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石声淮先生 胡君靖

陈材信

                  忆恩师石声淮先生
                    

                    胡君靖
                     

                博学多才石先生，

                沙洲寂寞不相争。（1）

                灰袍布履藏睿智，

                解字说文贯中英。

                跪坐拜揖随手画，

                阳关三叠唱连声。

                蒙尘珠玉浑无价，

                南大相邀慕令名。





   （1）苏轼《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以喻先生之孤傲，料或无不当。
    石声淮先生，饱学之士也。满腹经纶，尤长于《易》。且精通英文，能歌善画。当年在课堂上演唱《阳关三叠》，及随手勾勒出坐、跪、拜、揖、拱手、稽首等种种不同形态之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先生多年不得志。闻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大学有意相聘而为原单位所阻，终未能成行。
                                                                                      
                                  2011年11月18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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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声淮先生小传  

《湖北地方人物志》

刘兴林

       石声淮（1913——1997）字均如，湖南长沙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党员。曾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中国孔子学会理事、湖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副会长。石先生少时熟读经史，以书为枕，传为美谈。1938年考入湖南省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国文系，以学生身份兼任助教，师从钱基博、马宗霍、钟泰诸先生。钱师重其德才，择为佳婿，成就“金玉良缘”。1943年毕业留校任教，1946就聘于华中大学，随后并入华中师范学院，1950年受聘为副教授，1980年受聘为教授。先生治学以经学为基础，旁及子史别集，精于考据，务求信实，从不使用二手资料。发表有《说<损><益>》、《说杂卦传》、《说彖传》、《说<招魂>》、《巨笔屠龙手——论苏轼的政治主张》等论文，著述有《元结诗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历代散文选》、与人合著《东坡乐府编年笺注》、《苏轼文选》，主编《新四书》、《大学语文新讲》等。协助夫人钱钟霞女士为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整理遗稿《中国文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博闻强志，有活辞海之美誉；旁征博引，承后乾嘉之遗风。谙习经史子集，娴熟英语德语；教学一丝不苟，审文百般挑剔；讲课配画，寥寥数笔，惟妙惟肖；吟诵唱诗，声情并茂，堪称一绝。潜心学问，淡泊名利，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一位德高望重令人敬仰的国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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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六“不”说
http://theory.jschina.com.cn  2009-09-10 10: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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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20多年前吧，报载钱钟书对开名人纪念会的事相当反感，有云：“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这个六“不”，当时固然作为美谈，但是否也反映钱氏的冷嘲风格，有如《围城》的冷峻甚或刻薄？一些学人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这个疑问的。
　　实际上，我是比较早看到钱氏这个说法的。当时我在华中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华中师大是钱钟书的尊人钱基博的终老之地，华中师大领导决定于1987年钱基博的百年诞辰时开个隆重的纪念会。其时钱钟书的学术声望正蒸腾日上，学校自然想邀请他出席。华中师大与钱钟书有关系的教师也还有一些，如石声淮教授就是钱钟书的妹夫，但当时华中师大领导却选定彭祖年操办其事。彭祖年抗战时是湖南安化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就是以它为原型的）国文系的学生，是钱基博的弟子，当时正写完钱基博的传略，便在寄传略给钱钟书审阅时，提到学校要举办纪念大会的事。彭祖年也是我的外公钟钟山的学生，我在华中师大时与我来往较多，有一天，他告诉我：“钱钟书复信了，他对纪念会有看法。”并给我看了复信的全文：
　　祖年我兄大鉴：
　　音问久疏，忽奉惠书，并示先君事略，感刻感刻。谨删易数字，以塞虚怀。纪念会事，盛意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洽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弟去冬患血压高，服药稍减，尚未平善，又不慎中寒，喘疾几复发。草复，不尽。即颂
　　近祉
　　弟钱钟书 上 二十日
　　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987年8月前某个月的20日，因为钱钟书在1987年8月31日给华中师大的表示不能与会的信中提到前已有彭先生写信给他，其复彭信当在此前。当时我看了信，感觉其中颇多感慨之语，必有深故，因与彭先生甚熟，遂叩问之。彭先生便与我说个大概——
　　抗战胜利后，钱基博到了华中大学任教。华中大学后来改制为华中师范学院。1957年鸣放时，他写了一信给上级机关提了一些意见，其时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便托其婿石声淮寄出。石迁延多日，朋友也都说不寄为妥，但拗不过老泰山催促，终于寄出了。事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钱基博被错划为右派。当时的华中师院领导，大概也还有点“人道”，鉴于钱基博已经病重，便不将这个结论告诉本人。然而右派必须接受批判，如何处理呢？那就将其女婿石声淮找来代替其岳丈挨批。钱基博本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右派。这就其心理来说，自然算是大幸；然而就其人生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大悲，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钱基博在五十年代初就将自己的图书和文物捐献给了他最后服务的大学。我当时在图书馆看到的许多线装书，就是出自钱基博之赐。钱基博死后，留下几百册日记，其中大量的是学术笔记（钱基博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从日记中抄录而成的，如《中国文学史》《湖南近百年学风》等），由石声淮保管。“文化大革命”中，石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遂全部销毁——当时连郭沫若都说过他的著作应该全部销毁，遑论他人。“文革”结束，石的朋友们无不责怪他毁弃老师的心血。他非常无奈，说当年投信错了，汲取教训烧毁日记又错了，如何是好呢？
　　这些情况，钱钟书不会不清楚。时过境迁，作为主事者，彼时有彼时的政策与人事，今天已经翻开新的一页，自然要一切且向前看。但作为受事的一方，却很难不将此看作历史延续，能不感慨系之乎？我记得1979年春，北大为熊十力开平反追悼会，我外公接到邀他出席的信函，他对我说：“我怎么能去呢？”其中固然有身体上的原因，却也不无几多感慨在其中啊。
　　博学强记的钱钟书，遇到这样冰炭两重天的事，心中立刻浮现王壬秋“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的诗句，并写出来给老熟人以抒发其感慨。六“不”之言，原为此伤心之忌日翻为他人嬉笑之令辰而发，并非无端之嘲讽也。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王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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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献初：国学名师与经典背诵——并记石声淮先生一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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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们华师七七级中文系的同学聚会，主要话题是怀旧，尤其是有关老师和课堂的趣话轶事，总是津津乐道，兴味盎然。酒后评选当年授课教师最有趣的话语，排第一位的是先秦文学的石声淮老师讲《诗经》时点同学起来背名句子，同学不会，老先生总会摇头晃脑地慨叹：“书生哇！书——生——哇！”



我们的书读得很生，而先生的书实在是读得很熟。先生多才多艺，会多门外语，钢琴弹得好，绘画也很精，所讲古典文学经典都烂熟于心。他给我们讲课从来不带书，有时带几张卡片也是用英文、法文写的。讲课时先大段地背诵，然后边讲解边信手在黑板上画速写，数笔画过，人或物神形毕肖，直观而形象，易懂而有趣。



先生重视、强调背颂经典，背书是他的基本功课，数十年如一日。他曾要求自己的研究生每天早上必背诗文，下午亲自检查，一一背来，别想蒙混过关。背书是有方法的，先生一日傍晚散步，顺便到我们住的宿舍（二食堂对面二楼左边第一间）聊天，告诉我们，背书先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边读边加深理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理解透了也就背会了。“会背书者背结构”，是先生的经验之谈。篇下有章，章下有段，段有层次，层次由句子组成。由句到层，由层到段，由段到篇章，由零到整，有步骤有规律，容易背熟，且记得牢实。



石声淮先生有家学渊源，兄弟三人都国学功底深厚。石声河，解放前任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教师，与蔡尚思等曾为同事。石声汉，早年饱读诗书，青年时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撰写农学专著达15种之多。石声淮先生是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的乘龙快婿，也就是钱钟书的妹夫。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作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钟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生淮，把俩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俩人结为夫妻。钱钟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能得钱老夫子如此钟爱，可见其国学功底和才气非同一般。



其实背诵经典是国学大师们的基本功，也是华师教授们的传统。章太炎少年烂熟于群经，黄侃在北大背诵、讲解《文选》形成“黄调”，钱玄同五岁就在乃父严格规定下每日背《尔雅》多条等等，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建国后的华师，有家学渊源深厚、熟读群书、数年不下藏书楼的张舜徽教授等国学名家，在背诵经典方面最突出的，是文革前中文系的系主任、元明清文学专家方步瀛先生。他是1953年院系调整时随原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先生调过来的。有关方步瀛先生背诵经典的趣闻很多，如说他每年除了背经书外要把前四史全背一遍，从大年初一开始。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乘公汽来校和回家，从教学楼到校门口要走很长的路，于是师生们总是看见他旁若无人地一边走一边背书的样子，乃当时校园一景。再说他60年代初曾出考试题为“默写红楼梦第22回”，学生都傻眼了，考试不能进行，经学校领导做工作，才换了考题。又说他在“李清照学术讨论会”上一气背诵李清照词作及相关佐证性诗词百数首，各地与会的专家、教授无不叹服。还说他参加学术会议，凡论文报告中出处不明的引文，他都能当场补出版本、卷次和页码，等等。不一而足。



对比起来，我们今天治国学、学国学的人们的确是“书生”。书为什么生？有人认为老先生们从小就只是读经典背经典，而我们要学数理化、学英语和计算机。可石声淮先生不是还通那么多经典之外的知识和技能，石声河先生不还是学问卓著的农学家么？



有些事情很令人费解，比如我带的国学、古文献学研究生，要他们默写一下《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一背《广韵》的韵目，都会“哇……哇……”叫一通，不得已而为之。可考起雅思、托福来，那巨量的生僻单词要背熟，没有人“哇”叫，而是不厌其烦地百千次反复记诵，一旦考过，都扔到爪哇国去了。



背熟常用的国学经典，实在比背托福单词容易得多、有趣得多，也一劳永逸的有用得多。可为什么“哇”叫而不爱背、不肯背？可见有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流行趋势问题，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背诵经典的好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就是真下苦功去做到的人太少了。如今我们工作在国学教育的第一线，比石声淮先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学生们“书生”的程度。要改变观念，就需要真正的“重视”，比如从娃娃抓起、经典文章在教科书中的分量、教学和工作以及学术上的强调，等等。背诵经典的意识不断增强起来，“书生”的程度才会逐渐减轻下去。



因为在同学聚会上谈起石声淮先生，有了感慨，才写了这些话。还有一个动因：我还在咸宁工作的时候，先生以七旬高龄应学生们的邀请前往讲学，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和我，正好是先生三个不同时期教过的“书生”。空闲时，我陪先生游览温泉、竹海，先生一路说了好多话，有学界趣闻、做人道理，当然还有“书生”和背书的问题。我那时编了一本《中国饮食文化品鉴》，先生看过书稿，写了一篇序。如今，先生仙去道山已久，音容笑貌宛在，“书生”之慨盈耳。而我的书至今还未出版，自己翻开来看，实在浅陋，羞于付梓。然先生的《序》是遗世手笔，不可淹灭。遵同学李大玖之嘱咐，录出并附真迹照片，公诸网页，以示书生恳念先生并努力读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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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万献初同志细致地把“吃”的资料贯穿我国的文化，整理成这本书。它既富有趣味，又让读者增益许多知识，是一本中等文化的读者的好读物。古人说：人莫不饮食也，能知味者鲜矣。比起“知味”来，由“食”而理解它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重要得多。读者将会感谢万献初同志的细致工作，向大家介绍了有关文化的“食”的问题。



我于一九八○年春才认识万献初同志。那时他是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文系的学生，我教过他古代文学。把古代一些片段的资料，加以连缀、整理、发现和说明问题，在这方面，万献初同志走在我前面了。



石声淮一九九三年六月志于武昌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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