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需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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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需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



杨扬

　　文学批评的含义很广，评论家侧重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要说有一种普天之下评论家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实在是不好说。但我相信文学批评是一种质朴的工作，夸夸其谈、天花乱坠，自以为才高八斗，普天之下非我莫属，如此批评，只能敬而远之。

　　评论像是倒影，它不是树，但有时比树还清新、美丽

　　翻阅汪曾祺先生的《晚翠文谈新编》，其中有一段论及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他说湖水很静的时候，树的倒影有时比河岸上的树来得清晰。文学评论就像是湖中的倒影，它不是树本身，但有时却比树还清新、美丽。这是汪曾祺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体会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对文学批评也是极其敏感的，翻阅吴世勇先生编撰的《沈从文年谱》，我们看到1950年代沈从文是多么期待有评论家对他的作品给予评论啊，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批评，他也会心存感激。但可惜那时几乎所有评论都一边倒地漠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至于他只能在给妻子的书信中自我鼓劲、自我安慰，相信多少年后人们会关注他的创作。曾有学者感叹沈从文的后半生生不逢时，感叹他差一点就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了。1930年代沈从文刚刚开始尝试“抽象的抒情”，到了1940年代后期就戛然终止了，半部《长河》记录了他未尽的小说试验。而与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开始在探索小说技法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凭借完美的艺术创作，成为享誉世界的小说大师。这“差一点”的遗憾不仅包含着战乱等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自由的干扰和限制，同时也包含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对作家创作的隔膜和冷淡。查阅1940年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文学评论和理论文章，给人的印象似乎并不萧条，但那么多的长篇短什，偏偏没有一篇是顾及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作品的。正像汪曾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当时一些评论家带着有色眼镜，没有阅读作品就认定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空虚”。沈从文好像一度也很茫然，不知所措地问周围的朋友：“你们所谓的思想，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有评论家李健吾私下坚定地反问：“沈从文怎么没有哲学呢？”沈从文的事例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提供了很多后人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

　　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但也不是与创作格格不入的玄谈。李健吾与巴金，一位是评论家，一位是小说家。当年因为李健吾尖刻的批评，引来巴金的不快。以至于后来巴金主编《收获》时，独独不见有文学批评这一栏目，即便是这样，他们两位在私下的言谈之中，还是彼此尊重，尤其是巴金对李健吾的艺术感觉持肯定态度。而李健吾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优势不仅在于批评感觉的敏锐，还在于对文学艺术有一种真正的鉴赏力，他是真懂艺术。

　　批评家的个人修养问题值得关注

　　由此，联想到眼下对文学批评的一些议论。好像1990年代起就有批评缺席这样的说法，而今红包批评、评奖黑幕的爆料更是不绝于耳，最近干脆有论者提出停止茅盾文学奖十年评奖的动议。这些尖锐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成就的全盘抹杀，而是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文学批评在当今社会中遭遇到的问题。我以为在困扰当代文学批评的诸多因素中，批评家的个人修养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以今天批评家的艺术修养而言，在很多方面是不及20世纪前期的，这也是当代文学批评整体成就不高的一方面原因。如果我们问：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事文学批评？我想人们多半会认为那些有良好艺术修养的人可以从事文学批评。但这样的标准谈何容易啊。文学批评家首先就是一位在行的艺术鉴赏家，像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梁实秋、李健吾、傅雷、钱钟书等，他们对于一些艺术问题的独到见解，并不是缘于灵机一动的小聪明，或是某种碰巧，而是他们艺术修养长期积累的结果。看看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熟悉程度，看看他们对于中外艺术的广泛兴趣，这是让很多后来的批评家都会感到自愧不如的。我们听到对今天的批评家的最多议论，就是缺乏思想。其实岂止于缺乏思想，而是缺乏艺术修养。在一些人眼里，文学批评似乎越尖锐越好，而对尖锐的理解也是流于表象，变成了文字上的酸尖刻薄，毫无艺术性可言。对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追求，一些人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理论方法和概念的机械搬弄上，过一段时间就搬弄一些西式装备，不是“现代性”、就是“全球化”，好像有了这些进口武器，文学批评的思想性自然就体现出来了。其实文学批评的创新并不是这样的。周作人曾经将文学批评形容为“自己的园地”，意思是说文学批评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工作，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批评家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

　　批评不仅对作家作品，也应该含有批评家自我批评的成分

　　文学批评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应该含有批评家自我批评的成分。傅雷在《傅雷家书》中曾对自己的孩子反复叮嘱，艺术修养、看书学习和细心体会，在培养一个人艺术鉴赏力过程中的重要性。文学批评在一些人看来就是要有才气。才气当然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表现，但才气也不是凭空而来。老实说，在今天凭才气行事，多半靠不住。远的不说，单单是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批评家中，文人才子不会比今天少，但真正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都还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物。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梁实秋、李健吾、梁宗岱、朱光潜等，作为文学批评家，你能说他们没有才气吗？但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是靠扎实的工作确立起自己在批评史上的文学影响。相比之下，当今的文学批评并不是才学太多，而是才学严重不足。以文学批评为例，批评家关注最多的是小说创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艺术兴趣。事实上，一位批评家如果不对几种艺术门类有较为浓厚的欣赏兴趣，很难说他对小说评论会有准确的判断力。一个人的艺术鉴赏力的培养，常常是触类旁通，相互影响的。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建构，基本的要义也应该是在艺术修养的熏陶之中逐渐获得，而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单靠搬弄一点理论概念名词，或单靠翻阅几本理论书籍就能解决。一位文学评论家如果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缺乏深厚的修养和体会，以为凭借一点小小的聪明，或走一点捷径便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我想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有点哗众取宠了，与有鉴赏力的文学批评相比，根本就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2011年5月于沪上(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