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独立：知识分子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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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独立：知识分子的尊严

作者：查常平
文章来源：网络



题记：今天，艺术家为什么创造力枯竭？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尊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人文精神？在《人文艺术》第6辑出版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著名人文学者查常平博士在成都邀请几位文化人对此展开对话。这里发表部分文字同读者分享。

对话介入：
查＝查常平（《人文艺术》主编 批评家）
洁＝洁尘（作家）
邓＝邓乐（公共艺术家）
董＝董志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对话时间：2007年1月18日于成都天台酒店茶楼
（录音整理：刘丽）

查：按理说艺术家应该最具有独立性，但结果反而被商业操作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前几天在北京与几个艺术家一起聊天时发现：在艺术界高名潞提出“极多主义”，实际上有很多艺术家只有一件作品只是数量在增加，应当把极多主义改为“积多主义”。这种积多主义，只能导致创造力的枯竭，这样的艺术家10、20年只画了一幅画。前不久，叶永青在成都蓝色空间举办展览时，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这里几十件作品就是一张画”。他回答说：因为收藏家需要。如果一个艺术家仅仅因为收藏家的需要而存在的话，他已经是生产商而不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独立性，代表了一个时代先锋；当他丧失这种东西以后，其所在的民族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自然就会枯竭。
洁：这是画界普遍的事，如果一个画家创作了一个符号并被商业所接受，他就会紧紧抓住这个符号不放。现在有好些所谓成功的艺术家就是这样。这在艺术界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艺术家在被商业控制后创造力急剧萎缩，甚至不敢尝试其他东西了，因为别人可能会不认同而带来经济损失。在电影界也是这样，用一点中国古代一些外在的符号化的东西再加上些不相干的大杂烩，以为老外看了就以为是中国的、不断复制。对这种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存批判的态度，但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因为现状是资本大于一切。
董：我一直主张要把职业和艺术、哲学分开，搞画的不一定是艺术家，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二者不是合一的。作为艺术品的生产者他无可厚非，他用自己的劳力把产品提供给社会，接受商业化、追求商业化，这是他个人作为个体劳动者的权力。这里的区别在哪里呢？他就没有资格成为艺术家，若要达到艺术家的高度他就要超越商业，他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生产者，而是一个探索者，一个超越经济的追求者。当然，我们觉得企业家追求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不允许美术工作者作为个体生产者追求利润呢？我认为应该宽容。中国现今大杂烩的形态，实际给创造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原生态的东西。我们艺术贩卖的是一个符号——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对于西方来讲是个刚被发现的处女地，对于有那么长历史文明的中国很多东西对他们而言都是很新鲜的，所以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符号与西方交流。当然，这对促进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但从人类和世界视野来看，它没有提供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它在贩卖现成的东西，真正的创造是从当下现实的土壤中有新的东西产生。现在国内很多作品与西方的先锋派是完全接轨的，但其症结在哪呢？它不是我们的土壤所生长的，而仅仅是移植。如果是我们当下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的东西，那将不会是这样。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现在太浮燥，这需要有一批精英分子或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反思，这个工作肯定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社会把这种需要极度贬低了，我想这也是常平想到的人文关怀。在西方虽然已经是高度消费社会了，但从事这种反思、批判现实、创造意义的一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仍然有很高的地位。我看过一位剑桥大学校长与国内名牌大学校长的对话节目，深有感触。剑桥校长说：学校里那些第一流的学者、科学家所拿的薪水若在外面任何一个公司肯定都比他拿得多，但他们仍愿意留在大学里而不愿到外面公司去。因为，他们喜爱研究工作，喜爱科学工作，同时他在社会上也很受人尊重，你作为一个老板可能比他的薪水高，但社会的认可价值并不不如此。在中国恰恰相反。实际上还有一点，他们已经进入真正的消费时代。他们大学所提供的薪水，已经足够让他在社会很有尊严地生活。我们的社会，不能提供知识分子有尊严生活的经济保障。之所以人心浮燥，艺术家去追求经济利益，大学教授忙于炒股，于此有关。我们社会的价值导向绝对有问题，钱多就是最好。
洁：财富成为了最高标准。
邓：中国贬低知识分子，另有一个内在的因素，我们现在很多知识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使中国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和拿来主义一样，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对这个社会和世界有创造性的贡献，其地位可能重新产生一些变化。国外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是有独创性的，他所提出的艺术问题可以引导社会方向，所以社会地位高。我们很容易就拿来了，到别的国家看一眼转一圈就知道这个城市该怎么建了，不需规划师、建筑师，因为外国有不花钱的样本。一件城市雕塑方案艺术家经过数月的劳动，再经专家层层评选，最后是长官一票否决。所以，中国的权力在膨胀，在中国知识没有放在一个位置是另一原因。
查：香港不一样吧？无论待遇或地位大学教授在社会上最高，其次才是公务员。博士大都能够申请各种奖学金。
邓：香港是不一样，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框架架构是西方的，它有成熟的经济体制和法制体系。
董：我非常同意邓乐的观点。一方面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另一方面，从他的创造来讲他又没有提供相应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从另一角度看，真正有创造力的内容是不多的。有一位学者讲，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国内动不动就把在大学里教哲学的稍有点名气的人称为哲学家，而在德国只有像海德格尔这样有原创性的人才被称为哲学家，其他人都被称为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们把大学教授和哲学家区分得非常清楚。哲学家，就是提供了一套独特思想体系的人。其他大学教授，是研究传播这些思想和知识的人。但一个哲学家的产生，是在一大批哲学教授中孕育而成的。一个社会如果不去养育哲学教授，而期待产生哲学家乃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所有的哲学教授都要去操心他的生计问题，哪里有时间去进行精神的创造。我在大学工作这方面的体验很深刻。我们的社会目前没有给大学教授提供这个平台。中国社会目前的畸形就在于：我们把几亿农民算进来，大概大学教授的工资可以算为所谓的中产阶级。但是，在都市中比较的话，一个大学教授读了硕士博士教了好多年的书，他教的学生本科毕业一出去所拿的薪水比自己还要高，他怎么可以平衡？自己并不是没有知识不会挣钱，所以一些教授转去挣钱了。
洁：今天常平提到的消费时代这个概念真是太复杂了，它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这几十年累积的问题，这个社会是很奇怪的，有很多盘根错节的东西。社会上的人看大学教授和你们在大学里看社会，不可能在一个语境中。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在于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冷静很重要，冷静让人独立思考并有独特的贡献。所以我很佩服常平，就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很难做出来，谈不上发行量，肯定是赔钱的事，已经做了六辑了，从1999年至今做了7年。可能很多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股倔劲吧，做自己坚持的事，保持自己的使命感和所追求的，这非常重要。如今的社会太多时候会感到无言以对。
董：是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空前复杂，自从人类历史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复杂性能与其相比。这也提供给我们反思的机遇，在这样一个大杂烩里有很多是人类社会发展以来还没有遭遇过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理当关注当下的现实；这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思考所得不到的现实土壤，是一笔财富，问题是能否沉下心来去体验研究这种生活，用智慧去看透这种生活，两者缺一不可。
洁：前段时间德国汉学家库滨说中国的作家创作的都是垃圾，因为没有反映中国现实的有力量的作品。的确是这样，我们很需要一批冷静的有独立思考的有创建的知识分子。
董：这很偏激但有一定道理。问题就在于：移植或者说模拟在我们的创作界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阅读过西方20世纪文学史，再读我们国家的先锋派作品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为什么没有创造出异于西方的先锋派呢？第一，没有去真正观察体验生活，只一味的概念移植。其次是从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垮了，崇洋媚外是根底上的问题。这表现在很多领域，比如在一些大学制定政策的人眼里，只要是洋博士就一定比国内的博士好。
查：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在根本上源于我们文化创造力的丧失；文化创造力的丧失，表现在当代艺术中即社会批判的阙如。或者说，我们在思想观念、制度设计层面还处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少位于中间地带的在法律许可下活动的社会团体，如致力于社会服务的独立的民间社团或基金会在我国就太少。如果要改变今天我们社会单一的物质消费取向，除非培育真正属于社会的多元价值观。这或许是消费主义时代人文诉求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