网〉独家首发稿/未经允许，不得转帖]

管季超0712

开生面·立新场的国画大家
        ------- 序《汤文选绘画全集》

        邵大箴

        汤文选先生(1925-2009)是现代中国画领域的艺术大家。他是属于受五四运动爱国、进步、民主大潮洗礼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的艺术创造和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他抱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理想学习艺术、走进艺坛，他一生也为坚守和实践这一崇高理想而奋斗、拼搏。他虽然经历坎坷，饱尝人生五味，但因为心中装有人民大众，有心爱的艺术作支撑，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用艺术语言歌颂真、善、美，不断为时代奉献出他用智慧和心血绘制的画卷，以此开启人们的心智，激励和鼓舞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他的创新的人物画、反映时代变革的山水画和富有激情的大写意花鸟画，是现代中国艺术史上的光辉篇章，它们充实了现代中国艺术宝库，汤文选的名字也将永远载入中国现代艺术史册。

        1925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县书香世家的汤文选，自幼受家庭熏陶爱好书画。少年时期他在学校接受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成绩优异。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的三年(1946-1949)中，他主修国画花鸟。武昌艺专杰出的艺术家如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等人，是汤文选的国画启蒙教师。他在这里初步掌握了中国画的表现技巧，并憧憬用绘画语言反映社会现实。

        汤文选以满腔热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意气风发地投入到新时代的艺术创作中。当时，中国美术界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提倡为政治服务的“革命现实主义”，在国画的认识上存在民族虚无主义观点，认为中国画缺乏写实造型能力，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主张用西画来“改造”中国画。中国画的确面临着能否随时代而发展的学术课题。这是20世纪初以来文化界一直在争论和探讨的问题。从康有为到陈独秀、到鲁迅，一批主张革新的文化学者们，批评以文人画为代表的国画缺乏造型能力、一味模古人和脱离社会现实，呼吁引进西画的写实观念和技巧来弥补国画的不足。虽然另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颇有研究的学者如陈师曾，以反潮流的精神发表《文人画的价值》(1921)，阐述文人画的现代意义，呼吁给传统文人画以发展的空间。但中国画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要真正为世人认知，必须有艺术实践的成果加以印证，这需要时间，需要相应的客观环境和时机，更需要有胆有识出类拔萃的人才的出现。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在西方文化东渐的情况下，中国画表现语言可能呈现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例如，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画坛，一些有影响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和活动家,如徐悲鸿、林风眠等，也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文人画的不足，主张做“以西补中”改良中国画的努力，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总之，当时在中国文化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以西补中”的大思潮。在这一大思潮的同时，在文人画领域也不乏有人仍然孜孜以求地研究传统绘画、传统笔墨、以求有所拓展，也涌现出一批大艺术家，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从事国画创作的画家们则在主流思潮影响下吸收西画的写生观念和造型技巧，加强国画人物画的写实能力,探索如何用水墨或彩墨来塑造现实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基于上述文化背景，汤文选于1951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油画，学习人物画造型，研究苏联油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在美术界并非特例，而带有某种普遍性。

        在武昌艺专已经初步掌握了传统笔墨的汤文选，继而用心钻研西画造型技巧，注重写生，创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他更敏感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生活新气象，因此很快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这时，他在全国各种报刋上发表数十幅反映社会题材的国画线描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汤文选真正在画界崭露头角的作品，是他于1953年创作、1954年3月在武汉市中南地区国画展览会上展出的人物画《婆媳上冬学》。

        《婆媳上冬学》是建国初期一幅杰出的现代人物画，它的内容反映了新社会的新风尚。这幅画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用国画的写意笔墨语言真实而生动地刻划了现代人物形象，写出了新时代新人物的精神风貌。它的出现，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古老的传统国画是可以描写和表现新的社会现实的，写实造型语言也可以和传统笔墨相结合组成和谐画面的，关键是在这种结合中要保持中国画的格调和情趣。当年曾参加上述展事的艺术理论家陈方既评论《婆媳上冬学》“是传统人物画的一次大突破”，是恰如其分的。[1]《婆媳上冬学》的成功使汤文选大受鼓舞，也更使他自觉地意识到创造现代人物画是当代国画家们的崇高使命。

        1955年秋天，汤文选创作的另外两幅现代人物画《说什么我也要入社》、《送公粮》问世。在《说什么我也要入社》中，写实的人物造型和笔线的曲折有致以及墨色的浓淡变化结合得已相当完善，画面上已没有素描造型的痕迹，是在《婆媳上冬学》基础上的突破。潘洁兹先生评论说：“汤文选的《说什么我也要入社》精妙入神地刻画了单广干农民在事实教育下的最后醒悟”，同时说“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表现了农民对粮食的珍惜心情，也非常动人……” [2]在这里，潘洁兹把汤文选和方增先的画放在一起讨论，固然是由于这两幅画在1956年“全国第二届国画展”上一同展出，但也无意中透露出当时美术界对现代国画人物画特别关注的态度，以及对汤文选、方增先作为青年革新画家地位的认同。颇有意思的是，方增先是从油画转向中国画领域的，他从结构素描入手思考国画人物造型，并对素描加以改造，将其造型技巧有机地融合在国画的笔墨语言中，终于在《粒粒皆辛苦》中有所突破，他的创新之路与汤文选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也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如杨之光(代表作《一辈子第一回》，1954)，周昌谷(代表作《两个羊羔》，1954)，黄冑(代表作《风雪洪荒》，1955)等，都从不同方面把西画的写生法与写实造型，用于中国画平面空间的创造之中，并努力使其与笔墨语言协调一致，组成完整的、具有艺术表现力的画面。这一群勇于探索并有杰出创新成果的青年艺术家，开创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新风气，并对20世纪国画人物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其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汤文选在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文革十年，他更饱受屈辱。尽管如此，他在恶劣的境遇中仍然坚持人物画创作，不断有新作问世。先后创作了年画《朵朵白云飘下来》(1962)、《年年有余》(1964)，创作了表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材的国画《天空任鸟飞》(1963)和《平岗细草》(1964)、《治虫专家罗河山》(1971)、《渡头春早》(1973)等作品。本来，汤文选在人物画领域还可能更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有更大的拓展空间，但是他在政治上屡屡受到的非难，迫使他不得不忍痛放弃他擅长的人物画，因为人物画具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使处于困境的他很难放开手脚自由地进行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把积压在内心的艺术热情与抱负，投入到山水画创作中。

        1973年汤文选开始涉猎山水画创作，1974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峡谷新城》反映了他的山水画审美趋向：写社会变革中的山水。决定这一审美趋向的是汤文选一贯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观念，即使在受到挫折时也丝毫没有动摇。稍后，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中，他到鄂西神农架以及房县、恩施、长阳等地深入生活、深入自然，从事写生和创作。1976年，《丹江晨晖》问世。这是一幅反映新时期水利电力建设成就的作品。水电站工整的建筑一字排开，闸门中奔泻而下的水流气势宏伟，雄壮的山岩和披带以红色调为主、间有绿荫的树丛，以及排列整齐的民居以及散散点点的船只，还有近处矗立的高压电线架和空中飞翔的鸟群，赋予画面动人的生活气息。这是写时代景观的山水画，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时代景观山水画的是，汤文选在描写时代景观时十分重视笔墨技巧，重视艺术语言本身的魅力。这样，他的山水画既打破了历来传统山水画的固定程式，又在题材内容以及与此相应的笔墨语言中传达出时代变革的气息。稍后，他的山水画作品面貌逐渐有所变化，自然山水的成分逐渐增多，时代景观的因素有些减弱，但他追求作品的时代感却始终没有变化。总之，他留下的众多山水画作品，都是以自己面对自然的真实感受为基础，运用笔意墨趣，赋予自然山水以时代气息。他写景，更写情，寓情于景，写景中情、情中景，可谓情景交融。

        文化大革命后，汤文选把创作的重点转向花鸟画创作。在1979年举行的第五届全国美展上，他的一幅创新手法的花鸟画《春晓》入选。从此，他画花鸟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表现题材之广在当代画家中罕见，其中除了有传统的梅、兰、竹、菊等各种花卉鸟虫外，也有人们常见的农家作物，更有牛、马、鸡、羊、猪、狗等家畜，他还特别热心描写猪的形象。和他在山水画中追求现代品格一样，汤文选也在花鸟画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两个方面探索如何适应时代的步伐，走创新之路。他从历代传统花鸟画大师的作品中体会创作原理和各自的艺术特色，进而寻找自己的创新途径。在深入农村生活中，他创作出了历代画家没有涉猎、或是较少描绘，但又与人民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不仅如此，他更把自己内心中深藏着的对人、对万物的大爱精神情感寄托在他的作品中，他用拟人化手法创作了以猪为题材的《酣梦》、《晒场上》(均为1982年)等。这些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作品在这时出现，决非偶然。经历了严酷的文革之后，人们渴望人性的复归与人们生活中应有的和谐、友爱、宽容与诙谐，遭受严重心灵创伤的汤文选对此更有深切的体会。值得注意的是，汤文选在分析自己的花鸟画作品时，特别强调它们的“情节性”和“戏剧性”，意在表明他农村花鸟画创作的特色。这里的“情节性”和“戏剧性”是指他关注对象在特定的客观情景中的对立因素，写它们处于动势中的神态，使画面更生动、更具人情味而更富有观赏性。汤文选的高明处在于，他没有因为重视作品的“情节性”和“戏剧性”而削弱画面的绘画性即笔墨语言。他用高度精炼的书法线条和丰富的墨色勾、勒、点、擦、皴、染，在方圆、虚实的交织中驰骋自己的才智，追求“拙、辣、苦、涩”的艺术格调。他的大写意花鸟笔力雄劲多变、墨色酣畅丰富，布局平中求奇，构图单纯整体，在同代人中自成格局、自立门户，堪称跨越两个世纪的写意花鸟大家。

        自80年代中期后，汤文选钟情于虎的创作，这些作品或刻画虎的威武气概，或表现虎的和善与温存，或描写它们之间的互助与友善……以此寄寓了他复杂而丰富的内心感情。诚如他说，他画虎“着重表现作为自然生态中的一种生命本性——它的求生本能和生存需要，更多的是拟人化了的内在威严和同类之间、亲子之间的善意和爱心，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抒发自己的情感……” [3]他笔下的虎，从工笔到小写意、大写意，到晚年的寥寥数笔，写形更写神，形、神、情、意、趣俱在。阅读他的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一个富有人性的、真实的艺术家汤文选。他不能忘怀在那畸形时代包括他在内的人们遭受的屈辱与灾难，但是他对祖国、民族和人民大众的赤诚之情，坚持不渝；他又深受改革开放社会大潮的鼓舞，他真心实意地用自己手中的笔唱出对时代的颂歌。人们不难看出，他在不少描画虎的作品中，包含了他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崛起的寓意，传达出他对祟高和英雄主义的赞美，也满含着对人间真实感情的呼唤。这些作品不愧为汤文选的大手笔。

      汤文选之所以有如此崇髙的思想境界和如此宽阔的胸襟，是由于他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和高尚的情操。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笔记中说“不要以小我为宗旨，应有博大的领悟。”[4]便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许多有杰出贡献的大艺术家，是在苦难时代有过坎坷经历、经过各种磨难而成大气候的，这是因为他们善于在苦难中思考和咀嚼人生，领悟艺术的真谛，从而在精神得到升华，从而进入更为超然的艺术境界。艺术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它不一定与经济与社会繁荣同步，往往在民族蒙受灾难和耻辱的时代，反而能比和平、安定或经济繁荣时期更能激起艺术家的激情与创造力。当然，这需要艺术家具备足够的见识、勇气和胆识。汤文选能在大难之后还有如此充沛的精力拼搏于画坛，还在于他有坚定艺术信念，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当1985年“85青年艺术思潮”以黑云压顶之势在全国特别在湖北传播之时，他冷静、沉着，不为浮躁气候所动，仍沉潜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他认为“国画是我们民族的艺术精华，民族不会消亡，艺术也不会消亡。”，他主张世界文化要有多样性，反对东西方艺术的趋同。[5]这时，汤文选也注意研究西方现代艺术，并从中吸收可以用于自己创作的元素，例如在他在创花鸟画《战正酣》(1985)中就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团块结构和构成手法。正是这种民族文化艺术的自信心和对外来文化有分析的借鉴，使他的艺术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

        汤文选晚年的创作心境更为放松，他随意自由发挥而不逾距，可以说凝练了他一生的经历和艺术经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

        纵观汤文选的人生与艺术历程，他是一位立崇高理想、热情拥抱时代的人，是一位在悲喜中奋力搏弈从而深刻领悟人生真谛的人，是一位与时俱进的革新大艺术家，培育他天才的是充满矛盾而和变革精神的时代，提供他艺术资源的是人民大众的创造性劳动和奋斗精神，是祖国充满力和美的山河与丰饶的万物，还有他钟爱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包括讲究笔墨情趣的文人画，和那充满怪异、诡秘、荒诞意味的楚文化传统。

        汤文选先生杰出的创造成果和创新气魄，将永远成为激励后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注释：
陈方既：《由汤文选画展所引起的浮想》，载1986年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刊。
潘洁兹：《让花儿开得更美更盛》，载《美术》杂志1955年第11期。
[4]、[5]  见《汤文选谈艺录》，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本文系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先生惠允首发稿。首发地址http://xnjyw.5d6d.com/thread-33817-1-3.html

教师之友网

{:soso_e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