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研究

管季超0712

著名书法理论家祈小春讲座

题  目：王羲之研究

主讲人：祈小春（教授）

  时 间：2007年11月1日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田家炳楼国际交流报告厅





王羲之，这个响彻千年的名字，拉开了中国书法艺术最为璀璨的篇章。古往今来，先哲时贤治王学者甚众，祁小春先生便是这其中颇为杰出的一位。著名王学专家王玉池曾言∶“在我知道的研究王羲之的专家当中，祁小春先生是最认真、最专注、工作也最细致和深入、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诚非虚语，日前，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的祁小春先生新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下略称《迈》著)便是对这一评价的最好回应。

　　著者祁小春，1961年出生于南京。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馆员。1989年应日本杉村邦彦教授的邀请，前往日本国立京都教育大学作访问学者。1993～ 98年考入立命馆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史学硕士、博士课程，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為文化史、书法史论。1999～2002年历任立命馆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师。2002～07年任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专任教师。今年被广州美术学院以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引进，现任该院美术研究所教授。在日期间主要日文著述有《中国书道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王羲之论考》等，在国内外学刊发表中日文论文二十余篇述。

　　祁小春先生治学一向以功底扎实、严谨认真、研究深入而著称。二十余年间，他以全身精力投入到书学研究之中。如果说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和留校工作期间，精研古籍版本是对他学术生涯的启蒙，那么1989年应杉村邦彦教授之邀，前往日本作访问学者，继而获立命馆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便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捩。2001年，由日本东方出版社刊行的祁小春博士论文《王羲之论考》对书圣做出极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该书的问世引领了王学研究风气之先。而此时的祁小春先生已俨然成为国内外王羲之研究专家中的翘楚。然而，面对成绩，一向谦虚的他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以更加勇猛精进的精神锲而不舍地深化研究：祁小春先生的研究特点是具有开创性、发前人所未发。比如对于几乎已成定论的“官奴”为王献之“小名”说提出置疑；以“揽”避讳字为例，对《兰亭序》真伪进行考辨；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兰亭序》真迹的由来重新检讨；又如以王羲之尺牍作为考察对象，对魏晋南北朝书牍法帖的形式构造、书式用语等的流变做了极其精密严谨的推究考察，这类尝试和他的古籍版刻书法研究一样，都具有开拓意义；2004年至今《书法报》长期连载的系列研究札记，小中见大，平中寓奇，于不经意处拈出书法史上的重要问题……诸如此类发明创获，不胜枚举，无不彰显出他作为书法史学家敏锐的研究视角、翔实的考据过程和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鉴于近年来王学研究的新成果迭出，祁小春先生对前著《王羲之论考》重新梳理和深入拓展，《迈》著由此问世。是书研究的重点涵盖王羲之书迹及文本的真伪，以帖证事、以事证帖，在论证方法上严谨而具有理性，在资料搜集占有上网罗中外研究成果、竭泽而渔，决非一般经验判断、散文似感悟可比。适逢广州美术学院以高层次海外学者引进祁小春先生任美术研究所教授之际，《迈》著也正是他带给国内学界的最好礼物。
　　如果您对王羲之研究感兴趣，如果您关注着中国书法，关注学术研究方法，研读此书，良有益也！ （皓月）

管季超0712

关于王羲之研究的一些资料  

“王羲之是研究不完的”-访临沂师范学院教授王汝涛



昨日，记者有幸采访了矢志于琅琊文化研究、被人尊称为“琅琊居士”的临沂师范学院教授王汝涛先生。

昨日上午，记者一行来到临沂师范学院家属院时，远远就看见已85岁高龄的王老已拄着拐杖在楼下相迎，让我们好生感动。在王老的家里，王老在一幅幅字画和满橱古籍的衬托下，精神显得格外矍铄。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老在王羲之研究领域有着巨大贡献。他考证了王羲之的生、卒年，研究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对推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巨大作用，出版了有关王羲之的著作10部，在学术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均有极高威望。

提起王羲之和举办书圣文化节，王老侃侃而谈。

记者：您考察、研究王羲之已有多年，在您的努力下，最终确定了王羲之的生、卒年为公元303—361年。您在考察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汝涛：考察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传统意识。按照人们的传统意识，王羲之的生、卒年分别为公元321、379年，而且有《辞海》为证。新编《辞海》和上个世纪90年代再次改编的《辞海》都是两种说法并存，且把生于321年放在第一位，把生于303年放在第二位。《辞海》是我国权威的工具书，所以，推翻它的说法，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记者：在研究王羲之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王汝涛：最大的感触是研究不完的王羲之。在中世纪，临沂出了不少著名的人物，比如王羲之、诸葛亮、王祥等，王羲之首屈一指。王羲之在政治、文化生活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只是他在文化方面的造就太高了，掩盖了其政治方面的成就。在文化方面，大家都称王羲之为书圣，我觉得这个称号完全名副其实。王羲之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是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书法作品开辟了中国书法的新纪元。在文化界有这么一个说法，研究不完的《红楼梦》，在书法界研究王羲之，也有研究不完的王羲之。

记者：随着书圣文化节的举办，今天的临沂到处都飘着浓浓的墨香。您能不能对书法爱好者，说说您的希望？

王汝涛：在当代文化当中，临沂对书法比较重视，其中有许多老书法家都不求名、不求利，为人谦虚，他们都是在书法的氛围中长大的。现在的电脑用处很大，查什么都很方便，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毛笔、圆珠笔、钢笔等写字的时代要过去了。中国的书法不但有前途，而且大有前途。希望临沂的青少年，如果喜爱书法，最好打好基本功。

记者：书法得到普及，教育界做了很大努力，您认为还有不足吗？

王汝涛：由于王羲之在临沂的影响，我们比较注重书法的培养，但在整个教育系统当中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地位。过去，无论任何人，想学习文化，都要从练习汉字开始，从小楷学起。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学书法，但是至少在小学或中学当中应该开设书法课程，有了这样的课程，就能保证它的时间和它的生命力。这样，我想书法艺术的光大就为期不远了

管季超0712

王羲之书法接受史研究

■　徐玉如

摘 要：王羲之书法的流传，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接受。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是王羲之书法接受史中重要的内涵。研究王羲之书法接受史，在其审美规律或赏析方面，会给人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王羲之书法 接受史 启示
　　
　　中国千百年的书法与王羲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后世的人们根据各自的艺术实践，不断从王羲之书法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随着哲学的演进，美学的丰富，人们又反复赋予了王羲之书法新的意义。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没有任何书法家能够像王羲之那样在跨越了如此巨大的时空后仍然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的。但在以往的书法研究中，人们往往注意了王羲之书法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忽略了它们是如何被接受的，忽略了读者的接受在书法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王羲之书法接受史的研究有助于从书法的生产、接受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来把握王羲之书法发展的动态过程，深入认识王羲之书法发展的全貌。
　　本文将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三个方面对王羲之书法接受史展开论述，以期在审美规律或赏析之道上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一
　　
　　考察王羲之书法千百年来的显与晦，形成效果史研究。所谓效果史研究就是对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分析欣赏的研究。根据接受史理论，效果史研究是接受史研究中的基础部分。在效果史考察基础上，继续深化，就进入了阐释史研究，即对书法的创作根源、内涵、风格特征、审美意义等进行的分析阐释作出现代思考和重新分析，以提供新的思考结果和学术见解为目标。阐释史研究是接受史研究的核心。
　　千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读者通过书法接受活动参与王羲之书法意义和价值的创造，使王羲之书法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不断被重新确立，并通过自己的接受活动，对王羲之书法加以能动的评判。如“晋人尚韵”，韵者，“意味悠长不尽也”，“事外有远致”。“韵”是后人阐释、接受的主要内容。作为书法，不单单是线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情感的体现，喜怒哀乐，形诸笔端。王羲之本人也强调“韵”，他说：“吾 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书意较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自论书》）“意”，即“韵”也。从“韵”这一角度看王羲之书法，千百年来人们形成了共识，也是人们孜孜追求的最高的书法艺术境界，“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梁·袁昂《古今书评》）。“右军笔法入神，奇绝”（梁·唐怀充《跋王右军相温破羌帖》）。“风气”、“神”，回味无穷，有说不尽的弦外之音。用生动的形象作比，将“韵”解释得更为含蓄，使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萧衍可谓肇端，这是帝王引导下的书法接受，为后人接受王羲之书法开辟了道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其字势雄逸，贴切形象。唐代是诗的国度，论王羲之书法，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王羲之传论》，高度评价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返直。”李嗣真在《书后品》中从四季气候变化、早晚晦暝不同、平原峻岭各异等方面，比喻了王羲之书法：“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为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这段文字，其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更把王羲之书法喻为一幅优美的画，这是书法史上阐释其“韵”最为生动的一篇。书法是情感的体现，线条之中孕育着喜怒哀乐，李嗣真在《评右军书》中还就王羲之情感的变化作了这样的比喻：“右军书每不同，以变格难俦，书《乐毅论》《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顺孙之象；《逍遥篇》《孤云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象。皆有意以成字，非得意以独妍。”这真是书如其人。对于王羲之书法的“韵”，历朝历代欣赏书法的都特别推崇，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清·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余每见秋鹰博兔，先于空际盘旋，然后侧翅一掠，翩然下攫，悟作书一味执笔直下，断不能因势取妍也。所以论右军书者，每称其鸾翔凤翥。”秋鹰攫兔，饥鹰独出，奇矫无前，将王羲之书法的“韵”寄托于形象，更是绝妙无伦。
　　王羲之书法的“韵”，成了千百年来人们欣赏、效法的重要内容，只有融会贯通，才能不断创新，达到新的境界，如果当作僵化的模式，只能学习其“韵”而迷失了“韵”。
　　“韵”，并不是书法的全部，人们在充分认识其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又把视角转向了另一重要方面——“法”。“韵”和“法”是相互交融、互相渗透的两把双刃剑。“韵”为“法”增添了腾挪的翅膀，“法”又给“韵”提供了依附的实体。“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书法发展到王羲之，用笔已脱尽隶法，形成自己完整的用笔系统，在表现风格上，笔法内擫，用笔正侧并用，以正为主，这大大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力。王羲之本人也很重视书法技巧，曾作《笔势论十章》告诫后人，如讲“作点之法，必须磊磊如大石之当衢路，或如蹲鸱，或如蝌蚪，或如瓜子，或如鹗口，或如鼠矢”。讲到“日、月、目、具等字之例，中画不得触其右，右又宜粗，踠脚兆刂 斡上捺下撚，终始转折，悉令和韵，勿使蜂腰鹤膝”。讲到“作字之体，须遵正法。不宜密，密则似疴瘵缠身，不能舒展；不宜疏，疏则似翔禽溺水，诸处皆慢……”后人对此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及评价，特别是在唐代，王羲之书法被视为经典作品，“法”被得到了强化。“汉魏以来，章法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贴》是也。”这是唐·蔡希综《法书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唐人很重视对王羲之书法技艺的研究借鉴，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王羲之笔法：“王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明代汤临初在《书指》中评价王羲之书法：“右军书于发笔处，最深留意，故有上体多而重，左偏含蓄而迟，盖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下笔既审，因而成之，所谓文从理顺，操纵自如，造化在笔端矣。”董其昌评王羲之，“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尤其是“右军用笔内扌厭 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元·袁裒《题书学纂要后》），后人多次评价。明·丰坊《书诀》中有了进一步评论，他说“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清·朱和羹《临池心解》中说：“正锋取劲，侧笔取妍。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这比丰坊强调“正锋”又多了“侧笔”。一代又一代书法家关于王羲之书法用笔的研究，左右了一代又一代书法风气，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
　　
　　当一个书法家及其作品产生了创作影响，被人摹仿、借鉴、创新，就形成了它的影响史。王羲之及其书法，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首先是历代帝王的推崇。梁朝出现第一次学习王羲之的高潮，源于梁武帝萧衍的提倡。梁武帝擅长书法，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特别是梁武帝评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的重要依据。第二次学王羲之书法的高潮在唐朝。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书法，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并智赚《兰亭序》真迹，可见其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宋代对王羲之书法也推崇备至，宋太宗赵光义下令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编成《淳化阁帖》，其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宋高宗亦喜欢王羲之书法，曾临《兰亭序》赐孝宗。明清是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成祖朱棣曾选二十八人专习二王法帖。清朝乾隆帝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为三件稀有宝物，并以“三希”名堂。
　　

　　王羲之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历代书法家对技艺的借鉴、创新。王氏后裔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如王昙首、王僧虔、王褒、王慈、王志、王筠、智永等。历朝历代的书法家大都从王羲之身上汲取了营养。南唐·李煜在《评书》中指出：“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此历代宝之之训，所以夐绝千古”，这段论述可以看出王羲之书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这一接受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代评论家项穆在李煜评价的基础上，继续评论道：“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辣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兆页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项穆的评价是否公允，后人自有评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王羲之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王羲之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朝羊欣、王僧虔、萧衍、萧子云等，大大推广了二王体系，从而为唐代的“王学”高潮铺垫了深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唐宋代，书法巨匠多于历史上任何一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薛稷、李邕、孙过庭、徐浩、李阳、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都是此中佼佼者。五代以降，李煜及苏、黄、米、蔡等承前朝余绪，刻求意趣上的创新，在前代的窠臼中开拓前进。赵孟兆页可以作为第三阶段的代表，明清的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以及清代的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都是写王体而又有新意的书法家。
　　王羲之书法，不仅在国内得到公认，而且在海外影响深远。天宝十三年（７５４年），鉴真和尚携带大批书法作品抵达日本，其中有王羲之《丧乱》《二谢》《得示》三帖，为日本皇室所藏，王书开始传入日本。元和元年（８０５年），日本人空海回国，带回王羲之等书家墨迹一大批，从此中国书法大兴于日本，有“三笔”、“三迹”等代表书法家。“三笔”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归国后潜心书法，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融会贯通，善作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被人誉为“日本的王羲之”。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其作品均有王羲之余韵。其“三迹”是指小野通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三人熟习王羲之书体，把王羲之书法融入日本书法之中，使之日本化，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体。朝鲜为中国近邻，其书法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如韩石峰，有摹王羲之《兰亭序》《草书千字文》等众多墨迹流传于世，朝鲜王朝派往中国明朝的使团中，韩石峰每次必以写字官的身份出现，他是朝鲜书法史上学习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较高的一个。
　　通过对王羲之书法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这三大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不断接受，才有王羲之书法的真正的价值。艺术作品是多要素、多层面的审美结构，尽管时代不同，人们接受王羲之书法的用意也不会相同，但如果没有后人对王羲之的接受，我们不可能对其有很深入的了解。同样，正因为王羲之书法有极强的可接受性，才使后人对王羲之书法进行多角度的接受，从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到接受史研究的必要性。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