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的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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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的笔调

                                                 韩石山



记得什么人说过，世上的事，入门容易的，深造就难；入门难的，深造就容易。若这真是个规律，那么我要说，写随笔就是这样的，入门容易深造难，或者说，会写的多，写得好的少。

入门容易，是因为它这个名称，就让人放松了警惕。小说，你不能说写得小一点就行了，散文，你不能说写得散一点就行了，诗更不能说写得诗一些就行了，说了跟没说一样。偏偏到了随笔这儿，不管是老师，还是课外的导师，常常会很随意地说一句，随笔嘛，随意一点就行了。好像他这么随意地一说，就是一篇随笔似的。

现代意义上的随笔，老祖宗在英国，看看兰姆的《伊利亚随笔》，你就知道，这样的说法，是望文生义，几乎可说根本不知随笔为何物。兰姆的随笔，题材固然是无所不包，但其写法，是何等的严谨，哪里有一点随意的迹象。

要叫我说，随笔最为重要的，不是题材的整与散，也不是结构的严与松，而在其笔调上，你的笔调是随笔的笔调，你写的就是随笔，若不是随笔的笔调，不管你叫什么，都别叫随笔。有时候，叫小说反而是一种遮掩。

而在所有的文学概念里，最难说清的，恰是这个笔调。我想到了两个词，若说清了，笔调这个概念也就说清了。

一是调儿。老师起歌的时候，先唱一句，然后不好意思地一笑，说起高了。再起，低了点，就能跟上唱了。这只是调儿的一种，还有一种调儿，是感情的调儿，欢快的还是忧伤的，一唱就要唱出这个调儿。名唱家所以可贵，就是他能唱出他独有的那个调儿。

再一个是德行。不是给学生做操行评价里的德行，是北京人说到什么人的时候，很轻蔑地说一声“德行”的那个德行。比如，街头一个年轻人走过，有人叹口气，说这个孩子呀什么什么的，旁边一位老者搭上腔，一开口便是：“说他做啥，就那德行！”说白了，就是一种不怎么良好的习惯，已然化为一种品质，做什么都带着那个劲儿。

看现代文学名家作品多的人，就会发现，凡是有大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笔调，而表现他们笔调最明显的作品，则是他们写的那些随笔。杂文具有许多随笔的特质，鲁迅的文学功底深厚，文字表达能力特强，晚年写杂文甚多，显现的笔调特征也最为明显。只是他的政论色彩强了些，刚劲过之，柔和不足，可谓杂文的典范，却不能说是随笔的正路。郁达夫的随笔，就没有这个毛病，那真是意到笔到，挥洒自如。徐志摩的随笔，每多上乘之作，这要得力于他的性情好，心态好，写的时候，贯注着一种温情，读来自然通心底儿愉悦。若不懂笔调，或是不顾笔调，只是蛮横地写下去，以为我是随意用笔写的，自然是好的随笔，没有不丢人现眼的。

严格地说，一个作家，就是有了一贯的笔调，写每篇随笔时，也要有它的笔调，有它的德行。举例来说，鲁迅的《风筝》是哀伤的，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是婉讽的，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愤懑的，这些文章的笔调，都与作者所要叙述的事理，所要表达的意象和谐一致，同时也显现了作家独特的笔调。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自己的笔调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最难回答的。我可提供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敬慎”二字。这是看一篇谈书法的文章悟出的。梁漱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别人向他讨教写字的经验，他说，每执笔唯谨记“敬慎”二字。用在写作上，就是，每执笔，一定要记住认真二字，不敢存丝毫的轻慢之心。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仍举个书法上的例子。启功先生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书法家，有人向他请教写字的诀窍，他说：“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划顾盼始不呆板。”行书是活泼的，楷书是规矩的，行书里掺杂了楷书的笔意，看起来既妩媚又端庄，品格自然也就更高了。反之亦然。

把这两个书法家的话合起来，就是，写随笔绝不能操下随意的心，反而应当更其敬慎；要有自己的笔调，但这一笔调的体现，不妨借用他种文学的笔法，作自由自在的表达，比如说，以小说的笔法，写出行为对话的活泼风趣，以政论的笔法写出见解的超凡脱俗。

究竟该怎样处置，空口说了不算，最最重要的是，多多练习，多多琢磨。



                                                 2009年3月4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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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自己的文字风格

                              ——周友斌《生命的后花园》 序

                                             韩石山



整整一天，都在看周友斌的书稿，名为《生命后花园》，一部多种题材的散文集。原先的打算，是看上几篇，找到写东西的感觉，主要是找上几个可资引证的例句，就可以动手写了。想不到的是，看进去就放不下了，早饭后看到午饭前，午休起来又看到晚饭前，竟看了个底儿朝天——完了。

我得说我是幸运的。写序从来是苦差事，但遇上让你惊喜的文章，一篇看了又是一篇，如同行走在山阴道上，又成了人生不可多得的赏心乐事。我不是说周友斌的文章，篇篇都是妙文，但三两篇之内，必有奇思佳构，妙言隽语，由不得你啧啧称赞，甚至拍案叫绝，则是可以肯定的。

最重要的，是我看出了，他是山西散文作家中极为稀有的，有自己文字风格的作家。起初我也没有归结到风格上，读着读着，若有所悟，才想到这样的概括。起初只是惊异，惊异我的这位小老乡，数岁不怎么大，学历也不怎么高，何以早早就有这样的文体自觉。

是啊，一个写作者，心境会这样澹泊，这样宁静，写的是现在的事，顶多是刚过去不久的事，笔下没有顾忌，没有回护，甚至没有人们因为对更早以前的反感，而顺势赞美几句当下的习气，比如连我也免不了用用的“粉碎四人帮之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类词汇。这样纯净的文字，这样恬淡的情感，恍惚间，你会以为拿错了书，看的是一本明清的笔记，比如张宗子的《瑯嬛文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或是三十年代某个右翼作家的文集，最能比附的该是梁实秋的《雅舍随笔》。

有了这样的意识，再往下看，就有意地寻觅，验证，看自己的判断有几分直抵作者的灵府。一句话在作者也许是无意，在我看来，不妨说是泄露了天机，《我的“文人病”》的开头，作者写道：

鲁迅言语常常最是刻薄，他挖苦中国的旧文人，愿意在秋天的薄暮，吐半口血，由两个童子扶着，恹恹地去阶前看海棠。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跟梁实秋的看法有些相同：“不如独自一个人，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萝卜白菜。”

以我对梁氏作品的熟稔，也要惊诧作者俯拾的便捷，一种熟悉后的随意。

你或许会说这不过是一时的巧合。就算是吧。且看：

八十年代前，我们看不到的书很多，看不到梁实秋、看不到胡适、看不到张爱玲……甚至看不到钱锺书，现在呢，你想看到的书就真的看到了吗？你想说的话就真的敢说了吗？（《每天都是读书日》）

这里不是专门谈他喜爱的现代作家，而是泛泛地谈对“设立读书节”的看法，也即是说，这里对作家的举例，是无意的，举几个自己喜欢的现代作家就是了。而在所举的四个作家中，梁实秋居首，年龄梁不是最长，名声也不是最大，何以第一个就是这个以散文名世的秋郎？只能说作者喜欢罢了。

确也是的，典雅，流畅，幽默，俏皮，是友斌自觉的追求。

四十岁好比登华山过了回心石，路途已经过半，人早有了乏意，但好走的路却都走完了，剩下的全是峻峭险途。（《四人岁的感觉》）

晚上，安排是歌舞晚会，大家尽情唱歌起舞，我是大笨人，唱歌不行，起舞更不会，只能“冷眼旁观”。这也如同我的处世，常常是无足轻重的旁观者。好比那头争抢不到食物的瘦猪，只好做一个饥饿的思考者。（《去平陆看桃花》）

这样的句子，其语言特性，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典雅俏皮，还有几分自嘲的功夫。另一类句子，看似平凡，却极见功底，比如：

大家一路渐次向上看过去，直到穷尽了路途，已然不能尽兴……油菜田的深处又是两只山鸡飞了出去。等有人反应过来拍照，只抓拍到山鸡远去的一个小小的影子。

不说全段的流畅精致了，只“直到穷尽了路途”几个字，也是值得细细咂摸的。

作者所以能在语言上臻此境界，与他的写作心态不无关系。在我看来，他的写作，首先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宣泄，为了记录，或者说是为了好玩，再下来才是发表，能发表的发表（纸质报刊），不能发表的，放在网络也一样的高兴。也就是，有所思有所悟，觉得有趣，就记了下来。这就决定了他行文的坦率，自信，无所顾忌，也无所回护。这一写作心态，或者说这一写作方式，在书中也可以找到证明：
        不是忽然对这个颇有争议的人发生了兴趣，因为昨天才听人说起那个

“雪白脸，扫帚眉，一看就是卖国贼”的典故，晚上一个人睡在床上玩味，觉得可以把这事记下来。（《说林彪》）

还有一点，是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读友斌的散文，间或的，还会想到英国那位随笔作家的笔调，我说的是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因为没有在书中找到例证，权当是我的瞎猜吧。

不管怎么说，仅凭我读到的这部书稿看，说友斌是个有自己文字风格的作家，是个有文体自觉的作家，是不为过的。在写作这个行当里，这是一种最为优秀的品质，至于说往后有多大的成就，那就不是我敢说的了。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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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的文体意识

韩石山



中国作家多无文体意识，报告文家作家尤甚。他们有的是激情，激情催促着文字，顺流而下，随物赋形，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本枝叶披覆者，能叙述清楚，已然是此中高手。他们有的是思想，任何俗常的话语，只要当时当令，均能诠释出精妙的蕴含。

报告文学作家中，有文体意识的，赵瑜先生要算一个稀罕的品种。前面的批评并不完全准确，该开脱的时候还要开脱。报告文学作家的选材，常着眼于宏大与凝重。大与重的物件，往往形体也就粗笨，纵有微妙之处，亦非常人所能悉察。在报告文学一行，赵瑜出道甚早，名望颇高，以文体而论，不管是早先的《强国梦》，还是不久前出版的《晋人援蜀记》，主观上或许有所图谋，实未有上佳的显现。可喜的是，新作《寻找黛莉》，令其一展宏图也一展长才。

事件之小，小到再不能再小。不过是在古董市场上发现了几封巴金给一位少女的信，七封，不能算多且都不长。给了我这样的冬烘，稍作笺释或著一短文，送专刊此类文稿的报刊，也就了事。比我稍为聪明一点的，也不过是翻查资料，笺而又笺，释而又释，完成一篇万把字的所谓学术论文。吓死你也不会想到，写出一部近十万言的书稿。

然而，一个有心人的机锋，一个探索者的勇毅，是常人无法想见的。

此中的关键，在于找见那位1937年十七岁，若活着当近九十，又显然绝非本名的黛莉小姐。坡子街，襄汾，宁武，西安，线索断了又续起，对象找错再重来，几经挫折，几多悲喜，终于找见了现居西安的赵梅生老人，解开了这七封不是情书却满含情义的书信的谜底，也解开了一个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与她那个庞大家族的谜团。十几页纸质灰黄的书信，如一片又一片的云霞，在历史的天宇轻轻飘浮，聚集着什么，又照耀着什么。于是在这深邃的时空里，我们听到了救亡图存的呐喊，也听到了民不聊生的哀叹，看到了河山递变的痕迹，也看到了辗转流离的艰辛。最小的和最大的，最薄的和最厚的，就这样紧紧地铰合在了一起。

这就要说到赵瑜的文本意识了。且设想几种可能。马上能想到的一种当是，也写了寻访的过程，但将那七封信放在前面，或附在末尾。不能说不对，却难说高明，——仍是笺注的路子，不过无限地加大了笺注的分量。再一种可能是，将这些书信糅合在叙述中，增加了叙事的绵密，却无形中减弱了收信的分量。好的作品，应当如丽人出行，身佩琼琚，叮当有声而仪态万方。这一写作秘笈，赵瑜显然别有会心且心有别解。且看他是怎样摆布的。

全书共20节。将这些章节的名目连缀起来，便可窥知其调遗的手段。计：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古董商喊出高价位；这批旧信从何而来；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血贱《牺牲者》；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查找襄汾县里赵逢冬；信仰应是文学之根；寻访到一位赵文英；矛盾中挣扎的弱者；祝寿村又见新希望；赵公馆里两兄弟；抗战前最后一封信；宁武关人拉板车；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在西安会晤赵健女士；战争也没有毁掉他们；从克难坡到嘉峪关；坚决不做二房太太；共同寻找黛莉。

从上面的撮述中，大致可以看出，七封信，是分插在全书的。厘清一下便是，第一封在第1节，第二封在第2节，第三封在第4节，第四封在第6节，第五封在第8节，第六封在第10节，第七封在第13节。

寻找是紧张的，堪称紧锣密鼓，有时甚至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读信则相对平静，悠然神往而又屏气息声。这一紧一慢，一动一静，大致规定了叙事的路径，也调适了叙述的节奏。而这紧慢之际，动静之间，又不是均衡用力，约略说来，前半部分叙事舒缓，信的插入就稠些，后半部分叙事紧凑，信的插入就稀些。第14节之后，已不再是“寻找”，而是“黛莉”了。

这样一路叙说下来，自然叮当有声，自然仪态万方。是一种文体美，也是一种大聪明。

大聪明要用在大地方。反过来说，没用在大地方，就是没有大聪明，至少也是看不出大聪明。写作有着力的不同，也有顺序的不同。其顺序应当是，先文体，再章节，再句式，再词藻。其着力则应当是，主要用于文体者；后三项，余事也。读海外译介过来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每每能感到，他们在文体上的用力之巨，用心之细。有人批评我们的文学怎样怎样，虽不无偏颇，一点怕是毋庸讳言的，那就是我们的许多堪称优秀的作品，没有在文体上显出一种大聪明。无论虚构作品还是纪实作品，真要在文体上显出大聪明，没有人会视而不见。作家或许会隐忍不发，批评家怎肯放弃这份快意？

《寻找黛莉》的优长多多，我最看重的还在这上头。特为剖析之。

我已老迈，无心用世，更无意于臧否时贤，所以喋喋如此者，不过是难舍对文学的一缕旧情而已。



                                                         2010年1月3日于潺湲室