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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刍议
邓木辉
“活动”有多种含义,这里所谈的“活动”,指教学中学生的展示、表演、答问等肢体言语行为。“活动”是新课改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国内公开课的主要课堂形式。据江苏省教育学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主任严华银先生介绍,目前国内公开课的主流课型是展示表演课,多为学生热热闹闹的活动,少有学生静思默想的阅读(参见《回归真实:语文课堂教学的一条出路》,《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第4期)。
“活动”本来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教育原则与教育实践中的一个优良传统。比如,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习”其实就是“活动”。再如,如果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看作孔子对学生进行的一节“言志训练课”或者“口语交际课”,其中就有很充分的学生“课堂活动”(参见博文《〈侍坐〉中的“现代教育”思想》)。
然而,目前国内公开课“活动”时兴,并不因为“活动”本来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教育原则,也不因为“活动”本来是中国教育实践中的一个优良传统,而是因为它是150年前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做中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因为我们知道,新课改运动主要不是发扬中国优良传统的结果而是引进外国教育思想的结果。
比较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活动”与杜威“做中学”思想中的“活动”,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些本质区别。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学而时习之”中的“活动”,隐含着对“知识”——人类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成果——应有的虔诚谦卑之心,“学”与“习”都重视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作用。“学”是为了认知、了解与继承,无论先“学”后“习”,还是“学”“习”同步,“学”的内容相对清晰明确;“习”是为了巩固“学”,促进“学”,运用“学”。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虽然也主张“学则需疑”,也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但都隐含着对“学”的内容的尊重,对书本知识的尊重,“疑”以“学”为基础,“不信”以“学懂”为基础,“疑”是为了探究验证“学”的真伪,而不是盲目排斥与拒绝。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并重,并非只重书本知识。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为“经验改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是“成长身心”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由于看重在“生活”中“成长身心”和“改造经验”的作用,杜威反对教材及知识的“圣经”地位,认为学校科目设置及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不从活动而由听课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是虚渺的。因此,杜威主张“从做中学”,主张教师要把教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儿童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品德和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简单地说,杜威看轻知识,因而看轻传授知识,主张学习者在“活动”中体验、探究与建构知识。从这里我们看到,杜威所主张的“学”,探究接受的内容不具有清晰性、明确性,其“教育”与“活动”自然难免具有盲目性,因为看轻知识、否定知识“圣经”地位的探究“活动”带有摸索性质,很难保证一“活动”就能“探究”到真理,建构好知识。
比较孔子与杜威“活动”内涵的不同,似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活动”更具合理性。因为它以尊重知识为前提,符合人类认知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我们知道,由于认知个体生命短暂、能力有限而认知对象领域无穷、时空无限,人类认知活动只能是渐进性质的、继承性质的,必须尊重和借助前人的认知成果,这就要求我们尊重知识,对知识有起码的虔诚谦卑之心,而不能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知识,盲目排斥。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积累文明,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否则,有悖人类文明,有碍社会发展。我们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借助了前人的认知成果;我们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而“今人”之所以“胜古人”, 未必是“今人”一定就比“古人”聪明,而是因为“今人”借助了“古人”的认知成果。杜威的“活动”尊重兴趣,注重体验,强调实践,强调学习与生活的联系,自有其合理性;但看轻知识、否定知识“圣经”地位的探究“活动”具有摸索性质,强调任何求知务必“活动”体验,泛化了“活动”,重复了他人的“活动”,且“活动”具有盲目性,很难保证一“活动”就能“探究”到真理,建构好知识,因而也有明显缺陷。
目前,国内公开课流行展示表演,多为学生活动,较少教师讲授,多为外显行为,较少静思默想,大概较多地接受了外来的东西而忽略了自己已有的传统。其实,从广义上说,聆听讲授也是一种“活动”,静思默想也是一种“活动”,只不过这些“活动”不是外显行为而是心理活动,但这些“活动”在获取信息增加认知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平心而论,我们平时看电视听讲座难道不是在聆听中获取信息增加认知吗?我们平时看书看报难道不是靠静思默想理解内容、接收信息吗?这样看来,虽然我们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但也不必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杜威的“活动”就比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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