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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问家的最高境界——有学问,又好玩
时间:2011年6月4日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去年五月,为纪念百年系庆,北大中文系创立“胡适人文讲座”,每年邀请一位国际著名学者前来作系列演讲。该讲座的宗旨、由来及命名等,我在《“讲座”为何是“胡适”》(2010年5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中,已做了说明。去年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科南德特级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先生。今年请到的则是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先生。
作为著名汉学家,何莫邪先生1946年出生于德国哥廷根,1981年在哥本哈根获得中国古典语法方向的博士学位,1985年起任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教授。何莫邪教授很早就与北大建立了良好且稳固的合作关系,1997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1998年起任北京大学汉语言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除了专业著述《中国古典语法研究》(1981)、《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1998),我更感兴趣的是其《社会主义与佛教徒的相遇:漫画家丰子恺》(1985)。此外,二十年前的《哈佛亚洲研究》上,曾发表何莫邪先生的《孔子的乐——〈论语〉中的幽默》,也很精彩。单看题目,你就能猜到其别有幽怀。这次系列演讲的第五讲“笑脸的孔夫子和中国笑林文化”,大概与此相关。
在我看来,世界上的教授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有学问,但不太好玩;第二类,好玩,但学问不太好;第三类,学问和性情都不怎么可爱;第四类最少见,那就是:有学问,同时又很好玩。何莫邪教授大概属于这非常稀有的第四类教授。为什么我敢如此断言?等下他一开讲,你们马上就明白。
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喜欢丰子恺,关注中国的笑话、漫画以及小人书,这样的教授,不管是“土”还是“洋”,必定是好(hào)玩,而且好(hǎo)玩。当然,只是“好玩”还不够,还得玩出名堂来,就像前几年去世的王世襄,在别人不经心的玩意儿里,做出独一无二的学问来。从漫画中读出康德哲学,借助丰子恺作品理解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张力,或者将历代帝王捧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夫子重新拉回人间,谈论《论语》所蕴含的幽默感,这里需要的不仅是学识,更重要的是智慧与心情。
上个月,北大为纪念高名凯教授百年诞辰而举行学术研讨会,我的发言题目是《语言学家的文学事业》(2011年4月27日《中华读书报》)。毫无疑问,高先生的研究领域及主要贡献是语言学,可他同时还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巴尔扎克小说翻译家之一。语言学家中同样“不务正业”的,还可以举出赵元任之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以及王力翻译众多法国小说、戏剧。但很可惜,这样的越界操作,自由挥洒,今天的学者做不到,也不敢做。
有专业,但不限于专业,可以且能够“跨界”思考与表达,这是很让人羡慕的学术境界。在专业壁垒日益森严的中国大学里,学古汉语的,不太敢谈杜甫的诗作,更不要说鲁迅的小说或者丰子恺的漫画了。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捞过界”、“不专业”之类的讥讽。国外汉学家没有这种禁忌,只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管他是历史、文学、宗教还是艺术,都可以做。至于从哪个角度切入,全凭自己的兴趣,没有什么不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回到今天的讲题《再说丰子恺》。我读过何莫邪著、张斌译《丰子恺: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也看过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中的“挪威的夫子:何莫邪”(2009年底),因此深知邀请何教授是个好主意——不仅汉语专业学生受益,文学专业的学生也会很感兴趣。至于感兴趣的原因,与其说是专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做学问的姿态与心态。
为什么觉得中国文化“好玩”,很大程度是因为研究者的趣味与心智。如此做学问,就好像丰子恺的漫画一样,是以童心观察世界。因此,请允许我引用丰子恺的两段话,作为今天何莫邪教授演讲的“引子”。在《谈自己的画》(1935)中,丰子恺称:“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我企慕他们的生活天真,艳羡他们的世界广大。觉得孩子们都有大丈夫气,大人比起他们来,个个都虚伪卑怯;又觉得人世各种伟大的事业,不是那虚伪卑怯的大人们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们似的大丈夫气的人所建设的。”
回不到童年状态的我们,只能借助阅读、思考、追怀与阐释,多少保持一点童心与童趣,并以此视角观察这既“肮脏”又“好玩”的大千世界——此举既隐含生活哲理,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小窍门。
(2011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第二届“胡适人文讲座”第一讲所作“开场白”,28日修订成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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