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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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村子
文/麦黄雀
　　
　　100年前，我们这个村子是个什么样子？
　　近来我的大脑象是出了毛病，老是想回到那个100年前的地方去，看看是哪一棵树的哪一条根伸到了现在，是哪一栋房子的哪一道墙脚撑到了现在，是哪一根梁下的哪一把苋菜籽兴到了现在，是哪一条路的哪一个叉口走到了现在，是哪一处沟沟坎坎的哪一片树林把秘密藏到了现在。
　　在那个遥远的村子里，一定有个人的容貌和声音酷似爹爹和爸爸，让我如此熟悉，备觉亲切；一定有团灯火闪烁跳动，把清楚和嘈杂赶到一边，把那些要急着做的事情丢出门外，让我安宁；一定有灶火焰轰轰烈烈，迎面扑来的热浪透过厚重的冬衣，浸入我的皮肚，穿过我的骨头、肌肉和五脏六腑，从后背溢出，让我暖和。
　　可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我游走在现在的村子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通往过去的隐密入口。虽然村子还是守在这个站了六七百年的老地方，村名还是哪个叫了六七百年的老名字，村里人也还是姓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姓，但我已找不到一个世纪前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听不到一个世纪前传过来的片言只语。象是一只巨大的手掌把过去的一切都抹掉了，象是一场浩大的火山灰把庞培古城深深掩埋了，过去和现在出现了断层。我们虽然在祖先们耕种过的土地上耕种着，却不象是祖先的子孙——祖先的生活场景我们已一无所知，和外来人一样对这个村子的过去陌生。
　　我曾经看到过那个村子正在迅速消逝的身影，那是一段即将被落日招走的影子——瘦削、寂寞而又萧条。那时，村子里的百年老物还随处可见，那些曾经被祖先们使用过、照看过的东西，正在被爹爹婆婆和爸爸妈妈们使用着。那些东西有的脱了皮、有的裂了口、有的走了形、有的上面掉了点什么、有的用起来吱吱呀呀响，全是一副衰老的景象。有些东西用着用着，突然就不能用了，有些东西不声不响就消失了，谁也说不清是在哪个日子、哪个地方把它弄丢的。我记得婆婆曾有一把别致的篾刀，那是婆婆的宝贝，平常是不准我们玩的。说它别致，是因为刀背单薄，刀身窄小，刀刃向内弯曲，刀柄比别人的要细一圈。我看到的婆婆就和这把篾刀一样：瘦瘦小小的身材，背已弯了，手脚已干枯了。婆婆干枯的手一握上这把篾刀，就变得灵巧、有力，剖出的细篾既柔软又光滑，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象是刚从轧面机上轧出来的面条。后来婆婆不做篾器活了，因为竹园挖掉了，竹子从我们这一带消失了。婆婆不做篾器活后，家里的筲箕、簸箕、筛子、箩筐突然之间就不听使唤，不是消极怠工就是伺机反抗，常常把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的手划得流血。每当这个时候，婆婆总是自言自语：要是有根竹子多好。没有竹子喂养的篾刀很快变得锈迹斑斑，开始婆婆还磨过几次，后来就不再收拾它了，任它藏到那件黯淡的红衣衫里去。于是篾刀终于成了我的玩具。有天我问婆婆：这刀为什么和舅爹家的不一样呢？婆婆说：“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象你这大的时候，它也是肥肥大大的。现在和我一样，老了，身上的铁都被竹子吃了。”婆婆是篾匠湾嫁过来的，这刀是她的嫁妆。有一段时间，我成天提着婆婆的嫁妆在地上划东划西，在树上砍来砍去，不管大人们如何呵骂，我总是乐此不疲。忽然有一天，我不想和它玩下去了，随手把它丢在一边。它象个不被爸爸妈妈喜欢的孩子，很懂事地找个角落把自己安顿下来。我无意间曾遇到过它多次，有时是在婆婆房间的一个旮旯，有时是在堂屋里大桌子的一条腿下，有时是在灶前的柴草堆里。我相信它就在这个老屋子里，只要我想见它，随时都能把它从藏身的地方唤出来。后来有一天，我从婆婆的坟上回来，突然想起了它，就跑到那些阴暗冷清的地方叫它。我知道它受了冷落，就蹲下身子来叫，叫得很有耐心，很有诚意。那时我已是一个小伙子了，有力气把家里翻个底朝天。我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不见它的踪影。
　　那些百年老物就象是从村子漫过的一场大水，恰巧被我赶上了。一场路过的水能停留多少时间呢？它们日夜不停地流淌，不知不觉间就跑得了无踪迹。
　　我来的时候那场大水流得正欢，我来之前那个村子的一部分已经离去很远了。我没有看到村里的祠堂和祠堂守着的那棵苍老的白果树，白果树的身上有个大洞，据说里面放下一张桌子后，还能坐上两三个人。树身空了的白果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结出密密的白果。村里人说那是祖先们在照看着它。我没有看到始祖公的坟墓，那个高高大大的土堆早已夷为平地。我没有看到房大爹，那个曾多少次把自己正在抢收的麦子、芝麻、黄豆丢在满天翻滚的乌云下，连雨具也顾不上带一个就急着赶去救治病人的老郎中。房大爹不只是个好郎中，还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他知书达礼，总是用各种礼节把村子里的事情调理好。他应该是我的一个曾祖吧，但我们这一带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这样叫他。爹爹说，房大爹一生都好，就是走得晚了些。房大爹活着的时候，把每年的墓祭张罗得热热闹闹，把祠堂里的牌位安排得妥妥贴贴。等到房大爹过世的时候，祠堂已经不存在了，牌位已经是四旧了。爹爹曾经对婆婆叹气：房大爹的牌位都没有地方放了，我们将来哪里站呢？
　　我记事的时候，村里上了年纪的大树已经不多了，它们东一棵西一棵站着，一个个孤零零的。上了年纪的老屋更少——村东头的一向我们家住着，那是土改时分的；村北头的一向是房大爹家的，人们念及老人家的恩情没有拿出来分掉，仍由他的后人住着；村南头的一向住了好几户人家，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家的老屋和爹爹一样。爹爹的眼睛有些昏浊，脸上满是皱纹，手掌就象枯树皮，但他身材高大，骨骼粗壮，身子扎实。
　　那个村子曾经试着把它的过去向我展开。那时，村口那棵三四人合抱的大槐树把枝桠伸得很开，把树叶铺得又厚又密，为我们挡住了三伏天的烈日；村北那棵高大的皂荚树守望着东面隐隐约约的群山，为我们招来了山里的猛禽；门前那棵带刺的枣树把缀满斑点的果实举到半空，逗得我们直咽口水。在那些个盛夏的下午天，麦子已经收回，秧苗早已插好，婆婆提个杌子到树下歇荫。又一阵温和的风回来了，忙着和每一片树叶打招呼。浓密的树冠沙沙沙地响起来，和婆婆的叨叨絮语连在一起，为我讲述着村子里过去的人和事。
　　在那个迫不及待赶向未来的时代，在那个兴高采烈拥抱未来的时代，人们被共产主义从花园走向孝感的隆隆脚步声吸引着，谁会去关注身后的那个世界呢？大人们的情绪象流行感冒一样弥漫到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小小年纪的我对未来充满着莫名的兴奋和期待，哪里还有心事去翻看一个村子的陈年旧事？
　　在我们的记忆中，村子象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登上一辆辆车子，走过一个个地方，不断为我们变换着周围的风景和人物。我不知道行色匆匆的村子是过去的那个还是现在的这个，或者两者都不是？变化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总是大树倒地的画面把我带回过去，然后是身边的那么多水——河里的流水、水潭里的静水、坡底下的积水全都化作一场浓浓的大雾，悄无声息地飞走了。再然后呢？村子四周的坡地一天天矮下去，变得象一张摊开的报纸一样平坦，仿佛一夜之间，众多的村子就挤到我们旁边来了。村前村后的小河不见了，高坡底下的沟壑不见了，宽宽大大的水潭也不见了。一起不见的还有在我们身边出没的狐狸、野兔、黄鼠狼、刺猬、色彩艳丽和灰暗的蛇、古怪的猫头鹰、有洁癖的白鹭、漂亮的翠鸟、神秘的水獭以及各种形态的鱼。
　　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些树木放倒，甚至连根也不留下？我以为大树着地时会轰隆一声，脚下的土地会震颤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响动，只有树叶从空中扫过的哗啦声，象一群惊慌失措的鸟儿乱糟糟地吵成一团；大大小小的树枝触地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我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细细的胳膊，生怕那一处的骨头断了。随着树冠摔下来的，还有大大小小的鸟窝、摔碎了和还没有摔碎的鸟蛋、刚长毛和还没有长毛的小鸟。这些个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一直高高在上俯视着村子的树木们，如今成了孩子们的玩物，哪个孩子都可以跑到它们的头上撒野。
　　村子里总有一些陌生人进进出出。四清的来了又走了，社教的来了又走了，串联的来了又走了，城里的知青来了又走了，驻队的干部来了又走了，推广棉花种植的技术员来了又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人来了也走了。这些人带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来到村子里，把它们交给我的爹爹婆婆、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们，又让他们把这些想法落实到土地里。爹爹不再满怀喜悦地去采集那些黑黑的苋菜籽、扁扁的黄瓜籽、象蛹一样的豇豆籽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种籽了。堂屋的前梁下吊着一排大大小小的布袋，里面装着爹爹精心挑选的种子，已有好几年没人动了，布袋上面落满灰尘。爹爹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种地了，这个村子里没有一块土地是属于他的。他把自己的希望用一个个布装封存起来，吊到梁下就不管了，他只耕种别人的希望。那时人们满怀激情播下了一茬又一茬政治，结果收获的是一场又一场荒唐。那些陌生人卸下各式各样的想法后一个个一身轻松地走了，村子里的人却年复一年地咀嚼着苦涩。
　　这个村子的过去就是这样充满变数，我摸不清它的脉络，找不到它的意愿。它日复一日地变化就象是一团乱风，吹得我昏头转向。从我出世到现在，还不到50年的时间，我却已想不起它当初的模样。我记不清村子四周是四条河还是五条河；记不清村东的两条河是如何纠缠到一起，然后又互不理睬，各自向南；记不清河里的水草是如何招摇，惹得人心里痒痒；记不清河水是从哪个地方拐进村子，绕村一周后，又从村西流向了哪里；记不清鼓皮上顶的房子里有多少块雕花的隔墙，天井在东还是在西，有一回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叔叔钻进条石砌成的下水道，不知在房子底下转了几个弯；记不清那片黑鸦鸦的树林是悬在村外还是一直伸展到村里；记不清那片荆棘丛生的坟地是在村西还是在村南。
　　站在100年后的今天回望这个村子的过去，就象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中穿行，我以为沿着这条田埂能够走进村子，结果它突然一拐，又把我引向别处。我在这些田埂中穿来穿去，一直没有走到我想去的地方。
　　再过100年，当我的子孙回望我们时，会不会也象我今天这样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