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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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刊的意义

张德明



    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迄今，一直与民刊关系密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刊在新诗的生成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着无能替代的作用。包括《新青年》《新月》《现代》《希望》《七月》等在内的较有影响的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其实都算得上是民间刊物。在这些民刊中，诗歌这种文体得到了大力的扶助和大面积刊载。改革开放以来，诗歌民刊的印行和传播也是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以《今天》为招牌，连同继起的《非非》《他们》等，民间诗歌刊物呈持续潮涌、不断丰富之态势，到了新世纪，民刊的数量依旧有增无减，大量诗人与诗作借助民刊这个独特的载体而争相涌现。通过民刊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全方位了解当代诗歌的写作群落、探索风向和人文特征，也能及时发现正在冒出、不断茁壮的文学新苗，并由此追寻到中国新诗的未来与希望。
    民刊可以看作诗人们通过某个诗歌出版物所实现的在民间的雅集。谈到民刊，我们会很自然想到自由、开放、个性、试验、探索、先锋、另类、别趣、野性、肆意等诸多词汇，毋宁说，民刊这一诗歌阵地的留存，为新诗的多向度展开和全面性实验创设了开敞的空间。民刊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按照诗人的性别、年龄、籍贯、身份、工种、诗学理想、形式追求等等来集纳群贤，彰显诗意。晓音的《女子诗报》、周瓒的《翼》等是引人注目的女诗人大本营，当代许多优秀的女性诗人都在这样的阵地上抛头露面，一展才华。江雪的《后天》、胡应鹏的《诗·70P》、王西平的《核诗歌小杂志》是70后和80后集结的域所，显示出极为明显的年龄特征。鲁亢、顾北的《反克》、宋醉发的《多面主义》、孙文波的《首象山》、徐江的《葵》、黄海的《唐》各自有着较为鲜明而特定的审美追求。更多的民刊，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和多元化特征的诗歌汇集，如《太阳诗报》《大象诗志》《有巢诗刊》《人行道》《自行车》等等。
    不管以什么方式集结，诗歌刊物最后要看的还是文本质量，也就是说，民刊的价值几何最终取决于所刊发的诗作艺术档次的高度。《今天》《非非》《他们》之所以已成为民刊中的里程碑，就因为这些刊物推举出了当代诗歌史上堪称典范的诗人与诗歌作品。所以，有眼光的民刊主持人，都会不遗余力地笼络一些质量上乘的诗歌稿件，以之作为刊物实力展示的重要砝码。在这一期的民刊专号中，我们也能不时发现一些具有亮色的新诗佳作。阿斐的《也是爱情》选自民刊《白诗歌》，该诗借助对“奶奶”送别“爷爷”时的情景描述，既对那种相濡以沫、你恩我爱的理想化爱情作了某种颠覆，也对乡土中国朴实农民的情感真相进行了还原，尤其最后一节：“在他死的时候/奶奶没有落下一滴泪/只是喊着他的绰号/‘疯子’/双手抚摸他冰冷的手背”，在纯客观化的再现之中，我们真切目睹了存在于老年村民心头的爱情经验和情绪表露。刘春的《女儿的朗诵》一诗出自广西《漆》诗刊，诗中写道：“朗诵和听故事，是她每日的功课，/她捧起书，你能感到这个清晨是属于她的；/她说：‘春天来了，河流涨水，百花盛开。’/你的心开始柔软，眼前升起花园。/而黄昏需要有小白兔和小羊羔，/或者无数只小蝌蚪。她的要求很低——/小白兔在冬天不能被冻着，/小羊羔不会被大灰狼吃掉，/小蝌蚪找到了她们的妈妈。/我一度认为，这样的生活单纯而美好，/而走出家门之后，我就改变了想法，/就会戴上面具，不由自主地俯向尘埃。”短短十行将一个小女孩纯真的心灵世界艺术地展示出来，同时也巧妙交代了成人世界与童真世界的迥异性和个体在现实中存在的复杂与矛盾情状。此外，阿吾《我的心慢慢下沉》、范小雅《致女儿》、冷盈袖《又见炊烟》、吴乙一《教女儿认识一些植物》、安石榴《母亲睡着了》、张执浩《从音乐学院到实验中学》、中岛《城市的花朵》、李元胜《在肥胖的时代》、李建春《故乡已是一片荒场》、马铃薯兄弟《生活》、宋醉发《挂断弯月的情绪》等，都值得一读。
    民刊作为中国新诗发表与传播的重要阵地，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诗歌发展与行进的风向标，它为我们了解各种诗歌潮流在当下的存在形态和变化趋势提供了及时而有效的美学信息。比如有关口语化写作的基本情态，我们就可以从民刊中找到许多印记。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崇尚口语化写作的审美取向是比较盛行的，此方面的创作成果也颇为丰富。从各种民刊刊载的一些代表诗人的诗作之中，我们可以睹见这一路诗潮的新动向。《诗歌现场》登载的于坚《芳邻》一诗，应该是诗人的近作，诗歌不长，全录于此：“房子还是这么矮/樱花树已长得高高/向着晴朗朗的蓝天/亮出一身活泼泼的花/就像那些清白人家/在闺房里养出了会刺绣的好媳妇/这是邻居家的树啊/听春风敲锣打鼓/正把花枝送向我的窗户”，语言干净、漂亮，情感纯美、古雅，二者之间形成高度的共振，这首诗已经剔除了于坚在早期口语写作时显露的某种粗糙、简陋的毛病，代表了这类诗体在语言选择和价值认同上的新态势。刘川是口语写作的后继者，其载于《明天》的《拯救火车》一诗可以作为我们窥探70后诗人口语写作面貌的一个范例。诗歌将“火车”比喻成一只苞米，以典型的农业文明意象来喻指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当诗人看到“苞米粒一样”的人群散落在城郊的时候，诗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困惑：“我该怎样把他们带到田野”。在这里，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紧张和龃龉，异乡人难以回归故土的怅惘，种种情绪都在诗行中显现。也许主题上的新意并不见得怎么突出，但诗人显然找到了新的观照视点和表意词汇，因此读之仍不乏新奇之感。
    前段时间，因为与张清华教授合编《中国当代诗歌民间地理》一书，我也得以大规模阅读了各种民刊上的诗歌作品，加上这次阅读民刊专号的经验，我深切地体认到一点，就是当代诗人惯于在“小处”追索冥想，在细微处找寻诗意。原筱菲《烛光后面的幻影》是对烛光这黑暗中“安静的花”的诗意想象和艺术表述。唐不遇《分娩》对女性重要的生命节点的精细烛照，写出心头强烈的疼与爱。罗铖《细小的》毫无疑问是发微之作，“多年后，每当我触到心中的微尘/就会想你：你坐在火堆旁/讲蛙声里的星光，细小的笑声/没有怨恨，也没有烦恼”，在“微尘”、“星光”和“细小的笑声”等词语的缀接中，我们能触摸到流逝的时光馈赠给诗人的温馨记忆。沙粒中能见出一个宇宙，花朵中藏蕴世界的风云，世间的小其实是可以成就诗歌的大的。当然，一味沉迷于小，不能从小中跳脱出来，做到以小见大，诗歌可能会走向琐细和零碎，这是诗歌面对“小”的物件与气象时必须保持的思维警惕。
    民刊为中国新诗的多元探求与大胆创新提供了很多试验地，它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新诗的不断翻新、持续生长提供了源头活水。自然，由于在创办、出版与发行都依赖于民间资金，一些民刊呈现出圈子化和排他性的毛病，其所登发的诗歌也会相应存在趣味趋同性和美学狭隘化的缺陷，而它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度自然更是与一些公开发行的诗歌名刊难以相比了。因此，民刊需要宣传，需要扶持，也需要引导。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月刊》每年都用一期的篇幅来力推民刊，这种举措对扩大民间诗歌刊物的影响，对于促进当代中国新诗的前行所起的推助作用无疑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